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怀念尊敬的前辈杜斌丞先生
田一明
我与杜斌丞先生于1937年3月相识，到1947年10月杜老被害的10年间，我同杜老一直保持着经常的关系。杜先生崇高的革命理想、斗志，高尚的道德品行，宏伟的胸怀魄力，俭朴的生活作风，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下面记述我同杜先生经历的几件事情。
派我去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中央军于1937年2月8日进驻西安。在此之前，2月5日，我奉命随同南汉宸、王炳南同志由西安转移到三原县。在三原，王炳南同志指示我留在西安坚持工作。3月下旬，我回到西安，带着王炳南的口信并持米暂沉函件往见杜老。当时杜老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在北院门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室接见了我。这是一座据说是慈禧逃难到西安时住过的一座古老而高大的五间大厅。杜老在东边一间办公，这间办公室又分前后两间，后半间是冯星垣参议代杜老审处公文的办公室。一般例行公文，皆由冯参议审阅修改代为签发。
杜老看完米暂沉同志给他的推荐信之后，朝我笑着说，你来找我就行了，何必还要暂沉写信，随即叫我过两三天再去见他。
三天之后，我再次去见他。他说；派你一件特别的差使；在内战时，陕北各地逃亡到关中韩城、宜川一带的难民有好几千人，还有一些县的保安队也被红军打跑到关中。现在不打内战了，国共要合作，我们应该把这些难民和保安队送回陕北，让红军安置他们。那里还有省政府委派的县长，也可以协助你解决一些困难。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派不出适当的人。你来了，我想你是很适合办这件事的。大的原则，我已谈过了，你去就是要把事情安排周到，使难民和保安队的官兵都高高兴兴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乡，就算完成了任务。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差使，因为它使我有机会去延安。杜老又对我说：现在去陕北的交通工具只有红军办事处有，你自己找关系去接洽吧。说到这里他会意地微笑了。当我站起来向他告辞的时候，他严肃地对我说：你还年轻(我当时22岁)，要记住你是国民党省政府第一个派到苏区去办理公务的官员，并且拿着省政府的公文和护照，一切言行都要检点。有人说你年轻，办这样的事不一定妥当，但我相信你是会注意并能办好的。杜老的话，使我很受感动。立即表示：请他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他的信任。
第二天，我由一位地下党的同志引见，在七贤庄一号红军联络处拜访了李克农同志。我向李克农同志汇报了我去延安的使命，并递交了陕西省政府的介绍信。李克农同志当面批准我进苏区，并准予到三原搭乘红军的交通车。
到达延安后，我住在国民党肤施(延安)县政府，县长是马豫章同志。他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县长，实际上是以杜老的关系派来协助红军工作的。当时南汉宸同志也住在县政府。
由南汉宸同志引见，我拜访了林伯渠同志，正式投递了公文。林老对杜老很尊重，他说：这件事杜先生已同我们谈过了，一切照杜老的意见办。你可以去延长县，与延长警备司令叶季壮接洽，他还是红军总供给部部长。难民和保安队回来的日期、路线和生活问题，他都可以负责安排，一切交接手续和欢迎方式，你可同他协商办理。
延长也有一位陕西省政府委派的县长，名叫王正身，他是王炳南同志推荐给杜老安排的。因此，这位县长也全力以赴地协助我工作。不久，难民和保安队按照商定的日期到达延长。当时，红军派了秧歌队，地方政府组织了许多群众，敲锣打鼓地到离县城七八里远的地方欢迎。并在县城有戏台的广场上开了规模很大的欢迎大会。叶季壮同志代表红军讲话，我也代表陕西省政府讲话，强调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会后，红军对难民和保安队的生活和工作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难民和保安队的交接任务完成之后，我自延长返回延安。南汉宸同志对我说：党中央知道你参加过西安事变，又是杜先生派来的人，很重视。林老要安排你谒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我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不知说什么好。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殊遇。毛主席接见我时，谈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并问候杜老的健康。徐特立同志对我说：杜先生是西北著名的教育家，希望有机会见到，同他结识。
随同南汉宸同志回西安的途中，我惊奇地向他叙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对杜先生的敬重和熟悉。南汉宸同志笑了笑说：斌丞是个有气魄的人。而我当时并不知道杜老已给革命作了许多重要工作。
回到西安后，我向杜老汇报了我在延安受到党中央领导人接见的情景和顺利完成任务的经过，并把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照的相片呈递给他看。杜老一一看了这些照片，并仔细地询问了延安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西安事变形成的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虽然被蒋介石破坏了，但延安将成为全民族抗日的火车头，陕北将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这个局势是蒋介石破坏不了的。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盘踞陕甘两省，反动气焰相当嚣张，人们都在忧心内战复发的气氛中，能有杜老这样对革命的远见卓识和坚强信念的人是很少的。
送杨虎城将军出国
1937年6月下旬，杜老要我随他去上海送杨虎城将军出国。杜老对我说：杨先生为了抗日救亡作出最大的努力，付出很大的代价。现在，杨先生被蒋介石逼迫出洋，何日归来，尚不可知。他离开西安时，群众自发地集中到飞机场，形成了那么大的送行场面。现在他即将出国，陕西人民应当再有个什么表示，借以安慰和鼓励杨先生才好，你想想看。我提出可否请西安学联搞点什么纪念性的东西，奉赠给杨先生。杜老表示完全同意。
我通过阎赞禹同志找到西安师范学校同学蒲望文(现名苏一平)，把我同杜老商量的意见向他说了，请他同学联负责人商量一下。蒲望文与学联的李连璧、曹冠群等同志商量后，发动很多同学到终南山麓和翠华山下采集了许多花草，作成标本贴在10本相册上，并题了很多热情洋溢的诗词和散文，颂扬杨虎城将军为抗日救国作出的卓越贡献，鼓励杨将军把抗日救国的道路走到底。
杜先生看了纪念册以后很高兴，说这个礼物很有意义，对杨先生是很好的鼓励。随后，他带着这些纪念册乘飞机先抵上海，我搭火车到沪会合。我到上海之后，杜老对我说：杨先生看了这些纪念册很激动，热泪盈眶。我见到杨夫人谢葆贞时，她也对我说：杨先生看到杜先生带来的西安学联送的纪念册，很为激动，杨先生说，陕西人民没有忘记他。6月29日，杨虎城将军乘胡佛总统号客轮离沪出国“考察”，数以百计的人登上轮船甲板送行。在人丛中，杨先生看到我时主动同我握手，并说：杜先生带来的纪念册我都看了，太好了，代我向陕西的同学们致谢。
“能为老百姓办多少事，尽力为之”
送走杨将军，回到西安后，杜老委任我为陕西省政府政治视察员。这时陕西省政府新委任的政治视察员连我只有两个。
到职之后，杜老派我视察关中东西两路各县的庶政。临行时，他嘱咐我两件事：第一，陕西老百姓负担很重，生活很苦，我们能为老百姓办多少事，就尽力为之。年轻人千万勿沾染一般出差委员的恶习，接受县上的招待。
第二，东北军同我们共同搞了西安事变，是同我们共过患难的朋友。现在，张学良将军被扣，东北军也已东开，但留在各县的人员和家眷还不少。他们是背井离乡的人，要尽量照顾他们。
杜老这几句简短的嘱咐，说明他时时刻刻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表达了他对东北军和东北同胞的深厚情谊和感情，也体现了他对年轻人成长的关怀。
向蒋鼎文办理移交和武功会议
1938年6月初，传出蒋介石要撤换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的消息。我感到我的省政府政治视察员这个职务也可能失掉，需另谋出路，便回到家乡白水县，了解我支持创办的新生煤矿的情况。
一天，经蒲城县政府转来省政府的电话，命我立即回西安(当时的蒲城县长段泽青是西安事变后杜老安排的一批进步人士之一)。我随即返回西安。杜老对我说：陕西省政府主席换人了，孙蔚如换成蒋鼎文，我们要交出政权。调你回来，是要你办理移交事务。你要把所有东西清点清楚，不准把一纸一笔拿出省政府，要给蒋介石的人看看我们西北人的气魄，要他知道我们的陕西省政府是廉洁的。这时，杜先生已不是省政府秘书长，是以省政府委员身份到府办公，实际上仍参与着省政府的决策。
距交接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我根据杜老的指示，带领几个办事人员，迅速对省政府的全部财产物品作了认真清点，并列表造册，连房檐下多年弃置的半桶机油也没有漏掉。杜老对此十分满意。当时，杜老考虑到我以视察员名义办移交，名不正言不顺，于是，他以孙蔚如的名义，在移交的前一日，委我为事务股代理主任，出面办理移交事务。并嘱我在同蒋鼎文的人打交道时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移交手续办完之后，我向蒋鼎文提出辞呈，蒋鼎文授命其总务科长寿家骏挽留我，我向杜老请示，并表示此事不能接受。杜先生说：“事务股的工作接触面广，他们想利用你对陕西情况熟悉的条件。咱们也要利用这个职务同他们接触，他留下你对咱们有好处。你不要自己先关门，不要采取‘不合作主义’，只要你不贪污，你就放心干，我支持你。”于是，我接受了事务股主任的任命。此后，我把我了解的蒋鼎文和他带到省政府工作的骨干人员的动态都及时向杜老作了汇报。
同年10月，蒋介石准备在武功召开长江以北各军将领军事会议。陕西省政府派我担负供应食宿方面的事。第一次去武功察看会议地址回来，我便向杜老汇报了这个会议的有关情况，杜老要我尽量多了解情况。事后有些风言风语，我感到有压力。杜老对我说：“我完全了解情况。你不用怕。”我才如释重负。杜老这种对下属负责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是我终生难忘的。
拒绝蒋鼎文的馈赠
蒋鼎文从陕西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派他的总参议李家鼐找我。李对我说：蒋长官知道杜先生两袖清风，要给杜先生送些钱，请你从中疏通。我去找杜老，向他谈了这件事。他说：这钱我不能要，你要设法阻止。但我想来想去，找不到好的办法阻止李家鼐。
过了两天，李家鼐约我陪他去见杜先生。杜老在他家的中厅西屋，接见了李家鼐。李代表蒋鼎文表示对杜先生的仰慕之意，说：杜先生是西北的人望，铭三(蒋鼎文字)非常敬慕，欢迎杜先生去洛阳游玩。铭三知道杜先生两袖清风，叫我送一点钱，表示一点心意。并说：杜先生若感在西安居住不便，请到洛阳去住，蒋长官可以安排名义，作蒋长官的良师益友。随后，拿出用手帕包的一包钞票，约数千元，赠给杜老。杜老回答说：蒋长官在西安与我共事一段，相处不错。他赠款给我的好意，我十分感谢。但我的生活并不困难，不劳铭三兄费心。以后，我有机会去洛阳时再烦劳铭三兄。现在这些钱，我绝不能接受，请你婉言转陈。双方相持一小时之久，李家鼐始终未能说服杜老接受蒋的赠款，只好怏怏而回。
李家鼐离去后，杜先生对我说：蒋铭三在陕与胡宗南有矛盾，在河南与汤恩伯闹不到一块，他想拉地方杂牌部队以自重。我们可以利用蒋胡、蒋汤之间的矛盾，但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馈赠。这种钱一分一厘也不能要。杜老敏锐的政治嗅觉，高度的原则立场，使我很受教育。
当时，杨虎城将军的旧部改编为第四集团军，由孙蔚如任总司令，驻防在河南，归第一战区管辖。蒋送钱给杜，就是想通过杜老拉拢杨虎城的旧部。
1980年7月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