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山与陕西辛亥革命
张应超
张云山是陕西辛亥革命时期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对陕西辛亥革命的杰出贡献及其独特的性格和作风，在辛亥陕西起义成功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省城西安与附近郊县，张云山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但是，鉴于辛亥革命前哥老会会规极严而其成员行踪隐密，张云山又病逝过早及史料缺乏诸种原因，对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迄今发表的研究文章较少。笔者认为，为了使陕西乃至全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新的进展，很有必要研究张云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
一
张云山，字凤岗，1877年(清光绪三年)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早逝，两个哥哥外出谋生，幼年的张云山只好由族人收养，贫穷的家境使他失去读书的机会。①十五、六岁时，张云山离家独立谋生，在西安城内的回民面坊当佣工。②嗣因西宁爆发回民起义，陕甘总督陶模募兵前往镇压，张云山应征入伍，随军转战甘肃、新疆等地，因军功升至都司。在军中时，张云山加入了哥老会。
尽管张云山早年失学，但他从小爱看旧戏，对戏中的关羽、岳飞、包拯等名将、清官十分敬慕，并以其作为自己的榜样。艰难环境又磨炼了他的气魄和胆识。从军以后，他为人仗义疏财，“重然诺，报不平。与人交，推心置腹，解衣食无所吝，故人乐而从之”③。除陕籍士兵外，湘、鄂籍哥老会“豪杰”人物亦多与他为友。
随着张云山在江湖上交游日广，微薄的军饷已远不够他开销，军纪的约束阻碍着他的反清活动。于是，张云山离开军队，在兰州组织了一个戏班子，以演戏为掩护，遍交江湖上的“敢死士”，侦察当地清军兵力及军械情况，谋举反清大计。当时兰州的械斗大案，一日数起，均与张云山有关，为此遭到官府追捕，逃住伊犁及俄国边境地区，在这些地方，张云山又策动当地头人反清，亦未达到预期目的，不得已再返兰州。这时，他在江湖上已声名日著，投奔追随者愈来愈多，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哥老会人物。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时，因慕其名，“遣人联络之，札授左将军，令其起兵西北以应，事败未果”④。张云山返回陕西。
到西安之初，张云山一度生活困苦，入巡防马队当兵。后经过任陕西武备学堂(陕西陆军小学前身)稽查的友人简廉庆推荐，在陕西武备学堂任号兵、号目。为了练好吹军号，张云山拜当时吹号高手钟疙疸为师，吹号技术日益精熟，能吹着军号在城墙上走一圈而不停歇⑤，有号技冠于关中之誉。⑥1904年陕西新军组建，张云山吹号考取第一名入伍，加上他的组织才能，遂由号目、司号长逐步升为新军协司令部司号官。1909年，陕西常备军扩编为混成协，张云山仍任协司号官。
张云山由甘肃回陕西后，很注意联络哥老会力量。他在练习吹军号时，结识了在练号场地附近开煤店的小商人夏连生，结为好友。夏是理门公所的负责人，遂介绍张云山加入了这一组织(理门公所是当时清政府允许存在的一种以戒烟戒酒为宗旨的公开组织，加入者称为“在理”，其中有哥老会兄弟)。张云山通过“在理”的哥老会弟兄引荐，结识了哥老会首领“黄大爷”。黄为四川人，以开赁轿铺为业，在哥老会中很有势力。张云山深得黄信赖，在发展哥老会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干。
由于张云山平时为人诚恳耿直，仗义疏财，所以很得部下拥护，加上协司号官的公开身份，也为他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张云山首先把自己下属的号兵陆续介绍加入了哥老会。
为了便于更多地发展会众，张云山还选择了几个较为固定的活动地点。西安城内西北角的喇嘛寺幽静偏僻，寺中住的喇嘛与张云山为莫逆之交，在这里活动很能保密，遂成为他的一个重要据点。城外西南角经成寺及附近的草杨村一带人亦罕至，又有新军训练时挖的许多壕沟，易于藏身；西关林家坟坟地，松柏成林，这些地方常有新军前去赌博或议事。张云山常到上述地方活动，有时稍事赌博，但大部分时间则是为士兵排忧解难，因此深得这些士兵欢迎，遂发展吸收了大批会众。
1910年，张云山已在哥老会中有相当的势力。经“黄大爷”的帮助，在陕西开山堂“通统山”，举张云山为山主，又发展了一千多名哥老会弟兄⑦。由于张云山的出色活动，通统山成为陕西新军中势力最大的山堂。熟知其事的庞建堂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陕西到甘肃作教官，不过一年多时间。及我由甘回陕一看，张云山几乎把新军十个营的士兵都吸收到哥老会里边去了。”⑧当时陕西新军的总人数不满六千人，在通统山列名者达二千八百余人，“未列榜者尚众”⑨。
通统山会众大量增加后，张云山为了使哥老会弟兄在新军中更有力地发挥作用，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会党组织。他以陕西新军原有的编制为基础，经哥老会弟兄公举，选出协、标(团)、营、队(连)的“舵把子”(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任协舵。这样，就使新军兵力基本上掌握在通统山会众手中。除此之外，张云山又派人秘密奔赴各州县建立“码头”(哥老会组织)，由正、副舵把子主持其事。到辛亥革命时，通统山在陕、甘两省设的“码头”多达千余处。⑩
通统山的会规非常森严。传达命令必须在深夜12点以后，不许延误，令出必行，违者处死。因此，其传令之迅速，“捷于飞檄”(11)。陕西新军中通统山会众如此之多，纪律如此之严，是张云山能够在陕西辛亥革命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的重要原因。
二
在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人与哥老会众联合反清的过程中，双方均做了许多切实而有效的工作。张云山在促进两方力量联络及联合各界人士共同反清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05年冬，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肩负孙中山的重托，由日本回陕创建同盟会组织，领导反清斗争。在1906年春召开的同盟会陕西支部第一次全体会员会议上，井勿幕根据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人物联合会党共同反清的经验，提出了在陕西联合会党的问题。但当时的同盟会员大多数是对会党缺乏全面认识的知识分子，“深恶会党中人之行动，不屑与为伍”(12)，坚决反对联合会党，致使井勿幕的意见被否定。但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同盟会员认识到联合会党共同反清的必要性。经过井勿幕等人的努力，终在1908年冬陕西同盟会员召开的大会上正式通过了联合会党共同反清的决议。(13)此后，胡景翼、井勿幕等同盟会骨干人物先后加入了哥老会。他们在哥老会中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发挥同盟会旨，鼓舞其精神，开通其知识，联络其感情”(14)。张云山也与胡景翼、井勿幕等人结为好友，经过多次密谈，他不仅加入了同盟会(15)，而且在通统山的布票上印有“同盟堂”字样，以表示与同盟会“戮力同心”(16)。191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初三)，同盟会和哥老会负责人30余人在西安大慈恩寺按哥老会的传统方式结为三十六弟兄，“歃血为盟，共图大举”(17)。张云山作为哥老会方面的重要人物，出席了结盟仪式。
为了在西安的回族群众中组织反清志士，张云山利用他早年在回民居住区当过佣工，和回民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经常出入西安大学习巷一带的回民茶馆，向回、汉哥老会弟兄及回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进行联络、组织工作，并与回民哥老会弟兄金启龙、白玉麟等人结为三十六弟兄，共谋反清起义。(18)
陕西起义原拟于1911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举行，但因清军防范严密及天雨等原因，发难时间和地点数次变更。10月l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迅速传至西安，局势更加动荡。陕西当局已得知新军中革命党人准备发动起义，立即侦骑四处，准备逮捕革命党人。然而，他们又慑于西安革命党人集中，不敢在省城西安下手，乃决定分批把新军调至外县，分头消灭革命党力量。在这种形势下，钱鼎、张钫、张云山等人决定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起义。10月21日晚，张云山通过新军中的哥老会组织迅速传达了起义决定。10月22日黎明，张云山等人在军营附近的林家坟再次开会，决定当日起义，中午12时“午炮”一响即发难。10时许，起义爆发。当天即占领西安城内除满城(西安城内满族官兵及群众居住区，用城墙与汉、回族居住区隔开)外的其它地方。10月23日，又攻占满城，西安起义宣告成功。张云山在起义中与钱鼎、万炳南等人指挥从西面进攻满城，并督队攻占北城门，对起义军攻占西安城做出了贡献。
西安起义期间，城内秩序一度混乱，一些坏人趁火打劫，银号钱庄损失犹为严重。仅一家名叫天成亨的银号就被抢去现银十余万两。起义成功后，革命军采取措施，组成稽查队，派兵巡查。张云山也率领哥老会弟兄不时出巡，并在抢劫严重的地方当场处死了一些坏人，枭首示众，对恢复秩序与稳定人心起到了良好作用。对西安城周围地区的治安，张云山也十分关注。起义初成功的几天内，他时常带信给草滩地区的哥老会弟兄，让他们保护地方治安。当地抢劫的坏人，均被惩办。由西安赴渭北各县策动起义的青年学生过草滩时，张云山部下哥老会弟兄给了他们热情的接待，不仅供给他们饭食，晚上还替这些学生站岗放哨，保卫其安全。
三
陕西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迅速调动大军，从河南、甘肃东、西夹攻，妄图一举摧毁新生的革命政权。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时局动荡，民心也很不稳定，军政府又面临经费、军械缺乏等严重困难。在稳定人心，反击清军、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斗争中，张云山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军政府成立后，张云山于10月29日就任“秦陇复汉军调遣步马炮工辎各标营队总都督”，是军政府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亲自率部下出巡，维持社会秩序，又以兵马总都督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告示。他下令“供役清军者，当自激发天良，倒戈相向”，“其有从前服役清政府者，或官或军，果能幡然变计，向义归心，即认为汉军之义民，不得妄加杀戮”。(19)对在地方以搜查满人为名而“扰害妄掠者，即着该处巡防队、民团捆拿解省，送交军令府讯明严办，决不姑宽”(20)。他要求省城以外州县各码头的哥老会众，联合当地学堂学生摧毁旧政权，对州县官是满人者，捆送省城，若是汉人者，愿归顺则让其继续留任，不归顺者驱逐，不得擅加杀害。他特别强调，哥老会弟兄应与学生团结一致，戮力同心，不得各生意见，自相残杀，骚扰百姓。告示还指出：“洋人在中国传教看病者都是行善之人，所有教堂洋人，自应认真保护。”(21)11月21日，他又发出告示，要求各地方官员向军政府投诚，对当地衙署、教堂、仓库、驿站、邮电及蒙、回、汉族官员及往来行旅，均应认真保护。(22)除上述告示外，张云山还发布了《秦陇复汉军律八条》、《通饬各营切实保护过往商贩文》、《勿听信谣言妄语告示》等文告，使军政府的命令迅速下达，广为传播。
张云山还常在衙署门外的高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讲，揭露清朝政府的黑暗腐败，对内残酷压榨，对外割地赔款等种种事实，对买卖婚姻等社会弊病，也进行猛烈抨击。由于他演讲时能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和群众切身利益，又很有演说口才，所以，听众总是“人山人海”(23)。
张云山深受旧戏中关羽、岳飞、包拯等历史名人事迹的影响，任大都督后，既要当“名将”，又要作“清官”。因此，他模仿铁面无私的包公，不仅在衙署内设置铡刀，演讲时也在台上放着铡刀，“表示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清官”(24)。
张云山尽管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但对知识分子却很尊重。宋伯鲁是戊戌变法时著名的维新派人物，诗文、书法、绘画均有很高造诣。张云山对宋十分敬仰，专门致函宋伯鲁，认为“大局粗定，戎机急迫，非有老宿儒筹划精神，不足以赞翊成功”(25)。派人专程赴礼泉请宋伯鲁到西安，委以参谋长重任。对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郭希仁及奉派在张云山部下参与戎机的邹子良、马开臣等知识分子，张云山均十分信任。
1911年11月中旬，陕西西路战事危急，但各路兵将不服调遣。军政府张凤翙、郭希仁，经过商议，认为“西路非云山亲出督师不可”(26)，张云山慨然应允。11月25日，张云山率千余人赴西路作战。出征之日，他对送行的张凤翙等人慷慨表示：“西路军事有弟一人担任，诸君可高忱无忧。惟去后饷项须常接济，勿令匮乏。弟兄中小有意见，可宽以容之，不必较量。”(27)对张云山临危不惧、勇挑重担的言行，郭希仁等人赞誉为“不愧良将也”(28)。
在西路战役中，张云山不畏强敌，率部与升允指挥的清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立下赫赫战功。冉店桥战役中，在民军溃败的危急关头，他手持双枪，“横断退路，击杀数人，大呼前进，声震山谷”(29)。民军士气大振，终于转败为胜。乾州为省城西路重镇，清军以重兵围攻，企图打通直扑西安的道路。张云山率领仓促组成的数千人的军队，困守危城，与清军血战达三个多月。敌军用炮轰、架云梯、挖地道、诈降等种种手段，始终未能攻破乾州。战事结束后，郭希仁赴乾州视察，看到“城门两面垛堞数十丈，无处无弹痕，其密处几不能辩砖形”，“兵士在城上者，鸠形鹄面，全无人色”，足见血战之艰苦。郭希仁深为感慨地写道：“敌人昼夜进攻，守兵不得稍息，其苦况不可言矣。甘军攻乾州者，系马安良督队，所将尽劲旅，而又有升允促其后。云山以不满万众，无枪无饷，坐镇其间，卒以保全，使省城不至动摇，真秦军西面长城也。”(30)郭希仁的记述真实而确切地评价了张云山率部坚守乾州对保卫陕西革命政权的重大贡献。
正当张云山在西路苦战时，清军又从东路猛攻潼关，形势十分危急。大统领张凤翙率部东开增援，一进省城力量空虚，人心浮动。张云山又由西路战场连夜赶回西安，担负省城防卫重任。他与粮饷大都督马玉贵(青山)对市民发表演讲，“不惜舌敝唇焦，反复开导”，“劝民速办民团，以资保卫。勿听谣言，以安生业。投营效力，以图自强。速交军械，以重军需。化除畛域，融合回汉。行用印票，维持市廛”。(31)在当时陕西所有的哥老会首领中，可以说是佼佼者。
1912年3月上旬，陕西西路战事结束。张云山返回西安时，大摆排场：前面大旗两面，令箭成排，骑兵100对开道，他则乘4人抬绿呢大轿，攀帷柱枪，站立轿内。两边卫士20名，一律头缠红巾，身穿对襟控云镶袖嵌花马褂，系战裙，穿抓地虎头战靴，身背春秋刀等武器，“真象演戏一样”(32)。这些举动再次生动地说明了旧戏对张云山的影响。
四
张云山对陕西辛亥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也有严重的过失。
西安起义成功后，在讨论和安排新政权领导人选时，一些哥老会首领争地位，争权力，闹独立，张云山在这些问题上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在讨论军政府最高领导时，哥老会首领万炳南对张凤翙任大统领不服，提出自任大统领，造成了一些对立情绪与混乱。几经协商，最后以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凤翙为大统领，暂时解决了这一矛盾。对张云山的职务暂未安排，张云山大为不满，从个人得失出发，“密集心腹”，“揭洪汉之旗号，遍设码头，招兵买马，于是一城之内，复汉、洪汉之旗对竖焉”。(33)闹得西安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浮动。(34)军政府只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设立兵马、粮饷、军令三个部门，委任六位正副督部，以安排哥老会首领。张云山被任命为兵马总都督，位居六都督之首。张云山对这一安排表示满意，于10月29日举行了隆重的授关防(印信)仪式：摆设香案，张灯结彩，先把关防与委任状供奉于桌上，授印时，张云山行三跪九叩大礼，再由军政府代表张钫把关防亲手交给张云山，并加以勉励。张云山当即表示“服从大统领命令，尽忠报国”(35)。参加者均道喜祝贺，场面相当热闹。
此后，张云山发展个人势力的活动并未停止，又广印票布，命会中哥弟分赴各州县散布各属。张云山发布的公文告示，除兵马都督关防外，另外还盖有“公议洪记”小戳记，以示哥老会首领的特别标记。在西安起义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以张云山为首领的哥老会势力在陕西居于统治地位。在省城西安，没有张云山签发的护照，守城兵也不让出城。至于省城西安以外的一些州县，更是“但闻有洪会命令，几至不知其它”，“对于军府文移，视若无睹”。(36)张云山的上述行为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增加了新政权的困难。他下属的哥老会首领刘刚才等人上行下效，不配合军政府副大统领钱鼎的行动，致使钱鼎东征行至渭南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给陕西辛亥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一些地方的哥老会“码头”代替地方官员行政，办支应、理讼诉；有的地方的哥老会成员鱼肉乡民、苛派粮款，引起了同盟会革命党人乃至一些哥老会首领强烈不满。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郭希仁、哥老会首领马玉贵、马瑞堂等人均主张收毁哥老会票布，取消哥老会码头。
面对上述情况，张云山也主张严肃纪律。1911年11月18日，他以“秦陇复汉军调遣步马炮工辎各标营队总都督”名义发布告示，明确宣称：“我很想把世事沿成太平景象，你若是好弟兄，应该替大哥帮忙安民，教生意人、庄稼人都照常好好儿做，安安然然，大家同享太平，也显得我们仁义。”他批评那些“把百姓看得不要紧”，随便扰害群众的哥老会弟兄是“没有见识，不知道厉害”，告诫他们“失去了百姓的心，皇上家都保不住江山”。同时，他向会众严词重申，“你们做好人，便是我的兄弟，你们做歹人，便是贼。王法天理，都不得过去，你休怪我无情，定把你们合旗人一样处法。今与你早早儿告诉明白，莫到日后发悔”。(37)但对于取消码头，收毁票布，则坚决不同意。郭希仁的意见，张云山一般均言听计从，但对郭提出的取消哥老会码头的意见，则屡说无效。哥老会中一些首领刘俊生、马玉贵、马瑞堂诸人，也主张取消码头，张云山仍坚持不肯，致使马玉贵为此事与张云山几次发生冲突，并强行拿走张云山印的票布一大包。(38)
随着形势的发展，军政府的主要精力要对付由东、西两路夹攻陕西的清军，而哥老会中一些败类扰害群众的行为，不仅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也严重干扰了各级政府工作的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张云山听取了张瑞玑等军政府领导人的意见，委托张瑞玑起草限制码头的章程，规定了大、小码头吸收哥老会成员的名额，口粮支付办法，以及不准吸鸦片，不准抗官扰民，不得勒捐民间财物，不得干预词讼公事，不得违抗军政府调遣等要求，并宣布，“有不遵者，军法从事”(39)。后来，张云山又亲自下令处死了陈坤山等不法之徒。陕西停战后，张云山决心取消码头，改编会党弟兄为民团，受县官节制。1912年3月，得到张云山的同意后，哥老会重要首领张云山等正副六都督联合下令取消码头，停止开山堂发展会众。此后，哥老会在陕西各地的码头宣告结束。
1912年3月，根据北京政府命令，陕西民军进行改编，张云山被任命为秦军第一镇统制(师长)，另一哥老会重要首领、军政府副大统领万炳南则被任命为协统(旅长)。万炳南不服，声言地位不在张云山之上，也要与其相同，“种种要挟，难以理喻，稍不如意，便大肆咆哮”。(40)万炳南的行动使西安形势一度甚为紧张，也使张云山与其发生矛盾分道扬镳。陕西都督张凤翙为整饬纪律，急调第二镇第一协军队进驻西安，并计划翦除万炳南。张云山默许不支持万炳南，并借扫墓为名离开西安，张云山的行动使万炳南的势力大为削弱，不久，万终以违抗改编命令而被张凤翙枪杀。
1921年8月，同盟会秦省(陕西)支部改为国民党秦省支部，张云山任评议员(41)。
辛亥革命以后，张云山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成为可悲的落伍者。袁世凯窃国，他既未象井勿幕等民党志士那样进行坚决的斗争，也没有象他自己常说的那样，“撤手还山”，脱离政界，而是凭借师长的权势大发横财，成了暴发户。于是，“馈赠盈庭，姬妾于内阃。文人学士，座上满堂”(42)。“把腰里弄饱满了，就尽力搜集陕西古物，在本地修盖了一座大房子，成天在里头玩古董珠玉，一心做起高人雅士来了”(43)。为了保住既得的禄位，他一再向反动势力妥协。1914年，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主陕政，张云山卑躬屈节，对陆氏“伺承颜色，执贽拜门，辇金纳贿，冀得博其欢心，以图保全”(44)。陆建章知张云山拥有巨资，千方百计进行敲榨勒索，“今日陆太太作生意要借钱，明日少奶奶与姑娘作生意也要借钱”(45)。张云山百般奉迎，“所有金银玩好，书画古董，以及山珍海错，名马烟土，有求即送”(46)。但陆建章欲壑难填，亲属部下狠如豺狼，一年左右时间，便把张云山搜刮的财物掠夺一空。陆建章虽任命张云山为陕北镇守使，却又以不令其赴任的办法继续刁难勒索，张云山被逼无奈，忧郁致疾，“腹大如鼓，肿高盈尺”(47)，于1915年7月咯血而死，年仅39岁。
张云山死后，各方议论纷纷。陆建章为掩人耳目，报呈北京政府允准，对张云山以原级别陆军中将衔，按上将级别从优议恤。(48)
张云山由陕西辛亥革命时期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在短短数年之内，变成依附北洋军阀统治的可怜虫和牺牲品，这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从宏观分析，就中国当时局势而论，辛亥革命后，以孙中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被迫交出国家大权，关乎中国生死存亡的国家机器落入北洋军阀之手，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即使张云山这样掌握军权又颇有才干的人物，也无法施展其昔日的革命抱负，终被反动势力吃掉。民国初年中国的历史又一次证明，掌握国家大权的政治集团的进步与反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这对国家与民族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从张云山的个人原因方面分析，辛亥革命后随着个人地位升高，严重的农民意识中封建落后的东西充分暴露出来，革命意志日益衰退，贪图享受，不思进取，进而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囊，远远脱离了与他共过患难的广大人民群众，这正是他日后悲剧的祸根。陆建章入陕后，他企图用向反动势力妥协乃至卑躬屈节的办法，以求保全禄位，其结果，既为进步力量所不齿，又未得反动势力宽容，其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注释：
①(48)郑自毅《张云山》，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l辑。
②(18)马士年《陕西回民参加辛亥革命经过》，载《西安文史资料》第1辑。
③④⑨⑩(11)(16)(29)《张云山小史》，载1912年8月13日、14 日《民立报》。
⑤⑧庞建堂《关于张云山的几个材料》(未刊稿)。
⑥(42)(46)(47)张钫《辛亥革命杂忆》，载《陕西党史资料丛书·辛亥革命在陕西》。
⑦《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
(12)高又明《如是我见我知录》，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
(13)《陕西辛亥革命大事记》，载《辛亥革命在陕西》。
(14)《陕西乡贤事略》。
(15)关于张云山加入同盟会的考订，见笔者所撰《张云山与通统山》一文，载《会党史研究》。
(17)《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卷。
(19)《劝谕清官兵向议归心告示》，1911年11月9日《帝州报》。
(20)《严禁抢掠告示》，1911年11月10日《帝州报》。
(21)《劝谕各码头戮力同心光复各州县告示》，1911年11月11日《帝州报》。
(22)《通饬全省各厅州县地方官幡然投诚咨呈》。
(23)李登岳《辛亥革命史料》(未刊稿)。
(21)(28)(34)(39)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
(25)《兵马都督张云山致宋伯鲁先生函》，1911年11月18日《帝州报》。
(26)(27)(30)郭希仁《从戎纪略》。
(31)1911年12月21日《帝州报》。
(32)(35)张钫《辛亥革命时陕西的洪门帮会》，载《风雨漫漫四十年》。
(33)(38)朱新宇《陕西辛亥起义记事》，载《近代史资料》总第51号。
(36)(44)《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张云山》。
(37)《秦陇复汉军调遣步马炮工辎各标营队总督张云山谕民的话檄》。
(40)张钫《钱鼎、万炳南两副大统领之死》，载《风雨漫漫四十年》。
(41)《国民党秦支部职员表》。
(43)冯玉祥：《我的生活》。
(45)马彦若《谈辛亥革命》(未刊稿)。
《陕西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