孙作宾-深切缅怀任谦同志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任谦同志已经逝世两年了。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缅怀这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
任谦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他的猝然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情深谊重的老同志、老战友。
任谦出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他一生战斗在西北高原，与西北各族人民血肉相连，生死与共。他在抗日战争的高潮中参加了革命，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在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西北各民族的大团结和大西北的建设所作的卓越功绩，会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任谦早年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26年到1930年期间，他在爱国将领冯玉祥部受训和任职时，共产党员宣侠父曾担任教官，使他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北伐战争的积极参加者，随部队从河南一直打到山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联系进步人士，支持我党的正义斗争。1935年和1936年冬春之际，红军长征进入甘肃途经渭源县时，任谦的一个团主动撤出，让红军顺利通过。1938年，根据党中央关于潼关有失守的可能，西兰公路有被敌人占领的可能的分析，为了防止日寇进犯大西北，我党甘肃工委决定在西兰公路两侧地带秘密建立地下武装，并派窦子安执行这一任务。任谦多次与窦秘密联系，商定以组织在乡军人抗日救亡活动为名，建立地下武装力量。他还希望我党派一位共产党员到部队担任团附。
任谦的进步思想和行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1940年，部队改组时，任谦被排斥调任教官。他因不能带兵参加抗战，便回到家乡，在渭源一带募兵近三千人，组编为抗日志愿兵团，他任团长，开赴兰州华林坪训练，准备抗战，这使驻兰州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大为惊慌，害怕地方武装危及他们的统治，便采用不给编制，不发粮饷的手段，以动摇瓦解抗日志愿兵团。在这危急关头，为了弄清形势，寻求出路，任谦派人到西安求助于杜斌丞先生。杜向他们指出，要走共产党的道路，联络各方进步人士，特别是回、藏族人士，积极开展工作，同时还要办一定的实业，筹措经费。在杜先生的指导下，任谦编制计划，开展活动。就在这时，国民党甘肃当局通令解散了抗日志愿兵团。任谦创建的这支部队虽然被扼杀了，但它为以后的“甘南民变”以至解放战争中开展地下党的工作和建立革命武装，从思想上、组织上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1941年至1943年，中华民族正处在抗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地处祖国大西北的甘肃，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十分残酷和黑暗，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抓兵要粮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正如谢觉哉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甘肃的政治概况》中所分析的，“民众痛苦，甘肃吏治黑暗，可以考得头名。”甘肃各族人民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下，继1941年西海固回民暴动之后，于1943年初，在甘肃南部的洮河流域，爆发了“甘南民变”。参加这次起义的有汉、回、藏、东乡等各族贫苦农民，先后达十多万人，波及近20个县，分十路大军向反动政权展开了顽强猛烈的攻击。这次农民起义震动了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亲自电令镇压，曾调集了七个正规师和四个保安团及空军进行围剿。在反动派残酷镇压下，经过十个月的殊死搏斗，起义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甘肃的黑暗统治，从政治上、军事上支援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提高了甘肃人民的政治觉悟，为建立和发展陇南、平东地下党组织和武装力量打下了群众基础。
在这次农民起义的准备阶段，任谦曾多次与史鼎新、刘余生等人进行秘密筹划，原被解散的抗日志愿兵团的许多部下和早先在任谦部队担任过班、排、连长的不少士官，都成了这次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和骨干力量。其中不少人相继加入了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担任了我党我军的各级领导和指挥员。
当“甘南民变”组织酝酿成熟时，由于形势所迫，任谦离开兰州到达重庆，结识了一些进步民主人士，并秘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甘南民变事态的扩大，引起了国民党上层对任谦的注意，并下令通缉他和起义领导人。但又鉴于任谦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的影响和迫于社会舆论。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拉拢手段，电请任谦返回兰州。就在这危难之际，1943年4月9日晚，任谦在重庆小龙坎会见了周恩来同志和徐冰同志，并汇报了“甘南民变”的情况。周恩来向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甘南民变”动手早了，有可能失败，但绝不能投降，应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口号只能提：“改善役政”，“改善粮政”，“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发国难财”，“拥护抗战到底”。周恩来的指示，使任谦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和策略，增强了信心，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任谦从重庆返回兰州后，通过各种秘密方式，向各方面人士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使“甘南民变”的领导人又重新鼓起了继续斗争的勇气。任谦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痛恨和恐惧。甘肃国民党上层头面人物谷正伦、朱绍良等，一面“接见”、“宴请”任谦，一面又派特务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他们为了达到既限制任谦在兰州的活动，又不使他完全倒向共产党的目的，便决定委派他为酒泉保安副司令、第八战区参议。任谦识破了敌人的诡计，知道调去酒泉后离洮河民变地区和我边区较远，联系困难，故一直拖延不去任职，致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
1944年秋，根据形势的发展，任谦派刘余生带领王效忠、谢成德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甘南民变”情况，党中央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甘南民变”虽然失败了，但是革命火种是扑不灭的。毛泽东同志也指出：这是甘肃人民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了及时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发展为我党的武装力量，建立党的地下组织。西北局指示甘肃工委多次派我地下党员与“甘南民变”领导人接头联系。就在此时，国民党甘肃当局鉴于任谦不到酒泉任职，又改命他为平凉保安副司令。其目的是想通过担任平凉行署专员的任谦的外甥周祥初，把任谦监视起来。任谦在平凉任职期间，利用“保安副司令”的身份，多次掩护一些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甘南民变”的许多领导人在起义失败后寻找我地下党和到边区，以及我党先后派出寻找“甘南民变”领导人的不少地下党员，都是在任谦的掩护下进行活动和联系的。任谦还将自己的大儿子送往延安，参加革命。1944年到1948年，任谦在兰州和平凉的司令部及住所，几乎成了进步人士与我党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他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同志，为我党在平东和陇南一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947年，蒋介石、胡宗南疯狂进攻边区和破坏我地下组织。甘肃工委为了开展平东地区工作，保护任谦的安全，动员他尽快进入边区。但任谦为了争取国民党两个团的兵力起义和同时做好平凉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周祥初的起义工作，仍坚持留在敌人营堡中战斗。就是在这样艰险、复杂的情况下，1948年任谦秘密地加入了我党。直至1948年6月7日，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郭继乔密电马继援逮捕任谦，他才乔装改扮成伙夫，瞒过敌人的严密搜查。由孙克录等八名地下武装交通队员护送，安全进入边区。任谦脱险后，敌人恼羞成怒，便将其妻陈颖龙逮捕入狱。任谦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敌人营堡中忠诚地忘我地为党工作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任谦到延安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他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并协助杨明轩同志建立了民盟西北总部，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迎接全国的解放。
1949年，解放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为了配合解放大西北的军事行动，党派任谦随军返回甘肃。在彭德怀同志的亲自指挥下，1949年8月26日我军解放了兰州，任谦担任了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这时国民党在甘肃的几个师已退守岷县一带，为了争取国民党将领和军士起义，彭老总派任谦等同志前往岷县完成这一任务。任谦到岷县后，经过艰苦的工作和安排部署，协同周祥初进行周密的组织领导，一举起义成功，促进了甘肃全境的解放。
任谦有胆有识，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敌人阵营中，他应付自如，周旋巧妙，善于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致力于艰苦细致的工作，曾先后争取了蒋云台、王治岐、周祥初、鲁大昌等爱国将领的起义，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全国解放后，任谦先后担任了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在工作中，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负责，勤奋努力，在巩固和发展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在联系各方面人士，增强各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中，付出了不少的心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64年任谦受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在十年内乱中，又遭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于1979年撤销了对任谦的错误处理，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待遇。此后任谦精神振奋，老当益壮，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工作尽心竭力，一丝不苟。
任谦在民族危难的年代，作为一位爱国军人，顺乎革命潮流，机智勇敢地与民族分裂和反动势力作顽强的斗争，成为一个深孚众望的爱国主义者，并经过曲折艰险而光荣的道路，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任谦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今天，我们深切缅怀他，就要学习他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爱国爱民，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耿直宽厚，老诚练达的高尚品德，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积极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这是习仲勋、孙作宾合写的纪念任谦的文章，原载1986年6月19日《陕西日报》、《甘肃日报》。 (1986年6月19日)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