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杜斌丞传
刘杰诚 宋新勇等
杜斌丞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西北人民爱国民主运动中很有威信和影响的人物，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毕生为反帝反封建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为维护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中，立下了卓绝的功勋。毛泽东主席称：“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①，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②；周恩来副主席赞扬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③，许多老同志公认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④。
走教育救国之路
杜斌丞，原名丕功，字斌丞。1888年5月10日(清光绪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城内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杜自敏，母马氏，兄弟四人，斌丞行三。
1895年，杜斌丞7岁时入私塾读书。1905年，随时任绥德中学堂督监的姨夫高又尼到绥德中学堂读书。高又尼宣讲该校办学宗旨为：“勤学进取，崇文崇理，尚实尚武，树立完全之人格，为爱国之志士，任救国之前驱，使我五千年文明古国，一洗东亚病夫之羞，崛起于东方，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⑤杜斌丞在这里接受了爱国思想的洗礼。
1907年，杜斌丞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该校是陕西讲授新学的著名学府，教师中有留日学生、国内知名学者和中国同盟会会员。在校期间，杜斌丞阅读了《民报》⑥、《夏声》⑦等秘密的进步刊物，思想得到进一步启发和提高。他刻苦学习，虚心向进步老师请教，结交进步青年，与王复初、张熙若(即张奚若)同学结为挚友，互勉互进。他还经常写信给家乡青年，传播外边的新事物、新思潮，鼓励青年人放开眼界，树雄心立壮志，争取出外求学。1912年杜斌丞本拟赴北京求学，旋因家庭经济发生困难，在绥德中学堂任教一年。
1913年夏，杜斌丞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在校学习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孙中山先生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蔡锷通电宣告云南独立……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演出一幕又一幕的丑剧，革命人民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爱国斗争。杜斌丞把自己的爱国之情、救国之志，全部凝聚在学习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书刊，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思想和学制，兼容并蓄，力求融会贯通，探求救国之道。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常说，法国的革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革命，社会才能进步。他邀集一些要好的同学去北京等地的天文台、发电厂和有名的中、小学校参观考察，丰富知识，开阔眼界。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同盟会会员惠又光(陕西清涧人)从日本回国，先后住在北京棉花二条胡同和延安会馆，秘密联络反袁人士。杜斌丞登门求教。惠又光的爱国热忱及对当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使杜斌丞深为佩服。杜斌丞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惠又光联络各方武装力量反对封建军阀的活动，深表赞誉。但他还是选择了从教育着手，首先培养人才的“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常以陆游的“人才泯灭方堪虑，士气峥嵘未可非”的诗句说明他的主张，要改造社会，救国救民，必须从兴办新的教育，培养英才做起。
1917年夏，杜斌丞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谢绝了许多朋友的挽留，放弃北京、天津就业的机会，接受陕西督学袁刚的聘请，毅然回到偏僻、落后、艰苦的陕北，在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⑧
革命的教育家
1918年，杜斌丞接任榆林中学校长。
榆林中学的前身是五县中学堂。1915年扩大招生范围，改名为陕北23县联合县立榆林中学，简称“榆中”。当时陕北文化落后，交通不便，23县仅有这所中等学校。创建伊始，沿袭旧制，加之经费困难，校舍狭小，设备简陋，学生逐年减少，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
杜斌丞任校长后，力除陈规，锐意革新，十年如一日苦心经营。他选贤任能，招聘名师；各方联系，筹措经费；扩建校舍，增加设备。循教育救国之路，求拯救中华之道。
杜斌丞采用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提倡新文化、新风尚，批判旧文化、旧礼教；改革传统的旧教育制度，开创陕北教育史上的一代新风。
杜斌丞十分重视选聘教师。他不顾学校内外旧势力的反对，延揽优秀教师。他不仅聘请杜斗垣、李鼎铭等学识渊博、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士任教，还聘请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王森然、朱横秋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这些老师到校后，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新文化运动。杜斌丞尽力支持他们的进步活动。他为使外来教师悉心执教，多方给予照顾。优秀教师的月薪，有的高达130元，但为撙节学校开支，他自俸俭薄，身为校长，每月仅拿50元薪金。
杜斌丞在榆林中学开学典礼大会上宣布：榆中的办学宗旨内容是德智体三育并重。“德”的基本要求是，现在努力读书，将来致力于救国救民。他教育学生要有“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的自强报国抱负，像宋代爱国将领范仲淹说的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奋发向上。在智育方面，他要求学生既学习我国古代的文化知识，又学习世界近代的科学技术，主张“兼容并蓄”。他特别注重引导学生了解、探索和掌握现代先进的知识和思想。教师魏野畴、李子洲给学生讲授《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向学生介绍阅读《新青年》、《向导》、《共进》等革命刊物；王森然讲授新文化运动及鲁迅、陈独秀的一些文章；杜斌丞讲中国历史，也讲法国启蒙运动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以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他特别强调德育、智育的结合，注意引导学生结合我国社会情况，自觉地思考问题，进行学习和讨论。他启发学生说，现在封建军阀代替了清朝皇帝，政府依然腐败，像这样下去，哪能不亡国灭种?!他经常在课堂上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树立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他提出“博学、审问、明辨、笃行”的教学方法⑨，要求教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要求学生严谨治学、一丝不苟。他提倡科学实验，注重社会实践，购置仪器，采集标本，进行教学实验。
当时的榆林中学，教师、职工和学生的思想相当活跃，校园里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学生会、多种科学讨论会、讲演会、文艺演习会等各种进步社团和学术团体竞相成立。王森然和进步学生创办了《榆林之花》和《塞声》等刊物，抒发爱国之情和救国之志，揭露封建军阀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欺压人民的罪行。
1922年至1923年期间，杜斌丞还先后两次组织教师到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开阔眼界，学习外地的先进思想和教学经验。他组织成立了“陕北教育促进会”，并倡议和协助在天津的陕北旅外学生创办了《改进》、《促进》刊物，总结交流教育经验，促进教育改革，同时揭露批判陕北地方当局的腐败政治。这些刊物配合北京出版的《共进》杂志，在陕北教育界、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杜斌丞注重体育，提倡劳动，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他说：“个人身体羸弱不堪，成了陈独秀说的‘蒲柳之姿’，即使学习再好，又能对祖国有何贡献呢?”⑩那时，学校一度没有体育教师，他亲自给学生上体育课，并每年开一次运动会。他规定，在课外时间学生不准进教室，晚上不准开“夜车”，以保证休息和娱乐时间。为了改变学校的环境面貌，他带领学生拆掉天神庙，填平了学校周围几条大沟，扩建改建了教师和学生宿舍，修建了一块平展展的大操场，还因陋就简，盖了一个小洗澡堂。这些措施对保障学生健康起了良好的作用。
1921年7月，第一届学生(即甲乙两班)毕业，杜斌丞向他们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赞扬工农革命。他希望同学们毕业以后，多关心政治，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益的人。⑾后来，这一届毕业的52人中，18人考入北京等地的大学，7人进入军事学校，其余都从事地方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榆中的教育质量在陕西名列前茅。
杜斌丞在陕北从事教育工作10年，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其中如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曹力如、王子宜、武开章、李力果等，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开创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保卫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周恩来副主席称他是一位“革命的教育家”⑿。
“站在长线上”——走共产党的道路
1922年秋，杨虎城率陕西靖国军余部转战千里，到达陕北，接受井岳秀改编，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驻扎“三边”(安边、定边、靖边)。当时，政局动乱，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离开广州。陕西军政大权渐被反动军阀刘镇华操纵。杨虎城流落陕北，寄人篱下，心情苦闷；加之疾病缠身，寓居榆林养病。在此期间，杨虎城与杜斌丞相识。杜对杨拥护孙中山，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的战斗精神很赞赏；杨对杜的人品与才学很钦佩；二人一见如故，往来密切，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品评人才。1923年，魏野畴到榆中任教，经杜介绍与杨相识。杜斌丞常给杨虎城介绍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斗争，介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他说，我国现在封建军阀代替了满清皇帝，政府依然腐败，长此下去，难免亡国惨祸，有识之士皆应树立救国救民之志。他让魏野畴常同杨虎城交谈，向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杨虎城受到了新思想的启发和真挚友谊的感染，心情舒畅，逐渐恢复健康。
这一段患难逢挚友，病中遇良医的经历，成为杨虎城思想、事业转折的契机，也为魏杨、杜杨之间后来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以后，杨虎城率部驻扎耀县时，即请魏野畴帮助创办三民军官学校，训练干部，教育部队。杨部在安徽太和时，又请魏野畴担任该部的政治部主任。后来，杜斌丞在杨虎城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几次重要历史关头，都起了重要作用。
杨虎城的部队在陕北休整训练，素质改善，实力增强，引起井岳秀怀疑，对杨戒备、防范。杨虎城感到处境为难，杜斌丞剀切地向井岳秀说：“虎城是暂退陕北，他胸有大志，非池中物。”⒀意谓杨虎城对于陕北这个穷苦的小地方，并未放在眼里，井相信杜的话，放下了心。杨虎城闻讯后，深为感动，说：“真正知我者斌丞先生，真正助我者，斌丞先生”，“井岳秀虽和我是同乡，但两人志趣不和，不相为谋；而斌丞先生虽是陕北米脂县人，但结识以来，深感他是陕北的人杰之一，是有进步革命思想，有政治远见，并能团结人的英雄人物。”⒁从此以后，杜斌丞和杨虎城结成了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挚友。
1924年冬，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推翻直系军阀曹锟的“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成立了国民军。井岳秀任陕北国民军总司令。当时，陕西的政权仍掌握在刘镇华、吴新田的手中。杜斌丞与李子洲分析形势，权衡利弊，极力赞同杨虎城抓住时机，挥师南下，进军关中，驱逐军阀刘镇华、吴新田，经杜斌丞斡旋，井岳秀授予杨虎城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并予补充兵力。杨虎城于1925年初率军南下，浩浩荡荡进入关中，打出新的局面。
1926年3月至4月间，已被陕西人民驱逐出陕的刘镇华率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再犯陕西。当时中共陕西地下组织决定联合各方势力保卫西安。魏野畴与杨虎城多次磋商，由杨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反击刘镇华保卫西安的决定。4月18日，杨虎城由三原率部进入西安城，协同李虎臣坚守西安。
冯玉祥、于右任在苏联政府的帮助和中共的北方组织领导人李大钊同志的直接支持下，归国后于1926年9月在绥远省五原誓师，组成国民联军，并率国民一军驰援陕西，策应北伐。西安于11月28日解围，刘镇华全军溃逃。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在中共陕甘区委指导下，促成了全省大革命高潮的新局面。
1927年3月，杜斌丞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带领陕北青年78人，欢欣鼓舞前赴西安参加解围庆祝活动。
他到西安后，分别会晤了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邓宝珊等国民联军将领。他很赞赏冯玉祥“五原誓师，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形成国共合作新形势和积极策应北伐”的政治主张和军事部署。他对杨虎城将军率军备历艰危，固守西安8个月的壮举，表示十分钦佩。他还参加了革命烈士陵园(后改为革命公园)的覆土筑墓工程，表示对死难官兵和老百姓的哀悼。5月初，他应邀以陕北各界人士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联军军事检阅大会，代表陕北人民表示积极支持国民联军出关东征，策应北伐。
在西安，杜斌丞特别注意接触共产党员。他和著名的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含初、史可轩、刘志丹、黄平万等人联系、接触，听取他们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政治主张，共同研讨国共合作、振兴中华的大计。这时，魏野畴和李子洲已成为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成员，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魏野畴还兼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魏、李二人对杜斌丞热情接待，亲切交谈，向他介绍了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创办的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情况。杜斌丞听了，非常高兴。当时，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被派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中工作，任第四路军马鸿逵部政治处长。刘志丹见到当年的老校长，非常亲热，详谈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杜斌丞高兴地说，能看到自己的学生为革命为人民出力贡献，当老师的就感到无尚的光荣!他鼓励刘志丹坚持革命，奋勇向前!
在西安，杜斌丞还拜访了苏联军事顾问团，会见了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顾问。当他由俄语翻译秘书马文彦陪同去拜访时，苏联顾问们见杜斌丞体形高大、魁梧，留着两撇向上翘的胡子，外表颇像苏联骑兵名将布琼尼，感到惊奇；一个个同他热情握手问好，有的人情不自禁地用俄语惊呼：“布琼尼!布琼尼!”场面十分动人。杜斌丞询问了苏联的情况，了解列宁、斯大林革命思想、观点，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益，对他们的政治主张表示赞赏。⒂
杜斌丞对共产党真诚拥护，对国共合作积极支持。他分别介绍随同一起到西安的62名陕北青年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16人进入西安中山学院学习。他应邀参加中山军事学校的开学典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讲话中，他鼓励青年在伟大的革命高潮中，积极努力，奋勇前进，并号召“以往革命的和未革命的人，都参加到这一革命运动中来。”他对青年学生说：“青春不再，趁此良机，在目前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努力锻炼自己。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中，怎样激烈的斗争环境中，都应该与之相适应，这对你们将来的光明前途大有好处，这样才能为国为民多贡献力量。”⒃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西安城里议论纷纷，一些青年思想波动。杜斌丞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要站在长线上(共产党)，不要站在短线上(国民党)；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⒄引导青年提高鉴别能力，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坚持革命方向，不随波逐流。这些言行体现了杜斌丞民主革命思想新的飞跃，不仅是杜斌丞对青年们的热忱忠告，也成为他以后信守不渝的行动准则。
6月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后，陕西形势恶化，杜斌丞即离开西安，到武汉、上海等地考察，然后寓居北平。在此后两三年内，杜斌丞对陕北地方的政治情况甚为关注，为陕北教育、赈灾等事业多方奔波积极赞助，同时潜心博览群书，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研究国内国际局势，结交了不少知名学者和进步人士。他说：“中国没有因为民国而进步，国民却因民国而遭难。”⒅深感沉痛，又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⒆1929年春，杜斌丞回陕北，向榆林中学全体教职员学生演讲时，揭穿国民党反动派所谓“党外无党，党内无派”，鼓吹一党专政的骗局，表现了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深恶痛绝。当河北省主席徐永昌邀请杜斌丞在省政府任职时，他对友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⒇婉言谢绝。这些事实体现了杜斌丞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鲜明立场，也表现了他在政治上“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风亮节。
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蒲城县人，清武庠生。因不满清政，结纳草泽游侠(陕西“刀客”)，支持其弟井勿幕加入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陕西辛亥革命兴起，井岳秀先后率兵援晋、防陇，转战河东与乾永之间，颇有战功。后任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到陕北初期，保境安民，偏安一隅，对国内军阀混战，看风使舵，左右逢源，对地方治安教育事业，颇为注意，特别对杜斌丞很尊重，很信任，对杜兴办陕北教育事业颇为支持。但后来井岳秀割据一方，拥兵妄为，逐渐变成了陕北的“土皇帝”，横行无忌，荒淫无度。他和杜斌丞之间的关系渐渐变得面和心不和，貌合神离了。1925年冬，榆林中学学生为派代表参加校务会议闹起学潮，井岳秀受学校反动主任高崇的挑唆，趁杜斌丞外出之际，派兵一连之众进入学校，武装押送学生代表(都是党团员或进步学生)数十人离开榆林。井岳秀的这一暴行，激起了地方人士和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反井、倒井的呼声和活动蔓延滋长。1926年5月间，曹又参(1925年榆中教师，当时任宁条梁县佐)、阎揆要、石子俊、王子元、杨志显、张润民等7人在三边宁条梁县佐公署秘密集会，策划倒井运动，会后联络陕北地方武装，待机举义。不料秋季被井岳秀察觉，进行密查。为了防范事态泄露，曹又参向杜斌丞求援，要求杜掩护他们的活动，做倒井运动的领导人，“杜先生慨然应允。”(21)此后的几年间，曹又参在杜斌丞的指示下进行了一系列活动。1927年10月12日，李象九、谢子长等在清涧起义时，按曹又参等联络计划约定的还有高志清等部同时响应发难，但高志清借口杜斌丞不在陕北，他不发布倒井命令。曹又参去北平找杜斌丞汇报。清涧起义孤兵失败。
1928年夏，杜斌丞、曹又参由北平绕道回到陕北神木，了解高志清的情况，住两月之久，得悉高志清政治头脑简单，军阀习气尤过于井，拥高倒井，不过以暴易暴。杜、曹除将谷玉山、高硕卿(高岗)等革命青年安置在高志清部队工作后即去北平。
1929年夏，杜斌丞特召曹又参由绥远到北平，回顾总结了他们几年来倒井活动的经验教训。杜斌丞对曹又参说：“我们数年来的倒井工作，所联络的还是为升官发财的无革命性的旧军人们，即使倒井成功，仍是以暴易暴，我们谁有法统治他们?徒使人民遭战乱之苦。所以我主张倒井活动可以暂时停止。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南北两大军阀蒋冯如此的反革命，如此残杀青年的问题。现在我们和杨虎城、方振武、徐永昌、刘永程(刘允臣)等拟作一个全国杂牌军的大联合活动，以对付南北两大军阀。你火速回到西北去，联络西北的小杂牌军去，最主要的是传达给为倒井运动羁留在陕北的好青年们，再不应耽误光阴了，可到处活动去，成立自己的队伍，或参加好的队伍，以便养成将来的革命力量。”曹又参根据杜斌丞的指示，回到陕北和一批倒井的人投入苏雨生部活动。1929年冬至1930年冬，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张东皎、张秀山、牛化东、李友竹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先后也都到苏雨生部做兵运工作，先后拉出去一部分队伍，后来扩建成立红军游击队。曹又参在石子俊旅和地下党的同志们长期和谐合作，患难与共。以后任国民党第十一旅代旅长，于1945年10月率部起义，投入人民军队的行列。
1930年蒋冯阎大战，高桂滋部困守山东诸城、莒县8个月，当高桂滋的代表高建白到北平给杜斌丞详谈战役经过，并请杜斌丞看《诸城日记》和《守城影集》时，杜斌丞说：“阎、冯与蒋介石的战争是军阀混战，培五(高桂滋字)站在阎、冯一边还不能说参加革命战争，不过打蒋介石总是好的，客观上对南方的革命力量有利。他还说：“历史证明，与人民为敌者，终必为人民所消灭。”(22)
西北大联合，开发大西北
1930年10月，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入关，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潼关行营主任，以“共建新西北”电邀杜斌丞由北平回陕，任命杜为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陕西清乡总局副局长职务。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之野心毕露，而蒋介石坚持其反动政策，调动大军，对南方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同时，加强对地方异己势力和主张抗日爱国军队的控制和分化瓦解。杨虎城感到十分苦恼，问计于杜。
杜斌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十七路军要励精图治，有所作为，要防止蒋介石的控制，抵御蒋介石吞并异己的阴谋，必须实行西北大联合。杜斌丞说：“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23)这就是后来广为传说的所谓“大西北主义”。用杜斌丞的话说，这些主张就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夫然后乃能建设西北，巩固西北，并以之抵御日寇也。”(24)他还形象地说这是“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和“关住前门”(拒蒋介石于潼关之外)的政策。(25)
杜斌丞的西北大联合主张，是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和西北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地方势力的大联合。他首先重视的是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在他回陕后，通过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史唯然等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经常联系。他介绍霍世杰担任清乡局视察员，便利了霍秘密进行党的活动。他安置和资助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就业或入学。他在多方面对我党同志或党的工作给予帮助和支援。1930年9月，刘澜涛、张德生在绥德被捕。杜斌丞到西安后，委托即将赴绥德上任的县长高望之，设法释放。刘、张于1931年2月17日(农历1月1日)出狱。1931年春，刘志丹在甘肃军阀苏雨生部搞兵运工作(名义任苏部团长)，在旬邑职田镇，筹募粮款，准备起义。豪绅刘日新抗粮不交，上吊自杀。当地豪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煽动苏雨生收缴了刘团的枪并逮捕了刘志丹，声言要杀害他。消息传到西安，杜斌丞十分关心。立即叫苏旅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谷莲芳去彬县，转达他的话：“刘志丹是我的学生，你们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各走各的路。扣押他干什么?”(26)接着，他又和南汉宸商议，由省政府发出释放刘志丹的公函。7月间，杜斌丞赴甘肃路过彬县，亲自督促释放了刘志丹。刘志丹出狱后，杜斌丞鼓励、支持他闹革命，并送给手枪1支、大洋200元。
1931年初冬，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革命武装会合，在桥山一带活动。天气渐冷，队员缺少棉衣，难以过冬。游击队利用刘志丹当时还在陇东军阀陈珪璋部挂有十一旅旅长的名义，派马云泽到平凉向陈交涉领取军服。马到平凉后，得悉杜斌丞也到平凉，立即前往拜会，陈述游击队缺子弹、缺冬衣的困难情况，请杜老师设法帮助。杜斌丞立即把他准备送给石子俊旅的几箱冲锋枪子弹和手枪子弹交给马云泽，并帮助马云泽弄到了一些服装和银元，解决了游击队燃眉之急。
杜斌丞在西安大湘子庙街居住几年期间，我们的许多同志如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等到西安工作，每当在被敌特发现跟踪追捕的危险时候，总是去杜斌丞家里躲避，他总是设法掩护这些同志脱险。同志们都风趣地称杜家为“共产党人的掩蔽部和避难所”。(27)
杜斌丞的夫人朱佩英和随从杜良明在协助杜斌丞从事革命活动，特别是在掩护和帮助我党同志和爱国进步人士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例如1932年夏，谢子长于甘肃靖远兵暴失败后到西安住在杜家，当时杜斌丞在兰州，谢子长和杜鸿范在一起养病医伤，全靠杜夫人和杜良明照料。国民党陕西省肃反会头子宋子先的保镖冯之奇(米脂人)常来杜家进行侦探，杜夫人为同志们的安全十分担心，但她能够很镇静地善为应付。一方面虚意款待；一方面引用“兔儿不吃窝边草”的俗话规劝冯之奇对老乡不要加害。她还意味深长地说：“‘人和人山不遇，路也相遇’，一个人不能把路堵死，把事做绝”，向他们提出警告。杜良明跟随杜斌丞18年，见义勇为，舍己忘生，做了很多工作，最后与杜斌丞一同遇难。他们对革命的这种真挚的情谊值得怀念。
杜斌丞是“大西北主义”的倡议者，也是最坚决的推行者。他不畏艰险，不辞劳苦，8个月中先后3次往返奔波于西安兰州间。
当时蒋介石企图利用甘肃、宁夏回族地方势力，控制甘肃局面，先后任命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雷中田为新编第八师师长，同时派马文车、谭克敏、严尔艾和杨劲支四人以行政院视察员名义入甘，为控制西北作准备。杨虎城识破蒋介石的阴谋，筹谋对策。杜斌丞提出先下手为强，加速实行“大西北主义”计划的步伐，联合甘、宁回汉实力人物，扩大兵力，打通新疆、开发西北的对策。杨虎城乃派赵晚江以潼关行营代表名义入甘，进行联络活动。不料赵到兰州与雷中田勾结，另作图谋，杨杜的计划未能实现。6月雷中田、马文车突然举行兵变，新编第七师被缴械，马鸿宾被囚，马文车做甘肃省政府主席，雷中田掌管军事。
1931年7月中旬，杜斌丞奉杨虎城之命，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身份代表杨首次去甘肃，调查雷马事变真相和甘肃的局势。当时甘肃局势极为复杂，地方大小军阀各自为政，就地筹款，扩充兵力。驻兰州和定西一带的是雷中田部，陈珪璋部据陇东，鲁大昌部据洮岷，马廷贤部据陇南天水，黄德贵部据海固，马仲英部据河西，马步芳部据西宁。杜斌丞入甘先与平凉之陈珪璋、固原的李贵清、静宁之石英秀会晤。到兰州接见了驻靖远的王子元和鲁大昌的代表，并乘马去临洮与鲁大昌会晤。西宁的马步芳亦派代表来兰接洽。他开诚布公地说明各民族团结、安定地方共同开发西北的重大意义。各方颇为感动，表示愿意服从潼关行营杨主任的指挥。杜斌丞对驻酒泉之新三十六师马仲英特别注意，认为该部是打开新疆局面的一支重要力量，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杜斌丞在兰州还和主管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的负责人以及知名人士张维、水梓诸人洽谈，颇受各方重视和同情。杜斌丞全面掌握了甘肃的情况，并同各方面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杜斌丞这次入甘时达两个多月，为西北大联合取得了初步成功，为尔后十七路军进取甘肃创造了有利条件。对雷中田，杜斌丞恳切地向他剖析形势，晓以利害，勖以大义，劝其让出兰州，由潼关行营派军接防，雷仗其兵多势重，不听劝诫。杜斌丞觉察到雷中田与部下旅长高振邦之间不和，遂许高为新八师师长，以分化削弱其实力。但雷中田控制甚严，事件和平解决尚不可能，且吴佩孚又将趁机前来兰州活动。杜斌丞断定甘局非以武力解决不可，遂克服重重险阻，离兰返陕。杜斌丞此次入甘的随员有秘书姬伯勋、崔焕九，警卫员高如华(高波)、曹宏北、刘作霖，还有靖任秋(潼关行营参谋主任)、史翰园(参谋)和马豫章(准备去兰州留下工作的)等人。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
同年11月，杨虎城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部入甘。杜斌丞于月初先行出发，在平凉半月，为进军做好联络和准备工作，随后孙蔚如率军到来，杜以高级参议身份随军进取兰州，分理政务，这是他第二次入甘。由于上次入甘活动和多方面建立了关系，陈珪璋等都表示脱离雷中田，响应陕军。石英秀、王子元等旅协助孙部在会宁、定西两个战役中击溃雷中田，雷经陇南逃往四川。12月初，十七师占领兰州，吴佩孚与马文车仓皇渡过黄河，向宁夏方向逃走。12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暂时兼理民政。杜斌丞任宣慰使署秘书长，襄理政务。此一阶段繁巨的政务多由杜斌丞承办。杜斌丞此次入甘的随员有姬伯勋、王伯恭、高如华、刘作霖、常翔峰、王廷臣等。谢子长、高岗同车至平凉。
蒋介石对杨虎城、杜斌丞积极开展西北大联合的活动十分惊恐，极力阻挠破坏，对杨虎城一再提请任命孙蔚如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报告不予批准，并免去了杨虎城潼关行营主任职，改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以限制他在西北的活动。蒋杨间的矛盾日益明显。此时，根据国内外军事形势，杜斌丞拟定一个方案：“暂让出陕西于蒋，以安其西顾之心。十七路军指挥部移驻兰州，由蔚如率十七师走新疆，并分兵宁(夏)青(海)，即跨有四省，整理训练，可为他日革命根据地。”(28)1932年初，杜携此方案回陕，同杨虎城磋商。与杜同车回陕的有马子静(当时任石子俊旅参谋长)等共产党员。
杜斌丞在西安只住数日即返兰州，这是他为开发大西北第三次入甘。杜斌丞的方案因种种原故未能实现，但“斌丞之宏图远略于斯可见。”(29)在杜斌丞回陕之际，孙部杨渠统在兰州借故杀害了陈珪璋，引起甘局一时动荡，陇东形势混乱。杜斌丞在西安闻讯，十分惊异，当即询问杨虎城：“是什么人的主意?”他认为“过莫大于失人心，失此一着，全盘皆输”，甚为不安。杨虎城解释说：“蔚如来电，只简单说了两句，好像陈珪璋没有多大罪过。孙蔚如向我引咎。我平日约束部下不严，也只能自责。”为此，杜斌丞立即由西安赶到平凉，派段真卿、马锡武等分赴陇东各部安抚陈部，平息动乱，另派杨瑞霆等赴陇南向鲁大昌等部作解释，从而稳定了甘肃的局势。杜在平凉住数日返兰州。杜斌丞此次赴兰州的随员有常黎夫、贺连城、曹宏北、高如华、张振中等。史唯然同车至平凉。
杜斌丞每次去甘肃总是带一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比较开明的人士前往，到兰州后就分派他们参加各方面的工作。如先去的共产党员邬逸民、马豫章、吴景敖、薛瑞青等，安置在省政府机关担任重要职务。邬逸民是浙江人，经杜润滋介绍充任杜斌丞的机要秘书。进步人士杜立亭带一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赴任酒泉行政专员并兼马仲英部的联络代表。接着杨虎城、杜斌丞还继续派刘佛吾、杨波清、蔡雪村、邬选民(参加靖远兵暴失败后去的)、李罕言、苏士杰(即苏醒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去马仲英部工作，为打通新疆作准备，同时还委派一批人分赴陇东、甘南一些县任县长和公安局长，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如马豫章为甘谷县长(离开甘肃报社后)，李志洁为灵台县长，姬伯勋为靖远善后局局长，杜理丞为庆阳县公安局长，曹宏北为陇东某县公安局长(刘、谢陕甘游击队的一个联络点)，武善养为两当县公安局巡官等。常黎夫根据党的指示，长期留在杜斌丞身边工作，先后近十年时间。
1932年4月，谢子长到兰州，数日之内几次和杜斌丞深谈有关西北大联合和积极进取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等问题。杜斌丞引介谢子长和邓宝珊会面，对反蒋抗日、进取新疆和联合苏联等问题进行了交谈。杜斌丞把联合起来，进取新疆，联合苏联的共同目标，叫做“殊途同归”。邓宝珊还当面送给谢子长手枪两支、子弹百粒。当时杜斌丞的长子杜鸿范(黄埔四期学生)在王子元旅任连长。孙蔚如、邓宝珊有意提升杜鸿范为营长，批给王子元旅步枪200支、子弹若干。谢子长、杜润滋鼓动杜鸿范把在兰州领到的枪弹，用皮筏子从黄河运到水泉一带上岸，与张东皎会合，准备举行兵暴。杜斌丞曾对谢子长当面表示，对我们党组织在旧军队中无把握地组织兵变的举动不赞成。他用“神木兵变”为例，说：你们拉垮了高志清的手枪连，等于帮了井岳秀的忙，高志清被迫出走，兵变拉出去的好枪好马被张家父子(张鸿儒、张廷芝)夺走，是很不合算的。但是杜斌丞对杜鸿范参加这次兵暴，不但不加干涉，还允许带走他身边的自来得手枪3支和仅有的3支花筒手提机枪。杜鸿范还把杜的4个副官身上的手枪子弹也带去大半。靖远兵暴失败后，兰州谣传杜鸿范阵亡的消息，许多同志的心情沉重，并为杜老的健康担心，而杜斌丞却态度自若。几天后证实阵亡的是杜聿厚，杜鸿范的手部受轻伤，已赴西安治疗，大家才放心。(30)
蒋介石进一步向杨虎城施加压力，破坏杨的西北大联合计划，1932年4月，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免去孙蔚如的宣慰使，任三十八军军长。9月，蒋介石收买驻天水的杨虎城部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叛变，迫使孙蔚如撤出兰州。蒋介石得手甘肃后，对杜斌丞封官许愿，尽力拉拢，杜斌丞皆嗤之以鼻，拂袖而去。邵力子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一再挽留杜斌丞，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杜的省政府秘书长名义。杜斌丞婉辞谢绝，称病回陕。
联共反蒋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抗日的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同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进入川陕边，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于2月7日在通江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1933年初，蒋介石控制甘肃后，命令驻甘肃天水的孙蔚如部和驻陕南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互换防地，把杨虎城在甘肃的军队全部赶到“剿共”前线。在此严峻关头，杜斌丞根据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抗日的政策、十七路军官兵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愤慨心理和要求抗日救国的情绪，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博得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也得到杨部不少高级将领的同情。就像王宗山(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议，曾任孙中山的秘书，和陈果夫、陈立夫有交情)这样的人，也拍胸膛表示：“胡子哥，我听你的。”
杜斌丞是联共反蒋抗日主张的倡议者，也是执行者。1933年2月，杜斌丞从西安到天水，与孙蔚如商谈大计。孙蔚如部参谋、共产党员武志平，2月2日赴马跑泉迎接杜斌丞，途中杜和武志平交谈了对局势的看法：第一，蒋介石与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蒋借口“追剿”红军，将嫡系胡宗南部派进甘肃，利用饥民扩充军队，这对杨虎城是一个威胁。第二，蒋介石电催川陕军合围红军，企图利用杂牌军打头阵，达到两败俱伤、消灭异己的目的。第三，十七路军必须避免与红军作战，需要和红军打通关系，取得联络。(31)杜说他正向杨虎城、孙蔚如征询意见，如被采纳，将推荐武志平进行联络。武志平于3月间，通过地下党员宋绮云向上海党组织汇报了此事。
杜斌丞与孙蔚如商谈后，同回西安。4月2日孙蔚如由西安去汉中，5月上旬武志平接到杜斌丞的一封密信，暗示，杨虎城已确定和红军进行友好的联络，当时用语是：“叫开门”。王宗山同时带来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一封信，要武志平“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32)5月11日，孙蔚如找武志平密谈，亲笔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写了一封绫书，交给武志平。武于13日化装动身，通过巴山，到达苦草坝，会见了张国焘、傅钟等负责人。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中共川陕省委军委研究认为，和十七路军建立联系，“不论从战略上还是从整个川陕根据地的发展上考虑，都是有利的，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33)于是决定派徐以新代表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与孙蔚如会谈。6月24日，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设立交通线，给红军提供一定的物资。(34)从此以后，近两年间，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部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前线小的冲突，则是为遮掩秘密“协定”的举动。红四方面军得以在沿大巴山五六百里长的川陕边界上，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兵力对付四川军阀的“围剿”，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红军从陕南陆续得到许多医药和军用物资，挫败了蒋介石驱使十七路军和红军互相拚杀，两败俱伤的阴谋。
杜斌丞深谋远虑，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经过多方面的工作配合支持，终于取得了显著成果。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争取十七路军共同抗日，毛泽东于12月初派原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汪锋为代表，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3人的亲笔信到西安联络。行前，周恩来副主席嘱咐汪锋到西安后，应通过杜斌丞先生从侧面了解杨虎城将军的思想动态。汪锋到西安后，先将3封信交给了杨虎城将军。在一个晚上，秘密地去拜访了杜斌丞。汪锋告诉杜：毛主席有亲笔信给他，信中说：“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35)并转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问候。杜斌丞听了，非常激动，深深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他询问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和补给问题，询问了杨虎城接到毛主席信后的态度。接着他详尽地介绍了西北军当时的处境。他说：“十七路军是杂牌部队，国民党中央军极不信任，蒋介石指使他的特务机关经常对十七路军造谣生事。陈立夫、陈果夫攻击杨先生周围有赤色分子包围，指责某某人为共产党等。部队发展也有困难，装备差，也没有来源，主要靠自己在西安的一个小兵工厂制造一点步机枪。杨先生部队的骨干以及他的幕僚都对蒋介石不抱什么幻想。”他还详细分析了十七路军的人事构成、军事素质和政治情况，接着介绍了杨虎城本人的情况。他说，杨先生不像是一般人所说的在政治上没有涵养的人。杨先生在政治上有见解，有爱国思想，敢干，刚直，有主见。他自己决定的事情，别人不易改变。杨先生对蒋介石没有什么信赖。目前，蒋介石极力限制、削弱、瓦解杨的势力，使杨忍无可忍，对蒋介石更加戒备。所以，蒋杨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36)
杜斌丞指出：杨先生对红军有过怀疑，担心红军只珍惜自己的部队而削弱十七路军的力量，希望这次能够真正的合作。他对汪锋热情地说：“你这次来是合时机的。毛先生亲自派你来，人选很恰当。和杨先生谈话要讲实在的，他喜欢直爽，经过认真谈，是可以谈成功的。这里知道你来的人只有王菊人、张依中等，自然不会有人从中破坏。现在，杨先生还没有给我看你带来的信，也没有告诉我中共中央有人来，我只能装作不知道。但我就可以工作，为沟通情况、倡导西北大联合做工作。”(37)
杜斌丞还详细地介绍了杨部和东北军的关系，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他热情诚恳，表示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意对杨虎城将军和西北军的将领做工作，尽力促进西北军和红军合作抗日。杜斌丞以上这些介绍和精辟的分析、中肯的建议，对于我党争取联合西北军共同抗日，是极为宝贵的。
同年10月，我党在西安成立秘密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开展西北群众救亡运动，杜斌丞密切联系特别支部的徐彬如、谢华等同志，积极支持和掩护他们的活动。
杜斌丞在各方面所进行的活动，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视。党中央派张文彬(38)到西安筹建红军联络站，携带毛主席1936年8月13日亲笔致杜斌丞的书信，面交杜先生。毛主席在信中对杜斌丞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殷切希望。毛主席写道：“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特派张同志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39)杜斌丞看到毛主席的亲笔信很受感动，更加主动地帮助和配合张文彬做好各方面的联络工作。
张文彬于9月8日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写到：“我已与杜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方推动外，并可向孙等尽力推动。……我又观察他同我谈的态度均很诚恳。”(40)杜斌丞建议杨虎城委任张文彬为西安绥靖公署秘书。杜张经过这一段的合作共事，彼此建立了深厚友情。后来张调到广东工作后，仍与杜保持联系。杜斌丞协助张文彬、谢晋生、金闵生建立红军联络站，接送干部，运送物资。这些工作，是杜斌丞联共反蒋抗日思想的生动体现，也为以后的三位一体逼蒋抗日作了具体准备。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