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广播电视艺术团三十多年的艺术道路
孙韶
一九五○年是西安解放的第二个年头，古城西安到处洋溢着欣欣向荣，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南院门第一市场的东门口，有一座面向南的院内，就是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即后来的西安市委广播站，解放前这里是国民党陕西广播电台旧址）。当时西北台的文艺节目，主要播放从延安带来的二十多张唱片（有三十年代上海灌制的聂耳的歌曲、广东音乐、京剧等），和组织西安的一些戏曲、曲艺演员的直接演唱播出。当时我们还没有录音机，节目来源很少，面对各项政治运动及广大群众对广播文艺节目的要求，亟需成立一个小型的广播文艺团体，以适应广播宣传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西北台台长的金照（现任广播部电视顾问）就委托原省一中音乐教员余景儒（曾任过西安市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已病故）筹建广播文工团，并被组织任命为团长，还聘请了音乐教员黄希良（后曾任团长，现为广播电视艺术团顾问）和杨文中（现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音乐组工作）担任音乐教员。
干部配齐后，就于一九五○年八月开始在西安招生，其对象是西安初中毕业的男女文艺爱好者。当时参加考试的有一百五十人左右，经过文化、专业考试，最后录取了十名（男女各五名）。九月三日，新生报到，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艺工作团就算成立了。从全国来说，在广播系统这算是成立较早的文艺团体。这十名同志中，多年来除了陆续调出的五名外，有三位同志已经去世，留团的只剩下马明（原名马明珠）与孙韶（原名孙超中），孙韶于一九八三年九月调入陕西省广播电视厅音像出版社工作，如今他们俩都已近五十岁了。
广播文工团成立后，就住在南广济街路西原“德泰祥银号”院内的几间旧楼上，院内也住有其它单位的人员。这几间楼房共有三间，团部住一间，男女同志各住一间，当时的情况是房小人挤，屋内黑暗，条件简陋，排练只能在过道。当时供排练用的乐器只有一架风琴，几把小提琴和二胡，还有一把板胡，几件打击乐器。过道是我们集体活动的地方，除了集体练声、练歌、开生活检讨会外，金照来讲政治课也在这儿。他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到广播如何为工农大众服务，从延安革命传统讲到如何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等等，对初来的同志进行不断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我们懂得了参加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并初步树立了热爱广播工作的思想基础。包干制的待遇，使这些刚离开学校的小青年能和一些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在一起开会，听报告、学习、生活、娱乐，使我们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刚进来的这些同志，为了能较快地适应工作，需要进行必要的业务学习。他们有的能识五线谱，有的略识简谱；有的会几样乐器，有的还不会乐器。为了统一步伐，早日掌握一些业务本领，两位教员就从简谱开始，由易到难，使他们在短期内都熟练掌握简谱视唱水平。与此同时，给每个人发一样乐器，外面找老师学习。由于这些同志原来都有一点基础，所以经过较短时间训练，就能慢慢排练一些节目。
最初是排练齐唱歌曲。五十年代初我们的广播节目中新的群众歌曲大都是文艺工作者在播音室直播的，由于没有录音设备，节目不能储存，当时的政治形势又需要较多的群众歌曲为广播服务，这个任务就自然落到新成立的广播文工团身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由余团长每天给大家教发声，练歌，使歌声达到统一。练了两个多月，也唱了一些新歌，歌声也基本整齐，到一九五○年的十二月份就开始给广播出节目了。当时能出的节目只是广播教唱歌，每次由余团长自己弹钢琴自己教唱，大家跟着学唱，每天下午四时五十分到五时二十五分共三十五分钟，一首歌教唱一周时间。为了办好这个节目，每首歌都要事先练好，把句分好，在一些容易唱错的地方，甚至故意安排几处唱错，由教唱者指出来，以引起学唱者的注意。
教唱歌节目开始以后，外界通过广播也逐渐知道这个团的存在。开始办这个节目，是为了解决群众学歌问题，每次教唱时，在电台门口放一块大黑板，贴上事先抄在纸上的歌页，旁边树上挂一个高音喇叭，每到广播教唱时，旁边围着不少听众在跟着学唱，不少人在抄写歌页。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经济恢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革命形势需要很多鼓舞人心的歌曲来配合。为了让更多的听众及时得到歌页，开始用油印的办法到广播教唱时给听众发，每次发一二百份，渐渐这种办法不能满足需要了，听众要求学歌的越来越多，有的写信要歌，有的打电话要歌，后决定用石印办法出《广播歌选》，第一期于一九五○年十月出版，共印一千册，直接发寄到有联系的听众手里。从第一期出版后即改为铅印，时间延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共出版十四期，除第一期外，每期发行二千余份。我们根据听众来信联系，经常到这些听众的单位、家里了解情况，建立通讯网，定期给这些学歌的同志邮寄《广播歌选》，给不少听众解决了学唱新歌的问题。
随着广播教唱歌的锻炼，大家对练唱新歌也逐渐习惯了，练唱一首新歌也不是太难的事了，每天下午按时进入广播室也习以为常了。特别是夏天，每天下午到广播室唱半个多小时，不能吹电扇，也不能咳嗽，有时流着汗打着瞌睡，好象已经睡着在做梦，但嘴里却在一句一句唱着，这种生活一直坚持到一九五三年开始用钢丝录音机以后才改用录音来播放教唱。当时除了广播教唱以外，从一九五一年开始也为广播出齐唱歌曲，仅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两年，为配合各项政治任务就演唱了上百首歌曲。除此之外，还走上街头、到工厂、电影院利用开演前的机会，为群众教唱歌曲。这些活动一方面锻炼了这些同志的工作，一方面也使这些同志看到了文艺的作用，同时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这广播教唱歌的工作，作为广播文工团一项很重要的宣传工作坚持了很多年，从建国初期到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共教唱歌曲三百八十八首。
建团后，金照给文工团制定了“以陕西、西北人民喜闻乐见的，短小精悍，形式多样的文艺形式，及时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坚持广播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要求全团人员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专多能，人少多办事，发扬艰苦奋斗，发扬延安作风。
我们团在南广济街住了不到一年，又搬到了大保吉巷路西的一院平房内，因为是独院，搞业务的条件比原来稍好一些，这个时期仍坚持广播教唱及演唱新歌。为了熟悉陕西地方民间音乐，团里编选了一本《眉户选曲》，演员练唱，乐队练习曲谱伴奏，每天《岗调》、《剪剪花》不离口，大家对眉户音乐非常喜爱，也为以后排练群众喜欢的民间音乐形式打下了基础。
一九五一年各学校即将放暑假，西安市举行小学音乐比赛，在演出的节目中，余团长被东羊市小学一位独唱领歌的小姑娘吸引住了，她个子不高，显得很瘦，但声音却象“银铃”一样使人不能忘怀。演出后，余团长通过学校找到了小姑娘的家，下决心接收她入团，经再三说服小姑娘的父母，总算得到了同意。余团长培养人才心切，希望小姑娘早日到团里来参加革命工作。八月初，余团长和傅成锦（已病故）推着自行车把这位小姑娘连人带行李接到了文工团，当时带着红领巾还不满十二岁的小姑娘——就是后来的歌唱家贠恩凤。她从此踏入了革命文艺工作的大门，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健康成长，成为人们喜爱的一名歌唱演员。
为了给广播出节目，文工团配合婚姻法的宣传排练了第一个眉户剧《求婚》，写一个姑娘为争取婚姻自由，反抗封建家庭束缚的故事。当时女演员不够，还请播音员张友岚（后调到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已退休）扮演封建老婆，由于播音员平时不太练唱，她虽然是陕西人，由于播音多年，说普通话还可以，一旦说陕西方言，还要唱眉户调，有时就尖声尖气，音也唱不准，排练时逗得大家光想笑，她自己也经常笑得无法唱。到广播室广播这个剧时，领导对大家事先说好，谁也不准笑，如果在广播时笑出声来那就是破坏了工作，结果到广播时都很认真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五二年国庆前，领导交给我们一项光荣的任务，天兰铁路将在国庆节通车，要我们随陕西省出席通车典礼的代表团到天水、兰州进行慰问演出，大家非常高兴。为了参加这第一次出外演出，大家认真地排练节目。当时大家身上穿的是公家发的蓝灰色干部服，再没有什么演出服装，沿途在一些大站慰问演出时是这身服装，到天水、兰州正式与代表团其它节目正式演出时也是这身服装。记得当时演出的节目有余团长的独唱，贠恩凤的独唱《庆祝天兰路通车》、《光荣军属王大娘》，还有小合唱、快板等节目，乐队伴奏应该怎么坐更好，当时都不熟悉，虽然说当时的节目水平很一般，但在文工团成立后出外正式与众多的观众见面却是一次值得记载的锻炼啊！
一九五三年秋天，组织上为了加强文工团的工作，从当时的西北艺术学院调来了九位同志，这些同志中有当时在文学系学习的，有在戏剧系学习的，还有在预科学习的。他们大部分年龄很轻，还没有一技之长，来团后就跟团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之中却有两位河南坠子艺人，一位是赵明兰（男），一位是刘兰芳（女），他们演唱的河南坠子在曲艺界影响较大，赵明兰原来是说评书的，声音宏亮、吐字清楚，改唱坠子后经常编新词宣传，对坠子演唱有新的创造；刘兰芳则继承河南坠子名艺人乔清秀、乔利元的唱腔，吸收并揉进了豫剧、河南曲子、评剧、京剧的唱腔，也别具一格。他们曾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志愿军，也到新疆和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他们来团后更注意为广播宣传热情地演唱新段子，象赵明兰演播的《孤胆英雄刘光子》、《英雄黄继光》；刘兰芳演唱的《借驴》、《偷石榴》等都给广大听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些同志中，赵明兰已于一九六○年病故，刘兰芳数年前也病故了，其他几位同志在一九五五年有几个考上了西北民族学院，毕业后留在西北工作，还有几位因种种原因也早已调离了文工团。
一九五四年，为了进一步提高演员、乐队的民族音乐水平，我们从华县请来了著名的眉户老艺人安汉城先生，给大家教了一个时期眉户，从曲牌到大调唱段，大家扎扎实实地学习，兴趣很大。实际上这种“请进来”的办法确实有好处，后来还请来了华阴的张各罗、杨草山、党升庵等艺人，为时不长的学习，使同志们对眉户这一群众喜欢的演唱初步掌握，在演唱技巧、风格方面，已摆脱了过去只唱谱而没味的“洋腔眉户”阶段。利用这种形式，为后来丰富演出的节目、音乐创作的民族化、演员演唱的吐字、持久性、民族风格，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们坚持一方面“请进来”，一方面“走出去”。一九五四年下半年，西北军区为了培养西北地区部队文艺干部，发挥曲艺“轻骑兵”的宣传作用，在兰州成立了西北军区政治部曲艺训练班，聘请我团赵明兰、刘兰芳担任教员（教河南坠子），我们还派出以曹纵为首的六人学习小组去学习单弦、京韵大鼓、山东快书等曲艺形式。
留团的同志，这个时期主要以学习眉户音乐为主。通过眉户音乐的学习，丰富了我团的演出形式，特别是为广播文艺宣传增加了不少节目，当时为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经常用眉户调填新词——即“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来演唱，在关中农村影响是很大的，当时常为广播出节目的贠恩凤、马明珠、周东海，更为广大听众所熟悉，记得有一次我团到渭南、华县等地演出，很多观众听说广播里唱眉户的那几个演员来了，大家都以先闻其声而来见其人的心情，争先恐后地围观贠恩凤、马明珠、周东海等。贠恩凤在这几年除了学习眉户音乐外，还到省歌舞团的白秉权处学习陕北民歌。她嗓音清脆，吐字清晰，很快就为广播录了好几首陕北民歌，这些歌曲经播出后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九五八年夏天，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在北京举行，贠恩凤和马明珠演唱的眉户唱段《娘俩赶集》及贠恩凤演唱的陕北民歌被选拔参加演出，演出后受到好评，《娘俩赶集》被灌制唱片；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团的演员们还专门向贠恩凤学唱眉户，此事在一九五八年的八月九日《北京晚报》头版，还有照片报导。贠恩凤演唱的新改编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在这次演出中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并灌制成唱片，而且多次再版发行，这首歌也成了她多年的保留节目，并流传到国外。一九六五年她从东欧演出归来，在北京还专门为周总理演唱了这首歌，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勉励。
贠恩凤与周东海演的眉户小戏《赶脚》，录音广播后也受到听众喜爱，这个小戏由于角色少、时间短、演员唱的好听，情节诙谐有趣，又不要什么道具，不受演出场地条件限制，常常在演出时，观众也报以热烈掌声，所以，在一个时期内是团里久演不衰的节目。
民间音乐养料，哺育着文工团的每一个同志，每一种新的形式又给同志们增加了新的血液。一个团体只要牢固地扎根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他们的创作、演唱都会和群众密切结合，离开了这个土壤，则会逐渐脱离人民。
一九五九年，团里又请来了碗碗腔艺人谢德龙先生，当时谢德龙先生在西安德庆皮影社演唱碗碗腔，他是渭南人，西安解放后就在钟楼附近开办德庆皮影社，继承了著名作家李十三的十大本。他嗓音宏亮，感情丰富。碗碗腔作为陕西人民喜爱的另一种艺术形式，音乐悠扬清雅，唱腔委婉细腻，旋律优美，极善传情。谢德龙通过几个月的学习，初步学会了《白玉钿》中“戳纸墙”一段和《蝴蝶媒》中“女对面”一段。孙超中根据学习唱腔与月琴伴奏详细记了谱，一九六○年四月长安书店以《碗碗腔选曲》为名出版，为学习和研究碗碗腔音乐提供了一本材料。
由于团里重视向民间音乐学习，所演播的节目都有浓郁的地方特点，所以广大听众很喜爱广播文工团演播的节目。特别是贠恩凤这个时期为广播录音的节目，有创作歌曲、陕北民歌、眉户唱段、在听众中影响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贠恩凤演唱的陕北民歌时，已正式在广播中介绍她是“陕北民歌手”。特别是她演唱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及《十唱共产党》（洛川民歌，航海编曲）灌制唱片后已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一九五六年夏天起，广播电台已从南院门搬到北大街新址了，广播文工团也由南院门古旧书店的原址搬到了北大街电台南边巷内的三楼上。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一九六○年西安电视台正式成立开播，为适应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需要，决定扩大编制，招收新的学员。但当时的方向是不明确的，有人建议文工团改成音乐、曲艺团，有人建议改成秦腔、眉户团，究竟办成什么样的团好？争论不下。后分了几路在西安、渭南、三原、兴平等地招了初中和小学毕业的学生一百多人，招来后调整了团的领导班子，由黄希良任文工团负责人，余景儒任音乐教员，孙超中、高佩杰分别担任演员队长和乐队队长，李晓、高松亭担任训练班正副主任。当时团部有三十多人（原来一些老同志和一些新招收的初中毕业生），住在北大街，他们以给广播电视出节目为主；其余的七、八十人作为训练班住在和平门外李家村发射台内，专门请了戏剧练功老师，每天练功，团部的一些同志也来给他们教声乐课、文化课。
这个时期，为了使文工团的同志更好地适应工作需要，采取一面学习、一面工作的办法，先后排练了大型眉户剧《斗诗亭》、《野火春风斗古城》，使新老同志结合起来，在一个较大型的戏剧艺术中受到一次全面的锻炼，从唱腔、道白、表演、化妆、布景、服装、管理、导演、伴奏……一直到艰难的组织工作，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实践，当时的导演是请电台文艺部的谢梦秋同志，唱腔是本团设计的，团部三十多个人，除了个别人外几乎都上戏了。记得一次晚上要彩排《野火春风斗古城》，大家都很认真，吃过中午饭就开始化妆，用了两个多小时化完妆后，因当时天热，又瞌睡了，一些同志就爬在桌上睡了一会，谁知到临演出前起来一看，大家全笑了，你看我，我看你，原来由于出汗，脸上画的油彩全成了一片脏色，根本看不清是什么颜色，有人说简直成了一群“鬼脸”，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怎么办？赶紧洗了，请化妆稍有经验的同志互相帮助简单再画一遍，幸好，这一遍，反而把大家的化妆水平提高了一步。
在排练演出大型戏曲的同时，我们也抓紧小节目的排练、在较短的时间里排出了一台晚会。这台晚会大部分由团部的同志担任，为了以老带新，也从训练班抽调了一些条件好的同志合在一起排练。排练好后，经领导审查，认为可以锻炼演出，加强舞台实践。广播文工团过去只是个别节目参加演出，整个一台音乐会的演出还是头一次，从节目组织、安排、报幕、舞台灯光、音响……都需要学习、实践。为了打响这一“炮”，大家拧成一股绳，群策群力，终于排好了这一台节目，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十七日在民主剧院正式参加了以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办的第十一次星期音乐会的演出，演出后受到好评。《西安晚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陕西日报》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分别发表评论文章，称赞广播文工团“第一次从录音室到舞台，这样一个人员不太多的团体，在演员缺乏舞台锻炼和经验，节目准备时间很短的情况下能拿出这样多的比较完整的节目，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评论文章中特别提到“他们很少甚至于没有在大舞台演出过，舞台经验、大剧场的音响效果以及表演等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新的课题。但是，由于他们对音乐会的重视和努力，在此次演出中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这次音乐会中，除了贠恩凤、马明珠、周东海的独唱群众比较熟悉以外，其它如女声小合唱、四重唱、秦腔表演唱、童声小合唱等，都是新排出来的节目，首次与观众见面。而在这些节目中，虽然说在艺术上还比较浅薄，但它却以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新颖的风格得到了观众的好评。评论中写道：“秦腔表演唱在西安的历次音乐会上还是罕见的，戏曲清唱加表演对专门欣赏音乐的观众来说，又增添了一种美的享受；广播文工团这种作法，不但对音乐会增加了色彩，而且也值得今后继续发扬和推荐。”（当时演唱的是秦腔《火焰驹》中“花园赏秋”一段）。吉喆（原叫吉报民）的板胡独奏在这次音乐会上崭露头角，开始被观众注意，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演秦的曲目是板胡曲中难度较大的《秦腔曲牌》、《花梆子》及《对花》；吉喆于一九五六年从华县农村招来本团，他喜爱戏曲和民间音乐，并从师板胡演奏家张长城，加上勤学苦练，业务进步较快。他数年来所创作、改编的板胡曲如《老贫农话今昔》、《秦川新歌》（与别人合作）、《送货下乡》等常在广播中播放，电影《北斗》中的板胡独奏也给观众留下很深印象。
一九六二年春天，为了加强艺术实践，为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为了搞出《百首陕北民歌音乐会》，全团六十多人到延安演出。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当时全团分乘几辆卡车，自带行李，带上我们的乐器、简单的服装就出发了。在延安的演出很受欢迎，贠恩凤的独唱、刘志鹏的快书、童声小合唱、女声小合唱等成了延安市街谈巷议的话题，延安歌舞团的同志向我们学习了女声小合唱《毛主席到俺社里来》，我们也向延歌的同志学习陕北说书《看大桥》，贠恩凤还向延歌的同志进行了声乐辅导。除了在延安市演出外，还到附近几个公社直接为社员演出。
延安演出结束后，大部分同志返西安，留下十个同志，分两路下去深入生活采风，孙超中、贠恩凤等五位同志到子长县张家峁子学习民歌、道情；高佩杰、马明珠等五位同志到神木、府谷一带学习二人台。通过一个多月的深入生活、采风、学习，使同志们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从而为以后的演唱、创作吸取了新的营养。
这个时期，全团上下艰苦奋斗，勤学苦练，蒸蒸日上，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但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战胜暂时困难，文工团也像其它行业一样，要缩短战线，精简机构人员。经过调整后，训练班撤销了，全团剩下了三十多人。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这个时期，我们由于人员减少了，节目形式也减少了，为广播出的节目也少了，团里主要搞培训、学习，并到农村深入生活。一九六三年，全国很多文艺团体上山下乡为农民服务，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一部分到陕西渭南深入生活，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团里派贠恩凤、李长任二同志参加了这个文化工作队，并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数月。当时歌唱家王昆就在这个工作队，贠恩凤就向她学习，并和她在一起生活、演出；李长任也在队里和笛子演奏家冯子存先生学习笛子演奏。李长任是一九五六年从华阴农村招来的，经过学习苦练，已在舞台上经常参加独奏，有一首乐曲《长城春早》还灌制成唱片。到七十年代初，李长任因患肺病而停止了吹奏，改行搞音响工作（现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
一九六四年秋季，全团到陕南西乡县参加社教八个月。社教结束后，在西乡排练出一台新节目，在西乡、汉中演出了几场，回西安后举行了汇报演出，有些节目还上了广播。这套节目中，一部分是歌颂“社教”的，一部分是反映当时国际形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节目慢慢都过时了，但也有一些节目经受了考验，被保留了下来。
西乡社教即将结束时，有一天省广播事业局领导从西安打来长途电话，要贠恩凤马上返回西安。经询问，原来是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准备出国访问，要借贠恩凤参加独唱。当团长向全体同志宣布这件事后，大家都很高兴，认为这是全团的光荣。贠恩凤到北京后，经过短期排练、准备，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底出国，整整三个月，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苏联等四国。在国外的演出，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外国报纸称她是“夜莺”（外国对歌唱家的美称），并评论说：“中国音乐家们演唱的毛主席诗词《蝶恋花》、《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等歌曲最受观众欢迎，每次演出都博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并要求重演”。一九六五年底演出团回到北京，一天晚上周总理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后专门询问贠恩凤到国外演唱什么歌曲，当回答说主要唱毛主席诗词《蝶恋花》和陕北民歌时，周总理听了很高兴，表示很想听她再唱一遍陕北民歌，贠恩凤就又唱了一遍《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当唱到节奏稍快的地方，看到总理在和着节奏击拍。唱完后，总理点头对她说：“你的民歌唱得很好嘛！你以后要多唱些民歌，群众很喜欢听民歌”。总理的鼓励使贠恩凤更加坚定了一辈子走民族民间道路的决心，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上，总理的教导始终伴着她的成长进步。
文工团同志们由西乡回到西安后，很快就面临着迎接十五周年团庆的纪念活动，文工团从一九五○年九月三日成立到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整整十五年了。这十五年的道路怎么看，作了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问题，都需要很好地总结。广播局领导批准搞纪念活动，举办展览，搞纪念演出，出墙报、开座谈会。团庆那天，西北局艺术处领导钱丹辉和广播局各领导都来了，纪念活动搞得朴素隆重，一些领导的讲话、批示，都指出广播文工团十五年来方向是正确的，在人少条件差的情况下，工作是有成绩的，为广播演播了大量的节目，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如：为广播演唱歌曲一千四百多首；
为广播演播眉户、快书、快板、坠子等四百七十多段；
为广播教唱歌曲七百多首；
参加演出四百二十多场（次），观众约五十万人（次）。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由于广播局各级领导的重视，坚持正确道路所取得的。短短的十五年也培养出了一些人才，也出了一些作品，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定会作出更大成绩来。
纪念团庆的活动过了不久，陕北大旱，庄稼歉收，灾情严重，团里受命组织救灾宣传队到陕北代表省委去慰问受灾的陕北人民。于是抓紧学习有关材料，以最短的时间创作排练出了一台救灾鼓干劲的节目，在省文化局靳瀚恢（现省新华书店经理）和黄希良领导下组成了精干的救灾宣传队，到米脂、清涧、绥德、佳县、神木、榆林等县去慰问演出。所到之处，大家积极编写当地好人好事、先进事迹，用当地群众能接受的艺术形式进行宣传。陕北的严冬，天寒地冻，宣传队的同志身背行李、乐器，每天要走很多山路，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里，很多群众看了省上来的宣传演出，很受感动，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来战胜自然灾害，向天要粮，向地要粮。当时，中央和省委十分重视陕北的灾情，派了数百辆卡车日夜不停地给陕北人民运送粮食，使广大受灾群众得以温饱，我们的演出更是从精神上鼓舞了灾区人民挺起胸膛去战胜灾荒。
“文革”时期，十年动乱，像社会上一样，团里各方面受到影响，人员思想混乱，互打派仗，很多珍贵的照片资料、统计资料、服装道具、乐谱等都被当成“四旧”给烧了。这段历史人们是不愿意再去回忆它了，但它产生的后果，却深深地影响着以后多年的业务和思想建设。幸好的是，这些年内文工团由于本身业务条件的限制，没有去花很大代价去演那些样板戏；但也演了些“样板歌”之类的为“文化大革命”高喊大叫的节目。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也是难以避免的。
虽然当时的政治形势是那样不正常，但有一点我们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为人民服务是真诚的。七十年代开始，铁道兵有好几个师来到陕西修建襄渝铁路，省委曾派我们数次到陕南山区去慰问演出。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是我们第一次出去慰问，当时我们的演出队共十二人，带去的节目有女声独唱、男声独唱、独奏、小合奏、小话剧等，人员很少，但节目很热火，很受部队战士欢迎。记得那次去演出正值夏季，陕南山区闷热异常，我们从石泉开始演出，到安康、旬阳、白河，后又从紫阳步行出发沿着山区崎岖小路（当时还没有公路），到每个公社（凡部队有点的地方，较大的地方有团，有些小镇有连队，甚至一个小的工地也有不少战士）、每个小镇，我们都进行演出，一直沿瓦房店山腰的一条小路，走到离四川很近的毛坝关。每到一地，战士们热烈欢迎我们，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慰问团吃，他们自己却吃着很简单的菜食。每个点之间，部队首长都派战士帮我们背乐器，我们空手走路都满头大汗，战士们背着乐器衣服全湿透了。看到这种情景，我们也抢着背乐器，当然战士们是要完成首长分给他们的任务的，我们抢也抢不过来。这些情景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真正的军民情谊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我们白天走路，晚上演出，每到一地还要进行采访编写新歌，当晚就要唱，那是很辛苦的。但为了向解放军学习，我们的辛苦和劳累，都被我们亲眼看到的解放军高贵的品质和崇高的精神所鼓舞而忘掉了。
后来数年中，全团又几次去慰问铁道兵，团里还派孙韶等人数次去铁道兵深入生活，和他们一起挖隧道，进行创作。这段历史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意义的，直到现在，铁道兵的艰苦、乐观精神，我们一直铭记不忘。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文艺的春天来到了。十年浩劫，我国的文艺事业受到很大摧残，文艺的禁锢，使得我们国家“万马齐喑”。现在解放了，大家心情振奋，放声高歌。这个时期我团配合当时的形势也创作、播出了一些节目，但受历史的限制，没有保留下什么节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全团的工作才逐渐走上正规。过去那种一时一事具体地配合政治任务出节目的作法被基本否定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它是广义的，不是那种贴标签式的配合，那样的配合是违背艺术规律的，是出不了好作品的。
从一九七○年起，我团为了丰富广播电视和演出节目，还从社会上陆续招收了一些乐队演奏员和舞蹈演员，演奏员被安排到乐队，舞蹈演员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舞蹈组，请了练功教员训练形体。几年中排练了黎族舞蹈《喜送粮》、小舞蹈《大白菜》、《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等，后来因团里舞美水平差，没有条件，舞蹈节目产生慢，又没有专门的编导，加上其它一些原因，舞蹈组存在不长时间就解散了。
看来，广播文工团只能在自己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配合广播电视的宣传，为此，团里在加强小型音乐节目排练的同时，还加强了广播剧组的建设，广播剧这种形式，在广播中很受欢迎。一九七八年以前，我们单独搞过不少广播剧，一九七八年为了与兄弟省交流，还专门请了黑龙江省广播电台的广播剧演员到西安与我团广播剧演员一起，合搞了《谷城行》、《胡桃坡》等十二个广播剧；次年我们广播剧组又去黑龙江省电台，与他们合作了《二泉映月》等六部广播剧，其中《二泉映月》在中央台多次播放，还出了唱片发行。这样的作法，一方面进行了艺术交流，一方面双方都进一步培养了演员，同时也为广播搞了很多好节目。
这个广播剧组人不多，其中王晨为广播剧组的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他一九六○年由西安二十六中被招到广播文工团，后来经常为广播播小说、录广播剧、拍电视剧；前面说到的《二泉映月》就是他主演的。他声音浑厚，音色苍劲，对人物理解较深，用情适当，除了播出外他还能创作、改编一些广播剧本（现已调到陕西电视台工作）。
一九七八年四月，为纪念西安与日本奈良、京都结成友好城市四周年，西安市组成“西安市友好代表团”出访日本。贠恩凤以歌唱家身份被邀请访日，在日本先后访问了奈良、京都、大阪、神户、箱根、东京等六个城市。所到之处贠恩凤为介绍我国民族音乐、传播中日友谊，引吭高歌。她演唱的歌曲《西安与奈良》（郭沫若诗、孙韶曲）、《雨中岚山——日本京都》（周恩来诗、孙韶曲），由于诗的作者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著名的作家郭沫若同志，所以特别受欢迎。日本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校长梅原猛先生，更是喜爱《雨中岚山——日本京都》这首歌，特地要了这首歌谱演唱，还打算请贠恩凤到日本讲学。这两首歌加上贠恩凤到日本演唱的一些日本民歌，回到北京后专门为中央台录了音，广播上经常播送这些歌曲。
在日本奈良市还有这样一件使人不能忘怀的事：在一次联欢会上，奈良的母亲合唱团演唱了中国歌曲欢迎代表团，贠恩凤也演唱了日本歌曲作为答谢，整个会场充满了日中两国人民热烈友好的气氛。合唱团一位名叫金泽悟子的妇女，为日中友好的真挚感情所感动，回去后就同她十三岁的儿子金泽秀人商量，决定作一首曲子送给代表团。当代表团离开奈良的那天早晨，金泽悟子从离奈良市几十公里的生驹市赶来欢送代表团。金泽悟子找到贠恩凤，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从怀里掏出一张写着五线谱的乐谱，含着眼泪说：“这是我儿子送给中国朋友的一支曲子，曲名叫《创造友谊的明天》，请代表团的朋友们为这支曲子填词，共同来歌唱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情谊，你们回国后，一定要转达我们日本妇女和孩子们对中国人民的问候。”代表团同志们听了她这番发自肺腑的话深受感动，在访日期间就为这首曲子填了词，回国以后在北京贠恩凤为中央台录了音，作为日中友好象征在广播中通过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后来这首歌还出了唱片。
一九七八年秋季，为配合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我们排演了大型话剧《于无声处》，于此同时，也录制了广播剧《于无声处》，一方面广播，一方面舞台演出，起了较大作用。一九七九年五月，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我团话剧组排了大型话剧《雷雨》。这是曹禺同志的名著，难度很大，在排练过程中，邀请西北大学的老师帮助分析剧本和讲解人物，并请了省人艺有经验的老演员王兰同志和西安市话剧院朱道娴同志担任导演，演出时人不够，乐队一些同志帮助搬景、搞道具、搞效果。虽然演出效果还可以，受到好评，但作为广播文工团的具体情况看来，各方面条件很差，演这样大的戏还是较吃力的。以后数年，与电视台合作，为不少电视片配音，也拍过电视剧《开锁》、《喜鹊泪》等，也搞了不少广播剧，也演过话剧《没法说》等，但毕竟我团的演员力量不足，各方面条件较差，导演力量、编剧力量、舞美力量和其它话剧团体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几上几下的折腾，加上有些无法弥补的条件限制，终于在一九八三年九月调整新的领导班子以后，我团的广播剧组解散了，人员一大部分到省电视台转行搞了其它工作，还有些同志也准备调离原来的工作。回想起来，有一点教训倒是应该记取的，那就是：一个艺术团体人员少，要搞多样艺术形式的东西，这也想搞那也想搞，想包罗万象，这样作，是违反艺术规律的。
一九七九年三月，贠恩凤随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了泰国、菲律宾。所到之处，她仍以歌声传播友谊，宣传我们民族文化。泰国《新中原报》报道说：“……隆重公宴中插进特别节目，由随团团员贠恩凤女歌唱家歌唱《秋收》、泰皇御作《雨丝》和泰歌《白莲花》，会场一时鸦雀无声，融化在中泰友好的欢乐气氛中，她悦耳清亮的歌声，表情动作与风度，每首歌唱完，皆博得雷动掌声。……来泰几天中，认识好多泰国朋友，泰中协会主席察猜·春哈旺少将女儿正加紧努力在向她学习歌唱呢。”泰国报纸还称赞她是“多才、好学的歌唱家”。
菲律宾报纸也在《总统昨接见王炳南，赞扬致力促进友谊》的一篇报道中说：“其中一名团员贠恩凤，打破传统，献唱菲律宾情歌《为了你》。总统颇为叹赏，认为犹如一名菲律宾女郎在唱。”
为了促进中泰、中菲的友谊，贠恩凤回国后，把这些泰国、菲律宾名曲都用原文灌制了唱片，这些歌声将通过声波，把中泰和中菲友谊紧紧地联系起来。
一九八○年四月，中国音乐家协会陕西分会、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陕西电视台在西安举办了贠恩凤独唱音乐会。这是建国以后我省的歌唱演员第一次举办的独唱音乐会，能否搞好，我们心里还不很踏实，一方面积极作排练准备，一方面作好必要的宣传工作。经过较短时间的排练准备，各方面的工作基本就绪，四月二十二日请广播局各级领导、音协负责同志审查，认为可以演出。当时社会上风行“流行歌曲”，这种以民歌为主的独唱音乐会能否赢得观众，剧场的负责人曾很担心。
原计划演出三场，但演出的前一天就把票卖完了，这一来出乎剧场预料之外，他们也很高兴。三场演出后，由于观众的要求，剧场负责同志与我们协商又加演了一场。
这次演出，虽然是独唱音乐会，但它是第一次，局里、团里都很重视，从舞台装置到报幕、拉幕、服装管理、乐队的位置……每一个具体环节，团里领导都作了细致安排。晚会演唱三十七首歌，演出两个半小时，分为六组，中间要换四次服装，整个演出十分紧张但很紧凑。民乐伴奏部分由我团民乐队担任，西洋管*（左纟右玄）乐伴奏部分由省乐队担任，大家合作得很好。
二十六日晚第一场正式演出，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及严克伦、何承华、黄植、白文华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中间休息时，马文瑞等领导同志在剧场休息室接见了广播局领导、文工团领导和贠恩凤，祝贺演出成功，并亲切询问了她的工作、身体、生活情况，并勉励她今后更好地为人民歌唱。
音乐会后，《陕西日报》、《西安晚报》、《陕西农民报》、《群众音乐》等都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评论中写道：“音乐会是成功的，观众反映强烈。整个晚会的节目朴素、真挚，一些观众反映说，她没有去追求目前社会上的所谓'流行歌曲'音调，没有去赶'时髦'，她的演唱情真意切，健康向上，激动人心，给人以力量，丝毫没有那种柔声靡气，轻浮做作的情调。”
一个时期，文艺界盛行着“一切向钱看”的不好风气，贠恩凤独唱音乐会后，也有一些同志问她，独唱音乐会演出一场个人可能要收入几百元吧？其实，贠恩凤与其他同志一样，每场演出领夜餐补助三角。
独唱音乐会在西安演出取得成功、受到欢迎，到农村演出会怎么样？一九八一年四月，贠恩凤独唱音乐会在渭南演出，演出情况也很好，群众熟悉贠恩凤，这次渭南的观众能一次听那么多歌感到“过瘾”，他们说：“唱得美的很！一人唱了一台戏！”每场演出，剧场外面安有喇叭，不少没有买到票的观众就站到喇叭下听剧场的实况。应观众的要求，独唱音乐会最后又加演一场。
在渭南县城演出的间隙，贠恩凤专门到双王公社朱王大队去了一次，这里是贠恩凤一九六三年参加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住过几个月的地方，当年她在这里一边学习民间秧歌，一边辅导群众文化活动，在这里她和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乡亲们知道离别了十八年的恩凤要回来演出时，非常高兴，特意在村口黑板报上写了这样一首诗：“恩凤思乡亲，心怀庄稼人，探访久别村，重逢更贴心。”在阳光下，学校的操场围满了数千人，贠恩凤给久别的亲人热情地唱了十几首歌曲，受到了社员们热情的欢迎。在返回县城的路上，又专程到八里店大队看望了老模范张秋香，并为八里店大队的社员作了演唱。
贠恩凤这些年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演唱外，她还经常为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学生、干部进行声乐辅导，随着她的歌声在广播和唱片、盒式录音带的传播，很多听众、观众、包括远至东北、西北、西南很多省市的城市、农村、部队、学校的群众来信，表示喜爱她的演唱。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感谢同志们的鼓励。她都一一作了复信。河北省崇礼县红旗营公社白化沟大队一个叫程满的盲人，从中央台的广播中多次听了贠恩凤演唱的陕北民歌，用盲文来信表示他的心意。信中写道：“……您的歌声广泛流传在祖国各地的每一个城镇村庄，尤其是陕北民歌，更是被许许多多的音乐爱好者所感敬佩，而赞美不尽，听起来始终给人以抒情悠扬、甜美动听的艺术感受，声声打动着每个听众的胸怀……。”
一九八一年的十月份，为检阅我省音乐舞蹈几年来的成绩，在西安举行了“陕西省音乐舞蹈会演”。我团在渭南回来后开始创作、排练，积极准备参加演出。演出后经过大会评奖委员会讨论决定，我团贠恩凤获演唱一等奖，吉喆获演奏一等奖，钱志鸿获演唱二等奖，余奋扬获演奏二等奖，张延武获演奏三等奖；其中声乐作品《秦川好》（朱文州词）获创作一等奖，《小米饭香来土窑洞暖》（朱文州词、孙韶、贠恩凤曲）获二等奖，孙韶创作的巴乌独奏《巴山情歌》获器乐作品二等奖，梁欣、余奋扬创作的二胡独奏《怀念》获三等奖。
通过会演，检阅了我团的力量，从创作到演唱、演奏，这些年来都有一定的进步和收获，虽然一些同志没有得奖，但在演唱、演奏上，都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一九八一年底，团里组织两台晚会（一台是综合节目、一台是贠恩凤独唱音乐会）首次到河南洛阳演出。带有浓厚的陕西乡土气息的节目受到洛阳观众的欢迎，《洛阳日报》接连两天发表评论文章，以“健康、真挚、亲切”的标题，赞扬了广播文工团的演出，特别提到：“音乐会的节目特色，内容健康，感情真挚，乡土气息浓厚。演员们的嘹亮的歌喉讴歌党的恩情和祖国的伟大，用民族器乐奏出了同心协力干四化的心声。”评论中还赞扬了郭怡充满风趣的演唱“把她和观众的心贴近了”；钱志鸿“以雄浑的男中音嗓音演唱了向人们展示出八百里秦川的秀丽景色”；贠恩凤“多年来演唱的陕北民歌和其它歌曲，通过广播、电视已被人们所熟悉。那字正腔纯、舒畅自如的歌喉和质朴感人的演唱风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演出中，个别节目也曾受到冷遇。一次演出进行中，一位不讲文明的观众大声喊道：“下去吧！”这一方面反映了某些观众的不礼貌，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某些节目的水平还有待提高。
一九八二年八月在乌鲁木齐举办《西北五市独唱独奏音乐会》，为了参加这次演出，西安市文联在上半年就组成了以广播文工团和市歌舞团一些演员、演奏员，加上个别业余演员的演出代表队，经过认真排练，七月底赴新疆。这台晚会有贠恩凤、赵守智、钱志鸿、郭怡、羊卫平、张鸣杰等演唱者，及吉喆、余奋扬、马迪等演奏者。作为西安市的代表，在乌鲁木齐的整个演出中，受到了好评。《新疆日报》八月十五日，以《塞外乐坛传新声》为题，发表了综合评论，在文章的最前面，赞扬了贠恩凤、赵守智、郭怡的演唱，以及吉喆的板胡，余奋扬的二胡“均有较高的艺术造诣，深受群众喜爱。”《新疆日报》八月二十九日以半版篇幅，以《永远为人民歌唱》为题，较详细地介绍了贠恩凤三十年来的艺术道路与成就，热情赞誉了贠恩凤永远扎根人民群众之中，永远为人民歌唱的高尚艺德。
当在乌鲁木齐演出将要结束时，忽然接到西安的长途电话，要贠恩凤到北京参加全国广播系统为欢庆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的演出。这一喜讯传出，同志们都很兴奋，《新疆日报》也在文章中写道：“让我们衷心祝愿贠恩凤同志一路顺风，带着新疆各族人民诚挚的感情和热烈的掌声，快快飞到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把最美好最动人的歌，唱给十二大！”
贠恩凤在北京，与来自全国七个广播系统的文艺工作者，给十二大代表与首都的观众演出了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节目，贠恩凤演唱的陕北民歌更获得了中央领导同志与首都观众的好评，广播电视部吴冷西部长在广播电视系统文艺团体茶话会上的谈话指出：“陕西贠恩凤的陕北民歌唱得独具特色，地方风味浓极了。我们这些在陕北呆过的人听了倍感亲切，歌声把人们带回到革命战争的年代，激发人们的斗志。”
当贠恩凤北京演出结束返回西安当天夜里，她只休息了几个小时，就于第二天早上赶到人民大厦参加了《西北音乐周——长安音乐会》的开幕式。
《西北音乐周——长安音乐会》是建国以来西北五省首次举办的大型音乐会，举办这样大的音乐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西北地区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的团结，繁荣音乐创作，出作品、出人才。这次演出规模宏大、节目丰富多彩。广播文工团从上半年就开始了准备，到参加演出时，我们与延安歌舞团、宝鸡市文工团三家组织了一台晚会，我团经过数次选拔，最后选出贠恩凤、郭怡、钱志鸿、张智斌四个独唱，一个二重唱；吉喆的板胡，王成一的扬琴独奏等七个节目。这次演出是互相切磋技艺、互相学习的好机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音乐会中间，贠恩凤专门去访问了我国著名作曲家张鲁同志（他是黑龙江省音协主席），贠恩凤演唱他在四十年代初写的著名歌曲《有吃有穿》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这是她的久唱不衰的保留节目，恰好张鲁这次到西安来观摩，他们见面了，贠恩凤说：“张老，您在'鲁艺'时创作的《有吃有穿》这支歌曲，我从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学唱，至今二十多年了，几乎每次演出都唱，感到很亲切。演唱时，眼前不知不觉地就出现了穿着灰军装的八路军战士和群众一起在土窑洞前纺线的形象……。”张鲁说：“我早就从广播里听过你的这支歌了，但在现场听，这回还是第一次，心情很激动。你吐字流利，嗓音清润，在真、假音的结合上处理得很好，形成了你自己的风格。更重要的，你的感情充沛、细腻，在词意的表达上比我写这首歌时理解得更深了，比如……”张鲁说着就轻轻地唱起来了。接着张鲁又说：“看来，演唱就是再创造，歌唱家往往会把原歌修改得更好，更有光彩。”
是的，一首好的歌曲，歌唱家会世世代代唱下去。张鲁的一席话，更加深了歌唱者对这首作品的理解深度，在贠恩凤以后的演出中，贠恩凤演唱的《有吃有穿》就更增添了新的深度，这种优秀的革命传统歌曲将永远唱下去。
在“长安音乐会”的演出中，钱志鸿的演唱也得到了好评。钱志鸿于一九六三年，从一名工厂的医务人员调来我团，二十年来也演过不少歌曲，他声音宽厚、音色纯正，演唱作风朴素，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学习，逐渐成为我省广大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男中音独唱演员。他弃医从艺后，不断向同行、专家、声乐教师请教，在业务上有较明显的进步。一九八一年以演唱《秦川好》等歌曲获得了演唱二等奖，由于他演唱《秦川好》所花费的劳动，使他把这首歌唱得生动而感人，风趣而不俗，因而使这首作品这次又获得了一等奖的荣誉。在这次音乐会之后，他在声乐艺术上较明确的走上了民族声乐道路。他明白，在声乐道路上应以演唱民族风格的作品为主，在艺术上单纯模仿，跟在别人后面是没有出路的。那个时期，他演唱的曲目比较注重民族风格，一些作品也被录音广播，受到好评。在《长安音乐会》的一篇评论中，曾引他自己的一段话说：“声乐艺术就是要用歌声给人以美的享受，健康、向上的教益；自己从艺近二十年，走了不少弯路没取得什么成绩，但愿继续努力，以自己的微薄力量唱民族之声，抒民族之情，以男中音的演唱特色，走出一条路子来。”
是的，走出一条路子来。这话说得很好。在艺术道路上，要根据自己条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怕挫折，不怕失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积累曲目，不断加强艺术实践，是能达到成功的。
一九八三年初，社会上曾盛行一阵私自搭班子演出挣钱的不良风气，贠恩凤认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演出应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职责，不应该把自己当成商品，更不应该去伸手向人民索要不合理的报酬。她主动提出到大专院校去搞独唱音乐会，把健康的歌声送给青年朋友；她曾多次到西安市少管所，西安市工读学校为失足的青少年演唱健康向上的歌曲，教唱《没有太阳就没有鲜花》、《祖国的笑容多么美》等歌曲，用歌声启迪这些孩子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不少工读学生向她表态或来信，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作人。由于她热心为这些孩子们工作，被聘为西安市工读学校校外辅导老师。一位失足女青年曾向贠老师写诗表示她们的心情：
……
您的歌声，
好像山涧缓流的清泉，
林海送来的晨风，
打动着我们每个失足者的心灵。
当我们看到您满怀信心，
为我们歌唱时，
就好像有一股悔恨的泪水往上涌。
一九八三年七月，安康地区遭到了特大洪水灾害，贠恩凤急人民之急，在西安地区连续举办了数场支援安康灾区人民的义演独唱音乐会，将收入全部捐献给安康人民。
广播文工团于一九八二年初，由西安音乐学院分配来了八名应届毕业生，壮大和充实了乐队和演员的力量。加上近年来陆续调来和个别吸收的学员中，已逐渐涌现出像张智斌（男高音，余奋扬（二胡）、马迪（笛子）、王成一（扬琴）、任慧（女高音）等不少人才，对人才的重视与培养，标志着一个单位执行干部政策的水平，希望人才越多越好，好节目越多越好。
贠恩凤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已经有近七十首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和录制成盒式录音带在国内外发行。中国唱片公司一九八三年给她出了一盒录音带，在介绍中曾这样说：“广播歌唱实践，舞台艺术实践使她的歌唱道路更加宽阔。”
一九八四年元月，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贠恩凤到上海举办了星期广播独唱音乐会。她以饱满的热情，嘹亮的嗓音，严谨的台风，朴素的表演赢得了上海观众和广大听众的欢迎。《新民晚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这种盛况在上海音乐舞台尚属少见。”音乐会后，上海音乐界举行了座谈会，上海音乐界的领导、专家、教授和许多知名人士都参加了，大家发言一致认为贠恩凤多年来坚持民族民间道路是很可贵的，而且在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一九八三年九月，根据新的形势要求，广播文工团调整了领导班子，并改名为“陕西省广播电视艺术团”，改变了原来的一长制，建立了新的集体领导体制，重新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一些人员作了必要的调整，使艺术团在组织机构、业务建设方面都有了新的起色。陈云在《论干部政策》一文中曾说过：“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句话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希望广播电视艺术团今后爱护人才，重用人才，多出人才，为党的四化建设，为广播电视的宣传事业作出更大的成绩。
一九八四年四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