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回忆杜斌丞先生对我的教育和关怀
田禾夫
1931年，我在西安师范上学期间，和同班同学杜鸿模很要好。鸿模是杜斌丞先生的二儿子，他住在大湘子庙街，常约我去玩，由此我认识了杜斌丞先生。特别受到杜斌丞先生热情关怀和教导。
1933年4月，我因组织学生罢课，被校方当局开除，离开西安，去北平上学。当时，杜先生不在西安，我行前没能和他告别。
1935年寒假，我从北平回到西安，来看望杜先生。一见面，他就向我打问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情况。我向先生汇报了自己亲身参加运动的经过，他听后十分兴奋地说：“北平是文化古都，富有革命传统。五四运动就发生在那里，这次运动又发生在那里，这说明中国人有了新的觉醒。”当我讲到，我们的游行队伍在前门外受阻，宋哲元的士兵用水龙头驱赶人群，我们的衣服全被打湿，大家冰冷刺骨仍不屈服的情况时，杜先生却哈哈大笑起来，他说：“值得!值得!你们冷是冷了些，但却受到了锻炼，见了世面。”这一次趣谈，对我印象很深，杜先生那种豪爽、诙谐的性格，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乐观主义精神。
杜先生不仅在道义上支持革命青年，在行动上也总是积极地关怀和帮助。我在北平上学期间，一年需要200元学费和生活费。我在回宜君过春节路过西安时，杜先生交给我一封信，说：“你把这个亲自送给你们的县太爷，你的学费就可以解决了。”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孙蔚如写给宜君县长王俊钦的一封亲笔信。果然，王俊钦见信后，批给我每年200元钱，解决了后顾之忧。我之所以能够继续在北平上学，全亏了杜先生从中帮忙。当时，像我这样家庭经济困难，外出求学的青年，只要杜先生知道了，总是想尽办法筹集资助，在先生的帮助和关怀下，不知有多少穷困学生得以学习深造。
七七事变后，我从济南、徐州辗转回到西安。这时，全国已转入全面抗战阶段。我和罗新民、刘长青、陈正杞、刘石安、骆士骐、申振民等人组织了西安平津流亡学生同学会。会后，成立了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由我负责。由于缺乏经费，没有幕布、服装、道具、乐器等，演剧队的活动很难开展。于是，我就同省立二中教师(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寒晖同志商量。猛然间，他一拍大腿说：“咳，我们找杜胡子去，他一定会帮助解决的。”我让爱人白樱和另外两个队员刘克里、肖风一起去省政府找杜秘书长。他当即把身上仅有的50块钱全部捐给了演剧队。后来，张寒晖、姚一徵(地下党员)等同志也凑了些钱，购买了幕布、乐器，还做了服装、道具等。
在南院门福建会馆第一次演出时，我们专门邀请了杜先生、杨明轩、宣侠父等人。杜先生观看后，走上舞台会见了我们，并高兴地说：“好!你们14个人，可以顶千万个人!”他的话使我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在接触中，我感到杜先生最大的特点是：只要是青年的革命活动，他总要尽全力支持。抗战时期，先后来西安的进步团体很多，他只要一有时间，就主动地去看望、会见他们，对他们的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1938年4月间，世界学联代表团从汉口来到西安，杜先生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新安旅行团从兰州来到西安时，杜先生也亲自接见他们，并鼓励他们说：“你们这些娃娃真了不起，为国家、民族奔波，出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
1938年，国民党特务机关迫害进步团体和革命青年，强行解散13个抗日救亡团体，逮捕了李连璧、于志远、蔺克义、何志诚、陈宇。我来到杜先生家中，请求杜先生设法营救。杜先生听后十分气愤地说：“爱国有何罪?抗日有何罪?自己不抗日，还阻挠别人，真是败类!”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得不释放出这5位进步青年。
我们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要去兰州演出，我去向杜先生告别。他亲切地告诉我们：“入乡问俗，入口问禁。西北地方特殊，是少数民族区，你们要小心谨慎，注意搞好民族关系。青年人要有志气，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要敢于走南闯北，不计一切。外面有特务，你们可要小心从事。”这些话，我至今都记忆犹新，不曾忘记。由于特务的跟踪、破坏，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十三太保之一)强迫我们演剧队解散了，我又从兰州回到了西安。
1938年10月间，我去延安出席全国第二次青救代表大会前，又来到杜先生家里。出于对杜先生的尊敬和信赖，我向他说明了我去延安的想法。他听后很高兴，说：“很好，青年人就要有理想、有奋斗目标，中国的复兴，民族的希望，就寄托在北国的这股力量上了。你上去以后要好好学习……”
1945年春的一天，我来到杜先生家，谈话之间，他从袍子里掏出一本刚出版的《民主周刊》向我推荐，并介绍了近来民盟活动的一些情况，劝我加入民盟组织，到外面去见见世面。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对我早有启发和影响，现在他提出要我加入民盟组织，我便当场允诺。不久，就由李敷仁、武伯纶作为介绍人，我正式加入了民盟组织。
1947年10月7日，杜先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英勇就义。我在风雨中奔跑，四处打听，才在南关的蒋家小店里见到先生的遗体。无数往事，历历在目，我再也忍不住满腔悲恸，在先生的灵前失声痛哭起来。在安葬杜先生的那天，我冒着再被敌人抓去坐牢的危险，前去参加了先生的安葬，以寄托我对他老人家的哀思和怀念。杜先生离开我们已有35年了，每当我想起自己能够生活在杜先生曾经理想和为之奋斗终生的新时代，就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催人向上的动力激励着我。为了我们国家的振兴，我要贡献自己的余生，努力做好工作，以告慰敬爱的杜先生的在天之灵。
(1982年4月，王萍整理)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