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徐以新
1933年春，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红四方面军曾与杨虎城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议。这对川陕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提供了一条与地方实力派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经验。我当时任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受川陕军委与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委派，参加了对十七路军孙蔚如(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部的谈判工作。
1932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西北转移，于12月上旬在陕南城固渡过汉水，到达汉中盆地。汉中地区比较富庶，它南临大巴山，北依秦岭，中间有汉水穿过。在这个地区，我党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但该区地形比较狭窄，回旋余地较小，不利于大部队活动。当时我们已得悉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四川内地长期有党的工作，川北山地便利打游击战争，于是决定入川。
大约在12月中旬，我们全军经过三昼夜艰难行军，越过冰雪覆盖的大巴山，到达川北通江地区。由于我们入川行动神速，敌人不及防御，通江县城很快就被我们占领，田颂尧驻守在这里的部队也被赶跑了。
我们相继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在川北取得了立足之地。大约在1933年2月中旬，田颂尧组织了三四十个团分左、中、右三路围攻我们。我们采取部队收缩、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放弃了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城，将部队撤到通江以北大约方圆一二百里的地区内，将敌之战线拉长，待机消灭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我们和杨虎城的部队，过去没有正式打过交道，只是在我们转入川陕的路上，到蓝田附近的子午镇时曾经遭遇了一下，结果他们吃了亏。我军在川陕立足之后，十七路军沿大巴山脉东起镇巴，西至宁强约五六百里的战线上，部署兵力，对我军北面一线进行封锁。
杨虎城将军虽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但他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热忱，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曾与我党有过交往。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深为不满，要求抗日。但蒋介石却变本加厉地玩弄排除异己的手腕，将杨部十七路军推上“剿共”战场。
就在我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后，蒋介石一面急令十七路军孙蔚如部在陕南，刘湘、田颂尧等部在四川，形成对红四方面军的包围并进行围攻；一面却派其嫡系胡宗南部进驻陇南天水，部署在十七路军之侧背，对陕甘宁杂牌部队进行监视。其用心在于使杨与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加剧了他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1933年4月间，当胡宗南部队在陇南完成部署后，这种矛盾已经表面化了。杨虎城将军为摆脱蒋介石步步进逼下的窘况，保住自己的实力，并最终把胡宗南部挤出陕西，同时也怕红军向陕西发展，便不得不寻求与红四方面军合作的途径。这是我们与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好机会。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对十七路军的地下秘密工作加紧进行。当时杨虎城的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工作有相当的基础。武志平同志就是根据党的指示，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三十八军少校参谋)，做争取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工作的。
经过武志平的工作，通过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的疏通配合，终于使杨确定了与红四方面军进行友好联络的决心，派出代表武志平跟我们商谈。
大约在1933年5月中旬，武志平以三十八军高级参谋的身份(他的秘密党员身份一直未公开)，从汉中出发，来到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川北的驻地，会见了红四方面军的负责同志傅钟、曾中生等。张国焘也和武谈过几次。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军委研究，认为既然十七路军主动来和我们建立联系，这不论从战略上还是从整个川陕根据地的发展上考虑，都是有利的，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一方面，在川北根据地的后方，翻过大巴山便是汉中，是杨虎城十七路军控制的地区，如果能和他们打通关系，就可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向四川发展。另一方面，敌人对我们封锁得很厉害，我们急需打开通路与外面发生联系。当时临时中央已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我们希望能与留在上海的机关取得联系，请他们给我们派一些干部并在工作上给予协助。同时，希望能解决部队物资上的困难。因此军委确定和十七路军建立联系。
经向武志平了解，得知上述问题，杨虎城将军基本上都可以协助。武志平来时就带来了若干军用地图，这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于是川陕军委与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由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到汉中与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进行谈判，并对谈判方针规定了三点：一、了解对方意图；二、了解十七路军内部的情况；三、尽可能在杨虎城、孙蔚如内部找到可以争取的人。由于徐向前同志当时在前方指挥战斗，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和我几个人在苦草坝的总部商讨决定的。
在我和武志平启程前，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一举粉碎了田颂尧左路纵队的进攻，全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使敌左纵队全线崩溃，敌之中央纵队、右纵队亦纷纷败退。空山坝大捷，使敌人对川陕苏区的4个多月围攻遭到破产。我们红军刚刚进川几个月，而且一路上打了许多恶仗，部队是很疲劳的，结果一下子把四川军阀部队消灭了这么多。这个胜利把四川、陕西之敌都震动了。
大约在1933年5月底，我和武志平从红四方面军总部苦草坝出发，经新场坝到达碑坝，也就是靠近巴山南部赤白交界的地方。那里有我们一个师的部队驻守。我和武志平在碑坝化装成老百姓继续前行，穿过约有七八里路程的无人区，进入孙蔚如的防地，然后到达汉中。
杨虎城授权孙蔚如为谈判的全权代表，并派自己的秘书王宗山参加谈判，协助孙蔚如工作。我到达汉中的翌日，便与孙进行了第一次接谈。孙蔚如摆开很大场面，并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摸底，一开始便问：“你们红军到四川来是干什么?是长驻还是路过?如果长驻是否能站得住?”特别流露出想知道红军对陕西的意图和对十七路军的态度。我说：这次你们的代表有许多情况都亲自看见了，红军完全可以在川北站住脚，我们的军队来自人民，为人民谋利益，川北的人民是相信我们的，会尽最大力量支持我们，所以我们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粉碎敌人的围攻，发展根据地，壮大我们的军队。这次红军在空山坝的大捷，想你们已经得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敌人围攻的兵力比我们多三四倍，有30多个团，结果全部垮了，我们的脚跟就站稳了。我又说：我们中央政府和军委已经发表了“一·一七”宣言，只要你们遵守宣言提出的三项条件，我们愿意与你们保持友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巴山为界，你不过来，我们也不过去，互不侵犯。
对我上面所讲的话，孙蔚如表示相信和满意。
随后，他又谈到胡宗南的部队跟随红军到了西北，对他们地方军不怀好意，言谈中涉及到蒋介石对地方部队的排斥和矛盾。我知道他是要了解我们对蒋介石的态度，对胡宗南采取什么政策。于是我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民族利益，仍然坚持其“剿共”政策，数次对我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坚持与我们为敌。我们是随时准备粉碎其进攻的。胡宗南从鄂豫皖一直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现在他来进攻，我们就坚决打。你们能配合，当然很好，不配合，让路也可以，不配合、不让路，只要不帮助胡亦可。孙当时表示希望我们打胡宗南，他的部队可以配合，并提出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
总的来看，孙蔚如的态度开始还是比较积极的。他主要是希望我们不要向陕西方面发展，同时能把胡宗南赶出西北地区。在这个原则下，他同意双方建立一条可以经常来往的交通线，并愿对我们提供物资。他们还将胡宗南部的一些调动情况告诉了我，给了我一部分军用地图。在这之后，我们又正式谈了一次，我向他们交代了共产党、红军的政策，以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他们亦表示希望尽快和我们把关系确定下来。
这样，我第一次出使汉中，算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我在汉中约停留了四五天的时间，于6月上旬与武志平一同返回苏区，并带回了我们购置的20余担物资。这时我们已经彻底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通、南、巴三个县城都已收复，因此总部搬到了新场坝。
回到总部后，军委立即召开会议，由我将汉中谈判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军委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认为应该立即把与杨虎城的关系确定下来，订立互不侵犯的停战协定，基本上同意他们提出的方案，并决定对他们内部的情况作进一步了解，在汉中建立交通站，立即开辟交通线。军委决定我准备第二次出使汉中。
约在6月下旬，我第二次去汉中。在碑坝同武志平汇合。武已在这一段时间内初步建成了联络点。
我这次去，孙蔚如很高兴，大摆宴席，把他们的亲信人找来了，和我见了面。孙说：“你们红四方面军能够这样和我们友好相处，我们陕西今后一个时期大概可以安宁了吧!”我们双方的谈判，一开始就谈到实质性的问题。经商讨确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我们可以设立交通线，他们可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物资。另外对联络办法也作了具体规定：由武志平在赤白边界地带设立一个联络点，并由他在那里全权负责。
此外，孙蔚如又谈了蒋介石在西北的一些具体部署和安排。在谈话中，孙又流露出希望我们很快把胡宗南搞掉的心情。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胡宗南在天水有两三万人，自然杨虎城深深感到这是一个祸害，所以迫切需要联合起来把他赶走。
因为我还想再了解一些他们部队的情况，于是便通过武志平，找了一些在他们部队中思想倾向进步的中下级军官，大约十几个人，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红军的政策及红军内部的有关情况等等。我都一一做了回答。通过接触，我感到十七路军中不少人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不满，对红军是同情的，特别是由于红军进入四川后，蒋介石玩弄排斥异己的阴谋手段，更促使他们向红军靠拢。以后得知，在与我接触过的人中，有些就是秘密党员。
我第二次在汉中大约停留了七八天，采购了不少物资，装了许多挑子。这批物资是由我们带到武志平在赤白交界处建立的交通站，然后我们派部队来接收的。从此以后，这条交通线就正式使用了。
我第二次返回总部后，军委再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我把订立互不侵犯协定的内容及具体建立交通线的情况向与会同志作了介绍。军委认为今后应利用这条线加强对外往来，搞物资进来，亦应通过孙蔚如的关系，交换情报，以便掌握敌情。当时确定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直接与武志平联系，确保这条线路的畅通。这条线就是从西安到汉中，然后进入根据地。潘自力等同志都是通过这条线进来的，廖承志同志大概也是从这条线进来的。大批同志进入苏区，带来了党的信息，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另外，在传送物资方面，在互通情报方面，这条交通线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样，就打破了蒋介石企图把我们包围封闭在川北地区然后加以消灭的妄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从战略意义上讲，由于有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使川陕根据地不致腹背同时受敌，巴山后方减少后顾之忧，我们便可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围攻。尤其是我们在四川刚刚站稳脚跟的开创时期，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