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一年，我先后在党领导下的列宁剧团、工农剧社、人民抗日剧社和抗战剧团从事文艺宣传活动。这些文艺团体，围绕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心任务，演出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对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就记忆所及，把当年的文艺生活记述于后，如有错误或不妥之处，敬希曾参加过剧团活动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列 宁 剧 团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在延川县永坪镇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习。当时，西北工委宣传部部长蔡子伟在训练班动员有文艺专长的学员，加入列宁剧团从事文艺宣传活动。我欣然报名加入。列宁剧团是这年春季成立的，由西北工委领导。第一任团长(姓杜，名字忘记)任职只有一个多月，就由清涧人王文功接任。王是一个农民，文化低，不适宜剧团工作，任职两个月后即调离，由我接任团长，并兼剧团党支部书记。这年七月，清涧剧团并入列宁剧团，演员由原来的十几名增加到二十多名。 
　　列宁剧团从一九三五年春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只经历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只演出了话剧《今日之农民》、《一·二八抗战》、《穷人的出路》三本戏。这三本戏是从外地流传陕北苏区的优秀剧目。剧本作者是谁，始终未弄清楚。据说都是我党的文艺工作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编写的。三本戏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广大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场面。《今日之农民》一剧，反映大革命时期江西某地佃户王老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手持镰刀，砍死上门逼债并强奸自己妻子的地主“活阎王”和管家袁小狗的故事。剧本赞扬了王老三不畏权势，敢于斗争的反抗精神。《一·二八抗战》写的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蔡廷锴将军领导十九路军为保卫上海与日寇顽强奋战的情景，歌颂了十九路军将领在广大群众的鼓励和支持下，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刁难与阻挠，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穷人的出路》则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历史发展规律，赞颂了陕北某地农村的贫苦农民，团结一致，拿起大刀长矛与反动民团展开殊死搏斗的革命精神。 
　　由于当时延川县解放不久，物质条件很差，战争较频繁，因此，剧团不可能以演出为主。全团同志经常分散到延安、安定(子长)、延川、清涧等县协助地方政府组织儿童团、妇女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宣传动员苏区青年积极参加红军，壮大党的武装力量；发动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做军鞋，缝衣裳，支援前线，慰劳军队；给儿童、青年和学生教歌子，讲故事，宣传红军的优良传统等等。大家下去活动一段时间，返回集中后，又积极排练节目，从事演出。
　　尽管我们当时演出的节目不多，也只限于话剧一种形式，道具只有土制的简单服装和用木板、硬纸制作的假山、房屋、树木等，但由于剧本主题思想好，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剧团所到之处，看戏的人如潮水涌来。当我们在延川县永坪镇上演《穷人的出路》一剧时，有的群众不畏盛夏酷热，翻山越岭，从七、八十里甚或百里以外的地方赶来看戏。小小永坪镇的露天剧场竟有几千名观众。我记得戏是白天中午开演的。刚演过半，猛听见防空警报声：(dang)*(左口右当）！(dang)*(左口右当）!(dang)*(左口右当）地响了。演出人员顾不得卸装洗脸，与观众一起躲避敌机。敌机绕了几圈，丢下几颗炸弹就飞走了。敌机飞走后，观众没有因此而散去，热烈鼓掌，要求接着上演。就这样，我们坚持演到剧终。
　　工 农 剧 社
　　一九三五年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接收了列宁剧团并改名为工农剧社，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直接领导，任命长征到陕北的危拱之任主任。她当时有三十多岁，听说是由苏联学习回国后到江西苏区从事文艺工作的。这时，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男女文艺工作者和红小鬼总计十多人，加入剧团。另外，在延长县搞教育工作的李志钦也带领董芳梅、董丰一等十几名男女同志，也加入了剧团，使全团人数扩大到近四十名。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专长，将演出人员分编为歌舞班和戏剧班，由刘保林任歌舞班班长，我任戏剧班班长。我们戏剧班的著名男演员有董芳春(董芳梅之兄，后牺牲在抗日前线)，他天资聪明，扮演汉奸、特务等反面角色相当成功。一九三七年由他担任抗战剧团导演。由清涧来的男演员刘振武扮演老汉很出色，因我扮演老婆角色，所以，他与我同台演出过《小先生》、《死亡线上》等剧目中的老俩口，所到之处，人们都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董芳梅、李芝芳、杨玉英、白凤莲等则是有名的女演员，她们能很好体会角色，唱腔、道白、表演都有独到之处，很受群众欢迎。尤其是董芳梅演技高，当地群众称她是“东方梅”。
　　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剧团工作很重视，从人事组织到思想教育、剧本创作、排练演出等方面，时常过问和关心。当时的中央教育部部长徐特立和宣传部部长吴亮平，常在百忙中挤时间来剧团指点排练，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象上面谈到的主要演员，就是徐、吴二位领导摸底考察，推荐调入剧团的，并把一些不适宜剧团工作的人员及时调出。董必武同志是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也很关心工农剧社的工作。董老几次来剧团与我们促膝畅谈。当知道剧团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演出剧本后，连说：“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返回党校后，立即动员学校教务主任成仿吾、教员冯雪峰两位同志给剧团编写剧本。成仿吾同志用了十多天时间写出话剧《三姊妹》。剧情是写烈属李大娘，生了三个姑娘。她原来有“再瞎的男子走三县，再好的女子锅台转”的顾虑，耽心有女无儿给国家做不出贡献。但三个姑娘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培养下成长进步很快，大姑娘是慰劳红军的模范，二姑娘是劳动模范，三姑娘是宣传模范，苏区政府还给全家发了奖状。作品生活气息浓厚，以三个姑娘成为模范的生动事实，批判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冯雪峰同志写了《苏维埃活报剧》，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边歌边舞的形式，反映了苏区的工人、农民、士兵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组成钢铁长城，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活动。另外，象中央粮食部秘书长雷经天同志写的话剧《战场上的婚礼》，中央军委王世荣同志所写的《军事活报剧》、《海军活报剧》、《统一战线活报剧》，危拱之创作的《生产舞》等剧本，都丰富了剧团的演出内容，解决了剧本不足的问题。 
　　工农剧社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成立到一九三六年年初改为人民抗日剧社，只经历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除在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演出过几次戏以外，还到过保安(志丹)县慰问过红十五军团。我们在瓦窑堡演出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总是和广大群众一起在露天剧场看戏。每次演出，观众很多，好些人动不动就挤上台子看戏，影响秩序，遇到这种情况，宣传部长吴亮平同志就亲自登台帮助维持秩序。总之，尽管工农剧社成立时间不长，但演出节目还是比较多的，从中央领导到广大群众，对剧团的演出评价还是相当高的。
　　人 民 抗 日 剧 社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后，毛主席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和工人阶级联合的观点，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适应这一新的转变，一九三六年元月，党中央将工农剧社改为人民抗日剧社，剧团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没变动。党中央由瓦窑堡迁往保安县后，韩维琴、延成年等七、八名红小鬼，持中央军委政治部介绍信加入剧团，进一步壮大了剧团力量。
　　根据时局的发展和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我们已由过去的以协助地方工作为主，变成了以宣传演出为主。因为我们剧团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文化程度和年令差异很大。戏剧班的演员多是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歌舞班全是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小娃娃。不少小演员的生活都很难做到全部自己料理。因此，给排练和演出带来很大困难。加之我们的演出地点不固定，流动性很大，更由于战争环境，生活要求军事化，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坚持出操、站岗、学习军事知识，进行战争演习。所有这些，困难显得也就更突出了。危拱之、刘保林和我，既是领导，又是演员。我们的演出水平与现在的文艺团体相比当然很悬殊。但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从上到下，都有一颗火热的心，都明白为谁打仗，为谁演出。剧团的所有成员都置身在火热的战争生活中，人人感情真挚。再者，成仿吾、冯雪峰等领导同志不断给演员作指导，因此尽管我们的各种条件很差，但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演出水平逐渐提高。人民抗日剧社的重大演出活动，按时间顺序回忆如下：
　　(一)毛主席和斯诺一起看戏
　　党中央迁至保安县后，在一九三六年初夏的一天下午，抗日剧社在县城西南的周河岸边大草坪露天剧场演出。开演前，党校学员、被服厂和鞋袜厂的女工、合作社与苏区邮局的职工，人数众多的红军官兵，拖儿带女的村民，都从四面八方涌向剧场。舞台虽然简陋，但布置很朴素庄严。台前红色绸制大幕布上，书写着“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台上还贴了几幅以团结抗日，建设苏区，支援前线为主要内容的标语。演出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等多种表演，演出了《亡国恨》、《侵略》、《丰收舞》、《红色机器舞》等节目。
　　那时，我们的道具都很简单，但表演形式和音乐伴奏却别具一格，很有特点。《丰收舞》是由十几个女孩子表演的，她们光着脚，穿着农民的衣裤和花背心，头上系着绸头巾，跳起舞来动作优美整齐，充分体现了苏区军民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统一战线舞》主要反映党中央动员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主题。舞蹈中，有一群群青年穿着白色的水手服，戴着水手帽，先以骑兵队形，再以空军队形和步兵队形，最后以海军队形出现。《红色机器舞》更加精彩动人。小舞蹈演员们用音响和姿势，用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作用，逼真地模拟了气缸的发动，齿轮的旋转和发动机的轰鸣，以此体现未来工业化的中国的远景。
　　演出正在进行，不少观众突然把目光集中到与毛主席坐在一起的一个外国人身上。他高个儿，黄头发，兰眼睛，手里拿着照像机，与毛主席不时地说说笑笑。当有人说明他就是远渡重洋、来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后，人们都向他投以友好欢迎的目光。这位美国朋友很动感情，他与其他观众一起，不时地为每个节目拍手叫好。当《侵略》一剧演到日本强盗在一个农民家设宴，把中国人当椅子坐，喝醉了酒还侮辱女主人时，斯诺先生竟与大家一起高喊“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等口号。演出休息期间，被服厂和鞋袜厂的女工们，互相拉歌。猛不防，她们把口号引向斯诺记者，高喊：“斯诺先生来一个！”斯诺只得站起来打手势说明自己不会唱歌，但周围喊声仍然不停。这时，毛主席笑了笑，向他说了几句话后，他才鼓起勇气唱了《荡秋千的人》。唱罢，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整个剧场充满了极为欢乐的气氛。
　　斯诺先生看完我们的演出，余兴未减，第二天专程走访了剧团主任危拱之，并请求歌舞班的孩子们重演几个舞蹈，并一一照了像。毛主席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请斯诺和孩子们吃了一顿饭。开饭前，毛主席摸着几个孩子的头亲切地说：“你们演戏跳舞一定很饿，这顿饭要好好吃。”
　　斯诺先生对我们的演出评价极高，他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前边所附的六张演出剧照，就是那次我们在保安演出时拍摄的。
　　(二)为不打内战、要求抗日的东北军演出
　　我们在保安演出后不久，在安塞县的周恩来副主席让我们去安塞为东北军宣传演出，以此鼓励东北军与我们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我们经过几天行军赶到安塞后，先休整两天。周副主席在百忙中看望了大家。并给每个人缝了一身灰直贡呢列宁服，不少人高兴得跳起来，一致保证很好完成任务。临行，周副主席一再叮咛我们：“对东北军说话要和气，态度要诚恳，通过宣传演出，一定要在东北军撒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种子，让它开联合友军之花，结共同抗日之果。”
　　我们宣传演出的地点在安塞县之南，距县城约五十多华里的杨家沟村。这里是红区与白区的交界处，是个小城镇，每五天逢集一次。由于我党联合抗日的方针已在东北军产生深刻影响，互相敌对的局面已经结束。因此，每次逢集，红军与东北军，苏区群众与国统区群众都能自由上街买卖。
　　我们到了杨家沟后，通过三种方式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一是张贴宣传抗日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标语；二是通过私下接触谈心与东北军交朋友；三是宣传演出，激发东北军的抗日爱国热情。
　　东北军的官兵绝大部分是东北三省的同胞，他们饱尝了家乡沦陷的苦头，要求抗日之心极为迫切。当他们在《亡国恨》一剧中看到日本鬼子蹂躏东北，杀人放火，奸污妇女，抢夺我国资源的滔天罪行后，有的人泣不成声，有的人激动得站起来接连高喊：“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这时，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就趁热打铁，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友军一致抗日”等口号。这种台上演抗日戏，台下呼抗日口号的动人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却。有一次演出正在高潮，东北军一个矮胖团长满脸横肉，见了自己的部下就用鞭子乱打，大声喝斥：“都回去，不准你们看红军的戏。”但他刚一走，士兵们就乱说乱骂：“忘掉祖宗三代的卖国贼，你不让看，老子偏要看。”就这样，他一来，大家躲开；他一走，大家又入剧场，使胖团长毫无办法。当我们完成任务离开杨家沟时，东北军不少官兵一再向我们表示：你们的戏演得好，唱出了我们的心声，说出了我们的愿望，今后上边强迫我们与红军打仗时，枪口朝天放，大炮轰荒山，保证不伤红军兄弟。
　　我们回到安塞县城，叶剑英参谋长就赶来看望大家，并向我们作了时事报告。末了，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演出已经二十多天，你们把日寇的侵华罪行和党的统战政策搬上舞台，感化了不少友军，比办几期训练班都解决问题。不过，你们又有新的任务，要西进到新的苏区宣传演出。路程相当遥远，得步行十多天，才能达到目的地。大家有没有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勇气？”我们众口一词回答：“有，保证完成任务。”
　　(三)奔赴三段地
　　告别安塞，我们又奉党中央命令，到内蒙古三段地慰问高岗领导的游击队。出发时已是初秋季节，早上和夜晚寒气逼人，行军中又遇上了连阴雨，单军衣被雨淋湿，越发感到寒冷。不少小演员连续滑倒在地，等挣扎着爬起来，完全成了小泥人了。我们是军事化行动，除年龄过小的孩子外，其他人行军中都有一个背包，并配发一枝步枪或大刀、长矛等武器，还要携带一些干粮和道具，累计起来行李已经不轻。这对年幼的红小鬼和女同志来说，负重确实不轻。尽管剧团人员有的家破人亡，成为孤儿；有的苦大仇深，自觉加入革命队伍，对党忠诚，意志坚强。但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有时也难免情绪低落。在困难面前，我们团部号召大家，在行军中要做到大帮小，男帮女，强帮弱，提倡阶级友爱。这样一来，一些体弱女同志和小鬼的行装就被别人抢着背走了。还有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不但帮别人背行李，扛武器，有时还得背一背一些实在支持不下来的娃娃们。剧团领导和党团骨干在极为艰难困苦的行军途中，不断给大家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克服重重困难的故事。有时还编一些幽默风趣，鼓舞士气的顺口溜。如发现有小鬼滑倒在地，就让别的孩子喊：“天上下雨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不哭鼻子不叫妈，毛主席夸咱是好娃娃。”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滑倒者爬起来又鼓起勇气坚持前进。
　　但是，越向西走，困难越多。临近解放没多久的新区定边时，只见沿途人烟稀少，到处是沙漠茫茫。这些地区曾经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土匪的烧杀抢掠，粮食补充越来越困难，三天两头断粮。另外，当地一些狠心的地主在逃跑时，又填了一部分水井，饮水也成了大问题。我们这支演出队伍，行进在浩翰的沙漠中，象一叶小舟，非常缓慢地向定边城移动。
　　我们到达定边休整几天并给当地军民演出两场戏后，继续朝内蒙古三段地进军。定边到三段地只有一百多里路程，如果在平原或丘陵地区，一天到达不了也差不多。但定边以北的沙化程度更厉害。一刮大风，天昏地暗，连眼都睁不开。脚踏在沙子上，又松又软，往往是进一步退半步，费力极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人累得满头冒汗，气喘嘘嘘，只感到口干舌燥，嘴唇破裂，连话都不想说。这样，第一天过去了，还没有走完路程一半，我们只好在沙漠中露天宿营。在几个大沙丘中间选择两块低洼地为住宿点。风大，天冷，大家浑身直打哆嗦，没办法，只好三、五人为一堆，背靠背以每个人的体温互相取暖。为了鼓舞士气，一些参加过长征的文艺战士和红小鬼又给大家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一想到红军长征，大家突感眼前的困难小了，决心大了，“长征”精神简直成了我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最好动员令。但是，饥饿、寒冷、口渴，体力消耗太大，人人过于疲劳，一个个还是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等到东方破晓，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是厚厚一层沙土，一个个成了活的沙人。 
　　抖落了身上的沙土，我们又开始了艰苦的行军。由于头一天过度疲劳，行进速度越来越慢。就在这时，忽见前方卷起一股黄沙，由远而近向我们迅速移动。孩子们惊慌地大叫起来：“唉呀不好！起了大旋风。”有一个快眼小鬼突然说：“不对，象是马队。”其他人也陆续看准了。我和危拱之急忙下达“作好战斗准备”的命令。没等我们就绪，马队已到眼前。为首的一位年轻骑兵，背长枪，跨战刀，年轻英俊。他熟练地跳下战马，热情地对我们说：“你们是剧团的同志吗？太辛苦了！”危拱之主任答应：“是啊”，并反问对方：“你们是哪部分部队？”那位年轻战士爽朗地说：“我们是三段地来的游击队。”这下子，前来迎接我们的三十多名游击队战士与剧团文艺战士沸腾起来了。大家互相握手，问寒问暖，不少红小鬼高兴得跳起来狂喊：“我们胜利了！”迎接我们的骑兵战士把许多小家伙抱在怀里亲吻戏逗，好象久别重逢的亲人相见。大家稍作休息后，游击队同志将我们的行装先驮在马上，然后又将红小鬼和走不动路的演员掺扶上马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有了马队迎接，我们于天黑前就到了三段地。
　　三段地位于内蒙古西南边与宁夏苏区盐池交界的地方。这里是牧区，游击队与当地蒙族牧民都住帐篷，居住地点不固定，常年流动。这里的几百名游击队员，北拒赵老五、张廷芝等土匪武装的骚扰，西防马鸿逵匪军的侵袭，三段地成了苏区的北大门，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我们到达三段地后，受到游击队和当地居民的盛情接待。他们在一张桌子上摆了几只断头取蹄的红血羊和用桶盛着的马奶酒，红羊上插着许多短刀。我们入席后束手无策，不知咋样吃。周围蒙民哈哈大笑，有几个走上前来取下插在红羊上的短刀，示范着割肉吃。马奶酒很酸，红羊肉只有七、八成熟，要在平时，很难吃得下去。但因为，一则这是按当地蒙族习惯以最隆重的仪式欢迎贵宾，如果不吃，影响工作开展；二则我们演出人员也异常饥饿，就顾不得许多，还是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
　　我们在三段地演出两场后，因局势紧张，游击队要奔赴前线打仗，蒙族兄弟用骆驼把我们送至定边县。 
　　三段地蒙民能歌善舞，我们最后一场演出是与他们联欢进行的。双方都出节目，虽然相处时间短暂，但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是相当深厚的。分别时，送行的蒙族代表一再要求我们：局势稳定后再到三段地来演出。
　　(四)为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联欢
　　我们由三段地返回定边后，中央经济部与中央党校先后迁至这里。经济部部长毛泽民(毛主席之弟)同志接见了我们。他在祝贺我们赴内蒙演出成功的同时，建议我们好好休整几天，再为定边军民演出两场，然后返回保安。我们答应了毛部长的要求，打算让过度疲劳的全团同志洗洗澡，理理发，换洗衣服，彻底消灭一下虱子、好好治一下许多孩子身上的疥疮。但刚等我们住下，又接到陕甘省委要求我们迅速赶到甘肃洪德城，为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山城堡大捷作祝贺演出的加急电报。大家闻信后，高兴得连蹦带跳，一扫长途奔波的疲劳，只在定边休息一夜，第二天就开始西去甘肃的新征途。
　　我们经过两天急行军赶到洪德城。这里是满目荒凉的大山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洪德城很小，四面群山环抱，环江河山北向南流去，河岸两侧有小块土地。临近洪德城时，只见三个方面的红军驻满郊外。他们有的在靠山崖的破窑洞里住宿，有的在河岸或路边搭帐篷宿营。由于长时期的行军作战，战士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头发很长，但在胜利会师后却显得精神饱满，情绪高涨。看见我们过来，那些历尽千辛万苦的男女战士和首长，热情地鼓掌，夹道欢迎我们；我们也边鼓掌边呼喊：“欢迎长征英雄汉！欢迎长征英雄汉！”有些小鬼不时被红军战士抱出队外，被这个亲一亲，被那个摸一摸。机灵的小演员也抱着长征英雄的脖子亲切地说：“早就等待这一天，可把你们盼到了。”
　　我们进城后，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接见大家。他激动地说：“你们来的真好，这是一个意义特别深远的演出，千载难逢，机会不多得。希望你们用歌声唱出红军战士的心愿，用演出鼓舞战士们奔赴前线消灭日本鬼子的士气。预祝你们演出成功。”危拱之和我分别表示要很好完成任务。  
　　第二天，听说朱总司令和后续部队要进城，要求我们和其他单位的同志到城南约二华里的大路旁迎接。由于朱总司令衣着和战士们一样，我们又从未见过朱总司令，所以当朱总司令从我们身边过去，我们也没有认出来，实在感到遗憾。
　　晚上，红四方面军司令部请我们吃饭，吃的是糜面糊糊拌羊肉。大家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美餐，只感到香气扑鼻，美味可口。饭抬来了，康克清同志亲自拿铁勺给大家盛饭，她边盛边说：“听说你们好久没有吃饱肚子，一定饿了，今晚要不讲客气尽饱吃，都是自己人，别见怪。”等到大家都端上饭碗吃饭，她抚摸着一个正在狼吞虎咽吃饭的小鬼说：“你想不想家呀！”小鬼抬起头看了康克清同志一眼说：“当红军想家，就不能打败日本鬼子，等全国都解放了我再回家。”康克清同志听后满意地笑了笑说：“真乖，象个红军战士的样子。”
　　饭后，我们在城外一个露天舞台演出。开演前，先由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讲话。周副主席嗓音宏亮，异常激动地说：“二、四方面红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迎接你们。”这时，台下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庆祝红军大会师”等口号。周副主席接着说：我们一、二、四方面红军大会师具有特别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的部队，任何艰难险阻动摇不了我们北上抗日的坚强意志，任何凶恶的敌人阻挡不住我们胜利前进的步伐。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世界军事行动的创举，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做得到。长征以我们的完全胜利和敌人的彻底失败而结束。伟大的长征与伟大的会师，将永载史册，这是我党、我军的光荣和骄傲(热烈鼓掌)。这对于巩固陕甘苏维埃红色政权，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加快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步伐，将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抗日爱国的伟大旗帜，为打败日本，为解放全中国，为实现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而英勇奋斗！(以上是回忆讲话的大意，并非原文)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周副主席的讲话表示欢迎后，朱总司令开始讲话。他身体强壮结实，眼睛很大，约有五十多岁年纪，穿着打着补丁的军衣，双腿打着裹腿，脚上穿着草鞋，和普通士兵简直没有什么区别。给人以威武朴素、和蔼可亲的感觉。他卸下军帽，拿在手中，在热烈的欢迎掌声平息后，首先代表二、四方面军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盛情欢迎和接待表示衷心感谢。随后他说：我们一定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加强革命团结，我党发展史和红军壮大史都证明，团结则兴，分裂则亡。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不断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把已经取得的成绩作为新的起点，担负新的重担，夺取新的胜利(大意)。他讲完话，台下再次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讲话时，四周炮声隆隆，前线红军与胡宗南和马家军队的战斗仍很激烈。
　　这时已是十一月下旬，甘肃东北的气候已很冷了。红军驻地和舞台下点燃了一堆又一堆的篝火，给三路红军会师后的胜利增添了节日的气氛。当我们演戏时，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与战士们坐在一起观看。他们一个个笑容满面，每到精彩处，与士兵同志一起为我们拍手叫好。我们除演过去的传统节目外，还上演行军休息中加班编写排练的《红军会师活报剧》、《歌唱红军英雄汉》、《长征颂歌》等节目。会师和山城堡大捷的喜悦，给当天晚上的演出，增添了无上的光彩，台上的歌唱声与台下的鼓掌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划破夜空，传遍四方。许多节目重复了多次，也难以表达战友胜利会师的欢乐心情，演出足足持续了五个小时之久。 
　　(五)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我们从甘肃返回保安后，已是天寒地冻的隆冬季节。我们正准备进入深山老林烧木炭过冬时，由西安传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双十二事变，扣留蒋介石的特大喜讯。当时，包括我们剧团在内的许多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都要求迅速处决蒋介石。我们立即停止烧木炭，编写、赶排庆祝西安事变胜利和要求处决蒋介石的文艺节目。编排两天后，突然接到毛主席要到剧团为我们讲话的通知。大家很高兴，心想毛主席一定会鼓励和支持我们的行动。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毛主席一到剧团，开口就对大家说：红色的文艺战士同志们，蒋介石被扣你们一定很高兴吧!该杀头，对不对?我们几乎一齐回答：就是该杀头。毛主席接着话语一转说：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他不抗日，共产党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全世界同情中国人民的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不答应。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好不好？大家回答说：好！我们愿做这项工作。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是人民抗日剧社，是党领导下的文艺组织，我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得好。毛主席讲完话，大家一齐热烈鼓掌。不少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为我们剧团把心操咂咧！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去宣传。
　　(六)进入延安，文艺队伍的壮大
　　一九三七年元月延安解放后，我们随党中央一起迁到延安。经过一段时间，危拱之调离剧团，从事外交工作，上级委派刚由白区到达延安的黄植同志任剧团主任，由我任剧团党支部书记。随着我党影响的日益扩大，许多敌占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和著名文艺工作者象丁玲、艾青、张庚等都陆续来到延安。
　　这些从敌占区来的文艺战士又为我们剧团编写了一些好的节目。其中，中央教育部邓杰同志创作的话剧《小先生》；我创作的快板剧《消灭汉奸》、《三姐妹》；文涛创作的《钉铃舞》；左明创作的话剧《梦游北平》；李柯创作的陕北道情《送郎上前线》等剧目，都在尔后的演出中受到观众好评。在伴随许多文艺作品相继问世的同时，一批新的文艺团体象战地服务团、民众剧社、西北文工团等也迎着抗日战争的暴风雨陆续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著名文艺工作者和党的负责同志，他们不仅是创作者和编导者，而且还亲自登台演出。一九三七年初夏，廖承志、赵平山、朱光等与我及董芳梅联合演出《阿Q正传》一剧。廖承志扮演王胡，赵平山扮演阿Q，我和董芳梅扮演小尼姑。演出特别成功，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不时地为演员喝彩鼓掌。
　　抗 战 剧 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日开始。为使剧团宣传抗日的旗帜更加鲜明，党中央又将人民抗日剧社改名为抗战剧团。这时，杨小平带领陕北锄头剧团的二十多名演员，傅永虏带领陕甘宣传队近二十名演员，先后并入抗战剧团，加上红四方面军也向抗战剧团输送好多红小鬼，使剧团总人数增加到二百多名。针对上述情况，党中央对剧团的组织机构作了适当的调整和改变。首先设立了总部，由叶石(一九三七年由山西来延安)任主任，我和李柯(白戈夫人)任副主任。总部下设三个大队，由我兼任一大队队长，叶石兼任二大队队长，墨一平(由山西敌占区来延安)任三大队队长，各大队还配有指导员和秘书。又设立了剧务科、宣教科、交际科、总务科。剧务科主要工作内容是编排节目，选择剧本，训练演员；宣教科主要负责思想教育和组织大家学习；交际科主要搞对外联系，开展社交；总务科负责物资供应及道具、服装的制作和采购。我们一大队的指导员是曹洪，秘书是张子冲，副大队长是胡一川，剧务科秘书为董芳春，宣传科科长为雷锋，交际科科长为张武，总务科科长忘记姓名。
　　一九三七年年底，党中央命令我们全部外出活动。具体外出路线是一大队到关中统战区演出，二大队在延安直属区演出，三大队北上到榆林统战区演出。现在，我将一大队赴关中统战区的演出活动，仍按时间顺序回忆如下：
　　(一)在三原县与国民党唱对台戏 
　　一九三七年旧历年过后，我们抗战剧团一大队的七十多名演员分乘两辆汽车，经过一天半时间的旅行，到达关中平原的三原县。我们到关中受西北青年救国会联合办事处直接领导。
　　三原县经济繁荣，交通便利，战略位置重要，是国民党重点防范区之一。这里的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较顽固，听说我们剧团要进城演出，对我们采取拒绝进城，不让演出的对策。我和交际科几个同志进城会见县党部负责人和县长，说明我们只搞抗日宣传演出，没有其他任何使命的来意后，他们的答复只是一句话：“宣传抗日，无需劳驾贵团，敝县也有剧团和寒假学生演出队演出，就请你们别处一走。”我们一连交涉十几次都被顶了回来。我烦恼极了，怏怏不安，急得直踱圈子。交际科一个同志给我建议：“这里是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在驻防，他们和我们红军是“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何不请他们助一臂之力。”这个建议提醒了我，感到是个办法，就和交际科几个同志进城与十七路军驻三原的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耿景惠接头联系。耿旅长听了我们说明来意后，高兴地回答：“宣传抗日，事关重大，我们未曾远迎，请勿见怪。”我们感谢他的诚意后，倾诉了县长不让进城，给演出带来的困难。他听后猛拍一下桌子说：“中国的抗日民族战争就失败到这些顽固不化的人身上，他们反对剧团进城，我们欢迎你们进城，有什么困难只管来找我。”我们听后异常兴奋，向耿旅长表示感谢后，立即带队进城。  
　　我们进城后，首先将抗日的标语、传单、画报很快贴满全城。听说红军的剧团要演戏，开始好多人抱着好奇心想瞧个新鲜，直至首场在一个中学的操场演出后，观众就被剧情深深感动。《放下你的鞭子》、《亡国恨》两剧演到高潮处，那些携儿带女的妇女，容易激动的学生，受尽欺凌压迫的贫苦农民，一个个热泪盈眶，甚至还有泣不成声的。那些受我党统战政策和我军传统影响的十七路军战士，在剧的高潮处，恕不可遏，满腔愤恨，不由自主地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中华河山”等口号。《消灭汉奸》一剧，演到那些出卖灵魂，充当汉奸卖国贼的败类们，落到可耻下场时，台下响起一片“消灭汉奸”的怒吼声。第二天，三原县的大街小巷，学校机关，郊区村镇，都在谈论。人们一致反映，这是三原有史以来的最好演出，能打动人心，看后明白了好多道理，知道了世事不好的根源。
　　然而，我们的演出也触怒了国民党三原当局。第三天，他们开始搞破坏和捣乱活动。首先派遣特务、地痞、流氓等一些社会渣滓，上街将我们张贴的传单、标语、画报全部撕毁或用纸复盖，并写上“防止赤化”、“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一齐驱逐坏分子出境”等反动标语。其次，在演出中故意组织一帮人打架拥挤，破坏秩序；演到高潮处，猛不防，石头、砖块飞上台子，打伤了演员，砸坏了一些道具。多亏十七路军的官兵主动出头露面维持秩序，抓捕了一些坏人，威慑住了特务分子的捣乱。广大群众看到有军队撑腰壮胆，见到坏人也敢大胆喝斥和制止，这才把三原县国民党当局的公开破坏行为粉碎了。
　　但他们仍不甘心失败，最后一招是在西安叫了两台名戏(剧团名字记不清了)与我们唱对台戏，拉拢观众。两家戏台离我们很近，每到开戏前，一些穿长袍、戴礼帽、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手拿喇叭筒，高声喊叫“看戏！看戏！西安名戏，随便进，有座位，不要钱。”还有的挑衅性地仲长脖子喊：“红军的戏箱真破烂，乌七八糟不好看；西安名戏真正好，快往咱们的剧院跑。”任凭他们声嘶力竭，广大观众还是不予理睬，仍然涌向我们的露天剧场。有些观众被迫赶入他们的剧院，也是应付一会，溜之大吉。我们在三原以压倒的优势战败了国民党三原当局的各种卑劣伎俩，胜利结束了为期一周的演出。
　　我们离开三原向十七路军的耿旅长告别时，他一再表示：“你们的宣传演出很成功，感动了部队和群众。你们艰苦朴素的作风是我们部队效法的榜样。”随后，他吩咐手下人端出一个大茶盘，内放一个用红纸裹着的大钱包和一本募捐人员花名册。双手递给我说：“杨副团长，这是我和部下捐献的钢洋四十三元和募捐人员花名册，略表鄙军抗日爱国和支援红军剧团的心意，就请你收下吧！”我再三推辞不过，代表剧团向耿旅长、十七路军和三原群众表示衷心感谢。
　　(二)韩城演出时发生的一场闹剧
　　我们继三原演出后，又在泾阳、富平、蒲城、合阳等县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巡回演出。一九三八年五月初，我们按计划赴韩城演出。
　　韩城位于黄河西岸，隔河与日本占领的山西相对，日寇经常向这里开枪扫射和炮轰。根据这一特定环境，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韩城的防范和控制更甚于三原，我们在韩城的遭遇与三原没有什么两样，还是在十七路军一七七师李兴中部的旅长陈式玉的协助下进城演出的。 
　　首场演出，韩城县长亲临剧场，要求登台讲话。但他一开口却大放厥词，说什么：各位先生、各位同胞，我们韩城今天来了共产党的抗战剧团，要进行赤化教育。大家知道，十年内战是由共产党挑起来的。经过国军勘乱，他们跑到陕北的穷山窝。他们不吸取失败的教训，又来这里宣传。我们明确告诉大家，中华民国只有一个政府，就是国民政府，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国民党；我们只有一个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我们只有一个领袖，就是蒋委员长；我们只有一个军队，就是国民党军。如果共产党在我们的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下抵抗日本，我们就表示欢迎。否则，有碍团结的话不许说，不利团结的戏不许演，这就是卑职的希望。他讲完，一些随从的敌特骨干分子拚命鼓掌欢迎，但广大群众默不作声。
　　面对这位县长的攻击，我们的严交际员针锋相对，以回击口气上台讲话。他说：各位先生和工农兵同胞们，我们本不想多说，恐耽误大家看戏。但刚才县长大人逼着我们走上讲台。众所周知，十年内战是由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引起的。他们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残杀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革命者。目前，国难当头，日寇与贵县仅仅相隔一河，县长大人不思如何实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精诚团结，抵抗日寇”的诺言，却在这里对共产党进行诬蔑，阻止我们的抗日宣传，这是为了什么？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以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我相信广大群众能明辩是非，知道应反对什么，支持什么，既然贵县长反对我们演出，就让广大群众决定吧！贵县长还有什么名言，就请再上讲台。这时，台下“欢迎剧团演出！”、“不许煽动内战”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县太爷和手下衙役见势不妙，灰溜溜地走得精光。
　　首场演出成功后，整个韩城沸腾了，不少开明绅士和在区、乡有影响的人纷纷要求剧团到他们那里宣传演出。遗憾的是，我们只在韩城演出两场，就接到西青救办事处催促剧团赶快赴西安的急电。
　　(三)孩子流亡剧团在西安、临潼和渭南
　　我们到西安后，因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蒋介石不断排挤、削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批中央军陆续开进西安和西北各省。在特务监视的险恶环境下，我们只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和几所中、小学演出几场戏外，因遭特务破坏和接连发生进步学生失踪事件，只好终止活动。每到夜晚，总有不少特务在我们的宿舍窗外偷听大家的谈话内容。尽管我们在西安的活动有限，但通过演出产生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当时，由广东来的一位记者观看演出后，专程到我们驻地采访，在要得一些剧本的同时，还写消息和通讯，他返回广东后，在一家进步报刊上(报刊名字记不清楚)报导了我们的演出活动。 
　　我们在八路军办事处演出的当天晚上，林伯渠同志亲切地接见了大家。他在肯定成绩之后，一再指示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不久，由于形势所迫，西青救办事处作出决定：命我带领戏剧班返回延安；歌舞班的二十多名小孩子，换下八路军服装，更名为“孩子流亡剧团”，在八路军办事处和“青年救国会”的秘密领导和掩护下，继续坚持宣传演出。流亡剧团成立后，青年救国会派来一位二十岁的女共产党员樊锦秋同志任团长，十八岁的经过长征的蒲允昭同志任政委。
　　据说，孩子流亡剧团曾在地下党员张锋伯同志(身份是国民党临潼县长)的保护下，顺利结束临潼演出后，又赴渭南。渭南的国民党县党部和胡宗南驻渭南的陆军第一师，多次拉拢演员，说给他们好吃、好住、每人给一头大马云云。但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在渭南宣传时，剧团和东北军某部修械所同住东关小学。修械所人员爱看抗日戏，喜听救亡歌，没几天就和剧团混熟了。每当剧团出外演出，部队就用军车接送。可是，另一方面，反动派也是加紧了对剧团的监视。为了安全，全团不分男女都住在楼上一间大教室里。接着，楼下也住了两个陌生人，不难猜出他们是干什么的。  
　　不久就得到消息说，反动派要拘留孩子们。后经八路军办事处和渭南地下党组织与东北军修械所李主任接头联系，决定剧团迅速返回西安。在一天深夜，孩子们背起背包，抬上服装道具箱，搭乘修械所的汽车，再到火车站乘火车到达西安，时间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前夕。
　　(四)在旬邑演出时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上旬，我在延安接到孩子流亡剧团结束演出，要求返回延安的电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戏剧班二次南下，在接应孩子流亡剧团返回延安的同时，去淳化、旬邑等地区演出，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我带领戏剧班子一九三八年十月底到达三原，与由西安北上到淳化、旬邑的孩子流亡剧团会合。我们在泾阳县的云阳镇演出几场后，先到淳化演出一周，后于十一月上旬到达旬邑县。
　　旬邑的国民党敌特分子较多。我们在这里演出，同样受到他们的干扰破坏。当时，旬邑驻有八路军一个连，这对我们的演出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 
　　有一次，我们正演《消灭汉奸》一剧，有伪群众为汉奸的可耻下场拍手叫好，欢声笑语不止。这时一个坏蛋大骂他身旁一个发笑群众：“你这个蠢货，狗屁不通笑啥呢？”说着，就打了发笑者两个耳光。群众却不答应，群起而攻之：“你为啥打人，为什么对汉奸那样同情，这家伙不是好人，抓住他送给八路军连部。”那个坏蛋见势不妙，急急忙忙逃跑了。这时我登台向大家说：“老乡们，这样的坏人今后再捣乱咋样办？”“抓住他，严惩严办。”观众一齐大声回答。我接着说：“顽固派和亲日派极力反对抗日，我们打在汉奸身上，痛在他们的心上。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捣乱。今后我们抓住这样的坏人在台上公审他，好不好？”“好！”群众回答的是那样铿锵有力。此后几场演出中，再未发生类似情况。
　　但那些捣乱分子不甘心失败。直接破坏失败了，又搞间接隐蔽的破坏。有一次，演出正在进行，突然防空警报钟响了，不知谁又在大声喊叫“飞机来了！赶快防空。”顿时，台下秩序大乱，对演出带来很大影响。而且，这种破坏行为连续发生多次。最后我们到县政府找县长质问：“我们正在演出，贵县政府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进行破坏捣乱？上次演出打观众的就是贵县公务人员。”县长抵赖说：“不是的。”我又问：“几次谎报敌机空袭可是政府人员呀？”他吞吞吐吐地回答：“那是为了安全，怪我们没有负起责任，请原谅，下不为例。”最后八路军连队也向他们交涉，才彻底制止了那些顽固分子的破坏活动。
　　一九三九年年底到一九四○年年初，我们抗战剧团三个大队的演员在胜利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宣传演出任务后，陆续返回延安。大家集中在一起，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总结和休整后，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决定将其中年令较大，又不适宜演出的三十多名演员分别送抗大、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学习。陕甘宁边区艺术学校成立后，将留团人员全部送去该校深造。至此，抗战剧团也就不复存在了。当时，上级任命张季纯为陕甘宁边区艺术学校校长，雷锋任教务主任。我因长期奔走四方，身体极度虚弱，组织决定我暂回家中休养。直到一九四二年，才通知我返回延安，领导民众剧团的整风运动。 
　　我们剧团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产生，以文艺为武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一些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和许多奖励。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不足七个战火春秋中，各地群众先后给我们赠送过上百面锦旗。一九四一年我们在甘肃合水、西华池、正宁、曲子、环县等城镇演出八个多月，最后由庆阳返回延安时，庆阳所属各界群众用红绸布制作了“大众文艺”和“为人民服务”两块很大的横额送给剧团。
　　我们剧团的战斗文艺生涯，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当年的许多文艺战士，有的牺牲在枪林弹雨之中，有的在十年内乱中被整残或致死，有的至今仍奋战在新的岗位。现在，我们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当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实现，回顾已往，沧桑巨变，使人感慨万分；喜看未来，万紫千红，令人奋发不已。我已年过七旬，为党做工作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但我决心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焕发新的战斗青春，在新长征路上继续前进，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张广效整理)一九八一年十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