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杜斌丞先生与榆林中学的三次风潮
张光远
榆林中学设在陕西北境“边墙”(边墙为明朝余子俊督修，俗称长城)脚下榆林县城内。其前身为榆林殖边学校，因毕业学生无出路，改为陕北23县联合县立榆林中学(简称榆林中学或榆中)。1917年杜斌丞先生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陕北在榆林中学任教，翌年任校长。1924年，杜以“十年教育”的夙愿已满七年(杜先生有十年教育，十年政治的行动计划)，并以僻处陕北多年，孤陋寡闻，难免落后，因此亟欲辞去校长职务外出考察赶上潮流。不料地方当局只准其请假休养，校长名义仍要由他担任，直至1927年才正式另委他人接替。
杜先生离校出外考察休养的三年中，榆林中学连续发生了三次风潮。第一、第三两次风潮，是由杜先生返校亲自解决的，第二次风潮杜先生不在陕北，造成井岳秀派武装镇压的恶果。我系杜先生担任校长时第一期(1921年)毕业的学生。1926年至1927年我返校当教员时，正值第三次风潮发生，我是亲见的，第一、第二次风潮的情况是我亲自向当时参加风潮的同学了解的。
第一次风潮，发生于1924年杜先生离校休养的冬天，校务由高宪斌(教务)、呼延震东(训育)两先生负责。当时的榆林中学试设了洗澡间(条件太差，不久取消)，由学生会排列轮流洗澡名单时，把戊班学生杜自生排在最后。杜不满，撕毁了公布牌，引起除米脂县学生外的全体学生向学校要求开除杜自生而罢课的风潮(一说杜自生也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因处理学生灶务不公而引起)。杜自生，米脂人，戊班学生，系杜先生的族叔。记得我在1921年榆林中学毕业时，戊班学生已经进校，米脂学生人数较多，以后逐年递增，至1924年，估计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1／7。当时学生的地域观念较严重，特别是米脂的一些学生，仗着杜先生是校长，待人接物往往表现骄横霸道。比如，操场上踢足球吧，米脂学生一呼，对阵两方的球员都是自己一县的人。外县学生，只好“望球兴叹”(那时只有一个足球场)。球出界时，旁观的人偶一伸腿，还要受米脂学生的嘲弄。积怨越来越深。至杜自生撕牌事件发生，就爆发为陕北其他各县学生联合起来对米脂一县学生的斗争——要求开除杜自生的风潮。
这个风潮初起时，各县学生中为首的积极分子互相联系，秘密策划，一切安排妥当，才由学生会出面找教务主任高宪斌到礼堂内开会，提出开除杜自生的要求。高宪斌以杜先生不在学校不能作主来答复。学生不能满意，当即宣布罢课。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一齐坐在礼堂内不出来(怕分散后软化)，不上课。只有米脂学生分别回到各自的教室，但他们总是少数，教师在门外一看，也无法上课。第二天，至四五天仍然如此，学校毫无办法。正在胶着不解的时候，高宪斌和部分教员陪着省上来的某督学到礼堂。那督学气势汹汹地说，像这样的罢课，简直是犯法，如不上课，学校就马上挂牌开除。他的话音未落，学生纷纷起立，有的拟质问，有的掀桌子踢板凳，乱成一片。那督学见势不妙，急忙跑出礼堂，躲入校长办公室。部分学生正欲追去，被呼延震东先生拦住。他说，我担保杜自生一定离校，如果杜自生不离校，我离校。同学们还是上课为好。学生平日很尊重呼延先生，表示听呼延先生的话，可以复课。空气暂时平静下来，可是并未马上上课(以上根据王暎同学提供的材料)。
在杜先生还未返校以前，两派学生对立的情绪很尖锐，甚至准备动武。府谷学生杨怀英对我说，他曾在裹腿带里藏过小刀子，准备如果遇米脂学生打他时，他就要拿刀子捅。还说罢课之后，互相准备厮打，尤其在夜里戒备很严。关紧门窗，暗藏砖块棍棒，也不敢一人出去大小便。大约有四五天或一周的时间，大家很紧张。至杜斌丞校长来校宣布开除杜自生后才松了口气。
杜斌丞先生当时在米脂家中，听得学校风潮紧张，便赶到榆林，召集全体教员学生在礼堂开了一次会，杜斌丞先生自任榆林中学校长以来，夙兴夜寐，全部精力用在学校建设和学生的培养上。他在史地教学上，揭发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腐败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启发了学生们爱国主义思想的滋长。他与学生同学习，同运动，同生活，培养了学生的求知欲、艰苦朴素、专心求学、为国为民的志趣和抱负。他解决同学间的纠纷(多为食堂的事)，总是倾听几方面的意见，然后做出公正的裁判，既有群众观点，又有民主作风，故为学生们心悦诚服地所接受。特别是他对任何学生，总是满腔热忱，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帮助、教诲，深为学生们所感激，所爱戴，杜先生在学生中很有威望。这次，他一进礼堂，礼堂里便鸦雀无声。他站在讲台上，看了他制下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木牌，然后面向学生，巡视一周。两派学生都像心中有愧似地低下头，静等杜先生讲话。杜先生很严肃地说，我走了不久，你们便把学校闹成乌烟瘴气的这个样子，这是谁的过错?我有责任，你们也不能辞其咎!接着他说，我知道这次风潮中的几个主要闹事的人，本应按校规处理，可是我不采取这种方法。而且这些人是学校的精华，是有出息、有培养前途的。说至此，礼堂空气骤变，扫去许多人心上的不安。杜先生最后大声地说：至于杜自生，今天就叫他离校……杜先生讲话，前后不到两分钟，轩然大波就此全告平息。
风潮平息后，杜先生征得镇、道两署同意，以孙丽生先生为代理校长，然后又离开榆林。孙于第二次风潮前病故。
这里顺便补叙几句杜自生的情况。杜自生，又名杜润滋，被榆中开除后，第二年春，到了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随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市委工作过。后至宁夏做党的工作被捕。出狱后，协同谢子长同志发动甘肃靖远起义。失败后至西安，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后到陕南，在红二十九军工作，马儿岩事变中被敌人杀害。
榆林中学的这次风潮，由学生中的地域观念、封建思想影响所引起，杜先生的讲话可以说打击了这种邪气，使纯洁的学生受了一次深刻的反封建教育，继之而起的二、三次风潮，榆中的党、团组织建立，有了较明确的政治意义和革命意义。
第二次风潮，发生于1925年冬天。孙丽生病故后校务由高崇(总务)、马济川(教务)、曹又参(训育)三人负责。高崇系井岳秀豢养的一个反动家伙，负主责，且有攫取榆林中学校长一职的野心。他到校以后，倒行逆施，和学生发生过不少的矛盾冲突。这年的春天，榆林中学学生会接到西安学生联合会发起的要求参加校务会议的宣言。榆中学生会就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派代表向高崇提出要参加榆中校务会议的建议。高崇坚决不同意，因而激起罢课风潮，酿成井岳秀武装镇压的恶果。
榆中学生在杜斌丞先生和进步教师的启迪下，觉悟逐渐提高，加之第一次风潮锻炼，不仅要求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学习各种知识技能和生活技能，同时还要求参预国家大事，要求参预社会改革和革命工作，不用说要参预校务就更为迫切了。他们向高崇陈述的理由是：学校是以学生为主体，学校是为学生的成就而设立，学生派代表参加校务会议提出合乎学生需要的建议和要求，只能使学校办得更好不会更坏。高崇的答复是：全陕学校和全国学校的校务会议，都没有学生参加，而且学生年龄小、经验少，能代表谁?我校决不能开这个先例，破坏国家的教育行政制度。这年内，学生为此召开大会和他辩论了几次，他还是顽固不化。学生不得已，就举出高崇在校期间的反动罪状，向各方面发出宣言传单，要求撤换他。地方当局不予理睬，延至冬天，学生才罢课了。
学生罢课后，高崇便搬出他的后台井岳秀，派步兵一连，以两个排包围学校，一个排进校，直扑校长办公室，拿出由高崇预先提供的名单，把学生分别叫来，斥责后，再派士兵二人，抱上学生的被褥，扭送城外。他们就用这样的野蛮办法，驱逐出城的学生有十几人之多。当时被驱逐的学生究竟有多少，说法不一。记得霍仲年同学对我说，这次风潮离开榆林中学的同学有三四十人，有的是两兵夹着出城，有的是自动离校，而且多是党团员。1926年中共北方区委派人来榆中，才恢复了榆中的党团组织。
武装镇压学生风潮，这在陕北还是第一次。
榆中学生的第二次风潮是失败了，但给学生们的教育是深刻的，首先使学生们认识到军阀、官僚、士绅是三位一体的反动集团，绝对不能对他们的任何一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次必须警惕学生内部的坏分子，高崇提供给井岳秀的学生名单，据说是学生中坏分子送去的。再次是斗争策略上还不够灵活扎实，对中间分子争取不够，以致形成党团分子大部暴露，几乎被敌人一下赶出校门。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这次风潮被开除和自动离校的学生，第二年春大部分到了北京。他们没有气馁，仍精神十足，努力温习功课，暑假中多半考上大学，以后许多成为学生中的党团骨干，为革命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贡献。
第三次风潮，发生在1926年秋冬之间。当时校务由高崇(总务)、马济川(教务)、马云程(训育)三人负责。马济川因病在家，马云程是新聘的教员没管事，校务实际仍由高崇一人总管。这年学校的革命力量大有增长。新聘教员马云程、周家干均系共产党员，马云程兼任训育主任。开学不久，马、周二人又把新聘教员张光远吸收为共产党员，进一步整顿了榆中学生中的党团组织。在校外又统一了各学校的工作布置和要求。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原国民党县党部虚有其名，马、周二人派张光远负起领导国民党部的责任，逐渐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组织领导下的各种群众团体，而实际工作均由派去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生去做。矛盾要在一定条件下激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榆中的第三次风潮，就在这种形势下爆发出来。
风潮是这样开始的：榆林大街新楼北一个庙院内唱社戏，军阀井岳秀的儿子井龙文(也是榆林中学学生)，带着马弁在戏场打了同学苗从权(共产党员)，其他在场的同学非常气愤，跑回向学生会作了报告。学生会就集合全体同学开会，声讨井岳秀纵子行凶，并提出几条要求。主要的是：(1)井岳秀亲来榆中向被打同学道歉；(2)保证士兵以后不行凶打人；(3)开除井龙文等等。高崇为缓和学生的义愤，表面上同情学生，嘱学生“稍安毋躁”，由他代办。学生同意了他。但他却与井岳秀的亲信谢某商量，由谢到校，哄骗学生，说井已责打了肇事的士兵，并训斥了井龙文。学生不相信，坚决要井岳秀亲自来校道歉，否则决不罢休!高崇不得已，向道尹景岩征求计，景和高崇一样不敢让井岳秀知道井龙文行凶的事，反亲自出面请学校教员劝说学生不要走极端，不要惹恼井岳秀。教员们对士兵打学生心怀不平，表示他们只教书不管事，但表面上仍不得不答应，实际上没人认真去“劝说”。两三天后，学生等得不耐烦了，就罢了课。高崇与景岩征都急了，特别高崇还想施诡计，继续欺骗学生，在一天晚自习的时间里和学生对话时，把学生激怒了。学生们表示，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你不负保护我们的责任，反而和军阀勾结起来摧残我们，我们不住你这学校行不行?!一呼百应，当晚大部搬出学校，到大街上找了旅店住下。第二天我们部分教员去旅店看望学生，见他们圈在小店的砖炕上，被褥很单薄，有的还未带被褥，榆林天气早寒，但他们精神却旺盛，很乐观，唱的唱，说笑的说笑，有的正在看书。
景岩征一看学生搬出学校，不免忐忑不安；又打听得杜斌丞正在米脂，于是便把他请到榆林，恳求杜出面解决风潮。杜向各方了解情况后即叫高崇通知学生在礼堂开会，他会同高崇到了会场(许多教员因没通知，多未参加)，杜很和蔼地问学生：你们不上课，想咋办?井龙文带马弁打了你们，你们受不了，我是理解的。事情总是要解决的，不解决不行，僵持下去有什么好。说出你们的要求吧，能办的我一定去办。学生当时就提出前面所说的那几个条件，另加了一条“保证不开除这次为首的同学”。杜先生笑了笑说，开除井龙文嘛，我一定办到；保证士兵不打人嘛，我同意你们的意见，请老井加强士兵纪律教育好不好?不开除学生嘛，我保证一个也不开除；至于叫老井亲自来道歉，你们想一想能办到不?这一条我知道办不到!你们不记得去年的事(指武装镇压)吗?取了这一条吧!学生默不作声。杜先生又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学生中有人低声说：“没有了。”杜先生就授意未搬出去的少数同学和教职员共同组织欢迎会，欢迎搬出外住的学生回校。第二天全校复了课。
罢课将近十多天的风潮，为什么能以杜先生的一席话就解决呢?一是杜先生爱护学生的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地阐明是非利害，从思想上提高了学生的认识；二是因为学生搬出学校，力量分散，生活也比较困难，斗争渐难坚持，不得不及早收场。我认为这次风潮的解决，学生们并不认为是胜利，而是失败。所以在复课之后，他们很自“韬诲”，一致在上课时努力学好功课。下午两个钟头自由活动时间，恢复了各种组织形式的读书会，努力钻研社会科学和革命知识，来充实自己。我教的是国文课，学生课外写的文章，多请我批改，篇数多，文章长，我很吃力。这一学期的最后一两个月，学校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一进校门，读书声，辩论声，秩序井然，非常感人。一进操场，眼前就是龙腾虎跃，生气勃勃，团结友爱。这样的生活，时间虽短，但我今天仍记忆犹新。1927年的春天到了，学生以饱满的精神，在课余时间走出学校，搞革命，迎接国内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