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7日
杨中州
17日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一行，赶至延安飞机场，乘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赴西安。周登机后，向专程来迎的刘鼎了解西安情况，周听取刘的汇报后指出：这次军事的突然行动，没有打垮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蒋被捉既不同于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之役被捉的拿破仑。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困难。共产党要多做工作，不使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而要推动抗日，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飞机下午5时许抵达西安(几天后，博古、叶剑英也赶到西安)。
△晚，周恩来在金家巷一号张学良公馆和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双方商定：东北军、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东北军、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双方商定同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周还表明中共的态度，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会谈后周立即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
△毛泽东电张学良通报情况及集中力量抵抗南京军队。
△中共中央军委电红军各部，作战略部署。
△周恩来指示罗瑞卿、王炳南，准备次日与杨会谈。
△张、杨致电南京政府：“即日誓师北上援绥。”
△张学良电蒋梦麟：“(衔略)惠电敬悉。介公系国家安危，诚如尊论。良敢确保其安全。文曰不得已此举惟望介公一转念间使国家民族由此得救。果得介公俯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待罪，绝所甘心。凡人言行不顾，必致覆亡。公等听良之言，还乞察良之行。时至今日，国人皆应从民族生死存亡大处着眼……”
△张学良复电阎锡山称：“(前略)……谨对公之四问题分述鄙见：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决非对人；对人则善后似不易，对事则善后亦非难。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待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积极抗日，则对介公个人，仍当极力爱护，不成问题。第二、增加与减少抗战力量，良弟之愚，以为须从根本上着想，实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发挥最大效能，均不能谓之增加，实不可以限量。良等此举，实在促成全国真正觉悟，全体动员，盖对日作战，必须军民并用，仅恃徒知盲从之军队，决不足以济事也。第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中央如不惜自造内乱，尚有对外作战之心，表示中央积极出师抗日，则良等谨必立时践言，担负最前线之任务。第四、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据良等观察，我国军民觉悟，已达相当程度，如政府逆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总之，国家存亡，已到最后关头，各方面须贯彻救国。若谬于没有准备，或一时妥协之见必至立国精神与实国两惧沦丧，万劫不复，故欲死里求生，似不得不采用较异寻常之办法。我公老成硕望，当此千钧一发，又知良等最深，良等激于爱国热忱，行动或涉卤莽，然此心无他，可质天日，还恳赐以更进一步之指教。现派李金洲晋谒，不尽之意，统嘱面陈，并乞赐予教诲为祷。”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委会通电全国。电云：“日人唆使匪伪，侵扰绥疆，虽前锋迭报佳音，而后援不容稍缓，学良等在西北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委孙蔚如为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克日誓师北上，誓灭仇敌，光复失土。”
△杜斌丞对记者发表谈话，并遴选大批视察委员分赴各地视察，以贯彻八项政治主张。
△陕西省政府训令各县县长，详述“兵谏”经过。
△十七路军交际处长申伯纯调任政治处长。十七路军原驻四川代表付剑目接任交际处长。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委会学生先锋队成立，本日开始招收新生。
△省会公安局长赵寿山上午8时对部下训话，要求作好西安治安工作。
△西安新闻界救国会成立。《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及陈翰伯、张兆麟、张从仁、曹奇伟等人当选为执行委员。
△西安木泥业工人筹组救国会。
△陕北旅省各界救国会成立，通电陕北驻军高桂滋、高双成立即表明态度，响应张、杨主张。
△西安设立全国各地救亡代表招待处，负责招待来西安工作的各地救亡代表。
△晋、陕旅西安同胞组织抗日救国同志会，推选景梅九、续范亭等12人为委员，即日开始工作。
△西安公务员救国会召开筹备会。
△西安外国语学会召开救国会。
△上海学生数千人在上海北站召开大会，集议响应张、杨。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调派大批警察镇压，打伤学生10余人，失踪多人。
△何应钦电张学良：“……委座一日不归，众愤一日不平，其他问题更无商量余地。”‘……更有一事愿与兄谈，请速遣部，停止向西安集中，否则集中轰炸实未便制止也。”
△何应钦通电就“讨逆军”总司令职，并任命刘峙、颐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原电如次：“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钧鉴：案奉国民政府特派状字第九十四号开，特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等因。奉此，遵于即日在京敬谨就职，并即令派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亦于同日分别在防地敬谨就职。除分别呈报通令外，敬电奉闻。何应钦、刘峙、顾祝同叩印。
△南京“讨逆军”东路军总司令刘峙今日午后偕前敌总指挥徐庭瑶、参谋处长陈安乾至潼关，向各路师长“面授机宜”，部署“讨逆”军事。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为讨伐张逆学良告全国同胞书》。
△于右任上午分别与孔祥熙、何应钦、张继晤谈后，下午3时半，与王陆一等自浦口渡江北上。并发表书面讲话云：东北军、西北军“一方面是流离之子，一方面是遗子之民”。“希望军民一致的觉悟与努力，挽救艰危”。
△于右任致电张、杨，称：“……反对公等之声已盈天下。今者大错已铸，大难方殷，然大仁大勇之觉悟，亦在此时，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详言也。”杨虎城派马文彦前往潼关晤于右任，劝其放弃“宣慰使”头衔，并表明心迹。于不听，继续在潼关一带活动。
△南京政府任命刘湘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发表声明，为避免政府北顾之忧，暂停攻绥，愿与南京一起讨伐张杨。
△日本首相、外相、海相举行会议“对事变采取注视等待态度”。为支持何应钦讨逆，关东军停止攻绥。
△张学良派李金洲飞太原晤阎锡山，说明(一)此次事变出于爱国热忱，纯系对事而非对人，无论到何时机，均保护蒋之安全。(二)请派人至西安谒蒋，证明吾等优待之事实。
△阎锡山拟派赵戴文赴西安“调停”，后因西安当局反对，未能成行。
△阎锡山电复龙云称：“西安变起非常，关系国家存亡，介公安危至巨，鄙意务须有适当之处置。
△阎锡山电孔祥熙：“孔院长庸兄勋鉴： 酉机电，谅达。璇密。兹决定派次陇、次辰明日乘机前往，晋谒介公请示，返晋再行电闻。”
△冯钦哉密电于右任：“(衔略)宁密。锐电奉悉，秀东亦同到，籍领手示矣。本日虎城派许海仙到同，据称：事变前除虎城一人外，十七路军官长概无一人与闻。且听虎城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渺无私见，始终不渝。除绝对负责保护委座安全外，纵至万不得已时，宁愿牺牲个人，将委座拥护到底，绝不会有丝毫危险。我公既有宣慰西北之命，祈克日莅陕，望切云霓，不胜盼祷。”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为讨伐张逆学良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复仇情绪，制造内战舆论。
△南京《中央日报》以《讨逆——我们的十字军》为题，发表社评，叫嚷战争。
△桂永清率教导总队及特种部队开至华县，向赤水西岸东北军驻地进攻，被守军击退。
△南京飞机在渭南车站投弹，死伤60多人、牲畜27头。
△南京飞机20余架飞华县投弹。八架飞三原、富平投弹。三原、富平人民通电抗议。三原各界通电指出：“国家设置空军不去炸击日寇，保卫国土，而竟忍心加于我无辜同胞。如此举动，实堪痛心。”
△上海40余所教堂为蒋介石安全“祈祷”。
△杜月笙、王晓籁电张学良愿赴陕作质，要求放蒋。
△李宗仁等联名通电，提出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立即对日宣战，广西军队一部北上援绥等五项主张。
△孔祥熙晚8时40分在南京中央电台以《西安事变与戡乱》为题用中、英文发表广播讲话声称：“国民政府为迅速弭平事件起见，不得不出以断然之处置，已下令讨伐。”“迅速削平叛乱”以“明是非、分顺逆、整纪纲。”又说蒋介石“在陕很安全”。
△宋子文、宋蔼龄自上海飞南京，与宋美龄、孔祥熙晤谈。宋子文下午3时晤何应钦。
△祝绍周电宋美龄，转达张学良欢迎宋子文、顾祝同来陕并确保安全电文。
△为揭破南京“讨逆”阴谋，张、杨本日释放蒋鼎文南归。蒋鼎文携带着蒋介石写给何应钦的亲笔信，午后由西安飞抵洛阳。信内容如次：“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戌祉，中正手启12月17日。”
△沈阳伪满《盛京日报》歪曲报道张学良广播，并造谣蒋介石“遭毒手已确定”，“陈诚、蒋鼎文、蒋作宾、钱大钧等亦被杀害”。
△许世英访日外相有田。有田诡称：日本政府不欲乘人之危，谋取己利。声称：“如南京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
△美驻意大使菲利浦向美代理国务卿穆尔报告与齐亚诺会晤情况。
△李维诺夫向南京驻苏大使蒋廷蔽提出抗议云：中国政府禁止登《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
△苏联《真理报》发表国际评论说：西安事变“纯为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在破坏日益普遍的抗日运动”。
△苏《世界新闻界评论》发表文章指出：“日方嫁祸他人。”西安事变是“日德协定之直接结果，其目的及任务为煽动战争”。
△詹森两电穆尔报告事变进展情况。
△上海《字林西报》(英国人办)发表社论谓“只要南京能够保持他的最高权力，他便不妨在政策上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
西安事变大事记 /杨中州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