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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斌丞-缅怀杜斌丞先生

宋 黎

                                                                    
  1983年11月初,我应邀参加杨虎城将军90周年诞辰,回到了阔别46载的西安。新朋故旧汇聚一堂,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望着热情款待我们的杜斌丞先生的女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杜瑞兰同志,杜老的音容笑貌及一件件往事潮水般地涌到我的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杜斌丞先生是在1936年初。那时我们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团应张学良校长之邀去西安不久,为了了解西北的形势,以便有的放矢地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日,经东北名流,爱国教育家车向忱先生介绍前去拜访爱国民主人士、西北著名教育家、杨虎城将军的挚友杜斌丞先生。
  杜斌丞先生的家座落在西安湘子庙街。我们刚进院,杜老便迎了出来。他身材高大,魁梧健壮,两撇八字胡子尖高高地翘起,露出和蔼的笑容。他的一双厚厚实实的手紧紧握住我们的手,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乡音真诚地欢迎我们。
  杜老学识渊博、思想锐敏,庄重、健谈又平易近人。他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有条不紊地向我们介绍西北、全国的政治形势,以及杨虎城、张学良将军的思想状况和两军的动态。他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把深思熟虑的政治见解透辟地讲给我们。提起日寇蚕食中国和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他深恶痛绝;谈到东北军民亡省失家流亡异地,同情之感溢于言表。他对一二九学生运动倍加赞赏,对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竭诚拥护,极力提倡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杜老的爱憎像陕西的泾水和渭水一样分明,我们为在西北又找到一位良师益友而庆幸!
  杜斌丞先生长期担任陕西省榆林中学校长,以传播进步思想而闻名。他同杨虎城将军的关系非同一般,著名的共产党人刘志丹又是他的学生,这足以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剿共”前哨西安,我们也是“国特”注意的目标,为了既同杜斌丞先生保持密切的往来,又避免给他带来麻烦,每当准备去见他,我们都忌提姓名,而是用两个食指在唇边往上一挑,对方便心领神会。杜斌丞先生却满不在乎,他经常到我们的住地西北饭店来看望我们,畅所欲言。
  杜斌丞先生有求必应。他办事认真,讲求实效,帮助我们做了大量工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应我们的邀请耐心地给东大学生代表做东大迁校的说服动员工作。
  1936年初,张学良将军为了培养人才,便于为东北军输送抗日骨干,决定将东北大学迁到西安办学。当时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和绝大多数同学认为这是分化、瓦解北平学生运动,因此极力抵制。我们三人代表团到西安后了解了张校长的意图,因而由反对转为支持东大迁校。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对我们180度的大转弯很不理解,因此派出学生代表团到西安了解情况。为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我们特请杜老助一臂之力。杜斌丞先生不愧是教育家,他深懂心理学,所以特别注意了解、掌握青年学生的心理状态,找出问题的症结,循循善诱地开导,因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东北大学工学院能于1936年下半年顺利地迁到西安办学,并在西安事变前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与杜斌丞先生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西安事变后,杜斌丞先生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共同组建的政治设计委员会的成员,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开创西北联合抗日的新局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在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南京,东北军东开,“三位一体”被拆散的情况下,杜斌丞先生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竭力支持红军,照顾处境困难的东北军眷属和流亡的东北同胞,对此我深有体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奉命撤离北平,途经济南到达西安。由于“艳晚事件”,我被特务拳击,患了肋膜炎,一再腹水,抽水不见好转,所以暂留西安治疗,并协助我党在西安设立的公开机构——红军联络处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西北各界知道了我回到西安,不少人前来看望,尽力帮助。杜斌丞先生得知,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不止一次来看我。当时我党经费困难,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需自己解决生计问题,而我重病在身,手头拮据可想而知。细心的杜斌丞先生早已料到这点,他并不问我是否有什么困难,而是在临走时默默地把钱留给我。杜老赠款的数额相当可观,当时我们四位同志的生计都靠这笔款维持。这犹如雪中送炭,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我最后一次见到杜斌丞先生是1946年初。那天我去孙蔚如军驻渝办事处看望杜老。久别重逢,我们都想把积存许久的话倾吐出来。我逐一打听西北老朋友们的境况,一向说话缓慢的杜老竟加快了说话的频率,滔滔不绝地讲述我们所关心的人或事。我们开怀畅谈直至夜晚才依依惜别,但我万万没想到这就是永别!
  1946年初,“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加紧准备全面内战,举起屠刀先在西南暗杀了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继而企图砍倒西北民主运动的旗帜杜斌丞。我党对杜斌丞先生的安全极为关心,毛主席曾派曹力如同志接杜斌丞先生去解放区。杜老认为,他留在西安比到解放区对革命作用大,因此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留在西安坚持斗争。蒋介石、胡宗南对杜斌丞先生恨入骨髓,为了除掉他们的心腹之患,1947年3月,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杜斌丞先生。面对软硬兼施的敌人,杜斌丞先生镇定自若,坚贞不屈,于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玉祥门英勇就义!
  噩耗传来,我们悲愤交加。杜斌丞先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党和人民失去了亲密的朋友,我失去了尊敬的师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年代,杜斌丞先生对红军、对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的资助、掩护,对群众运动的大力支持,及对促成张、杨两将军逼蒋抗日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做的贡献!毛主席为悼念杜斌丞先生,题写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杜斌丞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40个春秋,他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我坚信,杜老永远也不会在人民的心中泯灭!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