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
汪 锋
1935年12月初，党中央派我携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和杨虎城将军谈判联合抗日问题。在我和杨先生见面后的一个晚上，我从杨的军法处长张依中家里回来，秘密去拜访杨虎城将军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先生。对于杜先生，早在他任榆林中学校长时，即有不少党员提到他进步、耿直的品质，我已闻其名。我认识他那是1931年春。一次，我去看他的儿子杜鸿范(共产党员)，见了斌丞先生。后来一些地下党同志常在杜先生家里接头。1932年春，我和刘志丹同志就在杜先生家里见过面。1933年，杜先生到汉中视察，我和张德生同志去看他(杜、张是师生关系)，他看到我们经济上有困难，给了50元钱，这在经费上解决了很大问题。通过接触，我对他的印象愈来愈深刻，对他亦愈来愈敬佩。此次去西安之前，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杨虎城将军周围几位进步人士的情况，其中说到杜先生一直进步，关心革命，毛主席对杜先生给予很高评价。毛主席在给杜先生的信中说：“从汪锋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周副主席也要我问候杜先生。见面后，我问他是否收到毛主席给他的亲笔信(当时毛主席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写了三封信，统交杨虎城转交)，他说：“还没收到。”但他听到毛主席给他有亲笔信，非常激动，深感毛主席和我党对他的信任。
谈话中，他首先询问红军长征的情况以及到达陕北后的补给等问题，并详细地问了杨虎城先生接到毛主席信以后的态度和同我谈话的情况。我把我们如何联合抗日等问题以及杨将军提出的三个问题，即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红二十五军错杀张汉民，我党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态度，都一一向斌丞先生作了介绍。
接着，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分析了十七路军的情况。他说：“十七路军是杂牌部队，国民党中央军极不信任，蒋介石指使他的特务机关经常对十七路军造谣生事。陈立夫、陈果夫攻击杨先生周围有赤色分子包围，指责某某人为共产党等。部队发展也有困难，装备差，也没有来源，主要靠自己在西安的一个小兵工厂制造一点步机枪。杨先生部队的骨干以及他的幕僚都对蒋介石不抱什么幻想。”杜先生对这方面的情况谈得很多，并且分析了十七路军内部的人事构成，事隔40余年之久，可惜我已回忆不起来了。
谈到杨虎城本人的情况，他说：“杨先生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在政治上没有涵养的人。杨先生在政治上有见解，有爱国思想，敢干、刚直、有主见，他自己决定的事情，别人不易改变。杨先生对蒋介石已失去信赖。”蒋对杨一开始是“拉”，希望杨能为他卖命，荡平西北的混乱局面。及至杨统一陕、甘以后，蒋介石即对杨施加压力，曾先后派戴传贤、朱培德到西安和杨谈共同开发西北问题，实际是要把蒋的势力挤进西北，杨婉言拒绝了。从此杨、蒋间展开了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蒋首先撤销了孙蔚如甘肃宣慰使职务，以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跟着，勾引杨部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在天水叛变，十七师四十九旅杨渠统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师开往河南，脱离十七路军建制。及红四方面军经陕入川，蒋乘机把胡宗南第一师开到天水，迫使孙蔚如部离开甘肃。在压迫南汉宸离职之后，又撤销了杨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凡此种种，都说明蒋介石极力限制、削弱、瓦解杨的势力，使杨忍无可忍，因此对蒋也更加戒备，杨、蒋之间的矛盾已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
杜斌丞先生还谈到十七路军各部队里都有一批进步力量，这是合作的有利条件。
关于杨部和东北军的关系问题，杜先生说：“东北军入陕后，十七路军下层有些人对东北军也有不满情绪，这对合作有点不利，但杨先生并不担心十七路军会被东北军吃掉，因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样都是杂牌部队，同受蒋介石的排挤、压迫的，在大的方面合作，没有什么问题。”
斌丞先生也谈到杨先生对红军有过怀疑，担心红军只珍惜自己的部队而不壮大十七路军的力量，他希望这次能够真正的合作。
对于我来西安，杜先生说，你这次来是合时机的。毛先生亲自派你来，人选很恰当。和杨先生谈话要讲实在的，他喜欢直爽，经过认真谈，是可以谈成功的。这里知道你来的人只有王菊人、张依中等，自然不会有别人从中破坏。现在杨先生还没有给我看你带来的信，也没有告诉我中共中央有人来，我只能装作不知道。但我就可以工作，为沟通情况、倡导西北大联合做工作。
最后，他谈到杨先生周围的人，如杨明轩等互相有些联系，但没有什么组织，能有一个无形组织把这些人联系起来，很有必要。
除上述谈话外，以后还谈过几次，谈到西安社会情况、西安进步人士情况、西北教育情况等。在谈到西北政权的情况时，杜先生说：“杨先生很重视各县县长的人选，我在这方面还能够起些作用，安插一些进步爱国人士，现在已安插了10多名进步县长和中学校长，都是拥护杨先生的，如常汉三、韩兆鹗、党伯弧、王德安、高协和、刘春园等。”这几次谈话，谈的方面很广泛，也很具体，详细情况我已回忆不起来了。
在我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接触中，当时就感到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介绍的情况是真实的，建议是中肯的。他对自己的看法也不隐瞒，后来他的言行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不愧是一位信赖我党，同我党长期合作的老朋友。
我回到瓦窑堡以后，红军东征尚未返回。为了介绍情况，在瓦窑堡召开了机关干部大会，我向大家介绍了西安的情况，主要是根据杜先生提供的材料。
1981年9月11日
(个别文字编者有删节)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