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杜斌丞传
刘杰诚 宋新勇等
在西安事变前后 1935年至1936年期间，国家民族的命运日益危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而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媚日“剿共”政策，亲赴西安抑制东北军、西北军官兵“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爱国要求，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调兵遣将，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红军。杜斌丞是东北军和西北军搞好团结的重要搭桥人之一。1935年夏，东北军奉命开赴西北，杨虎城对这些失掉家乡土地的将士深表同情。但在实际生活中，双方部下因住房、用物、剧场占座等小事往往发生纠纷，加之国民党特务从中挑唆，制造摩擦，以至出现斗殴打架现象。杜斌丞对此十分关注，并随时揭穿国民党特务的阴谋诡计。他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调东北军入陕，命令你和汉卿‘剿共’，意在三方对立，互相残杀。在此情况下，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友军，联合红军，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变互相残杀为联合抗日。”(41)1936年1月，高崇民持杜重远的信到西安结识杨虎城和杜斌丞，陈说张学良将军愿与西北军联合抗日之意。杜斌丞遂代表杨虎城与高崇民建立经常联系，探讨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救亡的大计。他们二人的密切配合，对改善和加强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团结做了不少工作。杜斌丞对车向忱先后在西安创办东北竞存小学、竞存中学，都给予热情支持和大力资助，极力赞助卢广绩等筹措解决东北军随军家属生活困难的工作。杜斌丞关于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则生，分裂则亡”的观点，博得两军许多将领的赞同。刘澜波曾说：“真正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团结抗日的是杜斌丞。”
杜斌丞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帮助推动各种爱国救亡的群众运动。他受杨虎城的委托，和谢华、徐彬如联系，积极支持他们开展西北抗日救亡运动，并在生活和工作上经常给予资助。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杜斌丞组织翻印“全救会”的章程、宣言和传单，扩大宣传。7月，“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当时西安各行各业救国会已有23个，转为半公开活动。杨明轩从上海回西安后，杜斌丞即推荐他担任“西救会”负责人。“西救会”和“东救会”共同组织过许多群众性的救亡活动，都得到杜斌丞的积极支持和赞助。
杜斌丞所进行的上述有效的活动，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发动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被迫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实行兵谏，活捉蒋介石。13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14日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以张、杨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参谋团和政治设计委员会。
西安事变后，杜斌丞受命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后又代表杨虎城参加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方所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殚精竭虑，协助张、杨在政治、组织以及民政、群众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2月12日上午，杜斌丞以省政府秘书长的身份，乘车到省政府，立即召集省政府职工人员照常上班，迅速恢复正常工作。在接管省政府的工作中，他严格要求遵守法令。有一位团长借收缴原省政府宪兵枪械之机，将原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汽车开走，杜斌丞立即查处，原车追回，并对邵的夫人及随从人员多为照顾。杜斌丞还任用一批进步人士和秘密的共产党员担任省政府的参议、秘书等职，加强和活跃了省政府的工作。
杜斌丞既是张、杨八项主张的参与制定者，更是忠实的执行者。他积极参加筹备和组织十万人群众大会，请张、杨发表讲话，说明实行兵谏的经过和目的，阐明八项主张的重大意义。杜斌丞按照这次讲话的精神和内容，以省政府代主席王一山的名义发布省政府布告和《告各县长书》等，要求各地“剀切晓渝各界民众，务必随分报国之精诚，各安生业，勿听谰言。”(42)并训令调整专署、县政府人员，对广泛宣传张、杨的八项主张、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好作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杜斌丞始终信任共产党，依靠共产党。捉蒋以后，西安民众要求杀蒋。当政治设计委员会第一次讨论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时，杜斌丞认为，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祸国殃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从大局出发，从联共逼蒋抗日的角度看问题，要听听共产党的主张后再做决定。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周恩来和他谈话，提出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应实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杜斌丞当即表示：“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喊出了“跟着共产党走!”周恩来副主席建议杜斌丞重视群众工作，广泛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杜斌丞即和杨明轩商定周恩来在西安“青年会”给西安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和省政府各厅、局的代表作报告，全面讲解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报告结束后，杜斌丞要求省政府各代表回厅、局后广为宣传，俾众周知。杜斌丞还同韩兆鹗一起，多次与武念堂、崔叠生、刘文伯等开明人士联系，举行各界人士座谈会，阐明张、杨八项主张，有时邀请我党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解释我党政策。在12月23日的政治设计委员会上，讨论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和放蒋问题时，杜斌丞极力主张要有具体保证以后，才能放蒋。当听说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回南京时，杜斌丞捶胸顿足，连声说：“大势去矣!”“天地间竟有这等事!”周恩来、徐彬如赶到他家做解释，鼓励他要继续坚持三位一体的原则，多做解释和团结工作。杜斌丞听了后振作精神，立即在省政府主持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和省政府各厅、局科长以上的职员开会，请杨虎城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的报告，杜斌丞即席讲话，要求大家尽职尽责，坚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方针，务使和平协议得到实现。并在上层人士中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1937年三四月间，杜斌丞发动西安“八大士绅”联名具柬宴请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借以联络感情，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
坚持团结 坚持进步
1937年2月17日，孙蔚如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继任省政府秘书长。是年秋冬，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和上海等大片国土沦陷；9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四军，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形成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中共代表林伯渠到西安时，杜斌丞热烈欢迎，还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拜访林老，两人亲切交谈，共商有关抗日事宜。他们彼此精诚团结，肝胆相照，紧密配合，促进了国共两党在西安有关问题的解决和工作的顺利进行。他们个人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杜斌丞按照杨虎城的意思，同中共陕西省委磋商，委任马豫章、苗紫芹、张执庵、宋宾三、李志洁、艾善甫、王正身、李腾芳等人，分别到边区和接近边区的十个县担任县长，以利同我党我军的团结合作关系。其中有个县长初到任时，想插手管农村的问题(农村大部分是原来的苏区)，引起人民不满。杜斌丞闻讯，派人告诉那个县长，你在那里当县长，要听延安的，不能听西安的。那个县长听了杜斌丞的话，立即改变态度，并亲自赴延安拜会了毛主席，回县后，改善了关系，并同毛主席保持通讯联系。
当国共两党代表会谈陕甘宁边区管辖的范围界线时，国民党顽固派处处作梗刁难，杜斌丞利用省政府秘书长的合法身份，多方设法，帮助和维护革命利益，他提出把洛川县划归陕甘宁边区，洛河为界，此议虽未实现，但争得了以界子河为界将富县划归边区范围。
1937年6月下旬，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杜斌丞带着西安学生采集的花草标本纪念册到上海，亲手交给了杨虎城将军。杨虎城看了纪念册很激动，热泪盈眶地说：“陕西人民没有忘记我杨虎城。”他还对田一明说：“杜先生带来的纪念册我都看了，太好了，代我向陕西的同志们致谢!”(43)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杜斌丞去三原找到马文彦，说：“我和孙蔚如研究，派你去南京找于右任，了解国民党人士对国共合作的反映。”马文彦到南京，见到于右任了解了情况，并把情况写信告诉了杜斌丞。如于右任谈他对国共合作的看法时说：“这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一样。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山会议等年老人反对的多，这次，国民党元老多拥护。国难当头，年老人读书多，经历深，他们知道亡国之苦。”杜斌丞将于右任的话转告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对马文彦说：“我来南京路过西安，见到杜斌丞秘书长。你搜集到的反映我看了，很有用处，你要继续干下去，同时要做于右任的工作。”(44)
杜斌丞按照杨虎城将军出国前的嘱咐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建议，为十七路军的生存和进步，苦心积虑，不断和十七路军的将领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人共商部队的建设和教育问题。他一再叮咛三十八军要加强和八路军的团结，要坚持抗战到底，不要辜负杨先生的期望。他说：“保国卫民是军队的天职，否则就不成其为军队，而是害民的土匪”(45)告诫十七路军的军官，为国为民尽职尽责。
当太原失守陕西河防吃紧时，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战散布悲观言论，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杜斌丞在一次省政府举办的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的讲话中，大声疾呼：“党派(指国共两党)已经形成了坚强的抗战阵营，作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决策。这个阵营，这个战略是不允许破坏的，也是任何人破坏不了的。”(46)鼓励大家坚定联合抗日的信心。他还引用宋之亡，亡于汉奸弄权，明之亡，亡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教训，要大家警惕汉奸亲日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
东北军调离陕西后，高崇民留在西安领导“东救会”工作，杜斌丞在各方面给予援助。最困难的时候，高就搬住在王家巷杜家的隔壁，互相照应。高崇民一直坚持工作到1940年。东北军留在陕西的人员和家眷不少，杜斌丞以深厚的感情关心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他对省政府的视察员们说，东北军和我们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是同我们共过患难的朋友。现在，张学良将军被扣，东北军也已东开，留下的人员和家眷都是背井离乡的人，我们要尽量照顾他们。高崇民曾讲“我的家眷在西安总是交给性命相托的老友杜斌丞照顾的”。
日本侵占平津后，华北的大批流亡学生来到西安，杜斌丞以陕西省政府的名义，组织接待，安排食宿，资助路费，将千余名流亡学生分别送往延安、汉中、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学习或到敌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平津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日剧团和宣传队到西安，杜斌丞也都给予支持和资助。
“西安各界妇女抗日将士慰劳会”为抗日募捐时，杜斌丞提供了一份中上层人士名单，帮助她们搞募捐工作，当慰劳品准备好后，杜斌丞以省政府的名义向陇海铁路局发出公函，为“妇女慰劳会”要到车皮运往前线。
杜斌丞十分关心进步人士和流亡西安的难民。1938年7月中旬，杜斌丞将国民党反动派准备陷害侯外庐教授的消息，转告八路军办事处，使侯外庐得以及时脱离险境。当华北沦陷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逃亡陕西，生计无着，饥寒交迫之时，杜斌丞一方面筹措经费，指派专人，协助救济委员会解决难民食宿衣服等问题，一方面建议省政府设立垦荒机构，自己兼任副主任，设法扩大黄龙垦区，积极创办岍山、黎坪等垦区，安置部分难民垦荒生产自救。
杜斌丞对陕甘宁边区在物资方面也尽力给予支援。当运往边区物资的驮骡、车辆被扣、被阻时，他总是通过沿途专员、县长排解阻碍，予以通行。他还发动西安各界人士为边区捐赠了大批书籍，雇了五六辆马车送往延安。毛主席见到书后，十分高兴。
1939年春，南汉宸的妻子王幼兰到西安，为党中央机关俱乐部筹买设备。杜斌丞到处托人为延安采购了各类乐器，同时还对王幼兰说：“只要你看我家什么东西有用的话，都可以带上去。”王幼兰将杜家的汽灯、留声机、挂钟等都带回延安。有一次王幼兰对毛主席讲，杜斌丞这个人根本就不像党外人士。毛主席笑着说：“我们把杜斌丞就没有当外人看待，与他共事，我们是很放心的。”(47)
坚持民主 反对独裁
1938年秋，蒋介石派蒋鼎文接替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同时被免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职务，保留省政府委员、省垦荒委员会副主任名义。蒋鼎文上任后，对杜斌丞表示尊重，省政府委员张迥(很受蒋鼎文尊重的浙江同乡、学者，有正义感，政治态度消沉)，对杜也表示好感。一段时期内杜斌丞在陕西地方教育、水利建设事业以及开辟垦区、安置难民、支援抗战等方面尚能起到一定的影响和作用。1939年夏，杜斌丞亲赴洛阳与二战区长官卫立煌商讨接收黄河花园决口处的数万河南难民到陕西黄龙、马栏等地安置屯垦的问题。归来不久，国民党特务便捏造杜斌丞勾结共产党为边区移民的谣言，大肆攻击，国民党中央即停拨经费，使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只在岍山、黎坪等垦区安置了部分难民。
杜斌丞对共产党的文件、书刊，一贯注重学习。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善于独立思考。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林伯渠亲自送他一本，两次约谈心得体会。1940年春，张文彬由延安赴南方，路经西安，特地把一本还是党内文件的《新民主主义论》讲话稿送他阅读。杜斌丞闭门谢客，精心研读，十分兴奋，到处宣传“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先生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48)他曾经把自己身边惟一的女儿杜瑞兰送往延安参加革命，自己独身留在国统区进行抗日民主运动。
1940年6月，杜聿明到西安，杜斌丞见了这位已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的学生。他推心置腹详细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纪律严明受到各界人民拥护的情况，也指责了胡宗南驻陕部队纪律废弛、国民党特务为非作歹、破坏团结抗日的种种行为，杜聿明当时感到惊讶，说，这是在影射委员长呀!杜斌丞说：“对!搞独裁统治决不会长久。”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所谓“秘密”文件，实已颁发施行。杜斌丞对国民党这种破坏团结抗战实行独裁统治行为深恶痛绝。国民党中央政府根据所谓“秘密”文件精神，规定各级政府行政人员一律集体加入国民党。杜斌丞接连收到省党部送来国民党员入党登记表，要他填写。杜斌丞两次撕毁，拒绝填送。我党同志曾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共产党员，组织上决定加入国民党，可以是假的；如果我加入了，假的也被他们利用为真的了。”(49)
1940年7月16日夜，国民党特务闯入杜家，以搜捕共产党分子为名，抓走杜家的佣人和客人。次日，杜斌丞到蒋鼎文的家中，要出捕去的随从杜良明，后即写信辞退省政府委员和其他行政名义。他宣告从此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不上衙门，不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专心致志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他开始了为促进西北与西南民主运动的结合，发展大后方的民主事业，展开同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作斗争的新的里程。
1941年春，杜斌丞先到湖南全州(现属广西)等地，结交社会名流，联络各方爱国人士进行抗日活动。夏季他到桂林与两广抗日爱国人士广泛接触。经朱蕴山介绍会见了李济深，共商坚持抗战坚持民主救国大计。并以游览为名，到广西参议会议长李任仁家中，和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秘密聚会，研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和推动民主、反对独裁等问题。
同年秋，他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接触面更为广泛，有共产党员，有民主人士，也有国民党上层人士。杜斌丞在重庆经王炳南、屈武介绍加入了当时秘密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任陕西组组长，开始了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的抗日民主活动。他在西安发展盟员十多人，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不断组织和介绍青年奔赴延安学习或工作。1945年春，杜当选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委员，代号是“湘”。
1942年秋，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赴西安王曲参加蒋介石召集的一、二、五、八战区高级将领会议期间，曾在西安西京招待所，两次与杜斌丞秘密会晤，商谈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到底的问题。杜斌丞表示对李宗仁延揽各方面的人士，组织抗日力量，取得台儿庄大战的胜利，甚为称赞。李宗仁邀请杜斌丞到桂林，说：“我负责你的生活和安全，那里不是有很多进步朋友吗?”杜斌丞还提议和李宗仁建立了双方联系办法。1944年秋，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尹冰彦飞赴西安时，李宗仁特地将银耳、猴头各一包交给尹冰彦，嘱咐他去看望杜斌丞。杜斌丞收到礼物后，特地写了一封简短的感谢函，由尹冰彦带给李宗仁。当1947年，杜斌丞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时，李宗仁慨叹地说：“杜斌丞是位有骨头、有正气的汉子。”(50)
1943年秋，杜斌丞到昆明，住的时间较长。当时，民盟组织已经在昆明公开活动，杜斌丞由周新民介绍，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华岗保持经常联系，参加了当地的民主活动。他广泛接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著名人士。与老同学张奚若深谈，还结识了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曾昭伦、楚图南、罗隆基、潘光旦、潘大逵、冯素陶、杨春洲、张天放等西南知名人士。当时国民党政府封锁舆论，西南后方消息闭塞。杜斌丞利用出席“九老会”(51)的聚餐会形式，向大家介绍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及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八路军的英勇抗战事迹，同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黑暗统治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事件的详细情况。“闻之者耳目一新，无不感奋。”
当时住在昆明的国民党军事将领关麟征和杜聿明因同乡或师生关系，表面上对杜斌丞很尊重，以礼相待。杜斌丞深知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是不可能的，但他出于爱国热忱，仍然耐心向他们讲述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治的道理，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杜聿明接受了杜斌丞向他提出接触社会知名人士、听取各方意见的建议，以他个人名义，在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昆明市翠湖公园，宴请了当时昆明的民主人士数十人，表示敬意。
同年冬，杜斌丞先后到成都、重庆和民盟主席张澜等会晤，针对民盟内部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状况，他向张澜明确表示：青年党不是民主党派中的一支力量，它靠不住，对他们不可信任；要很好地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推动民盟向正确的方面走。(52)他的意见产生了积极作用。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派中央委员郭则沉为西北盟务特派员。10月，郭则沉持张澜主席致杜斌丞的亲笔信抵达西安，邀请杜斌丞加入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斌丞和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人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杜斌丞被选为主任委员。为了保证民盟组织上的纯洁，他提出发展民盟盟员的条件是“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53)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者为标准。到1945年底，西北民盟发展盟员近千人，在陕西的27个县市和甘肃、宁夏等地都建立了组织。他多次强调：“西北民盟惟一有利的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接近，可以取得友党有力的协助；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共，并在工作中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54)
杜斌丞按照周恩来的建议，积极从事大后方的舆论宣传工作，扩大民主救国的思想影响。1945年秋，他和杨明轩等共同努力，促成陕西进步报纸《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西北民盟机关报。杜斌丞任发行人，刘文伯任董事长，成柏仁、张性初任正副社长，耿炳光、李子健、梁益堂、郑伯奇等负责编辑部工作，关梦觉为社论委员，李敷仁也参加了报纸工作。《联合版》发行之初，杜斌丞就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让报纸在国统区长期存在，要讲求策略，开始时表面不要太红，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很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这样，才能与法西斯势力作斗争。
《联合版》强调团结，反对分裂；要求民主，反对内战，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胜利发展。1945年，抗战进入最后阶段，杜斌丞分析形势，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放大片国土，而国民党却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因此，这一时期的社论，要强调加强团结，反对分裂，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建立联合政府。《联合版》连续发表了《拥护团结，反对分裂》、《胜利在望，团结如何》、《对日决战阶段中的团结问题》等社论。揭露了日寇如何以“共同反共”为诱饵，与国民党暗地勾搭，破坏团结，反对民主的种种伎俩。
与此同时，杜斌丞支持李敷仁主编《民众导报》、民盟盟员出版的《文化周报》、《新妇女》、《孩子报》等报刊，广泛宣传坚持抗日、团结、民主，反对投降、分裂、独裁，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舆论，提高广大群众的认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分裂、独裁的反动政策。
1945年6月16日，周恩来同任弼时致电周子健，嘱告杜斌丞，希望大后方民主人士多注意民主运动、农村工作，特别是军队联络，以便在情况变化时，能与我们一道起来制止内战。
1945年10月1日，民盟在重庆市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杜斌丞被增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次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开幕，杜斌丞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并被推选为军事考察团团员。他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在此期间，周恩来对西北民主运动提出几点意见：第一，杜先生在西北威望卓著，应利用有利条件，发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第二，杜先生在西北军中有影响，应在国民党军队中发挥争取进步力量的作用。第三，首要任务是动员人民起来制止内战，把《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办成西北的舆论堡垒。第四，要发动西北方面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爱国民主运动。(55)
杜斌丞对以上指示十分重视，曾和王若飞、王炳南等多次商谈团结高桂滋、邓宝珊等人的问题，亲自做了很多工作。
旧政协闭幕后，杜斌丞决心回西安。根据当时的形势，许多人劝他不要回去，约他到上海等地组织民主运动。杜斌丞说自己是西北人，离开西北对革命的作用就小，西北需要人，没有一点牺牲精神，是达不到目的的。他对章伯钧、韩兆鹗说：“你们为其易，我们为其难，这是斗争的分工。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周恩来听说杜斌丞要回西安，特约他会面劝他留下。周副主席说：“你是革命的教育家，如果从事革命的教育事业，在培育人才方面也能作出伟大的贡献吗!”(56)杜斌丞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朋友们对他的关怀，但他仍坚定地表示：“国家到了这个关头，我怎么能坐到后方不动?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进行抵抗，就太便宜了敌人!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我应该回去!”(57)这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每一个同志。
蒋介石对杜斌丞的言论行动，十分注视。对他在西北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深为恐惧。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就采取种种手段拉拢、利诱。早在1938年，蒋介石就要胡宗南在西安登门拜访杜斌丞，一再表示殷勤；并许以军事委员会参议名义，按时酬赠高薪。杜斌丞一概拒绝。
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长官后，对杜斌丞极力拉拢，特派他的总参议李家鼐去杜斌丞家看望，表示仰慕之意，说：“杜先生是西北的人物，铭三(蒋鼎文字)非常敬慕，欢迎杜先生去洛阳游玩，铭三知道杜先生两袖清风，叫我送一点钱，表示一点心意。”说着，拿出钞票数千元给杜老。杜斌丞婉言谢绝，分文不收。事后，杜斌丞对我们的同志说，蒋铭三想利用我去拉拢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高桂滋(十七军军长)等西北军高级将领，拥兵自重，与胡宗南、汤恩伯相抗衡。我们不为其所用，反而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强壮大自己的力量，团结友军，坚持抗日战争。所以这种钱一分一厘也不能要。
1945年10月，蒋介石电邀杜斌丞到重庆，多次接见，听取政见。杜斌丞直言不讳，建议蒋介石政治上要民主，整顿军队，选贤任能。蒋介石表面谦恭，表示接受杜先生的建议，许以军事委员会参议之职，进行拉拢。杜斌丞仗义直言，当面又痛斥时弊，畅谈民主乃人心所向，国命所系，不容抗拒。蒋介石对杜多方拉拢无效，对他从事的民主运动极为不满，从此寻找时机，设法加害于他。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