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回忆1924年的榆林中学
王森然
1924年，我接受杜斌丞先生聘请在陕北榆林中学任教。榆林中学为西北和中国革命培育了很多英勇志士，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诗篇。
杜斌丞早年求学北京，痛感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怀着爱国主义热情，回到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陕北家乡，发愤以教育事业承担救国救民的重任。为提倡新文化，开创新学风，四处奔走，聘请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学者去陕北。他听到我因宣传民主、科学等新文化而被曹锟通缉，在北京找到我，说：“陕北就缺你这样的教师呢，你能到我们那里去吗?我约好了李子洲，你同他一起去‘开荒’吧，你应该趁此机会去西北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我接受了他的聘约。
1924年2月14日，我携带了简单的行装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革命与考茨基》、《两个策略》、《俄国革命史》、《向导》、《新青年》等书刊，从北京出发，经过15天的时间，到达了西北高原的古雍州地面。
二
榆林，就在这贫瘠的黄土高原和望不尽的沙漠之间，这是历史上的军事要塞，是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用来做交通工具的骆驼、骡马络绎不绝。榆林城内，高高低低的一路石牌坊，钟鼓楼、万佛楼前一条石头铺成的街。街道旁有青砖高房的商号，朱门内纸醉金迷，屋檐下乞丐成群。
我到杜斌丞家，他向我介绍了榆林中学的情况。榆林中学是陕北23县联合建立的惟一的中等学府。杜斌丞担任校长后，苦心摹画，联络各方，筹措经费，扩建校舍。1923年，他请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魏野畴任国文教员。魏野畴的到来，使学校产生了新的变化：活跃了青年的思想，活跃了学术空气；学生们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学生会、读书会、剧社；带来了《向导》、《共进》等刊物，让学生们走出校门。但引起榆林军阀井岳秀的不满和忌恨，也遭到地方上封建遗老遗少的敌视、排挤和迫害。杜斌丞惋惜地说：“我十分为难，去年我找到你的时候，魏野畴刚离开榆林中学不久。你给我的支持太大了。”杜斌丞希望春风能够吹遍黄土高原，希望能够唤醒沉睡的人们，希望榆林中学能够为国为民培养出人材。
杜斌丞很重视新文化教育，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方面的很多问题。
我在杜斌丞家住了三天，就同杜斌丞一起到了榆林中学。当时正放寒假，学生们都回家了，听说北京来了新老师，很多学生赶回学校，参加欢迎会。杜斌丞把我介绍给同学们，又讲了话。学生会主席刘志丹在致欢迎词中，高声朗读了我的一首诗《杀!杀!杀!》：
我的最亲爱的同胞啊!
灰色恶魔势力之下，
布满着大刀阔斧，利剑快铡，
终日里狺狺狂吼，切齿磨牙。
我们受尽了他们的凌辱、压迫、蹂躏、践踏。
我的最亲爱的同胞啊!
叫我们走，我们不敢不走，
叫我们爬，我们不敢不爬；
叫我们死，我们不敢不死，
我们到底是人类，到底是牛马?
我的最亲爱的同胞啊!
真挚诚恳热烈的同胞啊!
我们不必以弱者自居，
万众一心!协力同作!
打起我们决死的鼓!
吹起我们敢死的号!
振着不屈不挠的精神，
杀!杀!杀!
当时全场情绪激奋，我不禁流下泪，没想到我的诗歌会引起这些可爱的青年如此热情。
三
我的宿舍在学校里院的东屋，门前有一块小空地。一些学生让我给他们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讲李大钊、胡适、陈独秀和北大的新闻，反复向我询问“民主”、“科学”。看到这些纯真好奇、渴望求知、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年轻学生，感到自己有着用不完的力气。我的小院子渐渐地成了他们谈论社会、交流思想的地方。杜斌丞常和我在一起，天一晚他便在我屋里的小炕上一靠，聊榆林的风土人情，发泄一些对井岳秀的不满。后来李子洲也到了榆中，我在北大曾几次遇到子洲，算是熟识。杜斌丞、李子洲和我研究了开课后的教学计划，每天到半夜才离去。
我开始主要担任国文课，讲白话文没有课本，我临时选了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几篇短文，选了“创造社”的一些诗歌，油印成讲义。当时魏野畴在这里基础打的很好，而且我已经逐渐与学生们亲近起来了，所以开课后并无隔碍，课堂气氛很活泼，同学们问题提得也很多。我给他们讲雪莱，讲歌德，打破了旧的传统式的教学法。杜斌丞支持学生讲民主、讲自由、讲科学、讲革命，促进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思想也日益进步。很多同学都能写很长的文章，并且慷慨陈词，抒发自己的主张和理想，我感到这的确是未来革命的力量，他们不但有抱负，也表现出很强的革命精神。
刘志丹常提议讲《新青年》中的文章，我讲了李大钊的《鲍尔刹维主义的胜利》：“二十世纪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鲍尔刹维主义战胜的旗帜；到处所闻的，都是鲍尔刹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不久，丁班学生毕业，榆林中学在榆林城北红石峡举行了全校性的欢送仪式。红石峡山顶万里长城蜿蜒，脚下榆溪河水奔腾，杜斌丞决定在红石峡悬崖绝壁上的“大漠金汤”四个字的下方，刻上“力挽狂澜”四个字，由榆中总务主任崔焕九书写。杜斌丞在讲话中鼓励全体同学树雄心，立壮志，继前人革命未竟之业；破黑暗，求光明，使我国成为独立、富强、繁荣、进步的堂堂大国。
四
没有多久，李子洲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任校长，离开了榆中。他的课程全部由我接任，临走时他对我说：“担子都交给你了，任务是很重的，你要多协助杜斌丞，把成绩巩固住，把局面开得再大些，我们之间要保持住联系。”并召集学生会开会，作了安排和交代。
我结合教学，组织了青年学社、青年文学研究会和陕北教育改进会。课余经常组织学术讨论，论题涉及到社会、文学、历史、时事，大家提出许多激进主张。这些活动的开展使榆中校园里到处洋溢着民主、科学的热烈气氛。杜斌丞也参加课余活动，并提倡“讲民主，反封建；讲科学，反迷信”的学风，给了研究会很大的支持和方便。
研究会的文学习作很多。我除将部分优秀作品交《大公报》发表外，还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刊物。根据不同的内容我先后创办了《榆林之花》、《榆中旬刊》和《塞声》，刊登的诗歌、文章大部分是由学生的作品中选的。我把稿子汇集编辑好，寄到天津《新民意报》。这家报馆是义务帮助印刷的，印好后除寄几百份给榆中，其余均在大城市内发行出售。这些刊物因发表了进步内容，攻击了封建势力，提出了反对迷信，反对在陕北的外国传教士，曾引起过井岳秀等的严重不满和干涉。
五
常到我宿舍小院来的，还有杨虎城将军。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与井岳秀同乡，又与井岳秀之弟井勿幕关系很好。1922年杨虎城率靖国军与直军作战失利，拒绝北洋军阀收编，暂避陕北井岳秀处，部队改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任命了新团长，杨虎城本人就脱离部队，在榆林城里闲居休养。他只念过两年私塾，没有很深的文化，但很愿意同知识分子交往。榆林中学是当地的文化中心，自然受到他的重视，和杜斌丞搞得很熟。他结识我后，一见如故。我曾用很长时间给他讲完了一部《水浒》，他对林冲、杨志、鲁达等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他当时对革命形势，对中国革命的概况、方针了解不够，通过与杜斌丞、魏野畴等人的频繁接触，才逐渐对中国前途有了认识，并总结了失败教训。这段时期，对杨虎城以后的思想倾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对我谈论井岳秀说：“我们是同乡，表面上他对我当然不慢怠，事实上他看不起我。”他说平时除来这里找斌丞和我，很少出门。自觉寄人篱下，精神抑郁，心中不快。就井岳秀提防杨虎城“反客为主”的问题，杜斌丞自己并委托我从中作了很多工作，向井岳秀反复说明杨虎城并非“池中之物”，其志决不在陕北，占不了他的地盘，井岳秀才稍感放心。
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驱逐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变”。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在陕西也面临一场驱逐刘镇华的斗争。李子洲这时从绥德专程来到榆林，找我和斌丞谈了配合全国革命、驱刘出陕的意义。李子洲说：“分析陕西各部武装，都不可能驱刘，唯有暂住榆林的杨部是可以利用的，但此事很复杂、曲折，要做最大努力。”决定做井岳秀和杨虎城的工作。我们分别与杨虎城谈了南下的重大意义，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南下驱刘。
杨虎城出师之时，井岳秀在榆林城外设酒宴饯行，我和杜斌丞都参加了。没想到黄沙漫天，狂风大作。杨虎城却端着酒碗大笑起来，说：“云从龙，风从虎，你们等着吧，虎城定取胜。”杨虎城身先士卒，出师浩浩荡荡，旗开得胜，击溃了直系军阀吴新田，当了第三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0月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此时他多次邀请我，想让我出任省教育厅长，又委托杜斌丞请我，因身另有重任，均婉言谢绝了。
六
1924年冬，我得了一场重病，杜斌丞对我非常关心，从四处找了很多医生。后来杜斌丞见我病情无好转，不得不让我回北京就医。临行时全体师生出城相送，志丹拿出他珍藏的怀素千字文拓片，送给我，让我留个纪念，我在拓片的边缘写了“1924年11月在陕北榆林中学任教，学生会主席刘景桂所赠”，我一直保存到今天。我把带来的一部分书给志丹留下，又送给他一首诗：
我们只要有炸弹爆裂，
我们只要有手枪去放，
从死路里打出一条生路，
从黑暗里找出一线曙光。
杜斌丞校长对同学们说我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者，要同学们向我好好学习。我听了以后非常惭愧和激动。我流泪了，斌丞流泪了，同学们都流泪了。我们相处的300多个日日夜夜结下的这种友谊无比深厚和真挚。我望着这些胸怀大志、敢于为民族献身的一代新秀，我心中积郁许久的感情汇成江河，在这里找到了希望，找到了我的同志们，但是又要告别了。刘志丹带着青年文学会的同学们送我出城很远，又送了很远，分手时我们一起照了相。全国解放后，我把这张照片连同这一时期的许多革命史料一起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我将把我们的事业和友谊一道铭刻在心里。
再见了，黄土高原，
再见了，榆林中学，我的第二故乡，
再见了，斌丞、子洲、志丹。
1924年，在榆林中学校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榆林中学在这一年中，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在魏野畴指导下，很多同学曾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李子洲又培养出一批进步的、信仰马列主义的学生骨干，杜斌丞教育救国的夙愿实现了。榆林中学在这一年中，发展了“共进社”社员。1925年年底，榆林中学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成立，一批同学又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子长提前离校，刘志丹、霍世杰等同学先后毕业，为陕北的进步教育培养了人才，为中国革命增添了生力军，为以后陕甘宁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根基。
1982年5月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