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学习杜老的革命精神
曹志麟
杜斌丞同志壮烈牺牲已经35年了，每当我回忆往事，总是常常想起我和杜老一起相处的年月。他那高大的形象多次浮现在我的睡梦中。我敬爱他、怀念他，今就自己能够回忆到的片断写出来以纪念杜老。
我是1932年上半年在西安认识杜斌丞同志的。由于他常常嘱托我父亲曹古馨代他书写一些应酬文字，因而我们接触较多。杜老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神情是十分感人的。我们很能谈得来，在谈论中，许多看法是吻合的。他向来对于任何一个有进步倾向的青年都是热情洋溢、爱护备至的。从此他就成为我的良师益友。1933年初，当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同志被迫离职后，杜老曾重新介绍我在陕西省政府工作。
双十二事变的第二天，即1936年12月13日上午八九点钟，杜老坐汽车到我家——莲寿坊找我。他一进门就说；“走!”我说：“有什么事?”他说：“到汽车上再说。”上车后，杜老对我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任命我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我找你，想让你陪我一道去接管省政府。”汽车开到省政府门口，被卫兵挡住了。卫兵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连忙回答：“这是杨主任派来的新任省政府秘书长。”卫兵找来一位军官问明情况后，放我们进入省政府。我走进秘书长办公室和其他办公室一看，文件堆积满地，连房门也走不进去。西院的小操场上，还摆着昨夜发生战斗时被击毙的几具国民党宪兵的尸首，到原任主席邵力子办公和居住的小楼上一看，箱、柜倾倒，衣物、书籍和其他什物散落满地。书画、字帖、文具被弄得乱七八糟，整个省政府办公室空荡无人，可以说一切无从着手。怎么办?后来，我从屋内端出一把藤椅，放在院子里有阳光的地方，让杜老坐下。然后，我转到第三科公报股时，忽然发现床底下有一个工友在那里蹲着，我高兴地把他引出去见杜老。杜老让他把省政府各科的科长、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找来。那个工友到门口却被卫兵挡回来了，杜老叫我写了个字条，盖了他的私章，那个工友才出了省政府的大门。约两小时左右，陆续来了几位科长、秘书等工作人员。杜老很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次为了团结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实行兵谏，我们大家应该各自坚守岗位，照常工作。现在需要把各办公室很快加以整理，恢复工作。”这时，邵力子夫人的女友——陆望芝来找杜老。她当时仍很惊惶，披头散发，不顾修饰，对杜老说：“邵夫人让我来取点东西。”经杜老同意后，她到邵的卧室打开小皮箱取了些什物、钥匙走了。几天后，又把邵力子随从人员的几支手枪也发还了。邵的副官、秘书等人员回南京时，杜老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二百元的路费，有的数目更多些。这些人都非常高兴，一再称赞和感谢杜秘书长对他们的好处。
西安事变之后，杜斌丞名义上是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但因为代主席王一山实际上没有管事，工作全都落在他的肩上。白天他签署文件，处理政务，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迅速恢复了秩序，晚上又要参加各种会议，日夜忙碌，辛苦万分。在这段时间，我也尽力协助杜老办理一些零星事务。过了几天，常黎夫同志来到西安，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协助杜老做了不少工作。
西安事变过程中，杜老先后与张文彬、高崇民、徐彬如、王炳南、刘澜波等经常接触。尤其是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来到西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平处理西安事变，杜老是由衷地拥护。记得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去南京后的某天下午，杨虎城将军在北院门省政府大楼二楼会议室召集在西安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团长以上的军官，省政府各厅、局科长以上职员的会议，会议就是由杜老主持。杜老穿一件灰布棉袍，首先讲了话，接着请杨虎城将军给大家讲话。可以看出，杨将军由于过于疲劳，面色略显苍白，他穿一身灰布军装，腰里系一条皮带。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些军官认为，好容易将蒋介石抓起来，现在又放虎归山，他一定要报复，将来不得了，大家非常难受。杨将军讲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并安慰大家安心工作。放蒋之后，人心惶惶，杜老的态度却非常镇静，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消极的话。他始终相信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他刚毅果断，从不悲观失望。
不久，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老连任秘书长，仍然很忙。那时，王宗山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温天纬任省政府参议。这两个人表面上对杜老很尊敬，开口闭口斌哥长、斌哥短，背后却对杜老多方攻击，造谣诬蔑。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省政府办公，常黎夫同志也坐在那里看书。温天纬竟指使一个勤务员，突然把常黎夫同志的书抢走，温天纬幸灾乐祸，以为是什么重要的秘密文件书刊，结果不是，大失所望。
1937年，蒋介石调兵遣将，收买、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局势一天天恶化。彭绍贤又当上了民政厅长，周伯敏任教育厅长。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考察”。
1938年4月，杜老派我为陕西省政府兼任三十八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让我在武汉了解一下国民党和各方面的动态。不久，杜老被免去省政府秘书长职务。我在武汉住了5个月，八九月间，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国民党政府将要撤退到重庆，我也就返回西安。我把武汉的情况一一向杜老作了汇报。并且对杜老说，《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对杜老有反感；邵力子对杜老的行止默不作声，不置可否；国民党特务对杜老捏造了不少谣言，大肆攻击。杜老表示这种情况是预料到的。
抗战期间，杜老住在西安王家巷，积极进行民主活动，与各方面进步人士接触，做了大量工作。杜老在十七路军有相当高的威望，杨虎城的旧部和其他军政人员对杜老很钦佩，很尊敬。孙蔚如、赵寿山、高桂滋、孔从洲等都和杜老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界、文化界方面由杨明轩、李敷仁、王菊人等同志联络，争取各阶层知名人士，工作做得很广泛、很深入。社会上知名人士如：景梅九、刘治州、王幼农、马凌甫、李仲山、寇遐、张翔初、景岩征、杨子廉、韩望尘、党晴梵、茹欲立、李寿亭等人都和杜老经常接触，尽管各个人的思想观点各不相同，但没有一个人不尊重他。
杜老对参加民主活动的进步人士爱护备至。他为高崇民同志在他住所王家巷的隔壁找了一处住房，热情招待。当时徐彬如住在许士庙街，杜老经常派人和他联系，我也曾去徐彬如同志住处接洽过工作。
杜老告诉我：党多次让他离开西安，他没有同意。以后局势发生变化，他离不开了。他曾说他呆在西安可以做许多事，留在西安比去边区作用更大些，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安全。
抗战中期，他家里来的人很复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头子宋志先派一个卫士，名叫冯之奇(米脂人)，借口是杜老的同乡关系，经常来串门，搞情报。杜老将《新华日报》和进步刊物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有时放在桌子上也不收拾。我说：“这不行，人家拿走怎么办?”杜老说：“冯之奇为了吃饭，没关系。”为此事我曾向杜良明说过，请他注意。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队去北平受降，周范文(安徽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员，孙连仲部党政处处长)途经西安，和我一起到王家巷找杜老。杜老也认识他。杜老听了我们谈话之后，积极支持我去北平。他说：“目前不管在什么地方，像下棋一样，先把棋子下下去。否则无望存在。”他还介绍我到北平后找叶笃义、许宝騤(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后来，我就去了北平。
记得在西安时，杜老曾对我说，有一次他去火车站接个什么重要人物，碰到胡宗南，胡宗南奸诈地说：“你的架子真大，我到你家拜访好几次没见到你，你也不来一次。”杜老回答说：“我和你没有什么可谈的，你谈的我不爱听，我谈的你也不爱听，等有一天有了共同语言时再谈。”杜老一向倔强，对敌人蔑视。
杜老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始终如一。他一心一意拥护共产党，为民主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不屈不挠。他耿直、宽厚，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爱憎分明，英勇战斗，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忠实的朋友。
1947年冬，我在北平时，忽然听到杜老遇难的消息。惊闻噩耗，在北平的同志无不悲痛，我哭了好几次，一想到杜老心里就难过。当时，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北平组织曾在北京大学袁翰青同志家里秘密开会，悼念杜老。大家为杜老默哀，并让我将杜老在陕西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和为人作了介绍。与会的人中有的认识杜老，有的知道杜老，大家表示要学习杜老的革命精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杜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人民的一生，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杜老为中国人民英勇献身，他的革命业绩，永世长存。
(宋新勇整理)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