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杜斌丞传
刘杰诚 宋新勇等
大义凛然 宁死不屈 1946年2月4日，杜斌丞由渝乘飞机回到西安。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健全组织，推选杜斌丞为主任委员；杨明轩、王菊人、成柏仁、李敷仁等为执委，杨子廉为秘书长。总支部下设组织、宣传两部和青年、文化、妇女、财务、国内联络等5个委员会。确定西北民盟的政治任务是：坚决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权，加速和平建设。重申民盟发展组织的原则是：坚持“两反”(即反帝、反封建)，“三不反”(即不反共、不反苏、不反人民)，号召盟员为实现政治任务而努力奋斗。这时，西北民盟组织除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出现外，其他盟员和支部仍处于秘密状态。(58)2月8日，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表明他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专政而斗争的决心。他指出：“今日的世界和中国，民主的潮流正在澎湃汹涌，沛然莫之能御，只要大家一致促进民主宪政之实现，谁也阻止不住。”他还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杜斌丞的谈话，引起了广大人民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蒋介石、胡宗南集团的仇恨和恐惧。他们在杜斌丞住宅周围增加了特务，加强了对杜的监视、跟踪和盯梢活动，使他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失去了保障。我党负责同志和许多友好人士多次劝他去陕北或香港；民盟总部也电邀他到南京。他镇定地说：“既入虎穴，就与虎搏斗，何必远走!”杨明轩从延安派人催他北上，赵寿山劝他离开西安，梁漱溟、韩兆鹗电促他去南京，杜斌丞都谢绝了。他说：“陕西当局决不许我走，我在危难时绝不求一身之安全，置诸同志于不顾。”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一次反苏游行，派大批特务冲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营业部，捣毁了门窗桌椅等办公用具，砸碎了报社门前的招牌……面对暴行，杜斌丞领导报社全体同仁与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他一面组织报纸照常出版，并发表《为特务捣毁本报谨向社会控诉》的社论，公开揭露这是一种全面的“反民主阴谋的暴露。”另一方面，他组织地方耆老张凤翙领衔致电蒋介石，抗议说：“非有宵人滥用权力，从中主张，若辈曷敢蔑视国家纪纲，蹂躏社会秩序……横施强暴，以至于此!”(59)
《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慰问信件达3000余件。其中由郭沫若、沈钧儒、茅盾、陶行知、田汉、李公朴等人署名的来函说：“贵报为西北民主堡垒，自遭忌视，然拥护贵报之人固遍于全中国，尚望再接再励，共同争取民主自由之实现!”
国民党反动派面对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撕下了假民主的面具，疯狂地进行镇压。1946年4月23日，他们公然杀害了《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的法律顾问、盟员王任；5月1日又绑架了西安《民众导报》主编、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李敷仁(枪杀时遇救)；5月3日又出动大批特务、流氓混在学生游行队伍中再次捣毁《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制造了震惊西北的“西安血案”。面对这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形势，杜斌丞岿然不动，对朋友说：“今日莫杀头，今日且干一天。”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害，杜斌丞怒斥敌人：“李公朴、闻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强权决不能毁灭真理。我们只怕没有人来发扬真理，并不怕蒋介石毁灭真理!”(60)
在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杜斌丞机智地把信或文件装在上学的小孩子的书包里，带出传递，领导民盟的工作，继续指导西北地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杜斌丞并配合我党地下组织领导西北大学学生为争取“民主自治”，反对“反苏游行”的斗争。
1947年春节后，民盟西北总支部驻甘肃特派员吴鸿宾派吴剑夫赴西安，向杜斌丞汇报请示工作。杜斌丞听取了吴剑夫的汇报后，拿出毛泽东著作油印本《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要吴剑夫把重要章节多看几遍，心里记牢，回甘肃后向民盟的同志讲，并说：“这是建设新中国的方针。”
第二天，杜斌丞向吴剑夫分析形势，讲解时事，强调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真正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革命，共产党对国家忠心耿耿、大公无私，是中国的希望。”“民盟和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是民盟生命力的所在，也是民盟政治上选择好的一条道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杜斌丞关心同志，让吴剑夫转告甘肃同志：“要注意保存力量，有的同志要分散隐蔽；许青琪、王教五等同志最好能转移一下，改变一下环境。”(61)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和陕西省戒严总司令祝绍周称：“杜斌丞、白伯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据，速即查办。”(62)
1947年3月20日(即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的第二天)下午，大雨滂沱。特务、军警40多人，拥进杜斌丞家，用蓄谋已久的手段，将海洛因和鸦片烟偷放在杜的床边桌上，然后贼喊捉贼地说“搜得毒品了!”
杜斌丞正气凛然，冷笑着说：“你们在社会上到处打听，到处可得真象。我不但不吸大烟及海洛因，并任何烟都不吸。……你们丧心病狂，栽赃陷害我，还同你们有何话说!”(63)
恼羞成怒的特务们，用手枪恫吓，威胁他，强迫杜斌丞具结。杜斌丞义愤填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特务，栽赃害人，全非事实，我岂能具结。”(64)
特务们不容分说，搜寻到杜斌丞的印章，盖在他们伪造的“甘结”纸据上。用毛巾蒙住杜斌丞的双眼，架上汽车，押到西安市警察总局，接着将王菊人逮捕，一起押在新城西北角监押重要政治犯的秘密暗室里。
敌人对杜斌丞先后只审问过两次。敌人问：“你同共产党有关系吗?”杜斌丞说：“民盟今天的政策是同共产党合作，以求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至于我个人，则无关系。”(65)
敌人又问：“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反动书籍?”(指《联共(布)党史》及进步书刊。)
杜斌丞不禁讽嘲地反问：“国民党主张‘言论自由’，我凡愿看的都买来看，何为反动?”(66)
法官被问得无言以对，只好拐个弯又问：“你说你不吸大烟、白面，那么搜得之物从何而来？”
杜斌丞厉声答道：“你们这些特务栽赃，又代我妄写甘结，今日在此，一对笔迹，便知是谁写的，现在又强迫我承认，如此无法无天的政府!你们要杀就杀，何必多问!”(67)
义正辞严，问得敌法官瞠目结舌，无言回答，老半天才说：“你有什么感想可以写出来!”
特务们送来了纸和笔。
杜斌丞奋笔疾书，阐明中国民主同盟的立场，是反帝反封建，尤其是反对内战。他指出内战之起，主要在执政国民党方面。至于共产党和民盟都是主张和平的。政协的决定，只要国民党实行，自然便走到和平统一的道路上了。这一篇爱国爱民的慷慨陈词，驳得反动派体无完肤。
敌人编造了一系列假罪状、假口供、假证明，然后，指使西安警察局长肖绍文用“方正”的化名，提审杜斌丞，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企图骗取杜的指印，亦未得逞。
杜斌丞本来身体不好，入狱后，肾脏结石症和胃病复发，接着又患腹泻，身体更虚弱。加之饭食缺盐少菜，有病不给治疗，使他耳聋、目花、牙痛、脚痛，几乎走不了路，后来又患食道障碍。面条、馒头都咽不下去。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杜斌丞不顾个人安危，却十分关心同时被捕的战友。他通过一名争取教育过来的看守士兵，转给王菊人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今年60了，好像一辆破车，出了这门，也不能用了，你须要好好排解，勿伤身体，为革命事业好好努力。”(68)字里行间充满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关心同志的深厚感情。
监狱看管很严，政治犯不准看任何书籍。杜斌丞暗中买得《唐诗三百首》一本，日日朗诵，并在书眉上作诗抒情。还通过看守转递了他的《牢中慰问同难王菊人同志》五律一首：
国家正多难，
南冠到此城。(69)
望门思张俭，
慷慨感侯生。
我志非石转，
君心比月明。
衷怀诚怛怛，
自足慰吾情。
杜斌丞身陷囹圄，仍不忘革命。通过被他争取教育过来的士兵，和外边取得联系，写信鼓励民盟同志，不要被敌人的反动气焰吓倒，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他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威逼潼关的消息，高兴得彻夜不眠，随即写下了七言绝句和五言律诗各一首，抒怀言志，表达了他对蒋介石、胡宗南匪帮的仇恨和渴望中国早日获得解放的激情，七言诗只留三句：
……
汉家旌旗满潼关。
为问元戎今何在，
不扫楼兰誓不还。
在这里，老人把人民解放军比作除暴安良、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汉家旌旗”。在另一首诗中，他把蒋家王朝则比喻为暴虐的秦始皇，直接抒发了自己和广大人民渴望求解放的心情：
人恨秦暴虐，
群望汉旌旗。
我有擎天手，
与子以为期。
气势磅礴，爱憎分明，短短20个字，把当时的历史趋势、社会环境、人心向背，以及自己的立场、观点、情感、意志表达得形象生动，痛快淋漓。然而，老人的热忱救国、赤心为民的宏图大计，却不为某些权贵所理解、接受。特别是他的学生、族叔杜聿明，当了国民党东北“剿共”副总司令，不顾国家兴亡和人民死活，居然带兵到东北打人民解放军，使他愤慨而难受。所以，他在那本《唐诗三百首》的书眉上留下了自己的抒情诗：
“忍教骨肉自相残，
华北仍是旧河山。
月照城头血凝碧，
骨曝沙砾岁岁寒。”(70)
杜斌丞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界知名人士、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多次发表谈话、声明、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共产党地下组织也设法营救。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10月5日，即在杜斌丞就义前两天，杜斌丞在狱中给表弟高建白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建白弟鉴：近日此间情况恶化，事急时迫，未知前致居恭之函，已否转达?兄困幽数月，诸病交作，日益沉重。每思30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死生，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惟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信虽不长，但视死如归的气概，为人民民主奋斗不息的精神，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和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品德跃然纸上。
1947年10月6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迅速处死杜斌丞。(早在1947年春，蒋介石就有过对杜斌丞“即行处理，以免后患”的电令。)祝绍周以“陕西省戒严总司令”的名义，于10月7日发出了枪杀杜斌丞的布告。诬称：“中共关中地委杜斌丞私蓄武力，贩卖烟毒，图谋不轨，并纵恿国军叛变，经审问明确，应处死刑。”7日凌晨，一群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押着杜斌丞奔赴西安玉祥门外。在囚车上，杜斌丞迎着那黎明前的凄风冷雨，大声呼号：“历史是无情的，不能顺应历史前进的人，只有走向灭亡。你们能逮捕我，能屠杀我，但总不能挽救你们垂死的命运。你们等着吧，总有一天，你们是要受到人民公审的!”(71)
囚车来到玉祥门外。刽子手把老人拉到指定的刑场上去。杜斌丞甩开匪徒，巍然屹立，并且义正词严地说：
“我是为国家、为人民而死，我不能倒在烟犯盗窃犯的刑场!”声音虽不大，却震住了所有提枪挥刀、色厉内荏的刽子手。
杜斌丞高呼：“打倒蒋介石黑暗统治!”“新中国万岁!”罪恶的枪声响了，杜斌丞英勇就义，终年60岁。
与杜斌丞先生一起慷慨就义的还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刘伍、张周勤(又名张行一，化名胡轩)、方廷堂、李杰三、薛玉瑞、韩生祥、贾自明、田振英、田振玺、刘高士、王宝灵共12人。
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生
杜斌丞被枪杀的噩耗，犹如晴空霹雳，万众震惊。全国广大进步人士、民主党派，无不义愤填膺，愤怒声讨反动派的血腥罪行。中共发言人发表声明，严正斥责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罪行。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谈话，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并将杜斌丞的案情诉诸全国各界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
1948年2月，周恩来副主席在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接见米脂县长姬伯勋时说：“斌丞嘛!是一位坚贞的革命战士，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不顾身地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激昂慷慨的维护民主的言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蒋介石害怕他，人民需要他。他生的伟大，死的伟大，正气磅礴，足可千秋。”(72)周副主席当即批准米脂各界提议在米脂县建立斌丞图书馆的要求。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亲笔写了“斌丞图书馆”馆名。
1948年4月3日，延安《群众日报》发表了以林伯渠、习仲勋等33人为发起人的《征求纪念杜斌丞先生文物启事》，为纪念著名教育家、反帝反封建之坚强战士杜斌丞先生，筹备举行追悼大会。
1948年10月7日，在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炮声中，陕甘宁边区各界代表一千多人，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杜斌丞先生殉难一周年大会。毛泽东主席亲书“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挽词。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贺龙、吴玉章、谢觉哉、习仲勋、沈钧儒、高崇民等人题写了挽联挽词，高度颂扬杜斌丞一生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群众日报》增发了纪念特刊。
陕甘宁边区各界人民的祭文中写道：“你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民主事业，数十年来，不屈不挠，倡导文教，育才树人，协助革命，坚持正义，严拒国民党反动派利诱，赞成共产党新民主主义主张，奋斗到底，视死如归。你为民主事业勇敢战斗的精神，久为西北与全国人民所敬仰；你的不幸遇难，是人民民主事业的损失，你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73)
1949年10月7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在北京召开杜斌丞殉难二周年纪念会。张澜、沈钧儒、南汉宸、邓宝珊、阎宝航、邵力子、杨明轩等90人出席。沈钧儒、杨明轩、成柏仁、南汉宸、邵力子、高崇民、章伯钧先后讲了话，颂扬杜斌丞的献身精神。
1952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隆重安葬杜斌丞等烈士。马明方、杨明轩、潘自力、赵伯平、方仲如等一千多人出席。马明方、韩兆鹗等讲了话。杜斌丞烈士遗体移葬至西安南郊烈士陵园(现为西安南郊陵园)。
1982年10月7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杜斌丞同志殉难35周年、杨明轩同志逝世15周年大会。习仲勋、乌兰夫、李维汉、刘澜涛、杨静仁等同志出席。胡愈之主持大会，习仲勋代表党中央高度评价了杜斌丞的一生。他说：“杜斌丞同志和杨明轩同志都是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是西北教育界和爱国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在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们长期战斗在敌人反共反人民的中心——西安，为维护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保卫陕甘宁边区，立下了卓绝的功勋。他们的优秀品德和高风亮节，足以为人师表。”民盟中央主席史良、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等在大会上讲了话。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杜斌丞先生虽然被敌人杀害了，但他“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他那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那为祖国、为人民、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他那“誓扫奸顽不顾身”，“敢以空拳抗万钧”(74)，“誓将热血培民主”，“唤醒睡狮吼怒涛”(75)的高风亮节，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鼓励着千百万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为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作者附记：
在调查、搜集杜斌丞史料的过程中，我们采访了王昆仑、朱蕴山、屈武、刘澜涛、张秀山、阎揆要、王炳南、汪锋、刘景范、周子健、常黎夫、吴岱峰、孙作宾、赵伯平、王子宜、马云泽、王超北、杨拯民、杜瑞兰、张协和、张光远、姬伯勋、刘约三、田禾夫、王幼兰、孔从洲、米暂沉、周梵伯、陈子坚、武志平、卢广绩、徐彬如、楚图南、侯外庐、李文宜、关梦觉、李健生、杨春洲、王森然、杜聿明，曹秀清、田一明、秦琳、吴鸿宾、马文彦、高元白、赵燕南、白超然、艾林亭、王圣域、刘依仁、任启民、曹志麟、郑志毅、杜理丞、高居恭等老同志。常黎夫、罗文治、白玉洁等同志审阅《杜斌丞传》文稿。我们还得到民盟中央、政协陕西省文史资料办公室、民盟陕西省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米脂县委党史办公室、米脂县民政局、米脂斌丞图书馆、榆林中学、陕西省档案馆、北京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张光远、刘永端、上官铁、高中哲、熊美杰、贾自新、王萍同志参加了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张守宪、浦喜明等同志给我们以协助，对以上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① 汪锋：《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
② 甘泗淇、张德生为杜斌丞先生题写的挽联。
③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④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⑤ 高建白：《我所知道的杜斌丞先生》，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
⑥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在日本东京创办。
⑦ 陕西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
⑧ 王森然：《回忆1924年的榆林中学》。
⑨ 姬伯勋、张光远、叶瑞禾：《缅怀杜斌丞烈士在教育事业上的光辉业绩》。
⑩ 姬伯勋、张光远、叶瑞禾：《缅怀杜斌丞烈士在教育事业上的光辉业绩》。
⑾ 姬伯勋、张光远、叶瑞禾：《缅怀杜斌丞烈士在教育事业上的光辉业绩》。
⑿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
⒀ 杜理丞：《记先兄杜斌丞烈士》。
⒁ 杨拯民：《怀念杜斌丞先生》。
⒂ 马文彦：《纪念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杜斌丞》。
⒃ 艾林亭：《在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努力锻炼》。
⒄ 马济川：《对杜斌丞先生的片断回忆》。
⒅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⒆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⒇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21) 曹国瑞：《杜斌丞先生和我父亲曹又参之间的有关事迹》。
(22) 高建白：《我所知道的杜斌丞先生》。
(23)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24) 《杜斌丞先生事略》，1948年4月3日延安《群众日报》。
(25)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26) 杜理丞：《记先兄杜斌丞烈士》。
(27) 马云泽：《回忆我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
(28) 孙蔚如：《杜斌丞先生历史数事》。
(29) 孙蔚如：《杜斌丞先生历史数事》。
(30) 常黎夫：《回忆杜斌丞和谢子长在兰州会晤》。
(31) 武志平：《杜斌丞与西北大联合》。
(32) 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信，原件存北京军事博物馆。
(33) 徐以新：《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34) 徐以新：《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35) 汪锋：《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
(36) 汪锋：《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
(37) 汪锋：《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
(38) 张文彬(1910—1944年)，湖南平江人。当时是红军派驻杨虎城部队的联络代表。后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44年在国民党监狱中牺牲。
(39) 毛泽东：《致杜斌丞》，1983年12月人民出版社第1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6页。
(40) 张文彬1936年9月8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1) 周梵伯：《杜斌丞先生与杨虎城将军》。
(42) 陕西省政府1936年12月16日训令，原载《陕西省政府公报》。
(43) 田一明：《怀念尊敬的前辈杜斌丞先生》。
(44) 马文彦：《纪念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杜斌丞》。
(45) 孔从洲：《回忆杜斌丞先生对我的教诲》。
(46)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47) 王幼兰：《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杜斌丞》。
(48)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49)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50) 尹冰彦：《李宗仁与杜斌丞》。
(51) “九老会”是抗战初期，昆明部分年长的民主人士商谈抗日救亡问题的小集体，最初是九个人，故称“九老会”。
(52)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53) 杨明轩：《杜斌丞的一生》。
(54) 杨明轩：《杜斌丞的一生》。
(55) 李健生：《杜斌丞先生在重庆》。
(56) 李健生：《杜斌丞先生在重庆》。
(57) 李健生：《杜斌丞先生在重庆》。
(58) 原政庭：《在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陕西盟讯》1981年第4期。
(59) 赵燕南、徐景星：《杜斌丞与<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
(60)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秋风长安市万户泪暗垂——杜斌丞同志被害经过》。
(61) 吴剑夫：《谒见杜斌丞先生的回忆》。
(62) 王超北：《碧血丹心光史册——杜斌丞先生临难闻》。
(63) 王菊人：《记杜斌丞先生之狱初稿》。
(64) 王菊人：《记杜斌丞先生之狱初稿》。
(65) 王菊人：《记杜斌丞先生之狱初稿》。
(66) 王菊人：《记杜斌丞先生之狱初稿》。
(67) 王菊人：《记杜斌丞先生之狱初稿》。
(68) 王菊人：《记杜斌丞先生之狱初稿》。
(69) 此城指西安新城，当时杜斌丞、王菊人被关押在此。
(70) 王菊人：《记杜斌丞先生之狱初稿》。
(71)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秋风长安市万户泪暗垂——杜斌丞同志被害经过》。
(72) 《周恩来同志关于筹建杜斌丞图书馆的谈话》，1982年《中央盟讯》第1期。
(73) 1948年10月7日，陕甘宁边区各界追悼杜斌丞先生大会编辑的《杜斌丞先生特刊》。
(74) 谢觉哉为杜斌丞先生写的挽词。
(75) 林伯渠为杜斌丞先生写的挽词。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