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来陕西进步报刊简介(一九一九——一九四六年)
王淡如
编者按：《“五四”运动以来陕西进步报刊简介》是摘自王淡如先生《陕西地方报刊概述》中的一节。题目是新加的，内容基本保持原状，字句之间却有调整删改。王先生整理的这个资料，对我们研究陕西知识界和青年学生进步倾向的发展过程，很有参考价值。但仍难免有错误、遗漏之处，尚希读者予以补充订正。
从“五四”运动至全国解放前的年代，是中国革命的大转变时期。陕西知识界和青年学生沐浴在这个激流中，出版了不少的报纸刊物，反映了他们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精神，也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政治动态、经济状况和社会文化思想面貌，给今天研究近、现代史者提供了不少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为了便于探索，把其中主要报刊，简介如下：
《白 话 报》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后，西安学生热烈响应，积极进行游行示威、请愿、罢课，并联合各界抵制日货，通电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五月下旬，成立陕西学生联合会，出版了《白话报》，登载全国各地和本省运动的发展情况、往来电讯和对时局的言论。毛边纸铅印，两开版大小。编辑是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刘道洁、邹遵、韩志颖等。
《鼓 昕 日 报》
一九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创办人田芝芳，主笔张仞鸣。这是最早把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给陕西读者的一家报纸。先后发表的译文计有：《俄国工联会之实力》、《列宁的演说》、《布尔塞维克主义论》、《民主主义论》、《劳动与休息》、《反对婚姻专制》等。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又连续登载李大钊的《各国妇女参政运动》讲演词，对本省妇女思想解放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前后，西安新旧派思想斗争极为激烈。如当时教育界进步人士王授金，曾批评孔教信徒盲目崇拜孔子，写有：“你以为敬拜的是孔子，焉知不是阳货呢?”等语。因此，激怒了教育厅长郭希仁，撤去王女师教务主任职务。《彭昕日报》对这一事件，并没有因为郭是当权者而有所偏袒。它始终是支持王授金的正义主张，连续发表评论，代鸣不平，博得社会上不少人士的赞扬。该报至一九二一年四月间停刊。存在时间虽短，但在读者中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共进》(半月刊)
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旅京陕西学生于三月间，成立学生团，由杨钟健等编印《秦劫痛话》油印本。“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改组为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秦中》(旬刊)，后改为月刊。内容是传播新文化，反对陕西督军的黑暗统治，共出版六期。以后大家感觉有加强组织，继续宣传的必要。遂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以北京大学的陕西进步学生为骨干，出版《共进》(半月刊)。一年后，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下，成立“共进社”。发起人有魏野畴，李子洲、刘天章、刘含初、武止戈、杨钟健、屈武、赵宝华、杨明轩、杨晓初等，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同时，天津南开大学一部分陕西学生编办《贡献》，也以提倡新文化为主，其中成员韩志颖、刘尚达、崔孟博等，也都加入了共进社。《共进》发刊宗旨，早期是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第二年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扩大了斗争范围，并开始宣传马列主义，介绍社会主义思潮。到一九二四年四月，重新制定纲领，修改社章。以前所定宗旨太空泛，遂确定反帝反封建作为《共进》奋斗目标。到一九二五年七月召开代表大会时，又提出“唤起民众，武装民众”的口号，把宣传任务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出版方针明确，革命指导性强，从一个区域性的刊物，很快发展为全国普遍受欢迎的读物。以前销售仅限北京、陕西地区；一九二五年以后，发行范围已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份数达五千多份，远至日本、欧洲也有阅读户。社员发展到约千余人，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共进》的蓬勃发展，必然要引起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一九二六年九月间，直奉军阀疯狂镇压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了北京，《共进》社被查封，逮捕社员四十多人。《共进》在四年零七个月的奋斗中，共出版了一百零五期，在反帝反封建的事业中作出了光荣的贡献；为后来陕西的革命斗争，播下了不少的红色种子。
《青年文学》 《青年生活》
是魏野畴在西安主办的。一九二四年七月，魏野畴在西安组织“青年文学社”，出版《青年文学》(旬刊)。以“揭露西安文化教育的腐败现象，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提高新文化思想水平，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为宗旨。共出版十八期。当年十月，将《青年文学》社改为《青年生活》社；同时改《青年文学》旬刊为《青年生活》旬刊。扩大了活动范围，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口号及民族独立要求。一九二五年，吴新田盘踞陕西，纵兵横行无恶不作。“五四”纪念日，又无故寻隙，殴打一中学生，酿成血案。致使全城七千余学生罢课抗议。学生联合会亦受到威胁，不能执行任务，被迫迁至三原办公。当时舆论大哗，都替青年学生鸣不平；惟一些省议员，各校长和教育会给军阀帮腔，劝诱学生复课。《青年生活》即时发表评论，抗击恶势力。在第十六期中发表了学生联合会的公开信，支持学生斗争到底。停刊时间未悉。
《陕 西 青 年》
一九二四年在西安创刊。倡办者有张秉仁、张秉辉、张金印、陈嘉惠等。以提倡新文化，讨论青年问题为中心内容。
《西 北 晨 钟》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创刊于西安，是由武止戈、魏野畴、崔孟博、康少韩、何寿孙等主办。执笔者除上述各人外，还有吕佑乾、李冬青、段凌辰、刘矢志等。是综合性质的刊物。内容有文艺、政治、哲学、时事、论文等。先是周刊，后改半月刊，一九二五年停刊。最末一期为保存国共合作时的文献，发表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
《渭北青年》
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在三原出版。内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创办人是蒲子正、亢维恪、李子健等。
《新群》(月刊)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上海大学一部分陕西师生杨明轩、李景泰、许尚志、邹遵、李子健、马文彦等创办出版。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每期印千余份。约出十期。上海大学被解散后停刊。
《新社会日报》
是西安教育界何镜清、黄宪之等创办。一九二五年四月十日出版。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在《发刊词》中宣称，要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并将执行三顶任务：(一)促进生产事业，(二)宣传新民治主义，使一般人了解新制度，(三)提倡职业代议制，等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主张只能是理想而已。仅出版三个月就停刊了。
《西 安 评 论》
是魏野畴于一九二五年八月间创办的三日刊。参加编出工作的有关中哲、张秉仁、金士铎、赵宗润等。内容主要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针对当时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情况，发表主张和论述。十八期以后改三日刊为周刊。前后共出版三十六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因刘镇华围攻西安，形势和任务有所变更，遂停刊。
《青天白日报》
是国民三军第三师的机关报。师长杨虎城倡办，魏野畴等任编辑。内容以传播革命思想，报导军政消息为主。一九二五年出版，一九二六年停刊，这一年正是北伐军攻下武汉，吴佩孚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军阀统治，嗾使祸陕多年的刘镇华卷土重来，入侵陕西。号称“岳大炮”的岳维峻，无能抵御，节节溃败。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西安孤城赖杨虎城、李虎丞两支军队，坚守了八个月。艰苦奋战，密切合作地度过了不少难关，粉碎了敌人多次的挑拨离间，杨虎城为人识大体，李易听谗言，以致牵涉到《青天白日报》的言论记事上。杨为顾全大局，遂将报纸停刊，以释李之疑忌。
《陕西国民日报》
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第一次出版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报纸。创刊于先一年岁末。社址在梁府街，即今青年路。这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因之名义上归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领导。社长是刘天章，主笔雷晋笙，编辑人共产党员有白超然、魏野畴、王授金、赵宝华、金宏图等；非党人士有孟园梧、张辑五、曾逸志等。油光纸单面印刷，日出两大张。辟有《赤光》、《游艺园》、《革命公园》等栏，系发表短评，帮助读者解答问题的园地。另有七种副刊：《冲锋》、《陕西青年》、《陕西妇女》、《商民之声》、《觱篥》、《星火》、《耕牛》。正刊中发表过不少的革命文献，如《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苏联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和赛夫林的《讲演录》、《马克思小传》、吴玉章之《讲话》等。“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在反蒋斗争中，发表过：《工人与蒋介石》，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文章。四月二十五日发表社论，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背叛革命、实行个人军事专政、摧残工农运动与帝国主义勾结妥协的蒋介石。这个报一直忠实地工作到那年六月十日郑州会议和十九日徐州会议，以及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冯玉祥、于右任紧跟着投靠了蒋介石之后，才被迫终止了斗争。“七一五”以后，反动派在西安开始清党。报社被改组后由国民党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张文穆接收，七月十八日刊出《本报今后之使命》的一篇社评，宣布了反革命主张。不久，即被改组为《陕西中山日报》。
《西北人民》、《新国民军》、《中山画报》、《陕西农民画报》
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西安出版宣传革命的刊物。《西北人民》是“五一”劳动节出版，由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发行业务先由省农会兼办，第四期以后，交由《念八书报》社和省党部的一个书店经售。《新国民军》(半月刊)和《中山画报》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主办，当年二月间出版。《陕西农民画报》是六月十一日陕西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决定出版的。以上刊物在“七一五”以后，反动派在西安开始“清党”，遂陆续停刊。
《小言》(两日刊)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版。由封至模、郑竹逸、武少文、康少韩、吕赞襄、崔孟博、张雨棠、马公*（左弓右殳）、刘九如等人发起创办的。开始随《新秦日报》附送，从第二期起独立发行。第一个月用油光纸八开单页印刷，内分文艺、戏剧、琐闻、街谈巷议等栏。第二个月起，又添论说、科学常识等栏，扩大篇幅一半；改为横排式，在西安出版界是首创一格。从第六个月起又增《时事简录》，改用报纸两面印刷。《小言》经费始终自给。所载稿件多侧重戏剧，有时也透露一些内幕新闻。如第四期第六号发表孟园梧写的一篇《党跛子的古董癖》，即是暴露宋哲元打开凤翔，发了一宗横财的事件。其文略谓：“党跛子所掘的周秦古董，其中宝鼎就有二十多个；里边有一鼎上铸有一千七百多个字的长文，名贵极了。外国商人只看了一下拓片，就愿出七千元收买。后来党跛子只卖了一小部分，换了一些枪炮，余下最珍贵的一百二十件。宋哲元打开凤翔，把这些宝物装了三四十个大木箱，由一百多名民夫抬到西安来了”。在冯系军人炙手可热之际，敢于泄露这些秘密，也算有一定的魄力。
《渭 潮》
西安教育界一部分人所组织的《渭潮》社出版的综合性不定期刊物。内容有文艺、历史、哲学、小说、戏剧、诗歌等。写稿者有崔允升、武伯纶、程西琤、余海波、田克恭、刘九如、刘尚达、曹冷泉、原禾森、张雨棠、雷五斋、刘永言等。中间曾一度停刊，一九三○年复刊，不久又停，共出八期。
《飞 跃》
一九三二年西安爱好进步文艺青年高祝华、杨仲屿、李伯摩、赵文杰、吕应熊等主编的。第一期侧重革命文艺，拟由二期起，配合斗争形势，改为综合性刊物，尚未付印，即被肃反会查禁，高祝华亦被捕。
《新地》和《新兴文化》
是陕西青年在北平出版的刊物。一九三三年，陕西旅平学生庞志杰、方仲文、冯一航、程西琤、余海波等，发起编印一种月刊，初名《新地》。第一期于当年一月三日出版，第六期以后，为避免敌人查禁，改名《新兴文化》。写稿者除发起人外，尚有田克恭、赵曼青、杨鹤斋、李子健等。该刊主要发表革命文艺理论，政治评述，进步作品，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宣传国内各地区和陕西各个苏维埃政权与工农红军的革命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榨人民、媚外卖国的种种罪恶，以及各地青年农民的反抗运动等。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引起反动派的仇视。当时“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评价指出：“这不单是北平文化界的光明，也是全国文坛一支新的生力军。”出版第七期后，被反动派查禁停刊。
《二四》(月刊)
是综合性学术杂志。创刊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主办人为武伯纶、党晴梵、党修甫等。地址在西安师范学校内。撰稿除上述三人外，执笔者还有曹冷泉、孟园梧、张敬之、李冠军、吕赞襄、王玉忱等。共出版三期即停刊。
《绿野》、《我们的语言》、
《新语言》、《世界语》
是陕西青年先后在上海、西安编印的刊物。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陕西学生李绵、薛向辰、郑竹逸、程西琤等，在上海组织《绿野》译文社，出版《绿野》杂志，专门介绍世界语和新文学。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又在西安出版《我们的语言》，内容与《绿野》略同。后曾一度停刊。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又借《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新语言》(周刊)，作为《绿野》的复刊号。《解放日报》停刊后，又与景梅九等，于七月间，在《秦风日报》副刊编印《世界语》旬刊。这些刊物对宣传世界语和新文学，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文 化 周 报》
是一九三六年冬，东北军内一部分人士在西安出版的刊物。主编奚如。其时正是东北军官兵受到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号召的影响，“打回老家去”的呼声遍及全军。《文化周报》着重宣传该军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思想动态。“双一二”事变后，主张更加鲜明。如第七、第八期合刊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双一二”事件的表示》、《市民大会以后的中心任务——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法西斯主义与文化毁灭》、《怒吼了西北》等篇论文，对时局发展，起了宣传鼓动的作用。
《解 放 周 刊》
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出版的机关刊物。抗战期间，在西安北大街设立分销处，便利读者就近订阅。它在西安分销，对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广大读者以能从其中读到共产党的言论主张，感到是莫大鼓舞。但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却非常敌视，时常派特务监视读者，捣乱分销处。陕西省教育厅长周伯敏并下令禁止阅读。在三原等地也同样有横遭干涉的情况。后竟于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封闭分销处。没收刊物七千多份，逮捕了一个工作人员。经八路军办事处强烈抗议，交涉结果，把人释放了，准分销处恢复营业，可是没有几天，又被查封，并捕去两个人。延安《解放周刊》对国民党反动派这种蛮横无理行为，特于一卷第二十二期发表时评，严厉谴责；并发起征求五万份订户，以回击这种暴行。此后，《解放周刊》虽不能公开发行，但暗地传阅，从未间断。它与《群众周刊》《新华日报》同样是经常能送到读者手中的报刊。
《解 放 日 报》
是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后，以国民党的机关报《西京日报》改组的。由张兆麟任主笔，陈翰伯、陈毅庵等任编辑。“政训处”文某为经理。此人立场顽固，不肯担任经理之职，悄悄地化装溜走了。接收后，当日出版；每日一大张。副刊有《烽火台》、《新语言》、《哲学讲话》、《政治常识》、《冲锋号》等专版。一九三七年，南京势力卷土重来，又以《西京日报》的原班人员，接收了《解放日报》。
《老 百 姓 报》
创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是李敷仁创办的。参加发起的有张含辉、武伯纶、陈雨皋、郑竹逸、余海波、田克恭、余达夫、程西琤、何寓础、姚一征、杨鹤斋等。每周出版四开一张。经费由各人量力分担及向社会人士捐募。宗旨是：“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扬民主，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对抗战的宣传口号是“和鬼子作战，一定要十分注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运用民众，配合正规军作战，是我们抗敌救国的根本方式。”
《老百姓报》文字通俗浅显，明白流畅，风趣活泼，能把公式呆板的新闻稿或理论文章，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形式，劝善调、数来宝、演唱词等格式改写出来。既流利上口，又意味深长、引人入胜，听起来使人感到真是快人快语。
《老百姓报》对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消息，始终是尽量登载，从不遗漏；又曾连续发表革命领袖和名人传记，介绍他们的革命事迹，起到了端正一些人们认识的作用。
敷仁同志善于写讽刺、揭露一类文章；笔调辛辣热情，嬉笑怒骂，都能击中要害。如抗战期间，反动派一方面叫喊物质困难，号召要节约汽油。曾提出：“一点汽油一点血”的口号，但他们自己却把得来不易的一些物资，供少数当权者挥霍享受。人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敷仁即编为歌谣，揭露他们的罪恶行为：
“一点汽油一点血”，
美国汽油喂汽车。
大姑奶，小少爷，
忽地一声上了街。
上了街，上了街，
电影院里歇一歇!
人人看了，无不称快！反动派看了，只有怀恨在心罢了。
由于《老百姓报》真能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替老百姓说话。因此大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发行数量突破了一万份。销售地点远至国外，如加拿大、法国、匈牙利、瑞典等国都有订阅户。每逢出版，读者竟相争阅。农村老乡把《老百姓报》贴在高墙上，整天有人不断围观。人民越热爱《老百姓报》，反动派就越把它看作眼中钉，曾千方百计地利诱威逼。胡宗南的走狗梁干乔，给敷仁拿出一笔钱，想收买《老百姓报》，敷仁没答应，他们恼羞成怒，用高压手段，勒令《老百姓报》停刊。敷仁被逮捕，拘押西安警备司令部。这一份受人民热爱的报纸，遂于一九四○年四月十七日宣告停刊。计发刊两年零五个月，共出版了一百一十三期，发行数在百万份以上。又出刊小丛书十五种，共印七万余册。读者百分之八十是工农兵群众。停刊之日，编者在《与读者告别书》中说：“凭心自问，替老百姓说了不少的话，老百姓自己也说了不少的话。”
敷仁恢复自由后，时刻没有丢掉恢复出版《老百姓报》的念头。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又借《国风日报》副刊，编印《农村周刊》，仍以《老百姓报》的姿态继续战斗。读者从似曾相识的语气中，立即辨认出，这是《老百姓报》的重新出现。都喜不自胜地争相订阅。但只出了几期，又遭到反动派的迫害，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停刊。
《民众导报》
敷仁的斗争精神，总是坚强不屈的。不久，他参加民众教育馆工作，就利用黑板报，向群众进行宣传。读者马上认出，这就是《老百姓报》！壁报前又天天挤满人群，争相阅读，接着民教馆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了《民众导报》，敷仁任编辑，又一次得以发挥《老百姓报》的作用。内容有：社论，国内外新闻，庄稼流，学生生活等栏。主要作品有：李敷仁的《小学生三字经》、《封建制度歌》、《西京鼓儿词》；武伯纶的《老百姓历史讲话》；杜松寿的《土话讲座》；张光远的《李自成传》；郑伯奇的《谈乡土文学》；余海波的《一次说一国》等。社论和国内外新闻，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社会黑暗现象，都非常深刻。如创刊号所载《抗战十等人》中说：“一官二商三娼家，四发五擦六洋车，七工八农九公务，十等教员与叫化。”逼真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又如第十八期所载《停止棉花借款吧》的社论，对美蒋勾结阴谋，予以指斥。原来所谓“棉花借款”，就是美帝给蒋介石准备打内战的军事援助。这件事一般报纸没人敢提，只有《民众导报》发表了，而且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
《民众导报》比《老百姓报》发展的更快。才出版到十期，发行数就超过万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举办万份纪念号。各方纷纷祝贺，盛况空前。
《民众导报》在不足一年时间，共出版了二十五期，记录了不少的斗争事迹。从《老百姓报》到《民众导报》，在反动派的摧残、压制之下，遭受了无数折磨，它的存在虽只有短短的三年多时间，但在广大的读者群众中，却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救亡》(周刊)
创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社址在西安北大街。郑伯奇主编，发行人许永平。共出版二十一期，发表不少的抗战论文。撰稿人有曹靖华、江隆基、以群、杨明轩、武伯纶、宣侠父、宋绮云、党晴梵、沈志远、侯外庐、陈雨皋、李公扑、张性初等。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慑于民族大义，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干涉言论自由。因之《救亡》周刊在这一时期得以畅所欲言，记载正确消息和公正言论，博得社会好评。
《西北》(周刊)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创刊，编辑人李初梨，发行人徐彬如，社址在西安许士庙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出版的机关刊物。它给各阶层人士对时局的认识，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但也遭到顽固派的敌视与迫害。工作人员经常处在反迫害斗争的紧张状态中。一年期间，共出版了三十期，发表了中共各级领导人的不少重要文章。如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让我们永远团结起来》。周恩来的《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论目前抗战形势》。汪锋的《建军与扩大征兵运动》、《严防汉奸活动》。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答复子健先生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中申述了张国焘叛党经过。彭德怀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华北军队的战斗任务》。林祖涵的《抗战中纪念五卅》。洛甫的《读了张国焘警告国人书之后对张的叛党狡辩予以驳斥》。又发表了朱德将军《与西北社记者之谈话》等。此外，《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中共的许多重要文件，都在周刊上发表。这些文章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加强抗日统一战线，起了很大的积极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顽固分子的敌视、压制，更是逐步加紧。从二十八期起，反动派勒令指出一些重要文章必须送审。被审核的稿件，样张，又无理任意删改，故意刁难。到这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二十九、三十期合刊后，即被迫停刊。
《西北妇女》(半月刊)
创刊于一九三八年。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陕西分会主办。撰搞人：陈建晨、史秀云、王文芳、胡景儒、杨玉珊、李馥清等。内容记载妇慰会各种活动，战地访问，各地妇女救亡工作，边区妇救活动状态，后方生产，支援前线消息等。对开展后方支前抗敌运动，宣传鼓动作用很大。
《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
是《秦风》、《工商》两报合并出版。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全面抗战六周年纪念日，根据《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两报实行合并。这个《暂行办法》，本来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限制异己党派报刊发展，借口战时物资困难而颁布的，但对两报却起了相反的作用。合刊后阵容壮大了，社务由成柏仁、刘文伯领导，梁益堂、张性初、李敷仁、关梦觉、耿坚白、李子健、葛凤梧等，分任编辑、经理、采访等职务。日出一大张。附刊《纵横》之外，另发《每周文艺》，由郑伯奇主编。《联合版》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间接影响下，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与拥护，但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限制、摧残、捣毁，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被迫忍痛停刊。
《高原》(月刊)
创刊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社址在西安北大街。主编郑伯奇，写稿的有郭沫若、臧克家、姚雪垠等。第二年出版了《郑伯奇创作三十年纪念特辑》，载有郭沐若的《争取今天》，臧克家的《寿伯奇先生》，孙艺秋的《苦斗》，郑本人写的《沙上足迹》，回顾了他二十五年来的文坛经历。《高原》由郑伯奇主编了三期。因经费困难，第三期拖延很久，最后是由几家广告户预支广告费，才勉强印出。前三期还有个不伦不类的现象，即发行是李贻燕。李是国民党省部委员，中统特务。发行为什么要由他出名，而又不负担解决经费困难的责任？费人深思。在第二期的预告中，还登着李贻燕要写的一篇《一九四五年青年文艺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好在这篇《论文》后来流产了，使它的毒液没有得以放射出来。一九四六年一月，《高原》改组，发行人景梅九，社长霍世奋，主编宁克宁、孙艺秋，标明是革新号第一卷第一期，不久又停刊了。
《流 火》
是纯文艺刊物。出版于一九四五年三月，编辑部设在西安东木头市公字六号。创刊社论题为《人的道路》。阐述文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主张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为大众服务。论文有郑伯奇的《当前文艺上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倾向、形式、语言、典型、诗韵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以与读者研讨。小说有青苗的《穹苍》，何剑熏的《同路》；译作有余振的《普式庚长诗》，林军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中篇小说》。这一进步刊物，只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
《经世》(月刊)
创刊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系综合性学术月刊。发行人李瘦枝，主编武伯纶，地址在西安北大街经世书店。执笔者有曹冷泉、李敷仁、程西琤、亢心哉、郑竹逸、冯友兰、萧一山、段念兹、党修甫、冯幼农、郑伯奇、赵舒、王捷三等。铅印十六开本，每期发行约两千份，经费靠自给。出版不久，由国民党特务叶新甫出面干涉，追究其政治目的何在，为进一步迫害找借口。这时正值反动派疯狂地压制和平民主运动，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经世》同人曾经去信慰问，并表示同情，因而激怒了反动派，伪西北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示勒令停刊。《经世》只出了三期共两册。
《西 北 儿 童》
是靳克勤、石凯风等于抗战前在西安出版的。油印，四开一张，共出版了十二期。
《儿童》(旬刊)
是王秦冰、段紫谷、赵群、盛雪触等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在西安创办的。最初几期是四开一张，内容有：小评论、天下大事、散文、故事、歌谣、儿童写作园地、绘画、歌曲、手工艺图解、名人传记等。以后改八开一张，每期印四五千份，经费系自筹和捐助。国民党反动派因该刊拒绝与他们合作，所载言论与他们的意图相反，又因报头系陶行知先生所书，遂用尽了种种摧残迫害办法，如撕毁贴报栏，禁止推销、阅读，用特务监视、跟踪工作人员，最后竟勒令停刊。共出版了六期。《儿童》(旬刊)在创办和出版过程中，得到李敷仁、武伯纶、程西琤等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言论主张，倾向革命。如在《发刊词》中说：“孩子们需要和平安静的生活，不需要内战，需要民主政治，不需要独裁专制”。又用孩子们的口气说：“应当把那些制造战争的人，不民主的人，都掀到海里去！”因为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酝酿掀起内战，由于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而遭查禁。
《孩子报》
是一九四六年四月间，陈平、靳克勤、郭松茂、武多荣，在李敷仁等赞助下创办的。虽是供幼儿阅读，却敢于说话，敢于揭发反动派的丑事。如当时有一件轰动西安的贪污案，《孩子报》发表了：《大人贪污羞!羞！羞!》。这条新闻触怒了反动派，却赢得社会上的赞扬。当时有一支歌儿唱道：“桑木扁担两头造，西安出了个孩子报。”就是称赞它的。所以刚出版，印数就达到两千多份。不幸只出了一期就被查封了。
《文周报》
是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在西安出版的。参加编写工作的有张锋伯、李敷仁、张光远、王维琪、杨鹤斋等。因遭反动派迫害，只出了三期。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