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
韩邦利整理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中国进犯，大片中国领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抗日方针指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友军在抗战前线的一个个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开展的热气腾腾。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和业余文艺爱好者，积极运用西北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秦腔、眉户等，宣传群众、武装群众，为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作出了贡献。兹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成立及其活动整理纪述于后，以志纪念。
一、民众剧团在毛主席和中央有关领导同
志的关怀、赞助下成立并确立了“为
人民大众、为抗战救国”的方向、任务
(一)民众剧团的成立
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晚会上，看了业余文艺爱好者演出的秦腔《二进宫》、《五典坡》，京剧《升官图》。在演出的间隙里，他向工会负责人其华同志说：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内容。其华指着柯仲平同志向毛主席说：“文协的老柯在这里。”毛泽东同志转过身来向柯仲平同志说：是不是应该。柯仲平同志回答说：“对、对，应该，应该。”尔后，柯仲平就和其华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和指示精神，筹备成立剧团和组织编写新戏。
当时要成立剧团，经费、住房以及用什么形式搞等问题很多。柯仲平同志通过其华的介绍到延安市商会去活动经费。同时，其华同志还把工会旁边的住房借给柯仲平，作为筹备处。就这样，初步成立了“民众娱乐改进会”，发表了宣言。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秦腔、眉户)以及民歌形式为革命斗争服务。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就是在“民众娱乐改进会”基础上，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在延安成立(它包括延安师范的“乡土剧团”和延安市的“群众业余剧团”两个业余文艺团体)，隶属中央文委和边区党委领导。
剧团成立初，诗人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同志(工会干部)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同志担任剧务主任，墨遗平同志担任教务主任。音乐教员是李丽莲同志，文化教员先后有刘白羽、杨浩、柳青、草明等同志。这时剧团的成员有：张云、史雷、毕雨、贺原野、党奎、李刚、王岚、王志义、王晓明、姚伶、高持久、唐又唐、林肃(美术工作者)、王登奎和第一个女干部刘亚萍、第一个女演员魏郎芳、第一个炊事员张彦兴等二十余人。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的当天，在延安火神庙戏台上演出，节目有：马健翎同志创作的第一个秦腔现代戏《一条路》和张季纯同志编写的秦腔现代戏《回关东》。
《一条路》的主题思想是：日本侵略者占领山西平遥后，农民刘有道的儿媳和不满一周岁的孙子惨遭杀害，面对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刘有道认识到，不打倒日寇，锄掉汉奸，就无法过好日子，只有抗日“一条路”，遂命子参了军。这出戏演出虽然不超过两个小时，但它的思想内容和形式都很感动观众，尤其戏到高潮，虎儿报名参军时，台下为之轰动，几千观众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回关东》是以东北抗日联军马占山部队对日作战失败，逃散关内，后再返东北抗击日寇一事为背景，描写一个身任营长职务的抗日军官，返回关东(即东北)后的一天，见一老妇人和一位年轻妇女讨饭至营房门口，方知是其老母和爱妻，全家团圆，潸然泪下，之后齐心协力，抗击日寇。
这两个戏的演出，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从此，古老的秦腔表演艺术以新的、革命的内容，活跃在文艺舞台上。
剧团虽然成立了，并且在演出中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但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实际困难还是很多的，如吃粮还没列入预算，靠文联同志节余下来的粮食；住的房因出不起赁钱，房主人经常扬言要赶走大家，后又遭日寇飞机的轰炸，剧团不得不迁到宝塔山后沟一个破窑洞住下；要演戏没有服装，也没有汽灯。在这十分窘困的情况下，柯仲平同志得到毛泽东同志三百元的资助，给剧团解决了急难，贺龙同志从晋西北回来，给了剧团二十元的法币(国民党统治区的货币)；周恩来、博古同志从蒋管区回来，每人亦给了剧团五十元的法币；刘白羽、林山等同志带回贺龙同志送给剧团一批缴获的日军皮鞋、呢子大衣、钢盔等物；陈云同志还送给剧团一个小电影机。随后，柯仲平同志又把他编写的《边区自卫军》所得稿费全部拿出来解决同志们冬季棉衣问题。初成立的民众剧团就是这样靠中央首长、文艺界同志们的帮助、节衣缩食进行演出活动的。所以，李富春同志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接见团长柯仲平同志时称赞说：“白手起家！白手起家……”
(二)民众剧团的方向与任务
民众剧团是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和党的亲切关怀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方向与任务总的来说，必然要服从于党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但由于它又是一个以文艺为武器的抗日宣传团体，所以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例如，在柯仲平同志所写的民众剧团的团歌里写道：“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要到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我们是来学习老百姓的宝贵经验，你看老百姓已经活了几千年，几千年。我们是来动员老百姓抗战生产，你看老百姓的力量深无底，大无边。我们是来吃老百姓的奶，我们是来为老百姓开垦荒山。在民主的边区，我们自由地走去走来。我们要叫胜利花开遍，花开遍，在荒山！”这首团歌歌词通俗易懂，老百姓一听就明白，真正做到了大众化，起到了应有的宣传作用。歌词的主题思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文艺路线，并说明了文艺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剧团的目的和任务在当时就是全力以赴，动员老百姓抗战和生产。因为，抗日的真正力量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有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把全中华民族都组织起来，抗日战争才会取得胜利。
另外从剧团筹备阶段“民众娱乐改进会”的宣言大纲，也可以看出它的这一特点：
(1)应发扬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祖先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应使这优良的民族遗产，变成时代所需要的东西。为此，就要批判那些厌恶民族的形式、而盲目崇拜资本主义文化的人，还要批判一部分人固步自封，崇拜中国旧文化的错误倾向。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利于中国的，就拿来加以改造，丰富中华民族文化，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采用；对待民族的旧形式，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它、鉴别它，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至于人民喜爱的民族形式，应赋予它新的内容，使之为目前的抗战服务。……中国民间文艺有着潜在的强大生命力。搞文艺的同志有责任继承、改革、发扬自己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使之为抗战服务，这是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
(2)创造抗战的民族的大众文学、艺术，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战斗任务。为实现这一任务，首先要和盗用中华民族文化的日寇、汉奸作斗争。其次还要和托派作斗争，因为托派的历史传统是惯于用“左倾”的形式来掩盖他们反动的内容。最后还要对自己统一战线内在文学艺术上犯左倾、右倾空谈主义、守旧、食古不化的人做善意的说服工作。在抗战已进行到十个月的今天，它的特殊意义是：许多救亡歌曲和话剧，虽然收到了部分抗战宣传的效果，但多数却是不能深入民众中去。主要缺乏的正是未充分利用民族大众中流传着的旧艺术形式的优点。要补救处理好这个问题，必须当作抗战实践中的一个实际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解决。再者，已决定的抗战民族大众的文艺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不通过利用文化遗产和文艺旧形式，不进行实际的改进工作，就不能充分发展并完成这一代的抗战民族大众的文艺。
(3)为了完成艰巨的抗战任务，就必须不断提高剧团的演出质量，完善剧团队伍，培养人材。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会预料到有很多困难，初开始会有很多“不艺术”、非常幼稚可笑的“成绩”的出现。但是大家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批评帮助下，在全体同志们的努力下，剧团能够配合抗战，能够创造出抗战的民族大众的文学艺术的。
二、民众剧团坚持运用西北人民喜闻
乐见的秦腔、眉户等艺术形式，展
开以革命现代戏为主的演出活动
抗战时期民众剧团的同志们，遵照党中央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指示，足迹遍及陕甘宁边区的城镇、农村，用戏曲动员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为动员人民抗日救国，开展宣传演出活动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非常嚣张，一心妄图并吞中国。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唤起民众，动员全民族抗战，是时代赋予剧团的光荣使命，运用陕甘宁一带慷慨激昂的秦腔和生动活泼、缠绵迷人的眉户戏，表现新的革命内容，是动员人民进行抗战的犀利武器。剧作家马健翎同志以极高的革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创作了一个又一个反映抗日战争，歌颂抗日英雄的大型剧本，如秦腔《好男儿》、《查路条》、《拿台刘》等在人民群众中就享有较高的声誉。
秦腔《好男儿》通过郑二虎的英雄形象，歌颂了抗日义勇军战士，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敢于入虎穴、闯龙潭的英雄行为。戏一开始，郑二虎面对抓他的日本兵毫无惧色，骂不绝口，高唱：“你老爷虽然间落在儿手，大丈夫为国家不怕牺牲。我这里放大胆贼营去进，任儿杀任儿剐不吐真情。”当国民党某县长(郑二虎的舅父)杨盛德前来“相劝”时，郑二虎慷慨激昂地唱：“好男儿就该不怕死，为国牺牲立功劳。劝你不必多开口，我虽死要做个盖世英豪。”在郑二虎英雄行为的感召下，被胁迫担任县长的杨盛德起了反正之心。最后义勇军力攻县城，杨盛德开城门迎接义勇军进城，日寇、汉奸被歼，二虎得救。
秦腔《查路条》通过晋察冀边区农村一个老太婆刘姥姥放哨查路条、捉拿汉奸的故事，歌颂了党在边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抗日救国的事迹。刘姥姥这位将近古稀之年的老人，过去是不问国家大事的老农妇。但在我党抗日救国方针的宣传教育和八路军英勇抗敌行动的感召下，刘姥姥也懂得了抗日的大道理，积极参加了妇女联合会。为抗日救亡，她“缝补衣服送前线，盘查放哨捉汉奸。”她虽然年近七十，在有生之年还为抗战立下了功劳。
秦腔《拿台刘》是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反映绥远(今内蒙)拿台地方一名姓刘的草莽英雄，在抗击日寇时，亲生女儿被日本鬼子强奸，家庭遭到破坏。后来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刘如龙、刘如虎，连同跟随他的地方武装一起投奔共产党、八路军，才找到了真正抗日的道路。该戏向人民说明，各抗日力量只有汇集起来，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会战胜日本侵略者。
随着剧本的增多，节目的繁荣，剧团队伍也在相应的扩大。一九三九年先后参加剧团的新同志有：张志华、陈步发、冯增堂、李文宇、朱真、朱喜全、刘鸿盛、周德明、杨长久；从青训班调来了黄俊耀、张力(张克勤)、宏涛、党培英、肖玲、刘玉琴、王亚民等；从边区师范调来了米成义(米晞)、魏光中、程士荣、马佑平、郎宗颖、郎宗耀(即大郎小郎)、邓秀金、王承祥、俞伯豪、刘平、黄铁钢、高贵民等；从鲁艺来了林沐、牟尼、侯唯动(文学工作者)、肖肃(美术工作者)和杜矢甲(音乐工作者)；从西北局宣传部调来了刘小孟；从马列学院调来了尚伯康；从国统区奔赴边区参加革命来剧团的王爱民、党忠哲、张崇芝。
这时，剧团队伍强大，人才荟萃，带上排演好的抗日宣传节目，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从延安出发，到各地巡回演出(当时称第一次小长征)。经延长、延川、安定(子长)、张家畔、定边、盐池、靖边、保安(志丹)、高桥等三十余处，行程两千五百余里，历时四个月，于当年六月间回到延安。
这次演出除以上所述的节目外，还排演了快板剧《有办法》、小演唱《小放牛》等。这些节目的内容主要是歌颂抗日的民族英雄，并以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人们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宗旨，紧密地配合了党在抗战初期的中心任务。所以在欢迎剧团归来时，李富春同志对民众剧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称赞不已，并给了剧团一百块钱的资助。这次演出影响很大，曾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和重视，回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剧团演出了马健翎同志创作的话剧《中国拳头》，毛主席叫人又转送给剧团一百元钱。以后，剧团的供给也被正式列入政府预算，直接受中央宣传部和边区党委的领导。这次巡回演出中，根据毛主席要写根据地，不在根据地十年、八年是写不出来的教导。剧团同志长途跋涉，接触了各个不同的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每到一个地方，除帮助政府工作，还参加反顽斗争。这对熟悉根据地的生活，塑造剧中人物，积累了丰富的素材。除此而外，剧团同志还特意访问参观了刘志丹、谢子长的家，访问了谢子长的侄儿，这对同志们是一次生动的革命教育，又对以后写革命领导人的文艺作品积累了材料。关于这次上山下乡演出的收效和成绩，当时的《新中华报》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第三版上，以《民众剧团胜利地完成了‘小长征’深得民众欢迎》为题作了报道，全文如下：
“民众剧团春间出发边区各地工作，已于本月十六日归来，记者顷晤其负责人柯仲平先生，谈谈此行经过。
他们出发时本有三十人，归时已扩充至四十一人。自二月十三日出发，迄今已四月有三日，道经延长、延川、定边、盐池、志丹等地，步行二千五百里。团员中虽有十二岁的幼童，但无一掉队者。
各地民众对于他们的戏剧，备极爱好与拥护。剧团协助当地工作人员进行的各种地方工作，亦收到极大成绩；有谓‘你们演戏一天，胜于我们工作一月’者。在瓦窑堡曾展开过反顽固分子的斗争，当地民众异常同情，虽在顽固分子的威胁下，但还用各种方法给予该团以精神和物资的帮助，以表示他们拥护的热诚。
在这次‘小长征’中，胜利地完成了边区教育厅给予他们的任务。连日中共中宣部和边府教育厅招待他们，各首长也嘉奖他们艰苦工作的精神。”
(二)动员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创作演出活动
战略相持阶段，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阶段。不仅日寇集中重兵对各解放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国民党蒋介石也和日寇相互勾结，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企图以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达到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最后占据解放区的罪恶目的。为了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把抗战进行到底，剧团遵照毛泽东同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①的论点，日夜赶排了马健翎同志创作的秦腔《中国魂》、《三岔口》和眉户《十二把镰刀》等剧，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演出活动。
《中国魂》是马健翎同志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创作的一出大型秦腔剧，剧名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改定的。它的主题思想是：通过沦陷区一个革命老知识分子唐俊峰一家人生离死别，流离转徙的痛苦历程，揭露了日寇惨无人道的侵略罪行，批判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投降卖国路线；剧本又以歼敌、团聚为结尾，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敌救国的卓越功绩。全剧以唐俊峰对祖国人民的一片忠诚和热爱，对敌人极端的鄙视和仇恨为主线，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同日寇、汉奸针锋相对的斗争。该剧对坚定人民战胜日寇的决心，鼓舞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斗争意志，都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
《三岔口》是马健翎同志一九四○年创作的一出大型秦腔剧本。它的中心思想是：在凶恶的日本侵略者面前，是坚持抗日，还是袖手旁观，甚至丧失民族气节投降日寇。在这三岔路口前，对每个中国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以什么态度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该剧明确回答，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家团结起来，清除汉奸、特务，一致抗日，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出戏的演出，对我军的抗日斗志是一个鼓舞，对友军起到了团结教育的作用，对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汉奸的丑恶面目，进行了揭露。
眉户剧《十二把镰刀》是马健翎同志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春创作的。它通过青年铁匠王二，一夜给八路军某团赶打十二把镰刀的先进模范事迹，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团结一心，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粉碎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困难，忘我劳动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赞扬了我党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里培育起来的优良传统。这出戏演出后，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情赞扬，连偏僻山区的牧童，田野深沟的农民也效唱不绝。
除以上几出有名的秦腔、眉户戏外，剧团还先后为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本质，为克服经济困难，反对封建思想，上演了马健翎同志创作的大型秦腔剧《抓破脸》和《两块钱》、《近视眼张三》；反对封建包办，主张婚姻自主的眉户剧《桃花村》(尚伯康同志创作)、《俩亲家》(马健翎同志创作)。同时为了戳穿国民党挑拨蒙族人民和八路军的关系，赶排上演了尚伯康同志创作的秦腔剧《八千马》。
为了更进一步深入揭露国民党包围边区，蓄意闹摩擦的反动嘴脸。一九四○年一月，剧团再次从延安出发，向关中分区前进，进行第二次巡回演出。路经关中之淳化，陇东之庆阳、华池，盐池、定边、志丹等十余个城镇，行程上千里，历时近十个月。
剧团离开延安，首先在二十里铺演出。尔后继续南行，在道佐铺演出。
在演出中为了不断提高艺术水平，丰富唱腔、表演的技巧知识，剧团每到一处，都主动地向民间艺人、歌手学习，并吸收具有一定文艺专长、或爱好文艺的同志参加剧团。在富县演出时，遇见了有名的眉户艺人李卜，请他到剧团传艺和演出(关于李卜的材料，后章详叙)。四月，剧团到了淳化县，吸收了于莲、王寿山、廖春花等参加了剧团。五月，在马庄(当时的赤水县政府所在地)演出后，县上动员第一、二完小教员王振华，学生任国保、任应凯、王志岐、陈志祥、张尚华、罗生华、田永章等二十余人参加剧团。随后，雷轰、侯烈成、殷应战参加了剧团，音乐家马可、安波、张鲁、庄英等同志也来团工作过。
以上从民间聘请的艺人，从学校和其它革命团体吸收的教师、青年学生和有专长的文艺工作者来团工作，对壮大剧团的力量，补充新的血液，培训文艺干部，促进剧团工作蓬勃开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充实后的民众剧团，相继在马庄、马家堡和湘乐进行宣传演出，获得的效果较好，影响亦很大。这时，国民党蓄意搞摩擦的战争时时发生，晚上同志们不脱衣服睡觉，带上汪锋同志送给的枪和手榴弹。头一天打过仗的地方，第二天大家就赶去演出。在杨坡头，敌人的炮声还在隆隆作响，剧团的演出仍然照常进行。在演出的间歇时间里，大家见到了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同志鉴于关中一带战事紧张，叫大家离开关中到陇东去。剧团于七月赶赴陇东，正遇上了八路军刚刚打完一个胜仗，某部的指战员和全体战士，热烈欢迎剧团的到来，又是杀猪宰羊款待剧团，又是问长问短关怀备至。虽然演了许多戏，战士还是不满足，因此，有好几次都是一直演到天亮才完。在陇东分区所在地庆阳演出了一个月，又奔赴三边分区所在地定边演出。在此期间，上演了主张婚姻自主的《桃花村》、《俩亲家》。在三边又演出了尚伯康同志的《八千马》，受到蒙、回、汉族人民群众的欢迎，还有些蒙民亲自给演员化妆，从而使蒙、汉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密切，进一步揭露了敌人挑拨民族关系、在民族之间制造矛盾的阴谋伎俩。
这时，敌人对边区的封锁更厉害了，尤其是经济封锁更为严酷，连剧团的开支也产生了困难。为了解决困难，剧团趁定边骡马大会的机会，开始第一次售票演出。其结果，既扩大了宣传，又增加了收入，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此时，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克难困难，粉碎日寇的疯狂进攻和反动派对边区的包围和封锁，又及时上演了马健翎同志创作的眉户剧《十二把镰刀》，从获得的效果来看，证明该剧作为以后的保留节目已有其牢固的基础。
剧团于十一月离开定边回延安。还未回到延安，领导机关就非常关心，预先在大砭沟后沟里给剧团打好了几十孔新窑，并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这些关怀，对长年在外巡回演出的同志们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咄咄进逼，更加强了对边区的包围和封锁。这时，柯仲平同志调回文协工作，马健翎同志继任团长。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在延安排演了马健翎同志创作的大型秦腔剧《抓破脸》。随后又配合边区银行发行有奖储蓄券，先后赴绥德、米脂、清涧、瓦窑堡、甘泉、富县等地，演出了马健翎同志创作的秦腔剧《两块钱》、《近视眼张三》。
这时，剧团人员在不断地调整和充实，为了继续搞好演职人员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女作家草明、董淑同志来团担任文化教员，王彭同志从马列学院来担任了剧团的政治协理员。
一九四二年春，剧团开始上演一些传统戏。马健翎同志相继改编成秦腔《打渔杀家》《大拜寿》《伍员逃国》《回荆州》《反徐州》《金沙滩》《葫芦峪》《斩马谡》等戏。在排演这些戏的过程中，晋剧艺人胡万胜和张本宽两人，曾传授了不少的表演程式以及武打技巧。这给秦腔艺术，的确增添了一定的光彩。同时，使观众在娱乐中学到了历史知识，从中得到了某些借鉴。
(三)剧团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为己任，运用戏剧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罪行
一九四三年，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巨大胜利形势的鼓舞下，也进入了局部反攻阶段。局部反攻的前一年(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剧团的同志们经过认真的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明确了文艺的方向与任务。大家立即行动，面向工农兵，深入实际生活，反映工农兵在热火朝天的革命生产斗争中的英雄事迹，把文艺作为歌颂人民、暴露敌人的锐利武器。这一时期，在全解放区开展了整风运动，此次整风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三年方才结束，它是一次思想上的深刻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了教育，从而坚定了革命的立场，为迎接抗战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为了积极配合解放区的整风运动，边区文协派杨醉乡同志参加了剧团的领导班子，并及时上演了黄俊耀同志创作的秦腔现代戏《鲁进保的灾难》和杨醉乡同志创作的秦腔剧《崔福才的转变》等十余个节目。
《讲话》发表后，又经过十个月的整风运动，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党中央文委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大会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刘少奇同志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在实践中长期学习。三月二十二日，中央文委又接着召开了“戏剧运动方针讨论会”，当时确定剧运的方针是“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会议总结了前一段剧运工作，肯定了边区剧运所取得的成就，表扬了一贯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民众剧团。会议还要求从事戏剧工作的同志，在边区剧运与群众运动和实际斗争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不断前进，争取新的胜利！在欢送剧团下乡的大会上，西北局宣传部李卓然同志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教诲，②鼓励戏剧工作者，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就在这一时期，马健翎同志的名著、大型秦腔革命现代剧《血泪仇》问世了。随后，他又赴陇东深入生活，创作了眉户现代喜剧《大家喜欢》，同时又加工、修改了他的《十二把镰刀》。
《血泪仇》是马健翎同志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创作的。这出戏集中反映了善良的中国农民在民族灾难和阶级压迫下所走过的苦难历程。剧中主要人物王仁厚，是作者刻划得最成功的一个典型形象，他在白区苦难深重的生活环境中，连遭灾祸，备受反动派借“国难当头”拉兵派款的剥削和凌辱，不得不离乡背井，逃难求生。但他从不悲观失望，消极待毙，而是顽强地和厄运搏斗着，表现了中国穷苦农民坚韧不拔，寻找生路的坚强意志。“龙王庙”一场戏，一家人在逃难途中，儿媳老伴遇害相继死去，剩下小女和孙儿，老的老来，小的小，在这样沉重的打击下，他没有低头丧气，而是把仇恨的烈火烧得更旺，悲愤交加地发出了血泪的控诉：“庙堂上空坐龙王像，枉叫人磕头又烧香。背地里咬牙骂老蒋，狼心狗肺坏心肠。你是中国委员长，为什么你的大小官员联保军队赛豺狼？看起来你就不是个好皇上。无道的昏君把民伤！”在黑暗的、严酷的现实生活中，他颠沛流离，碰来撞去，终于清醒地看到国民党统治区到处是漆黑一片，“河南、陕西都一样，走到处百姓苦遭殃”。他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忽闻边区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穷苦人民翻了身，都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于是，他下定决心“我不往南走往北上，但愿得到边区能有下场。”他领着孙子和孙女，跋山涉水，冲破重重障碍，最后终于到达阳光普照的边区，过上了新的生活。
《血泪仇》这出戏，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对革命队伍内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有着积极的教育作用。它既有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又有严肃、明确的政治内容。配合当时的整风运动及其它政治动员，收到了极其显著的政治效果。广大干部战士在看演出时，台上台下起了共鸣，往往哭声一片，“为王仁厚报仇！为天下穷人报仇！”“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口号声连成一片。好些人泣不成声地说：“戏上写的就是我家的事情。”成批的国民党起义士兵和俘虏兵看完戏，痛哭流涕地说：“我就是戏上的王东才(王仁厚的儿子，后来被国民党强迫拉去当兵)，戏上的王东才就是我！”悔恨自己不该为反动派出力卖命。
《大家喜欢》是马健翎同志于一九四四年在庆阳创作的一出喜剧，它通过对二流子王三宝的教育、改造，把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劳动的大烟鬼，变成了热爱劳动，连续开了五亩荒地，还要争取当一个劳动英雄的好公民，最后王三宝变成了新人，老婆、孩子归来，全家团圆，大家喜欢。该剧演出颇受群众欢迎，使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剧运方针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剧团在党中央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在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发扬“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把人民喜闻乐见的新内容的艺术，很快普及到全区每个村庄，改造民间艺术，消灭封建迷信的残余，实现党的文艺方针，更好地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精神的鼓舞下，自抗战局部反攻开始，在创作与演出质量上都有新的提高，并创作上演了一些革命现代戏。边区专业剧团创作与演出的蓬勃发展，很快普及到各个城镇和村庄。象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延安、延川、延安保安司令部、荣誉军人学校，均先后成立了民众剧团分团或性质相同的剧团，演出民众剧团剧本。象秦腔《血泪仇》、眉户《大家喜欢》等优秀剧作，不但被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各分团排练演出，而且被黄河以东各大解放区文艺团体所上演。如：马少波同志在《胶东文协十二年》的回忆文章中说：“胶东文协所属文艺团体曾演出《血泪仇》、《大家喜欢》等剧”。其次，象河北平原、东北地方都相继演过这两个剧目。《大家喜欢》对东北一带吸大烟的人教育很大，社会效果显著。民众剧团和它编演的剧目，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为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很大成绩。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解放日报》文章说：“我们边区艺术界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使人民喜闻乐见的新内容的艺术能在数年内普及到全边区的每个村庄，改造民间的旧艺术，直至封建迷信的艺术在边区人民群众中消灭为止。……而民众剧团则为现仍存在的始终为边区人民服务的成绩最大的剧团。”在谈到民众剧团七年来始终为边区人民服务时，文章说：“民众剧团过去足迹遍至二十四个县，观众达二百万名以上，平均每两天演戏一场，他们演的戏绝大部分是新的内容，在开展边区群众戏剧工作中，他们的功绩实在不可抹煞。”
综合以上所述，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紧密地配合党在抗战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用西北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秦腔、眉户，组织、教育、鼓舞人民，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为宣传、播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开创新戏曲运动的道路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这些卓越的成就很值得我们重视和总结，并予以继承和发扬。
三、抗战时期，民众剧团团结、教育
艺人的先进事例以及剧团的战斗
生活简况
(一)尊重、爱护艺人，提高艺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发挥他们的技艺特长
为了深入动员群众，扩大抗日宣传，挫败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民众剧团在自己原有的艺术水平基础上，为提高演出质量，曾作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吸收民间艺人，改造旧戏班子，利用他们多年来积累的丰富演戏技巧，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革命服务，是剧团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聘请眉户老艺人李卜来民众剧团传艺，就是被边区群众传为佳话的一个典型事例。
一九四○年寒冬的一个晚上，民众剧团在富县演出时，台下人群中，站着一个披羊皮袄的人。观众一边看戏，一边问他戏演的怎么样，他说：“戏是好戏嘛，这是新戏旧演。劝人打日本，做好人嘛，唱工把式差次点，没啥。要是改(指秦腔)唱眉户就更好，眉户吐音清楚，更听得真嘛。”谁知道观众中站着一个演胡子生的张云，小时在洛川一带曾看过李卜的戏，很崇拜他，于是跑回后台，给团长柯仲平同志简单地介绍了李卜不仅演的戏多，技艺也高明，陕北一带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懂得民间艺术的柯仲平团长，一听张云的话，立即走下舞台，去见李卜。
李卜来到民众剧团，在团长和同志们盛情热烈的欢迎气氛中，很受感动。他说：“从前的戏有很多是劝善，只是没有说出一条路。……你们这个戏我说是大大的好戏，你们告诉了老百姓一条路。唉！我五十岁了，还是第一次才看到的呢！”他们谈得很投机，从唱工、做派直到内容、形式都谈得很有趣味。尤其谈起眉户，李卜兴趣更大，一边谈一边顺口就唱了起来，韵调自然、谐和、情味浓郁。过了两天，柯仲平同志为李卜来民众剧团开了欢迎会，把他介绍给全体同志，并摆上酒菜，请他吃饭。当了解到他家庭还有老伴和小孩，生活有困难时，又给了些安家费。李卜也就安下心来，诚恳地说：“你看，你有那么多文化，满肚子都是文章。咱一个旧戏子，还能不把那样绿豆大点的本领拿出来教几个年青人做事吗?”同时，他对自己的艺术也抱着一个正确的态度，他说：“我虽然会唱一百多种调门，不过那是老一套。我告诉你们，你们再去编，要修改我是没意见的。”从此，他在民众剧团里教唱、教做工，言传身教，从不怠倦，民众剧团的演技因此更加提高了。他不只教唱、教做。随团在陕北、关中等地演出时，还亲自粉墨登场，出台演出全本《张连卖布》。观众看完他的戏，往往留恋忘返。在宁夏华马池演出《张连卖布》时，观众为之轰动，上台来赠送给他一卷土布，搭在他的肩上，作为对他的奖赏。此后，观众都说现在的演出更好，有把式。张鲁同志也在他这里来学眉户，把这些东西带回鲁艺去。许多年青的音乐工作者也来找他。两年时间，延安的秧歌有那么多好听的眉户调，就是从这里来的。利用眉户这个剧种为革命服务，李卜老艺人起了很重要的带头作用。
说起李卜如何从一个旧戏子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艺术家，也有一番改造过程。他平时除了跟大家一块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外，柯仲平同志还同他谈了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他明白了共产党与抗日的关系，抗日与人民的关系，认识和觉悟水平不断提高。一九四四年，他被选为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边区文教大会。并在大会发言，以他亲身的经历，提出了关于争取旧戏子的建议(关于李卜的材料，是根据《解放日报》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丁玲同志的《民间艺人李卜》一文以及访问纪录整理的)。
对旧戏班子加以改造，使之为革命服务。裕民剧社合并于民众剧团，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裕民剧社原先是蒲城县上王庄一个姓屈的地主的戏班——三义社。由于我地下党在该社秘密开展工作，它实际上成为关中地下党一个活动的据点。姓屈的地主破产后，三义社由社长王兴兴领上流浪演出，到临潼改名为兢存学社，演了两年。后因地下工作同志身份暴露，经王知德同志去马栏向省委汇报，省委同意后，全剧社在地下党员徐茂、王知德(又名王志新)、谈国帆率领下，在王志学的协助下，把剧社带到陕北，改名为裕民剧社，关中地委在马栏为裕民剧社开了欢迎会。一九四二年冬，民众剧团派黄俊耀、张力两同志从富县迎接裕民剧社到了延安，合并于民众剧团。
据陈兴民同志谈，到延安后，民众剧团的老同志对他们很热情，非常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大生产运动中，剧团开荒不叫他们去，他的嗓子不好，政治协理员王彭同志立即领他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有名的中医大夫李鼎铭先生处治疗。剧团平时出发演出时，老同志给他们背行李、让牲口，领导还问饥问寒，非常周到。新同志为此深受感动，决心以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给党的文艺事业。
这个剧社原是个比较完整的戏班子，从导演、演员、琴师、司鼓到其它工作人员，都具有一定的业务专长，如杨安民(导演)、朱宝甲(乐师，擅长打板、板胡、二弦)、李玉群(琴师)、王德盛(司鼓)、陈兴民(男旦角)。
社、团合并后，人员的重新调配和分工，对提高演出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对提高秦腔表演艺术和完善音乐唱腔方面都丰富了许多，除运用一些传统的表演程式，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增强舞台效果外，在音乐方面，又在马健翎同志创造的一套秦腔锣鼓点子的基础上，吸收了剧社敲法中的一些特长，使武场面更加精湛、合意，效果倍增。有一次夏季晚会演出，很重要，但司鼓王德盛高烧病倒。为不影响这场演出，王德盛用带子把自己缚在椅子上，使用新敲法，坚持把全戏敲完，受到了观众极大的欢迎。平时，剧团的领导还不断组织新同志一起学习党中央的文件和时事。新来的同志在革命的熔炉里，经过较长时间的锻炼，坚定了献身革命文艺事业的决心，为党的文艺事业尽职尽责，做出了贡献，不少同志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李卜和裕民剧社艺人的进步中，使大家看到党在边区改造旧艺术工作中，所获得的卓著成就。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柯仲平同志曾总结为：“首先应爱护他，尊重他，感化他，并从思想上、政治上提高他，采用他的技艺和特长，逐渐地帮助他革除旧的习性，使他自然而然的生长出爱护革命的认识和热诚。”(见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解放日报》：《民众剧团成绩卓著》)
(二)民众剧团的战斗生活简况
民众剧团自成立时起，就肩负着宣传抗战以拯救中华民族的光荣任务。他们的战斗生活，在陕甘宁边区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剧团的全体演职人员足迹遍及边区各个地方，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和学校，进行了多次的巡回演出。同志们团结一心，餐风饮露，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尤其是冬季为了御寒，自己动手捻毛线，打毛衣解决冬衣问题。一九四○年十一月，在巡回演出回归途中，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冒着连绵不断的冷雨、大雪，边走边演出宣传抗战的节目。很多同志因路途遥远跑烂了鞋，光着脚在冰雪上继续行走。越艰苦，大家的战斗情绪越高，没一人喊苦叫累，终于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延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大部兵力，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也调集几十万军队，对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处于这样困难的境地怎么办？同志们遵照党中央提出的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积极参加了有伟大政治意义的生产运动，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到南泥湾开荒种地，年老体弱者和女同志留在延安种菜、纺线、做豆腐。黄俊耀、史雷同志既是舞台上演戏的能手，又是做豆腐的行家，穿街走巷吆喝叫卖，声音宏亮，豆腐买卖做得很不错。刘克礼新收了两个徒弟(大郎和张安邦同志)，带他们生起火炉，抡锤捣铁，打的非常起劲。杨醉乡领导的部分同志在南泥湾生产中，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论参加那项生产的同志，都是如期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两石七斗小米定额的任务。
在演出中，同志们一致的口号：“舞台就是我们的战场”，为了按时赶到目的地，为工农兵演出，背着背包，踏过羊肠小道，走过烂泥滩，一天行百二、三里路，没一个掉队叫苦的。工作越艰苦，大家的情绪越高昂，走的早，到的晚，途中修桥补路，扛东西，拉毛驴，脱鞋淌水过河，即是大风大雪也阻挡不住大家的前进。所以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不仅是一个演出队，而且是一个战斗队。
有时在白区和红区闹摩擦的边界地区演出，敌人害怕白区的老百姓来看戏，更害怕剧团演出中揭露他们的阴谋，因此，千方百计不让演。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就保护着大家演，同志们斗志强，警惕性高，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扰乱和包围，有时带着武装在刚打完仗的地方演出，并担任了打扫战场与抬伤员的任务，实际上又成了武装宣传队。
民众剧团的同志们不断深入生活，锻炼了自己，提高了思想，丰富了战斗、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所以演出的戏，既有政治思想内容，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因此，深受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
(三)民众剧团备受赞扬，获得奖励
民众剧团走过了一段光辉的战斗历程，回顾它所编演的一批重点剧目，通过群众的鉴赏，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因为这批重点剧目，紧密地配合了当时总的斗争形势，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使边区人民在看自己喜爱的秦腔、眉户的娱乐中，得到了艺术上的享受，并从中受到了启示和教育。随着剧团演出水平的提高，剧作家创作技巧不断的成熟，从初期的中、小型发展到以后的多幕大型剧，人物刻划典型细致，剧情起伏跌宕，矛盾冲突尖锐激烈，场面集中，层次多变。象《血泪仇》《大家喜欢》《十二把镰刀》等，其艺术效果是相当强烈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边区召开了文教大会，《血泪仇》曾受到奖励，剧团获得了大会颁发的“特等模范”奖旗。马健翎同志荣获了“特等奖状”，并得到大会授予他的“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民众剧团的主要成员黄俊耀、史雷等同志也获得了演员二等奖及其它奖励。张云也获边区演员代表奖。
周扬同志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在《解放日报》上，以《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为题，对民众剧团所演的秦腔革命现代戏《血泪仇》作了热情的赞扬，文章说：“民众剧团在秦腔方面的努力是一贯的，也是有成绩的，《血泪仇》是一个杰出的秦腔剧本，表现了作者不凡的艺术魄力。”
最令人高兴的是中央领导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都亲临剧场观看过民众剧团演出的《血泪仇》，这对剧作家和全体演职人员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综观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党的领导下，以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为中心，配合各个阶段的具体斗争形势，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艰巨的任务，为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反动集团又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一九四七年，边区民众剧团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动员人民，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解放全中国，随大军南下，开展了更为广泛的宣传演出活动。
一九八二年七月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7、659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31页。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