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杜斌丞先生为杨虎城部和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的一些活动情况
常黎夫
杜斌丞先生于1932年冬离开兰州，我留在兰州继续参加中共甘宁青特委地下工作。因此，我只参预了杜先生为杨虎城部和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的后期的一些活动。先得说一下，我是怎样由甘肃到陕西同杜先生会面的。
1933年7月下旬，中共甘宁青特委被破坏，军委梁干丞被捕(不久被杀害)。张德生先离开兰州去静宁，在石子俊部(那里有党的组织，有几十个党员)躲避。数日后，我在敌人军警搜捕之际，乘隙跑出兰州，到甘肃清水县善后局局长杜鸿文(杜斌丞的堂侄)处躲避不到一月，就从该县公安局长孟直君口里传出接到甘肃省政府对我的通缉令。我在清水呆不住了，又不能轻易去西安，因为杜衡叛变，陕西党组织被破坏了。怎么办呢?我和杜鸿文商量，一道回西安，他先进城和杜先生联系，我在城外农村找个地方等候。商定后，我们一块从清水县出发，翻过关山，经陇县，到了凤翔。出乎意料，同杜先生巧遇了，大家都很高兴。孙蔚如的参谋长张绍亭特意去西安迎接杜先生，杜的随员三人：马豫章、杜理丞、刘作霖。
杜先生见我安全归来很高兴，深夜同我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和此次去汉中的意图。他说民族危岌，国事日非，在新的形势下，杨虎城、孙蔚如在蒋介石步步紧逼的处境下，不得不走联共反蒋抗日这条路，像王宗山这样的人也接受了这个主张。杜说，他去汉中，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杨、孙曾同意先派张含辉去四川联系红四方面军，一去无音讯，才派武志平又去四川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不知蒋介石怎样搞到了这个情报，引起杨虎城对武志平也生疑心。他这次去汉中，要打听张含辉的下落和了解杜润滋牺牲的情况，杜润滋为此事曾做过一些联络工作，现在很需要再有这样一个人。第二是孙蔚如的妻子张玉娥不知为什么自杀了，孙蔚如的情绪很不好，想去宽慰他。
这样，我就和杜先生一起从凤翔去汉中。大概是旧历八月十五日到的凤县，在那里吃的月饼。
那时汉中是个“空隙”，孙蔚如受蒋介石的欺压，由兰州贬到天水，再贬到汉中，对蒋愤恨，满腹牢骚，我记得他在张良庙的石崖上书写很大的字，上写“借君之锥，以锥暴日”。实际，是以锥“日”之名而锥蒋泄愤。到了汉中之后，杜斌丞和孙蔚如同住一个屋子，“抵足而眠”，十分亲热。我和马豫章等住在招待所。
武志平当时是孙蔚如部参谋，常见面。当时孙蔚如周围的主要人物是王宗山总参议，此人曾留过美，做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黄埔军校也做过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以后投靠蒋介石了，解放前夕是陕西省的议长。比较进步的还有徐梦周、韩兆鹗、白诚斋等人。反动家伙，一个叫宋树藩，大革命时期曾是党员，在甘肃省当过高台县长，是孙蔚如的同乡，给孙当参议，行动鬼祟，经常监视我们，背后散布流言；另一个叫白子明(清涧县人，1926年绥师六班学生，那时叫白崇熙，共青团员)，在孙部做参谋，刚从国民党中央军校受训回到汉中，十分反动。
住了几天，杜先生提出一定要找个合适的人，和党组织有联系，以便保持沟通孙部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我和傅剑寒商量(我通过傅同汉中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得到杜先生的同意，写信给张德生，要他来汉中。德生到后，我引他见了杜先生和孙蔚如，杜给孙简单介绍了一下张是他的学生，见面认识一下，没有谈别的。隔了几天，杜和王宗山约会德生谈了建立联络关系问题(我引德生到一家照像馆后院大房里同杜、王相会，我没有参加会谈)。指定由武志平安排德生的住房生活方面的问题，并保持与王宗山之间的联系。
我们在汉中住了两个多月，回到西安的时间大概是1933年旧历十一月或十二月初。在我离开汉中的前不久，张德生和地方特委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并决定他参加特委工作；同意我跟杜先生去西安，隐蔽杜家，帮助他搞抗日反蒋活动。我回到西安不久，孙殿英攻打宁夏，南汉宸、葛霁云在那里活动。杨虎城授意，王菊人向杜斌丞提议一定要我到宁夏去和他们取得联系。我是旧历除夕那天到的北平，又走了几天，在立岗堡同南汉宸会面。前后一个多月时间，我又回到了西安(此行经过以后另写)。
大概是1934年四五月间，杜先生同我们商量又要张光远去红四方面军走一趟，最好能够留在那里，“搭个桥”，保持经常联系。杜给孙蔚如、王宗山写信介绍张到汉中见了孙、王；我给张德生写信，张光远到汉中见了德生，给他写了党组织的介绍信，由武志平负责把光远送入川北苏区。据张光远归来说，他同张国焘等见了面，只留两日，亦未深谈，即被送回。至此，杜对孙蔚如同张国焘之间“搭桥”的打算失望了；我们更难以为力。张国焘之为人，现在可以说人所共知；而那时候的孙蔚如也相当傲慢，自命儒将，声称张国焘只配读他写的文章。“搭桥”很困难，不可能的!但断断续续的往来关系还是有的，据孙蔚如的回忆录中说，他同红四方面军的代表和人员的会面接触，先后11次。至1934年底德生去川北苏区，双方联络中断。
1984年2月15日于成都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