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三秦一士剧雄伟——杜斌丞先生在河南渑池
宋文荃
1941年，抗日战争正值紧张激烈阶段。在河南省渑池县境内，除驻有八路军的兵站外，还有高桂滋的国民党第十七军、义勇军、河北民军等各种番号的部队。当时，我在渑池车站任站长，由 于各部队经常通过铁路调运兵员和运送军需物资，出于职业关系，各部队的军官一度和我来往较多。
记得这年秋季的一天下午，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偕八十四师师长高建白来找我，说来接一位从西安来的朋友，要我给安排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车到站后，从车厢里走出一位五十岁上下的人，高桂滋和高建白急步迎上前去亲切地握手，向我介绍说这是他们的好朋友杜斌丞先生，是很有学问的教育家。杜先生身材魁梧，身着灰布长衫，脚上穿着一双双梁的黑布鞋，目光炯炯，两撇八字胡又黑又亮，既有学者风度，又有劳动人民的质朴，显得十分刚毅精干。我考虑车站办公室人多杂乱，就请他就近到我家休息。坐定后，高建白给军部打电话催要马匹。我陪着杜先生和高桂滋一边喝茶，一边闲谈。杜先生从火车驶经潼关、灵宝、陕县等车站时，被山西境内的日寇隔着黄河开炮轰击的险情说起，进而又谈到陇海铁路是借外债、由外国人选线督修的。外国人只为本国的权益着想，只图急功近利，有多处紧挨黄河，常受急流冲击，时有路倾车覆之危险，此险较之日寇之炮火，有过之而无不及。杜先生并未干过铁路工作，但对铁路状况这样谙熟知情，使我异常惊讶和敬佩。当杜先生问及渑池地区的敌情时，我拿出敌机空袭后，在车站附近捡到的几十片汉奸为指示轰炸目标放置的反光镜给他看，杜先生说：“高军长把我称为‘教育家’，看，汉奸这么猖獗可恶，可见我们的民众教育并没有办好啊!”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眼光显得更加严峻、深沉了。
从1941年秋天到1942年春天约五六个月的时间内，杜斌丞先生到渑池来了四五次，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有时两三天就回去了，有时逗留一星期左右。他每次来都是单独一人，每次高桂滋和高建白必来车站迎送。新二师师长高增级和独立旅旅长艾捷三也随同迎送过一两次。有时他西返时为了等车，在我家停留的时间较长，谈的话也就多一些。杜先生的外表似乎严肃冷峻，但一经接触，感到平易亲切，如临春风。他问过我的家庭情况和铁路员工的生活情况，当我谈到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职工尤其是装卸工的生活很苦时，他问：“你这站上的人有没有饿跑的?”我说：“没有。不是不想跑，是离了‘两条线’(指铁轨)没有路可走。”他看了看高军长，意味深长地说：“现成的路也有，不过是人们不认识罢了!”我谈到大家曾想联名上书，请铁路局把发纸币工资改成发实物时，杜先生笑着摇头说：“那就成共产党的供给制了，你们这里办不到，办不到。”
记得有一次杜斌丞先生准备返回西安时，由于东来客车途中遭到日寇飞机空袭，晚点很长时间，他在我家坐了很久。话题自然而然转到对日作战方面。我看到身为军长的高桂滋对杜先生亦非常敬重，心里倍加仰慕，就向他提了很多有关抗战的问题。杜先生对于我的提问并不急于回答，总是先让我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加以阐述或指正。他的谈话没有高深的理论，朴素、通俗而又鞭辟入理。针对我的一些粗浅认识，他谈了中国早已沦为半殖民地，成为各列强国家俎上之肉的现实，说明没有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去进行一番彻底的变革，亡国的惨祸就在眼前。不能把一场伟大的变革理解为政党之间的权利之争。他还说，当前最主要的事情，是团结抗日。他还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速战速决的梦想破灭以后，已经深陷泥淖，不能自拔，只要我们决心抗战到底，最后胜利是绝无问题的。当杜斌丞先生得知我和八路军驻渑池兵站站长李鹏及政工干部韩钧(后任八路军豫西军分区司令员，已去世)来往较多，并和到此巡视工作的彭德怀副总司令有过接触时，他问我对彭总有什么印象。我谈了彭总穿着和士兵一样的灰布军服，腰间系着和士兵一样的窄皮带，让我常到八路军兵站去借些书看看等我所感知的现象。杜先生当着高桂滋的面，含蓄地讲了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如果没有八路军在敌后抗战，这里纵然有中条山和黄河天险，日本兵也早就打过来了。
就在这次杜先生登车西返后不久，有一次，我和高建白在一起闲谈，他无意中告诉我，杜斌丞先生是来向高军长作工作，动员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并叮嘱我，此事千万不可对别人说。
1942年春天，杜先生又一次来渑池在我家小憩时，见我桌上有一部《诗韵全璧》，他拿在手上，问我是否喜欢作诗?我说：“做不好。杜先生的诗一定作得很好的。”他谦虚地说，我不会做诗，但读过很多。当两三日后他待车西返时，出于对他的钦慕，我将预先写好的一首七绝相赠：
“笔上锋芒舌上雷，三秦一士剧雄伟。
书生岂可无奇气?霖雨苍生志莫灰!”
他看了后微笑着说：“‘霖雨苍生’这四个字我不敢当。当得起这四个字的人在延安。”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看把这四个字改成‘揽辔澄清’为好，平仄也还是谐调的。”于是我提笔又重写了一遍，双手递给他，他接过去，爽朗地说：“好吧，我收下了，留个纪念!”
杜先生走后，我反复斟酌吟味他所改的这四个字，觉得涵意微妙，意味深长。他不是军人，但“揽辔澄清”四字，正好暗合他劝高桂滋弃暗投明之意，也正是他不辞艰险劳苦，往复奔波于秦豫两省之间的殷切愿望。
1984年10月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