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回忆杜斌丞老友的一些往事
卢广绩
我认识杜斌丞先生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后，成立了“设计委员会”负责政治，设立参谋团负责军事。我和杜斌丞、高崇民、申伯纯、应德田、王炳南、李维城、王菊人等都是“设计委员会”的委员，高崇民为召集人。同时，杜斌丞先生还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由于省府代主席王一山到职晚，杜先生承担着繁忙的政务。我们经常在一起商讨问题，研究工作，便结为好友。
那时，我在张学良部任第四处(即行政处)处长，记得当时张学良将军曾对我说过：“关于陕西地方的事情，交给杨主任负全部责任，我们不要过问。”就在张将军谈话的第二天，财政厅长续式甫和杜斌丞先生一同来找过我，要我帮助推荐能够胜任县长和税务局长职务的东北人士。我把张将军对我的要求告诉了他两位，杜先生说：现在咱们是共同患难，不能这样分家，我们现在从地方一时找不到更多合适的人，所以还需要你们帮助举荐。是时，高崇民和张政枋(粮秣处长)两人也在场。崇民说，斌丞现在这样诚恳地找你商量，你不应推辞。于是我们坐下来，同崇民一起共同商量提出了四个人：胡圣一、李光前、李正阳和孙东垣。翌日，陕西省政府委任胡圣一为西安市特税局局长，李光前为西安市营业税局局长，李正阳为武功县县长，孙东垣为某县的县长。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来到西安，耐心、细致地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晓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张、杨两位将军都表示同意。张将军决定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是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我清楚地记得当杜先生听到这一消息后，大为诧异，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大势去矣!”他对张将军的这一举动，深表不满和惋惜。事后的结局，也证实了杜先生的远见卓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改组陕西省政府，孙蔚如为省政府主席，杜先生继续留任省政府秘书长。我于1937年2月离开西安回北平，一年后于1938年2月，由武汉再到西安，这时高崇民也来到西安。承蒙孙蔚如、杜斌丞两位老友的深情，曾约我同崇民餐叙，并送给我200元钱留为零用。李维城把我安排到梆子市街42号住宿，杜先生经常在公余时间，来到我的住所一起恳谈时事，纵论形势。
杜先生对于东北流亡到西安的一些青年学生，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我的家属和胡圣一等东北同志的家属在西安时，都受到斌丞照顾和经济上的资助，我的老伴至今念念不忘。车向忱在凤翔办东北“竞存中学”时，收容了东北一些流亡青年，他的办学经费，许多都靠杜先生帮助筹集。车向忱同志生前同我谈到在西北的这些情况时，对杜先生慷慨赞助革命的精神，备加赞誉和感念。特别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车向忱急于回东北，但当时路上不安全，向忱不敢长驱直进，杜先生就为他介绍关系，提供方便，使他顺利离开西安先到延安；然后再取道北上，转赴东北故乡。
1943年夏，周鲸文来西安，曾同我和斌丞先生商讨了组建民盟西北支部问题。1945年12月我到重庆不久，杜先生也来了。他住在杜聿明军部驻渝办事处，我住在我的族弟卢广声家里。广声也是民盟中央委员，他邀请了杜先生、朱蕴山、梁秋水和我在一起就餐叙谈，席间斌丞先生谈笑风生，充满革命胜利信心，大家尽欢而散。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会面!患难之交，肝胆相照，缅怀往事，历历在目，高风亮节，光耀人间。
1979年11月5日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