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咸阳渭北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地位
陈崇凯
发生于80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陕西，是最早响应武昌首义并实现独立的省份之一。陕西辛亥革命中西安能于全国较早光复，其原因，固然在于以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同盟会同以哥老会为核心的新军相联合，得以发动武装起义，迅速占领省城，而其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以泾阳、三原为中心的咸阳渭北地区，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基地之一。概而言之，咸阳渭北地区是陕西清末开风气之先的地区，是近代陕西从维新思想到反清思想的渊源和传播地，是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人才的重要培养地，是除西安而外陕西同盟会筹划辛亥起义的主要基地，又是保卫革命成果、屏卫光复后的西安的战略要地和主战场之一。本文谨从这几方面，对咸阳渭北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作一初步论析。
一、近代陕西从维新到反清思想的渊源传播地
陕西关中地区不但是号称“人文始祖”的黄帝及炎帝开辟华夏文明的一块沃土，孕育出秦皇汉武盛唐的博大文化，而且富有革命斗争的历史传统。但自五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向南不断转移，处于四塞之中的关中地区背负历史古文明的重负和地理的阻隔，却越显得闭塞。秦豳的朴实淳厚的古风、封闭性自然经济的男耕女织世代相传，使得关中地区的文化思想相对更加守旧，随着历史的推移，也就更加落后于东南地区。所以进入近代之后，欧风美雨一时很难侵入，新思想也就很难在关中孕育。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挟着西方基督教带有平等观念的原始教义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及资产阶级的某种新色彩的狂风，刮遍了大半个中国，而陕西随之而来的只是空前绝后的回民反清大起义。回溯这些历史，正是要说明在陕西，近现代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维新与革命思想的产生的不易，它反衬出以咸阳刘古愚(光蕡)、朱佛光(先照)及其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陕西“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以咸阳刘古愚为代表的关学经学派，注重经世致用。在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由爱国救国很自然地与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相结合。刘古愚作为近代西北最著名的教育家，先后主持了泾阳的味经、崇实等关中有名书院，倡办“求友斋”、“时务斋” 等，“以识今日时务为第一义”，研讨西方国家富强之道和国内现状，“开吾陕西风气”。①他不但“广购致用之书，集好学之士”②，订阅 《京报》、《申报》和《万国公报》，向学生宣讲维新思想，号召“非人人卧薪尝胆不足以御外侮”③。并通过门生李岳瑞、陈涛同康、梁取得联系，在陕西首倡女子放足，作《劝不缠足会后序》。同时，还倡办实业，推广近代科学技术，为陕西的近代化开拓道路。
以三原各书院为基地、以刘氏咸阳籍门生为核心，具有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陕西近代新知识分子队伍开始崛起。在近代史上惊天动地的“公车上书”中，有名可考的陕籍举人达55人④，占全国有名可考的603人总数的近十分之一。在直接参与康、梁戊戌变法的为数较少的在京官员中，就有咸阳籍御史宋伯鲁及总署章京李岳瑞，宋伯鲁直接参与了政策的制订，而李岳瑞则充当了康梁与光绪帝的桥梁，这两人均是刘的门生，他们联络陕籍官员成立“关西学会”。在北京加入保国会的陕籍人士34人，占全国总人数186人的近五分之一，咸阳籍又占陕西籍的三分之一，⑤其余也多为刘氏门生。陕西知识分子成为维新运动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刘古愚也因“康梁新党”罪名被解除书院山长之职。
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维新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但却从另一方面激发了反清革命思潮在关中的兴起。如果说以泾阳各书院及刘氏师生开维新先河，那么以三原宏道书院及朱佛光师生恰承其后，为反清革命思想在陕西的孕育及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西北在全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有名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爱国诗人于右任先生，曾先后就教于刘古愚、朱佛光。他在《我的青年时期》中追述说：刘先生“以经世之学教士，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目”。而戊戌政变之后，刘倡君主立宪，朱倡革命之说，“我之革命思想，固然以朱佛光先生的启沃为多”，朱“先生识见甚高，讲学亦极为大胆，时时得闻革命的绪论”，“其治西学则从自然科学入手，在当时都是第一等手眼”。⑥作为当时关中最重要的书院之一的三原宏道书院，在朱先生主持下，吸纳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民主思想，提出为振兴中华必须以科学与经学并重，并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他向学生指出：“皮毛的改良是不行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采用激烈的革命手段。”⑦当他得知孙中山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后，十分赞同，即立刻督促青年学生加入同盟会，为陕西及西北的反清风暴推波助澜。
在省内外及国外的革命舆论宣传工作中，朱氏师生及咸阳渭北地区各界人士也起了极重要甚至主导的作用。首先，甲午以后，在刘、朱二先生倡导下，“西北结社之风自此开”。但是，当时康派君主立宪的保皇言论一时“风靡天下”，正是朱佛光先生以关学名家挺身而出“乃著《康氏纠谬》，指斥其政治主张之错误”，与保皇派反复论争，“戊戌后自信益坚，而倡导加厉”，“对于保皇立宪诸说，随时随地指斥其非，由此益定西北革命思潮”。⑧说明朱先生并不囿于书斋“劝学”，而且以笔墨为投枪，投身社会宣传，其影响之大，遍及西北各界。其次，他的学生于右任在兴平著写并刊印了反清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倡言“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鼓吹志士要勇“抱国难”，“大呼四万万六千万同胞，伐鼓摐金齐奋起”，“革命才能不自囚”，以至被清廷以“逆竖宣言革命大逆不道”而下旨密拿，但《诗草》却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巨大的思想波澜。随后，于右任东渡日本，回国后成为辛亥革命的著名宣传家。其三，由陕西留日学生倡办之“《夏声》杂志社成立，关系革命之发展颇大”。在辛亥革命前夕陕西掀起的保路保矿群众爱国斗争中，《夏声》杂志起了很重要的鼓吹宣传作用。而“《夏声》基本上是三原宏道学堂的同学主办的”，“内容都是反对清朝黑暗统治，保障西北利权防止外溢”。⑨三原赵世钰与李元鼎等人住在社里，不但负责社里事务，同时兼管同盟会陕西分会会务。参与撰稿者也多为咸阳籍留日同盟会员，如茹欲立(泾阳)、张秉钧(三原)、姚鑫振(三原)、李寿熙(咸阳)、张靖(咸阳)等。其四，当时陕西第一份鼓吹革命的报纸，是在咸阳地区兴平创办的《兴平报》。该报由同盟会员、兴平张深如与进步知识分子兴平县知事于1909年创办，由同盟会员南风熏(兴平人)任社长。该报以“启发民智、开通风气”为号召，实际上揭露清政府黑暗统治，宣传革命思想，如1910年刊登的《皖人反对赔款征银》及戏曲《黑世界》等。后因兴平知事调任咸宁，该报也移至省城续办，改名《兴平星期报》，影响从兴平、咸阳扩及全省，为陕西辛亥革命的思想发动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
二、革命人才的荟萃地
以刘古愚、朱佛光先生的学生为代表，以泾、三地区为核心的咸阳渭北地区为陕西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大批思想坚定、热情勇敢的革命人才，他们在陕西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朱佛光所主持的三原宏道书院(后改宏道高等学堂)在培养革命人才中，贡献最为卓著。三原宏道学堂，系清末由泾味经、崇实书院同宏道书院合并而成。1904年后，又改建为陕西工业学堂。因此，宏道学堂保留了刘古愚的维新传统和朱佛光的反清革命思想。加上工业学堂的先生们思想相当进步，又聘请有7名日本教习和技工，学生们学习的是资产阶级的新课程、新科学，因而使该校成了孕育革命人才和后备力量的温床。所以，不论是民主革命元老于右任，还是今天的辛亥革命史料调查征集者都认为，“辛亥革命中陕西党人，特别是渭河南北某些急进分子，多半出其门下”⑩。
陕西辛亥革命的人才组织工作，系由陕西留日学生奠其基的，并随后由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陕西分会派人回国进行组织发动。陕西当时选送日本的留学生基本上系官费生，这些留日学生多数成为陕西较早的同盟会员。陕西最早的同盟会员、陕西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井勿幕，曾求学于宏道书院，是朱佛光的门生。据党积龄的回忆，1905年底，除井勿幕外，有包括三原赵世钰在内的十余陕西留日学生首批加入同盟会，当时留日学生主要来自三原宏道学堂及西安高等学堂 (仅1905年，三原宏道学堂首批赴日学生就有12名)，因地域之别，遂产生两个派系。在井勿幕与赵世钰(三原宏道学堂学生)分头工作下，始于1906年秋成立了陕西分会，在参加成立会议有名可考的18人中，三原宏道学堂派出的学生占8人，随后又有4人入会，共12人。(11)其中，赵世钰等9人直接参与了《夏声》杂志的编辑撰稿及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日常工作。《夏声》在革命宣传之外，还成为同盟会发展组织的基地，豫晋秦陇协会及留学生总会等方面纷纷加入，“初皆以《夏声》杂志为总枢，一方面沟通陕西内地学绅，如教育会、商会，各机关与其分子；一方面沟通陕西留日学生与东来考察之士绅；同时，亦沟通西北各省所组织之各种团体……”随后即与省内外同志商决，派人归国，进行革命运动工作“(12)。1907年冬到1908年初，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学生为成立自治会，受到校方诬告和压制，被非法开除13名学生，学生以罢课进行抗议，同时支援蒲城学潮。清朝地方当局下文，谓“学生不得干预国家政治及本学堂事务，妄上条陈”，一些人竟谓“宏道真为藏垢纳污之处，捕逃薮之名”。《夏声》杂志对此事作了连续报道，影响很大。(13)宏道毕业生三原王炳灵、张景秋、王署楼等人也积极撰写文章，宣传革命大义，特别是王炳灵的论文直击清廷要害，被时论称为“时代强音”，后来担任了革命喉舌《民立报》的编辑。于右任在其所著的《泾原故旧记》中称赞说：“武昌起义，王著论为时所重视，论平民政治尤精。”除人所熟知的陕西辛亥革命领导人物井勿幕、于右任及宋向辰、李元鼎以外，再如曾任秦陇复汉军总部秘书长的茹欲立，在乾州与甘军大战被俘英勇不屈的18岁烈士、队官胡文骥，辛亥革命中的学生队队长、后任实业司司长的柏厚甫，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的参谋邹炳炎，同盟会陕西支部关中区负责人、辛亥革命中曾任乾州知州的范紫东等人，均为宏道学生或曾受业于刘、朱二先生。
1905年冬，井勿幕受任同盟会陕西支部长，并奉中山之命离日返陕发展组织，首先参加同盟会者有三原宏道学堂的教员谢墉。因当时清廷已时时注意，为免暴露，只能秘密联络，组织发展更为艰难。由于三原宏道学生赴日较多，基础较好，同时有朱佛光以宗师身份向学生鼓吹，遂以宏道学堂学生为引线，经数月努力，先后发展新会员30余人。(14)为陕西辛亥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柏筱余、吴希真等人就是此时入盟的。
咸阳渭北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同盟会员作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并未孤身作战，而是十分重视革命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以柏筱余(名惠民)为例，他以个人私财，倾囊办学，开展新式教育。他在本村兴办了效愚女子小学和效愚男子小学，学生所用的课本、文具以至校服均由柏家供给。他在三原东关创设了英(语)算(学)专修学校，请同盟会员王霆宣主持教务；在泾阳桥底镇创办了惠民高等小学，并捐金万两，作为泾阳的教育基金，用以扩充校舍、购置设备。在省府西安，他开办了三育学堂和西岳庙女子小学，资助同盟会在开元寺开设新民图书馆，其中，西岳庙女子学堂提倡放足，以新思想培育女青年，树陕西妇女解放的先声。(15)又如兴平的同盟会员张深如，早年曾在三原贺复斋先生处求学10年，后在兴平筹办高等小学堂并亲任校长，积极兴学，并同时宣传革命思想，名播关中，终被聘任为西安中等实业学校主持人。他“在实业学校时，与省中军、学各界诸志士，深相结纳”(16)，为革命广罗人才。在兴平光复中起领导作用的符瑞亭、穆仰文等8名同盟会员，就是在实业学堂经张深如教育入盟的革命学生。
三、陕西同盟会筹划革命的重要基地
泾、三等咸阳渭北地区，还是陕西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领导者——同盟会陕西支部筹划革命发展组织的重要基地之一。
首先，咸阳地区的人民反抗斗争为同盟会筹划的反清起义作了重要的历史铺垫。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光绪逃奔西安，为修建行宫及预筹回銮，在关中地区加捐加款，咸阳人民阁闾凋敝，“久已积不能平”，遂率先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1900年，兴平人民继1896年反对非法征收粮赋的反抗斗争之后，又开展了反对盐斤加价的斗争和“交农”斗争。1904年，以举人刘锡纯为首，领导了兴平人民的抗捐和追索盐课的群众斗争。1908年春，武功知事和一省禁烟委员以禁烟为名，到处敲榨勒索，激起民愤。武功的同盟会员张仲良借机协助郑三善出面，组织群众同官府对抗，围斗反动的清朝官吏。这些斗争引发了关中各县群众的反清斗争，为同盟会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筹划起义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其次，陕西在国外的第一同盟会组织——留日学生同盟会陕西分会的组成，得力于三原与西安赴日的留学生。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赴日学生中陕西最早的同盟会员井勿幕(原籍蒲城县)在组建留日学生同盟会陕西分会中起的作用最大，是主要领导人，但他也是宏道书院的学生。另一个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是三原籍同盟会员宏道学生赵世钰。正如省政协“辛亥革命史料组”在调查整理了这段历史资料后所分析的那样，1905年以前，井勿幕是和四川同志一起生活工作。1905年井奉命回陕做组织发动工作，进展缓慢，遂再次返日，在留日学生中发展革命力量。“当时，陕西留日学生中加入同盟会的已有赵世钰等十余人，只因他们中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地域和派系观念，经常发生不协调、不合作的现象，陕西分会就未能及时组织起来。这时赵世钰的革命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井勿幕认为要在陕西学生中发展同盟会的组织工作，必须同赵世钰协力进行”。其主要原因，除因井担心自己离乡过早、人地生疏，恐“难孚众望”外，因赵世钰既是三原宏道学堂出身，且“派系立场不突出……通过赵世钰来搞好团结和组织工作是可能的(17)。1906年初秋，井约赵在东京上野的日比谷公园“详为讨论，结果甚洽”。由于赵世钰的桥梁和粘合剂作用，陕西分会得以顺利成立。当时与会的30人中，咸阳籍的会员达16人，占 53％。
其三，泾、三等咸阳渭北地区为陕西同盟会的组织发展和联络活动及筹备起义提供了许多重要据点。西安光复前，陕西同盟会在国内举行的5次重要会议中，有3次是在渭北召开的。前文已经述及，井勿幕第一次回陕发展革命力量，其重点之一就是三原工业学堂(即宏道学堂)。在此，不但发展了谢墉、柏筱余、高又明、邹子良等一批同盟会员，而且陕西同盟会的革命组织在国内的第一次全体盟员会议，就是以三原北极宫某一私宅为聚会点召开的，这次会议的重要，在于它第一次聚集革命党人，成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会后，井勿幕决定赴北山视察，选定在马栏山开创实业并练武制械，此事即由三原邹子良与王守身负责筹备。据《西北革命史征稿》及有关文章记载，辛亥革命爆发前，同盟会在陕西所设立的秘密机关及组织有13处，其中咸阳渭北地区及由咸阳同盟会员参与主持的有5处。其它各县有联络人者8处，而咸阳几乎占其半。(18)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柏氏花园，它本是泾阳同盟会员柏筱余的私宅，由于柏家是泾阳首富，易于掩护，柏筱余主动将其提供为陕西同盟会最重要的集会及联络点。1908年，井勿幕二次返陕筹划革命准备工作，为团结党人，联络各省在陕会员，决定重阳节时在黄帝陵祭陵并盟誓，泾、三两地成为各会员往来之重要据点。陕、甘、川、晋、粤等省20余名同盟会员经泾、三等地安全到达黄陵，誓词中有“集合同志，密筹方略，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等语。随后即在柏氏花园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决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二祭扫黄陵，并定出戒律。(19)之后，柏筱余与张立卿又在三原创设同盟会外围组织“勤公社”，在泾、三、礼、兴、乾、武等9县成立分会，发展社员千余人，扩大了革命基础。1910年，井勿幕奉中山之命，为发动武装起义专程潜赴渭北，在柏氏花园“水榭亭”内寓居20余天，集合各地同志，召开了第二次柏氏花园会议。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是革命前夕陕西同盟会举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议程最多的一次会议。会议分析了全省形势，拟定了行动计划，确定了联络方式与暗语。会议还议决渭北同盟会会务由井勿幕、宋向辰、邹子良、柏筱余负总责，指导各县成立分会；议决了全省10县的同盟会分会的负责人(其中咸阳地区占一半)；议决由渭北同志联络刀客、组织民团，由西安同志运动新军；议决在马栏山开始冶铸手榴弹。此后，“凡省潜踪入陕之党人，咸匿踪于此”，“陕西革命之事业，实于此胚胎焉”。(20)此外，作为省西各县联络员的张子宜在兴平创办了“复豳园”作为秘密活动据点，三原的党仲昭组织了秘密机关“武学社”，武功的张仲良以行医为掩护，曾以西安“慈云阉”为联络地点进行活动。
其四，渭北革命党人还在辛亥革命筹划过程中作出过特殊贡献。泾阳柏筱余入会后，不但将家宅作为同盟会的秘密基地，还倾其财产资助革命。他为渭北多次会议提供了全部活动经费；他出银万两资助同盟会在马栏山冶铸武器；他出资4000元购买武器，由党人曹俊夫赠送渭北刀客，争取刀客投身革命；他出银5000两由党人张奚若赴沪为陕西同盟会购买炸药及革命书刊；辛亥首义前夕，他亲赴洛阳订造了马刀、长矛各千把，来复枪百把，存在三原及耀县药王山，为辛亥民军起义提供了武器；又赴沪捐资8000元给《民立报》，资助陈英士万元；特别是民元陕西民军起义后，清军从东西两路围攻，民军械弹缺乏，柏筱余以全部家产作抵押，从上海洋行购买步枪万支、大炮4门、子弹数十万发，价值13万银元，稳定了民军。(21)再如礼泉同盟会员罗少鸿也曾捐麦二百石，资助冶铸武器炸弹。
四、在光复陕西和屏卫西安中的贡献
辛亥革命光复中，同盟会主要通过新军起义的力量攻下了满城。在攻打满城战斗中、咸阳籍的革命党人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三原的党仲昭时任炮营中队队长，他加入同盟会后，即在新军中建立秘密组织，发展革命力量。西安光复时，他与张伯英、朱叙五、余永宽等各率新军数十人，分两路进占军装局，协攻满城。三原的邹子良组织敢死队与民军共同攻下满城。泾阳的高明德则为民军制造地雷炸弹。泾阳的柏厚甫身任学生队队长，维持省城的治安。武功的张仲良在西安光复时奔走渭北，运动各县响应省城。礼泉的晃西华从三原宏道学堂毕业后，入甘肃陆军学堂，1911年从甘回陕时，适逢西安新军起义，遂挺身响应，在攻打满城的战斗中荣立战功，被提升为秦陇复汉军炸弹总队中队长。另外，井勿幕发动西安光复起义，在渭北组织民军时，就是依靠泾阳柏惠民购屯于药王山的武器武装起来的。
同时，西安光复后，陕西的辛亥革命能得以迅速扩展，也得力于渭北各县的支持。咸阳地区，是陕西各地最早响应的地区之一；而礼泉县是陕西各县较早响应西安光复的县城之一。1911年10月23日，秦陇复汉军以大统领名义发布檄文，号召各州县响应革命。24日，在西安的礼泉革命学生董向善等6人持枪骑马奔回礼泉，当天即光复县城。随后，又组织武装民团，维持秩序，防守县城。25日，三原哥老会在同盟会策动下，光复了县城。26日，咸阳(今秦都、渭城区)的同盟会员王士骥等带领新军战士也光复了咸阳。此后，各县城陆续光复，兴平还组建了200余人的“复汉军”，为屏卫省城起了重大作用。
咸阳地区各县光复以后，秦陇复汉军政府已成立，关中陕南革命大局已定。但是，因陕西举义较早，东西毗连各省尚在清军手里。清廷为垂死挣扎，企图以“陕、甘、新数千里疆土”作为根据地以“恢复东南”，(22)遂派重兵从东西两路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扑灭陕西革命。当时，东路有潼关天险，易守难攻；而咸阳渭北地处西安西北，虽无天险，却是拱卫西北门户的战略要地。加上西安光复时脱逃的前陕甘总督升允，顽固不化，拼死督率有一定战斗力的甘军与革命血战到底，因而西路战场直接关系到陕西辛亥革命的成败全局，其战斗之艰巨、激烈，也称得上是陕西辛亥革命史之最。在西路战场上，咸阳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也作出了光荣贡献。当西保长武的战役尚未部署完毕之时，东路潼关失守，西路民军部分主力调援潼关。为补兵力不足，长武的革命党人李云峰、王仲元等人除率起义之城防营布防外，还四处发动群众，动员商户挂旗出资，迎接并协助民军(即复汉军)防守长武。甘军奇袭长武时，王仲元、伍祥等率城防营及人民群众同甘军浴血巷战，不幸被俘，光荣牺牲。在三次冉店桥激战中，长武人民协助作战，牺牲了数百条人命。此时，东路潼关二次失守，兵马大都督张云山从西路前线赶赴省城前，动员分邠州哥老会首领雷一升，请其组织邠州父老百姓全力支持西路民军。民军退守乾州后，雷一升等因此全家被清军抄洗一空。同时邠州原清代贡生马庆麟曾为革命积极筹集粮草，运送粮饷。
邠、长失守后，乾州已成为保卫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11月21日，甘军因久围乾州不克，遂集中兵力，让士兵头顶铁锅，在大炮轰击下，连续猛攻北门。经一整天的轰击进攻，城墙被摧毁数丈，清军蜂涌而入。在千钧一发关头，乾州全城不分军民，男女老幼一齐出动，同清军激战，将敌人逐出城外。乾州人民又自动背土抬石，在张云山的指挥下，连夜堵砌了缺口，使形势转危为安。12月18日后，张云山决定死守乾州以屏卫西安。当时，革命军装备落后，训练不足，兵力只有2万，面对10万多训练有素的甘军，形势十分严峻，首要任务是招募兵士，加紧防守。当时，乾州城内的居民及农村青年激于革命热情，纷纷报名参军。许多青年学生，也投笔从戎，担任参谋。革命军武器不足，当地群众拿出刀、矛和铡刀作为武器。乾州同盟会员王宝珊等亲任教官，对士兵加强训练。在乾州保卫战中，军民一心合作，使乾州成为一座攻不破的铜墙铁壁。次年2月8日， 甘军再次集中精锐，以云梯配以集中火力全力扑向城墙，并用火猛烧东城门。在危急关头，乾县人袁占彪和同伴们冒着枪林弹雨，背负炸弹，由袁向敌军连续投掷，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个号称“楞娃”的袁占彪受到张云山的亲自嘉奖。由于乾州城乡人民积极支援民军，甘军无法攻克乾州，遂将县城周围各村攻破，烧毁房屋近600间，杀死群众130余人，进行血腥报复。身任行营执事官的礼泉革命知以分子雷恒炎眼见生灵涂炭，愿承重任，亲赴甘军升允处劝其罢兵息民，而升允坚执不允，被雷严词痛斥，升允将雷缚柱剖腹，雷犹骂不绝口，为革命英勇牺牲。最终，因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清帝逊位，民军特邀兴平理学名儒张晓山、张鸿山兄弟及牛梦周会晤升允，促其休战议和。维新人士宋伯鲁也在议和的最后关头积极参与。和议告成后，陕西辛亥革命才以民军的胜利告一段落。(23)所以咸阳渭北的绅学各界及君主立宪派人士，也在革命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综合本文以上所述，我们认为，陕西能同南方的湖南同时最先响应辛亥武昌首义，并以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光复全省不是偶然的，其中以泾阳、三原为中心的咸阳渭北地区人民、关学经学派、同盟会在渭北的艰苦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应予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估计。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
注释：
①③见《刘古愚先生全书》。
②《励学斋说略》，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 第四册。
④《戊戌变法》(资料丛刊) 第二册，详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86页。
⑤《戊戌变法》第四册，转引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04页。
⑥ 于右任《我的青年时期》，转引自《咸阳党史资料集五·辛亥革命在咸阳》第47～49页。
⑦毛焕明《三原宏道书院与辛亥革命》，转引自《辛亥革命在咸阳》第159页。
⑧于右任《朱佛光先生墓志铭》，转引自《西北革命史征稿》。
⑨以上见赵世钰《回顾录》、马凌甫《回忆辛亥革命》，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
⑩(11)(17)(19)《陕西辛亥革命前革命思想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分见《辛亥革命在咸阳》第16页，第21～24页，第20页，第34～35页。
(12)赵世钰《回顺录》，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
(13)《夏声》四号、七号。
(14)毛焕明《辛亥革命在三原》，《辛亥革命在咸阳》第164页。
(15)《柏惠民传略》、《辛亥革命在咸阳》第344页、347页。
(16)李藩《张深如先生墓志铭》，《辛亥革命在咸阳》第413页。
(18)《同盟会所设之秘密机关》，见《辛亥革命在咸阳》第374～375页。
(20)分见《柏氏花园“水榭亭”会议议决事件》及《柏筱余先生纪念碑文》，转引自《辛亥革命在咸阳》第371～372页；第363页，一说此会开于1908年，此处以多数材料所据，定为1910年，待考。
(21)参见《辛亥革命在咸阳》第343～361页各有关材料。
(22)《宣统政纪》卷六十三。
(23)本节材料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辛亥革命在咸阳》。
《陕西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