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陕西光复中的哥老会
岳珑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武昌起义揭开了推翻清王朝战斗的序幕。1911年10月22日，陕西响应。辛亥陕西光复波及晋、豫、甘三省，影响到宁、青、新等地，推动了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辛亥陕西光复是同盟会陕西分会、哥老会及其它组织联合进行的。有关陕西辛亥革命的论述都充分肯定了哥老会在辛亥陕西光复中的作用。在有关会党研究中，辛亥陕西光复中哥老会的活动及其与同盟会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在大部分省的革命活动中都处于从属地位，而陕西哥老会在辛亥陕西 光复中却扮演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哥老会利用了辛亥时期的革命形势，控制了全省的局势，在辛亥陕西光复中是一支主要的战斗队，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
一、陕西哥老会是反清联盟的主力
辛亥革命前，各种力量都以不同的目的、形式在陕西各地进行反清活动，哥老会、同盟会、刀客是最为活跃的力量。
哥老会分布于陕西全境：陕西最多；关中较多；陕北较少。①哥老会的成员“以失业破产的劳动人民与游民无产者为主体”②，是属于中国近代社会底层的人民。这些滞留在陕西城乡、村镇的潜在失业者和流氓无产者还没有摆脱与农村的牵连和封建关系，因而在辛亥陕西光复中，哥老会对联合各县、城镇、农村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对当时孤立分散的群众斗争起到一定的组织作用。
哥老会组织非常严密，它以人们容易接受的、比较秘密的、传统的“山堂香水”做为组织形式，每个山堂都有自己的头领，成员都以兄弟相称，有秘密身份证“票布”。哥老会和同时代的太平天国、义和团一样用宗教迷信做为对其成员无形的束缚，如“神前宣誓；崇拜关圣帝君；喝血酒”等做法在哥老会每个人的行动上，思想上有很大的约束力。哥老会斗争的目标是“反满复汉”③。辛亥革命前，哥老会以其对清朝反动统治的不满、党徒遍布陕西、严密的组织、强大的战斗力以及大规模反清行动的潜力，一直吸引着革命党人的注意，并逐渐与陕西同盟会组织的反清斗争相结合。
除哥老会外，同盟会陕西分会、刀客、新军都是反清力量。同盟会陕西分会主要是以西安为中心的泾阳、三原、蒲城一带活动。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陕西分会会员仅几十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仅限于用新的宣传方式来沟通和社会底层人民的联系。由于人单势薄，早在1906年春，同盟会陕西分会支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井勿幕就提出了联合会党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会员“深恶会党中人之行为，不愿为伍”④。直到1910年各派力量在大雁塔“歃血结盟”，这种争论仍相持不已。
陕西另一股反清力量是刀客。刀客是陕西特有的武装力量，它的势力仅次于哥老会，但组织不如哥老会严密，集团之间划地自封，还常常因义气之争相互残杀。⑤刀客的成员来自社会底层，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镇压、“围剿”，和清政府矛盾尖锐。特别是在刀客组织内还流行着所谓“拿命帮”的侠义精神，很容易被各种势力利用。基于此，革命党人很注意在刀客中宣传“同盟会的宗旨，开示其途辙，化除其私见“⑥，使刀客成为井勿幕部下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辛亥陕西光复后期刀客成为同盟会驱散哥老会的主要力量。
再者，就是新军。新军从表面上看在陕西也是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它创建于1904年，1909年扩编为陕西陆军混成协。新军连级军官中青年知识分子虽占相当数量，但士兵中哥老会会员占半数以上，新军的实际势力从内部是由哥老会控制，在新军中广泛地传播着“想当兵，拜仁兄”的谚语。新军中许多士兵是双重身份，也就形成了新军中的哥老会成员有自己的“重叠”组织，“他们很早就在新军士兵中建有和军队编制相适应的自己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用这种自己的组织方式来联系掌握他们的‘哥弟’。这些“舵把子”固然不能把属于各个山堂的哥弟统一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能够很好地掌握属于自己的一帮哥弟，并紧密地联系着其它山堂的哥弟”⑦。新军中的哥老会秘密组织控制了新军士兵中的活动，以致同盟会陕西分会争取新军的工作重点在于争取与哥老会的联盟。由此可见，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新军中势力远不及哥老会的势力根深蒂固，然而，共同的反满目标使得宣传上占优势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从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逐步把这帮“无知的人”联合到一起。总之，哥老会对同盟会陕西分会来说始终既是一种潜在的竞争力量，又是联盟光复陕西必不可少的真正主力。
二、同盟会陕西分会对哥老会的让步和利用
辛亥陕西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革命党人能不能掌握强大的武装。会党首领吴虚白认为，革命党人要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必须联络下层群众，“否则既无群众，又无粮饷，纯以文士，终属空谈无济事”⑧。井勿幕在宣传革命的活动中，鉴于孙中山、黄兴等联合“洪门”、“三点会”、“致公堂”等会党的做法，认为“革命不联合军事力量，单靠鼓吹宣传，终无成功之理”⑨。同盟会陕西分会在革命活动中进一步认识到，哥老会“其组织详密，纪律严谨，清代二百余年，其党徒遍布全国各中、下层社会，成为一体系之潜在力量，号召之力，倍于恒人万千”⑩。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诸人，其哥弟遍布军队之中，在新军中较有实力。因此，同盟会陕西分会逐步转变态度，开始重视联合哥老会，并且下了很大功夫。由于实际力量相差悬殊，革命党人考虑到哥老会对革命的态度及可能联合的程度，对哥老会采取了妥协的方式以使其“归顺”。
同盟会陕西分会首先注意的是利用哥老会的反清情绪，向哥老会进行正面的革命宣传。就同盟会本身来说，在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观点上比较一致，但对“平均地权”，内部看法不一。1907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在“祭黄祖”的祭文中，明确提出“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的政治主张(11)，对于“平均地权”则避而不谈，那么对哥老会就更谈不上统一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之下，而仅是统一于“反清复汉”而已。哥老会首脑人物张云山在檄文中说：“兄弟是洪字号多年，又入了革命党的，并不是我反教，因为同时灭旗兴汉，本来不必分，所以重立了一个三合会，这个三合会，是三家合在一起，同办一事，灭了仇敌，夺回汉家江山，与先人争一口气。”(12)可见，哥老会的哥弟们对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目的、意义是不了解的，他们认为革命只是反清，把清政府推翻了，革命就成功了。
同盟会陕西分会和哥老会的联合是在不破坏哥老会各山堂宗旨的基础上，联合在“同盟堂”名下的。1911年8、9月间，同盟会陕西分会以张云山的“通统山”为基础，组成了同盟会和哥老会共同参加的秘密组织“同盟堂”。按照实际需要，吸收各方面的原则精神，编定“通统山，同盟堂，梁山水，桃源(园)香”四句隐语，这种“桃园结义”的联合方式的组织，“就成为陕西会党合流的秘密组织”(13)。辛亥陕西光复实际是在“同盟堂”的领导下进行的。
同盟会陕西分会以会员加入哥老会组织，做为争取和联合哥老会的手段。因为哥老会组织严密，又有自己的宗旨，难以接受革命党人的宣传影响，同盟会陕西分会为了策动新军起义，必须争取哥老会的协助。为了便于活动，钱鼎、张宝麟、党自新等新军军官中的同盟会会员及井勿幕等人亲自参加了哥老会，在大雁塔“歃血盟誓”的36兄弟中，同盟会重要首领几乎都是双重身份，这样对发动革命的确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联系哥老会的基本群众，同盟会采用了哥老会常用的隐语、暗号。(14)陕西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迷信对于哥老会成员来说有很大的约束力，同盟会陕西分会充分利用了这一点。1910年7月9日，由井勿幕、钱鼎、张钫等与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等在大雁塔举行了结盟仪式。他们仿照哥老会传统仪式，供关羽神位，陈列香烛，大家叩拜宣誓，饮鸡血酒，“歃血为盟”。誓词大意是：经过这次订盟会，彼此都应同心同德，谁也不能三心二意，如有违背，神灵鉴察。并且把这次参与结盟的人称作36弟兄，实际上参与的人数不止36人，这样的称呼是因为哥老会习惯把36当作吉祥的数字，符合36“天罡”的意义。在封建社会里，针对文化低和带有相当多迷信色彩的哥老会首领来说，用书面订条款约言既有失密的危险，也不如这种歃血盟誓既容易接受，又简单有效，因此，大雁塔歃血订盟，进一步巩固了同盟会、哥老会的团结，为西安光复打下良好的基础。(15)同盟会陕西分会还利用哥老会群众容易接受的“会道门”方法(16)，设塔扶乩，编造乩语，消除清军对人们的威摄和宣传。
同盟会陕西分会对哥老会联盟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尝试，最后的事实证明，革命新思想的宣传只是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于哥老会最终还是采取了较为落后的、妥协的、又符合哥老会成员心理的手段，也就是说革命党利用哥老会的信仰、宗旨及迷信活动，争取与哥老会群众的联合，而这种革命党和会党联合的方式不是可能巩固的。
三、同盟会陕西分会和哥老会的相互控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2日陕西响应。在西安光复中，新军中的哥老会成为革命的主力，除西安南院和鼓楼、藩台衙门为同盟会成员占领外，其它衙门几乎全被哥老会大小首领及哥老们所占领。(17)由于起义过于仓促，没有制定详细的军事部署和进攻计划，起义军进城后，各营队都是单独行动。这些营队已不是原来新军建制单位，没有参与起义的陆军中下级军官都藏了起来，军事指挥权就落在哥老会的各级“舵把子”手里，这些人各自把一帮哥弟抓在手里，再吸引上一些非哥老会而愿意参加的人，这样哥老会的首领们几乎都掌握着数目大小不同的部队，并领取了相应的枪械、弹药。(18)
西安光复发展如此迅速，是革命党人没有预料到的。革命党人对哥老会的实力估计不足，革命成功之后没有力量对哥老会进行控制，更无力左右全省局势。此后，同盟会陕西分会对哥老会的联合、利用开始走向反面，而哥老会在反控制中，几乎完全左右了陕西全境的革命形势。
哥老会对革命局势的控制从西安开始逐渐扩至全省境内。10月25日至27日，同盟会陕西分会和哥老会协商正式成立军政府，哥老会的头目都成为拥有实力的政府“官员”。从职权上看，除大统领由张凤翙担任、副大统领钱鼎是同盟会陕西分会兼哥老会会员，其它职务从副大统领、调遣兵马都督到六个标的标统，大小十几个正副职位都由哥老会的大小头目担任。从武装上看，上万只各种枪械、炮械及马匹都被哥老会的几个头目所统有(19)，军事实力基本上掌握在哥老会手里。同盟会陕西分会当时在政治上、财政上居主导地位，但哥老会也有不小的发言权。西安光复后，几乎“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里”(20)。哥老会不仅掌握军政府中几乎所有权力，连西安日常公文上仅盖大统领张凤翙的“关防”印还不够，还得在旁边同时加盖“洪汉公议”的小章才有效。(21)同盟会陕西分会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到东西路战役过程中才逐渐建立，并得已扩大力量，陆续编成30多个标，但由于武器、弹药来源的缺乏，这种相对劣势直到哥老会衰败都未能扭转过来(22)。
哥老会在革命前势力就遍布全省各县，西安光复消息传出，各州县纷纷响应，全省约有2/3的州县都是在哥老会领导下光复的，每光复一地，哥老会即设“码头”，散“票布”，广收“弟兄”，用“山堂”代替国家行政机构，用“条规”(哥老会章程)来约束群众。(23)还有部分州县是哥老会和同盟会、刀客联合光复的，如凤翔、泾阳、同官(铜川)、略阳、西乡等。 这些由同盟会和哥老会共同光复的州县，开始革命党人力量都很强，随着哥老会在光复后对陕局势控制的扩大，这些地方逐步由哥老会所控制。除了关中一些县是在东西征中光复(24)，只有极少数像耀县、白水、中部(黄陵)是由同盟会陕西分会的革命党人领导光复的。哥老会建立政权的州县地方主义比较严重，他们排斥省军政府所派的安抚招讨使，陕西兴安(安康)就是典型。陕南原本就是哥老会最活跃的地区，兴安光复后，哥老会首领高庆云、胡云山会商，组建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武装，打出复汉军旗帜，布告安民，维护地方秩序，同时派部队到兴安附近的石泉、汉阴、紫阳、洵阳(旬阳)、白河、砖坪(岚皋)、平利、镇坪等8县厅驻扎，维持治安。对于省军政府派到兴安地区的南路安抚招讨史张宝麟，高庆云和胡云山暗中派人以武力驱逐，并在饯行宴会上公然夺了张宝麟船上的物资。(25)
辛亥陕西光复的成功，是伴随同盟会陕西分会和哥老会相互控制的矛盾斗争为始终。张凤翙“没有实权，财权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26)的情况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他们在一起交谈时都认为“革命失败了”。西安光复后，张奚若就被派往武汉去见黄兴、黎元洪，“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并且，井勿幕写了两封信给黄兴和黎元洪，张凤翙也以陕西都督的名义备了一封正式公函给湖北都督，请兵驱除哥老会。(27)
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总统权力，陕西东西战事亦告结束，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保守派开始公开把矛头转向哥老会。张凤翙借改编民军时提升张云山以降低万炳南的权力，万炳南不服被杀害。张凤翙又收买陈殿卿做亲信，抓住了陈手中的军队。同年12月，袁世凯下令镇压全国会党，要求各省“一体防范，以弭党患”，“严密逮捕，以绝根基”。(28)张凤翙得到指令，借口勘乱，在全省大肆屠杀哥老会弟兄。陈树藩被派往安康地区镇压哥老会，杀害哥老会弟兄200多人。大荔的蒙平发、白天赦，清涧的张汉韬，宜川的秦龙飞，榆林的杨厚德，延长的陈流民，延川的刘建功，绥德的叶茂升，商南的杨光杰，临潼的焦林等哥老会首领都被杀害，组织被遣散收编，“码头”被解散。1913年春，张凤翙改编了张云山的部下邹子良、马开臣的军队，撤销了两人的军内职务，又借口改编陕西民军，编掉张云山，哥老会在陕西的势力彻底被摧毁。至此，陕西军权完全掌握在以张凤翙为首的新政府手中，从而结束了哥老会对辛亥后陕西局势的短期控制。
四、结 语
陕西辛亥革命是在同盟会陕西分会和哥老会联合下进行的，哥老会在革命中起到主要的作用。这些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反满情绪较大，富于革命热情、勇气和牺牲精神，而且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形成严密的反清组织。陕西哥老会利用全国和陕西的形势，积极配合同盟会陕西分会发动起义，光复了陕西，这一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但是，陕西哥老会的成员复杂，文化素质较差，而且各“山堂”的宗旨模糊不清。哥老会成员与正统社会决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目标，一旦形势发生变化，组织内部就会出现分裂，从而导致失败。
同盟会陕西分会的革命党人和哥老会是天然盟友，两者都被宣布为“亡命之徒”，都由进不了传统社会等级的人组成，都恨满清的统治。同盟会陕西分会革命党人力量薄弱，革命手段落后，决定了只有与哥老会联合革命，但其又不具备改造哥老会的能力，只有采取妥协、屈从的方式，希望利用这一低层次组织当做革命成功的桥梁，但哥老会难以负此重任。这种不加改造的利用，使革命党人无法把哥老会控制在手中。相反，哥老会的不满找到了反抗的传统形式，成为脱离实际的运动。同盟会陕西分会、哥老会、刀客等合在一起只能结成脆弱的联合，不足以构成一次革命的坚实基础。
辛亥陕西光复后哥老会的结局和历次农民运动的结局大体一致。所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已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在革命中利用会党的力量，夺取了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各自的阶级利益是对立的。出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同盟会陕西分会不可能提出改良哥老会并引导他们走向胜利的良策。陕西革命党人从利用哥老会到排斥和镇压哥老会，断送了革命的大好形势。
(作者单位：陕西省财贸干部管理学院)
注释：
①②③⑦(15)(17)(18)(19)(21)(22)(23)《辛亥革命回忆录》(五) 。
④⑤⑧(13)(14)(25)《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⑥⑩《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册。
⑨《人文杂志》1981年第5期。
(1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66页。
(12)《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6)《辛亥革命》(六)。
(20)《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24)(28)《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26)(27)《回忆辛亥革命》。
《陕西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