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杜斌丞由渝返陕对记者发表谈话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
本省耆绅杜斌丞氏前曾应蒋主席电邀赴渝，留渝期间，适值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杜氏先被聘为民主同盟代表团政治顾问，后又被推选为军事考察团团员。会议期间曾出席民盟代表团各种集会，多有贡献。兹以考察团尚未出发，杜氏于4日飞返西安，记者趋访，问答如后：
(一)问：杜先生对政治协商会议结果如何观察?
答：政治协商会议结果共有五大方案，其内容一如报载。就本人观察，认为这一结果相当圆满，实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之开始。就是说，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结束了十余年来的国内纠纷，并替国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远景，即和平、团结、民主、建国的康庄大道。
(二)问：中国国内纷争已非一旦，过去亦有多次寻求解决，而“政治解决”终成空话，何以这一次竟能用“协商”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
答：政治协商会议有很多优良的客观条件，都为以往所未有。就国际环境说，美国对华政策之确定，马歇尔元帅之使华，尤其是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对中国问题之一致协议，实足以促进我国为谋国际需要而打开国内僵局；再就国内关系说，国共两党现均具有解决事端之诚意，而人民望治的情绪昂扬，民主党派促成和平团结的努力，都使政治协商会议非达成任务不可。
(三)问：照已得协议之五大方案看，杜先生是否认为改组政府就是“政治民主化”，整编军队就是“军队国家化”，而国大问题与宪草问题所得协议也已足为实施宪政的预备工作?
答：改组政府之意义是结束一党训政，开始政党与社会贤达之合作。过渡时期的联合政府实为趋于政治民主化的起点。缩编及整编军队，先使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实为军队国家化的必由途径。至于国大及宪草问题的协议，其中因有多少实际困难，迁就之处不少，难免有不能尽满人意的地方；但就本人看，今日的世界和中国，民主潮流正在澎湃汹涌，沛然莫之能御，只要大家一致促进民主宪政之实现，谁也阻止不住。
(四)问：过去我们也有过不少很好的决议案，可是都不实行，这次政治协商会的决议是否都能不折不扣见诸实行?不像过去徒为白纸黑字?
答：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协议的真正实行，这关键固然在各党派的诚意和努力，而人民促进的力量更为重要。政协闭幕后，我遇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他于会后，曾和蒋主席作过长时间的谈话，又和马歇尔特使长谈过，据说都是谈的切实逐步执行的步骤问题。周氏表示：蒋主席很有决心与诚意，一定可以使协议个个得到实行，所以大家都乐观。
(五)问：国大问题协议，既承认旧代表，新增七百代表将如何分配？
答：国大代表按以前规定，各省区及各职业团体代表共一千二百名，仍旧不动，现在增加东北代表七十名，台湾八十名，这次又增添各党派推出代表共七百名。这七百名中，国民党二百二十名，共产党一百九十名，民主同盟一百二十名，青年党一百名，无党派社会人士七十名。
(六)问：政协闭幕后，各方观感如何?
答：大体上说，各方都表示相当满意。譬如，就共产党方面言，共同纲领距离他们理想尚远，就民主同盟言，国大旧代表的承认及只改组中央政府而未及地方，都不能符合他们的民主要求，但是大家都还能本互让精神，拥护这些协议。至于国民党方面，也有人不满会议结果，那却不是嫌其不足，而是嫌其太过。
(七)问：杜先生与民主同盟的关系如何?
答：本人对民主运动向具热忱，三十年①在渝，民主同盟当时叫做“民主政团同盟”，有朋友邀我参加，我因自己并不代表任何政团，所以拒绝了参加，但因爱好民主，极愿推进民主运动，而这一方面的朋友也很多。这次应蒋主席之邀赴渝，与蒋主席也谈到这一点。去年十月民主同盟代表大会中，已将我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个人既拥护民主政治，至愿民主运动日趋展开，使中国迅速实现民主的新国家。
(八)问：政府既宣布释放政治犯，张、杨两先生是否可望恢复自由?
答：由于蒋主席四项诺言以及政府这次的诚意表示，张、杨恢复自由不成问题。就我所知，莫德惠回重庆后，声言：政府不释放张学良，他将无法返东北，因为他去东北，每一东北人民首一句先问到张学良的自由问题。我在重庆闻知西北士绅数十人联电蒋主席，请恢复杨虎城先生的自由。我亦与政协会员孙哲生、邵力子、张厉生以及各党派代表，均曾讨论杨先生的问题，他们都一致认为蒋主席必能实现诺言，张、杨都可望不久恢复自由。
(选自1946年2月8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
① 指民国30年，即公元1941年。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