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西安早期话剧运动
武志新遗作
一九二一年，我在西安基督教团体办的小学读书。当时，各教会学校在每年各季举行的“公祈”大会与“圣诞节”，都要开会化妆表演，我多参加。演的大部分是《新约圣经》里的故事，如“浪子回家”，“耶稣使瞎子看见、跛子行走、死人复活”等；还表演“黎氏歌剧”，如《麻雀和小孩》、《葡萄仙子》。以后同学们自动组织演剧时，便选《小说月报》(商务版)和《少年》、《小朋友》(中华版)上的剧本或故事排演。
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间，西安一些中小学的教员与社会上比较进步的人士，借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地址，组织“化妆讲演团”，经常在该会礼堂举行演出。除仍有圣经上的故事外，还上演了些陈大悲、侯曜等写的文明戏(新剧)，如《车夫婚姻》、《爱国贼》、《可怜闺里月》、《幽兰女士》等。参加的人有阎甘园老先生夫妇及其子女们，李级仁、呼舒诚、李序田与学生数十人。周伯勋一生从事电影工作，这与他在此时爱好演剧有很大关系。这时我尚年幼，只在剧中扮演小孩角色或在后台给大人帮些小忙。
一九二五年，发生了“五卅”惨案，消息传到长安城，顿时在古城中引起强烈反响，各校学生除在校内开会、演剧外，还上街游行示威，又在西安的皇城、莲花池等广场召开市民大会，街头张贴国耻画报；大会上作演讲外还演剧。所谓演剧，虽然仍超不出“化妆讲演”的水平，谈不到有多高的艺术，但比口头讲话感人多了。
冯玉祥次年由苏联回国。冯军总部特别党部是刘伯坚同志负责，部内共产党员甚多，因而西安当时的革命气氛日渐浓厚。各机关、学校奉命组织“新剧团”，直到一九二七年秋，几乎到处在演新剧。这种新剧，有的有简单的脚本，有的只有一张幕表，甚至连幕表也不要。其内容有控诉封建婚姻与封建教育邪恶的，有反帝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还有劝导妇女放足的。总之，古城活跃起来了，处处呈现出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潮流！
可惜这次随着人民革命浪潮破土而出的戏剧萌芽，不久却在“渭华起义”失败的同时，被封建势力与军阀们践踏了！
一九三○年，三原县省立第三中学的师生，组织了“双星剧社”来西安公演，剧场借易俗社。这是话剧在西安跳出“杂耍”游艺形式的首次公演。上演的剧目有：熊佛西先生的独幕剧《一片爱国心》、《王三》和郭沫若先生翻译的法国剧本《争强》。领导该团的是由北京专门学习话剧归陕的刘尚达先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东北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在中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出来。炮火把人民震动得更加清醒，宣传救国的话剧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开展起来，西安各校师生演剧宣传国耻的活动也随之风起云涌。
“九·一八”后，西安的一些进步青年，激于爱国义愤，发起组织“西安血花剧团”，演出了一批富有爱国意义的话剧。尔后，河南许多青年组成的“国魂剧社”亦来西安公演，对西安青年促进很大。“血花”与“国魂”还联合公演了多次，演出《一片爱国心》和几出自编的反帝反封建的喜剧。“血花”主要负责人与演员有：侯鸾翔、李志仁、周伯涛、涂逢遇等。
当时除学校外，西安民众教育馆在“九·一八”事变后，演剧的次数也比较多。演的剧有《九·一八事变》、《高丽亡国惨》、《济南惨案》等；导演、演员多系该馆职员，演剧是业余活动，尚无剧团组织。
一九三二年省民教馆成立了“民众剧社”，首次在盐店街五省会馆剧场公演。这是继三原双星剧社之后，话剧在西安的又一次正式公演。由于排练的比较认真，道具、化妆都有讲究，剧场效果比较理想。公演的剧目有：《一片爱国心》、《可怜的裴迦》、《一个不识字的母亲》(张寒晖编剧)。民众剧社由新任民教馆馆长刘尚达主持，导演、演员有：张寒晖、武志新、吴了一等。我参加了这次公演，从此对话剧是教育、宣传的利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话剧艺术更加热爱了。
一九三四年，西安二中进步师生云集，发起组织“西安课余剧团”。着手排剧之前，曾作了多次戏剧讲演，并选印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陈白尘的《虞姬》等剧本，让学生阅读、讨论、培养爱好话剧的兴趣。以后又利用校刊编印了几次“戏剧专号”，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编剧、表演、化妆等话剧方面的理论文章。二中课余剧团由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开始首次演出，迄一九三六年十月，曾在校内外共举行大小公演达三十余次。先后上演过果戈里的《巡按》(即《钦差大臣》，陈治策改编)，田汉的《江村小景》，丁西林的《压迫》，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王三》，欧阳予倩的《屏风后》，洪深的《五奎桥》等中外剧目。导演有刘尚达、张寒晖、演员有武志新、赵文杰、寇嘉弼、陶居让、屈怀勇等。
除二中课余剧团外，“西安师范剧团”也很引人注目。该团在校内举行过多次演出，曾上演过法国莫里哀的《悭吝人》、左明(廖新)的《明天》，以及自编的《三种不同色素的人》(描写黄、黑、棕三种民族联合起来反抗白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英勇行为)等剧。
其间，西安高中、一中均有剧团之设，不过演的多是流行的秦腔传统戏，只在娱乐上有所作用，对促进社会前进影响不大。“西安民教馆剧团”也经常在馆内与近郊演出，象马彦祥的话剧《讨渔税》及宣传群众识字扫盲的小戏，领导人都啸峰，特请景隽导演，演员大多是馆内职员及几个学校学生。
一九三四年秋，一些社会青年成立了“长安民众剧团”。起初演出时，秦腔与话剧同台，话剧演在前边，秦腔接着演。结果，前边话剧留给观众的印象，竟被后边的秦腔的锣鼓声震撼冲击得一干二净，后来只好让秦腔与话剧分期上演。及至一九三五年，利用整个暑假、把莫里哀的名著《伪君子》(陈治策改编)排练成熟，于九月上旬在阿房宫影院公演了。同时，还编印了《公演特刊》，登载了《爱美剧团进展的三个阶段》(尚达)、《谈〈伪君子〉的上演》(维奇)、《参加演剧的感想》(李亚芳)、《演剧尝试》(鸾翔)等评论文章。
民众剧团，还促成西安话剧舞台上的男女合演。旧社会把戏剧艺术视为“小道”，认为男子演戏已经“下流”了，女子演戏越发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五四”以后，西安偶尔也有过个别女子与男子共同登台演出的例子，如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演出陈大悲编的《幽兰女士》时，剧中幽兰一角即由女共产党员李少云同志(一九二九年被匪帮活埋于西安北郊)饰演。她们是旧礼教的叛逆者，当然为“正人君子”们所不齿。当时女校中演戏以女扮男，社会剧团演戏以男扮女，成了很难扭转的普遍现象。民众剧团上演《伪君子》时，下决心要打破男女不能同台的桎梏，事前虽曾颇费周折，由于剧团成员的亲友带头作起，结果总算如愿以偿。如在《伪君子》中饰白(奥尔贡)太太爱蜜(艾尔蜜尔)的李亚芳(已故)，饰白小姐玛瑞(玛丽雅娜)的穆锐新，饰丫头(侍女)杜瑞英(道丽娜)的赵雯(已故)和张静霞(饰福利波特)等，都能毅然地走上舞台，为新文化效力，成为西安早期剧运中的拓荒者。
民众剧团由刘光黎负责，刘尚达任导演，主要演员有武志新、赵文杰、李志中等。一九三五年末，为支援“一二·九”北京青年救亡运动，他们的《伪君子》和《压迫》二剧，与西安二中课余剧团的《巡按》一道，在阿房宫影院联合公演。据闻，演出后筹到二百余元，全部汇往北京。
一九三六年暑期，各剧团为了增强团结、壮大阵容，发起举行联合公演。这是西安地区话剧团体空前的大联合，在西安师范礼堂连续演出一周。参加的剧团与剧目：二中课余剧团的《巡按》、《喇叭》，西师剧团的《悭吝人》、《明天》，民教馆剧团的《讨渔税》，民众剧团的《伪君子》等剧。经过这次联合演出，大家对剧运工作的热情更高了，信心更大了。因为参加《伪君子》演出的李、穆、赵、张四位女将的影响，社会女青年田润芝、蔡灵也参加了这次联合演出，分别扮演了《巡按》中的太太和小姐，为演出增色不少，轰动一时。
当时学校里因教员经常调换，学生年年毕业，戏剧活动不易稳步发展，而社会上的所谓“爱美剧团”，也因客观恶劣势力的袭击，都是昙花一现或中途湮灭。因此举办职业剧团，专门致力于剧运，是极需要的。尽管许多有志之士茹苦含辛经营的艺术事业，不断遭到扼杀，我们明知干戏剧在黑暗的旧中国不易立足，大家却仍是“不可为，而为”地要创建一个职业剧团来。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们仍然在西安二中从事课余戏剧活动，同时积极筹备一个从业余性质逐渐走上职业化的剧团。费尽周折，才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借易俗社露天剧场成立了“西安实验剧团”。发起人有刘尚达、景隽、张寒晖、周伯勋、姚一征、封至模、李瑞阳、王淡如、武志新、赵文杰、李亚芳、刘光黎、和非玄、王瑞麟、孙应乾、都啸峰、侯鸾翔、呼舒诚、马玉田。在“实验”筹备期间，除了经常公演，以使社会各界关注戏剧事业外，又在本市各报、上海《大公报》以及当时设在南京江湾路二十九号的《十日文坛》上，发表了许多西安剧运概况与演出的评介文章，广泛进行宣传，为创建职业剧团制造舆论。同时，为了少遭受些摧残，以“敬鬼神”的办法，委屈求全地“函聘”文教界“当道”们担任“顾问”；他们中竟有人在聘函上用毛笔写下“不能顾问”四个大字，将原信掷还剧团，其痛恨之情可想而知。
剧团成立后，原拟首次公演曹禺的《雷雨》，正在紧张筹备期间，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爆发了。西安各校师生及爱国青年们在地下党的领导鼓动下组织宣传队，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迸发，实验剧团意识到《雷雨》的上演在宣传救亡上积极意义不强，遂把这次公演的计划暂停，分派人手到各校宣传队，辅导排练宣传节目。
不久，西安各校及社会剧团联合在西师礼堂作了一次公演。上演的都是以抗日救亡及暴露现实黑暗为题材的剧目，如《撤退赵家庄》、《毒药》、《一颗炸弹》、《汉奸的子孙》、《死亡线上》、《平步登天》等，以及西安女师自编的《募捐》。女师于一九三六年下半学期，在校内演了很多戏，“双十二”后又打破清规戒规，邀请校外男同志到校内导演并与女同学合演。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原因是该校有几位进步教师的大力支持，如国文教师吕赞襄先生，素好文学戏剧，写过《捕蛇者》等秦腔剧本，又编写了好多话剧，如《神秘的手帕》及参加“双十二”后公演的《募捐》；后者对激发群众爱国情绪，讥讽资产阶级小姐太太们安富尊荣、奢侈淫逸行为很有力量。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西安人民热血沸腾，实验剧团紧急筹备首次公演。公演费系杨虎城将军和李百龄等社会贤达捐助，共计一千三百元。首次公演的剧本是阿英的《春风秋雨》，由张寒晖导演，主要演员有武志新、赵文杰、李亚芳、寇嘉弼、张培兰、陶居让、呼舒诚等。
实验剧团由筹备到成立，以至首次公演的前后几天，来自当局的阻挠与打击，加之秋雨连绵，困难很大。大家苦笑着说：“实验，实验，天愁人怨！”在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相继挣扎着公演过七次。所演剧目，均系救亡、除奸、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如《前夜》(阳翰笙著)、《中华民族的子孙》(熊佛西著)，以及《罗店血战》、《杀过河去》、《伟大的女性》、《未登记的同志》等，在社会上影响比较深广。不料一九三八年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却以“分子复杂”的恶谥而“勒令解散”了西安仅有的这个比较健全的戏剧团体——西安实验剧团！
一九三七年秋后，上海第一、第五救亡演剧队还曾先后来西安作巡回演出，对西安的戏剧工作者鼓舞很大，艺术上也起到示范作用。西安各剧团对他们的帮助也不少，实验剧团与西安学生剧团曾慷慨地将灯光、道具、景片以及人员借给使用。
是时平津相继陷落，许多爱国青年男女流亡到西安，我们随即组织了“西京铁血剧团”，从事救亡宣传工作。这年初冬，我们上演了熊佛西的《无名小卒》和陈白尘的《芦沟桥之战》。每日由黎明至深夜共演三场，每场演至剧情激昂时，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起立举臂，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第二次公演剧目为《黑地狱》，这出戏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勾结大小汉奸秘密杀戮中国工人的罪行。上演时，统治者当局曾百般阻挠，几乎有辍演之势。
翌年一月，铁血剧团又作了一次西府巡回演出，由西安西去咸阳、礼泉等县。演出的方式是：日间上街头，晚间在剧场；剧目有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打煞汉奸》(集体创作)、《无名小卒》及其他有关抗战除奸的活报剧、相声、双簧等曲艺节目。该团主要负责者与导演、演员有刘光黎、武志新、赵文杰、李亚芳、张华等。
一九三八年的上半年，实验剧团的处境已很险恶，工作很难进展。为了减少阻力，遂变换方式，由其成员寇嘉弼、陶居让、张克刚等另行组织了“明天剧团”，在易俗社公演了两次，剧目有《东京的火》、《正在想》和几出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活报剧。这个剧团也因财力困乏，不久即解散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到七月间，由女作家丁玲领衔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来西安开展工作，在易俗社剧场演出该团集体创作、塞克导演的《突击》一剧，还在其他场合演过秧歌剧、相声、双簧等小节目。该团同志们作风朴实、认真苦干，又肯动脑筋，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鼓动，使人耳目一新，给西安戏剧工作者启示很大。
一九三八年入秋以来，日寇得寸进尺地侵占着中国的土地，国难日益深重。可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救亡的戏剧活动却寸步难行：上海演剧队与战地服务团先后被迫撤离，实验剧团横遭扼杀，进步剧坛一片沉寂！
一九四零年秋，前实验剧团成员赵文杰、葛绍藩、丁肖萍等，又发起组织了“西安轩辕剧团”，参加者有刘月珍、赵一明、马坷、曹振森、武志新等三十余人。在物质极端窘迫、日寇飞机轰炸声不断的环境中，勉力公演了三次，演过的剧本有反映封建家庭专制行为的《以身作则》(李健吾作)；暴露当时重庆社会虚伪污浊现象的《面子问题》(老舍作)；揭示旧社会高等学府的人们，为了权位、女人钩心斗角的《委屈求全》(王文显作)。三次公演后，不久便默默无闻了。
直到一九四三年，我和剧友赵文杰、葛绍藩等，又想方设法地组织了“新生剧团”。我们排练了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一剧，但在即将上演时，却被保安处以“近日共产党在耀县侵扰，西安治安至重，该团应迅即解散，以免……”为借口而摧毁了。
“新生”被摧毁，“实验”的潜力锐灭了，我也走出了久居三十多年的长安古城，到处去度飘泊生涯！
一九五七年初夏于灞桥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