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铁一局文工团，全称是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政治部文工团。一九七一年从新疆迁回陕西。这个团因系成立于陕甘宁边区、后奉命集体转业铁路的老团，所以在国家规定企业不准成立文工团时，经国务院会议批准保留为专业剧团。下边分别把铁一局文工团到铁路前和到铁路以后两个时期的概况（包括领导关系、组织机构、活动简况、剧目的创作和演出、重要的大事等）以及“文化大革命”前一些业务骨干的成长，做一些简要的回忆。
　　（一）从陕甘宁边区的西北儿童剧团
　　到建国后的西北青年文工团
　　（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二年）
　　这个团的前身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延安成立的西北儿童剧团，由西北文协领导。建团时负责人除后来调中央工作的张明坦和陈若飞夫妇二人外，还有现任陕西省文联顾问的张金奎。调到西安市文化局工作的朱友文和仍在团里的王顺兰、延焕凤都是儿童剧团延安时期的小演员（他们另有回忆文章）。西安解放后剧团也进城到西安，由西北文艺工作二团的李正明前来担任团长，仍演出一些杂技和小型儿童歌、舞、剧。一九四九年底，儿童剧团的全部人员、财产加上原晋绥军区西北艺校的一些干部、学员以及青年团西北工委准备举办文训班而招收的学员（一部分在西北青干校学习，一部分送北京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代培）奉命改组成立西北青年文工团，由青年团西北工委领导。以后有一段时间由于领导关系的变更，曾随之改称为西北青年干校文工室、西北团校文工队，后来又改归工委领导叫西北青年文工队。但一般都把一九五○——一九五二年这个时期称作西北青年文工团（当然，像当时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等一些老首长，是一直把我们团叫娃娃剧团的）。
　　这个时期全团一百多人，开始组建西北青年文工团时团部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大致如下：团长李正明，副团长韩明达，团部秘书程步远，副团长兼研究室主任贺飞，戏剧科长卜庆升、副科长刘镇、刘定标、干事王永光、杨汝昌，总务科长高登明，会计江平，音乐、戏剧、舞蹈业务干部有油达民、舒克、白定洲、白国文，还有文化教员凌行知。不久，贺飞等人调走，研究室改为研究组，由卜庆升、刘镇任正副组长，王永光任组员；戏剧科改为剧务股，由刘定标任股长，刘定标调马戏团后由王永光任股长。“三反”以后，为了加强领导，派西北青干校时三队队长陈军来团任指导员。团部下面的演员、演奏员、舞工员则一直是编为若干小组的。
　　当时的老干部，现在只有卜庆升仍坚持在团里担任团长兼党委书记，其他老同志都很早就离开我们团。其中李正明在担任我局副局长时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病逝；贺飞现在中国评剧院做业务领导工作并主要研究和创作评剧唱腔，写有二十多万字的论文，已是著名的评剧改革音乐家了。在边区参加工作的小同志和文化低的同志，除在业务上有发展的外，大都被陆续送到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或搞其它工作。周士亮是一九四七年从延安交际处调来儿童剧团专管喂牲口的，陕北人，大家都称他老周，由于他勤勤恳恳、以团为家，进城后虽然团里没有牲口了，大家也不愿他走，便留下看大门、打铃、搞收发，在总务上做些杂事。他关心同志，但寡言少语，有谁做错事的时候，他也要说一两句，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叫他红管家。困难时期他给团里喂牛、搞副业，一九六一年大家下工地演出时，传来他在宿舍里坐在桌旁死去的消息（大概是心肌梗塞），他就这样默默地工作、默默地离去了。
　　那个时期的同志现仍在团里的还有二十三人，其中包括在全国各种艺术创作评奖中获奖的李中汉、刘秀珍、崔络纹、景平、邱祁、杨志平、李民生等人，他们分别是那时的演员、演奏员。
　　当时给西北青年文工团规定的任务是主要为西北广大农村青年服务，演出多是慰问和宣传的性质，除是放电影收费五分钱外，所有演出都不售票，所以我们除在西安活动外经常下乡。一九五○年冬天我们到宝天铁路去慰问沿线农民、筑路工人和驻军战士。一九五一年冬天我们到甘肃天水专区配合土改演出，去过天水、秦安、清水、张家川、庄浪等县。一九五二年夏、秋，在关中地区的农村演出，先后去过大荔、蒲城、澄城、郃阳、韩城、三原、富平、郿县、宝鸡等县。在这些县中，我们大多选择这些县的偏僻农村和山区，也就是说把演出送到那些从来没有看到过新文艺的地区去。比如在韩城，我们选择的七区就是最苦的山区；在天水，我们去的莲花城、凤凰乡这些地方都是很苦的。
　　那时的生活、演出条件都比现在差。解放初期仍实行供给制，衣服发粗布灰色制服，伙食是小米居多，干部分别是县级待遇和区级待遇。一般演员按区级待遇，每人每月发旧币七万元零花钱买鞋、袜、内衣、日用品，七万元相当现在的七元钱。后来中共中央西北局首长关心我们，给每人做了一套县级干部才发的黑色粗呢子制服，大家很高兴。一九五二年就改为包干制了，记得在郃阳演出时，给大家补发了一些钱，我俩用它买了一块“三度士”手表。起初我们团址从报恩寺街搬到北大街原来的北海浴池里面（就是现在钟楼邮局大楼的西北侧，早已拆掉了）。后来房子调给西安市文联，我们又搬到城隍庙后街的西仓。自己在院子里搭了一个露天舞台，打算在那里偶而售票公演，但搭好后实际没有演过，只在舞台上排过戏。那时吃饭没有饭厅，都是端着碗蹲在院子里，几个人一盆菜，放在地下，大家围着吃。我们下乡演出既没有汽车，也没有马车，每到一个村子，都是由政府派牲口驮行李和演出用品，大多是小毛驴，偶而有匹老瘦马。所有的同志不分男女老少，都是徒步行军。有一两个年龄八、九岁的小女演员，也只有在实在走不动的时候，才爬到毛驴背上休息一下。有几个体弱的女同志可以在上山时拉住驴尾巴省些力气。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不但轮不上这些“亭受”，还要驾辕、拉纤。因为一九五二年我们增加了放电影的任务，演戏是用汽灯，带电影下乡就非带发电机不可了，于是小伙子就得拉发电机。当年小型的电影发电机还没出现，我们通过团中央买了一台带胶皮轮的捷克发电机，比架子车略小一点。刘新生力气大，常是由他驾辕，其他人前拉后推，还觉得挺威风的。平路上还好，走到山区小路，有时简直象八抬大轿一样把发电机抬过去，可是大家都充满乐观的精神，觉得满有意思。
　　我们下乡演出几乎都是每天换一个地方。因为是偏僻地区，从一个演出地点到另一个演出地点一般都是六、七十华里以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捆行李、架驮子、整队出发，走到演出地点就接近天黑了，在老乡家派好房子、吃完饭，就赶快挂幕布、点汽灯、化妆演出。有几次因路程大概超过了九十华里，逐渐掉队的多了，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人员、牲口还没到齐，不得不派一些背枪的演员回头去找（当时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安定，我们干部每人都带一支短枪，演员、乐队、舞工组各有几支步枪）。有一次一个同志押着一驮子布景，经过一条大山沟的时候布景从驴背上滑了下来，前后一个人也没有了，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自己一个人实在把那捆景片弄不到驴背上，只得把布景留在沟底，牵着毛驴赶到目的地报告，团长李正明急得发火，把他着实批评了一顿，派几个同志又返回头把布景连夜驮了回来。
　　那时是综合性文工团，演出形式以歌剧最多（因为农民不习惯看“光说不唱”的话剧），也演一些演唱、器乐演奏、小型舞蹈和小话剧。除了霸王鞭、叮铃舞、红旗舞、藏民舞、新疆铁环舞、苏联别露洛西亚舞等舞蹈外，内容大都是结合当时各项运动选择的。如：教育儿童和敌人作斗争的童话歌舞剧《打黄狼》，描写英雄战士智擒俘虏的秧歌剧《华英桥》，配合镇反运动的郿户剧《一贯害人道》，配合土改运动的歌剧《秦洛正》、《赤叶河》、《白毛女》，配合新婚姻法宣传的歌剧《新条件》、《婚姻要自主》（后改名《梁秋燕》），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话剧《群众在哪里》，教育工人发扬主人翁精神的话剧《装病》、《走向一条路》，反映青少年新人新事的歌剧《结婚》、话剧《红领巾小组》、表演唱《新礼物》，配合抗美援朝的话剧《锁着的箱子》、童话歌舞剧《消灭细菌战》、二人转《光荣灯》、女声独唱《王大妈要和平》和时事活报剧等等。
　　一九五一年冬天，西北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我们在天水专区各县农村巡回演出了歌剧《白毛女》，对激发农民的阶级仇恨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演出的同时，我们还参加群众斗争地主大会，主要是体验生活和上阶级教育课，同时持枪的同志也帮助地方担任警卫会场和押解恶霸地主等工作。
　　农民受尽恶霸地主残酷剥削压迫，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痛恨极了，可是他们都听共产党的话，在大会诉苦时也进行说理斗争，不动手打地主。一个农民在诉苦当中越说越气愤，禁不住举手想打，但马上就克制住自己，喃喃地说：“唉，共产党不叫打，我……我唾你一口……”，说着便往地主脸上使劲唾了一口，以解心头之恨。就在当天晚上演出时，十五、六岁的小女演员李静梅在演到斗争黄世仁时，马上想到白天的景象，因此在演到群情激愤时，也跑去往黄世仁脸上唾，可是不凑巧，嘴巴干干的唾不出东西，她一急之下，使劲从嗓子眼里咳出一口痰，又准又狠地唾了扮演黄世仁的王果仁一脸。演出以后，同志们夸她演得好，但同时也告诉她演戏和实际斗争地主有所不同。
　　那次巡回演出结束后，我们所有年龄大的同志都分散到各村乡，直接参加土改工作组，参加领导农民进行土改的工作，干部们分别担任工作组组长等职务。剩下十五、六岁以下的小同志，大约有一、二十人组成了小分队，由两个演员当队长，（一个是十七岁的邱祁，一个是十六岁的党权），领着他们继续巡回演出节目。
　　（二）从西干局文工团到铁一局文工团
　　和乌鲁木齐铁路局文工团
　　（一九五三年至今）
　　一九五二年冬天，由于全国文工团向剧院化过渡，我们团的编制也准备取消。起初听说有两个前景：一是给西安电影制片厂成立演员剧团，二是给西安市成立话剧团。正在这时，王世泰到西安来向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给西干局调一个文工团。王世泰当时是甘肃省副省长、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简称西干局）局长。所以最后决定将我团调给铁路。西干局立即派宣传部长刘子元和正在天水活动的铁道部文化列车（即中国铁路文工团出车时的名称）的导演曾真到西安来接我们，全团遂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集体转业到了甘肃天水铁道部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团的驻地设在天水东南郊的石马坪，那里有一些大窑洞和十来间平房，排戏是在院子里，自己搭了几块幕布挡一挡风寒。离开西安时又有一批同志（包括陈军、高登明等）调出文工团，我们到铁路上时只剩五十多人了。
　　刚到天水时，我们团名叫铁道部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政治部文工队，队长李正明，协理员程步远，研究组长卜庆升、副组长刘镇，剧务股长王永光。几天以后，由升任铁道部副部长的王世泰宣布西干局撤销，分成第一、第三两个工程局。一局局长为刘昌汉，政治部主任为王新声（直至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是局党委书记，对文工团很关心和重视）。西干局分家后，我团随之改为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政治部文工团，并随局机关于一九五三年夏迁到兰州。不久，程步远调现场当政委，便由刘镇任文工团协理员。一九五四年以后，李正明调局政治部先后任文化科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文工团便由刘镇任团长、卜庆升任副团长、王永光任艺术股长。一九五五年增设团部办公室，由从部队转业的牟运恒任主任，后改任副团长。一九六一年刘镇、牟运恒先后调离文工团，以后曾派孙开国、康兆强相继来团任行政团长，直到“文化大革命”。
　　一九五八年铁道部进行体制改革，把工程和运输营业合并起来（叫做“工、管合一”），因此全国所有工程局都撤销，我们一局随着修兰新路进疆改称为乌鲁木齐铁路局。我们团也随局机关于一九五八年夏天进疆，并改称乌鲁木齐铁路局政治部文工团，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到乌鲁木齐不久便演出歌剧《红霞》，被新疆剧坛认为带去了清新的空气，好久未演歌剧的新疆文艺团体也纷纷重新创作演出歌剧剧目了。决定进疆时，话剧队正在工地演出，他们接到通知后便沿着兰新线的施工点一面行军，一面演出，一直演到乌鲁木齐。
　　几年以后，铁道部体制又改回到“工、管分家”，我局又变成西北铁路工程局，不久又改名第一工程局，“文化大革命”中有很短几年铁道部曾和交通部合并，统称交通部，我团也屡屡随之改名。一九七一年又随局搬迁来到西安至今。
　　到铁路以后更名多次，但社会上一般都叫我们为西北铁路文工团或新疆铁路文工团。
　　在兰州时期我团陆续新吸收了大约五十六人。其中包括部队文工团转业的约十五人，其它文艺团体调来的约五人，甘肃省文化局分配来的（包括艺术院校学生）约十八人，吸收社会上和筑路职工中的艺术人才约十八人。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同志相继调出。
　　一九五八年到乌鲁木齐后，我们举办了学员队，从北京、天津、西安、兰州、四川、哈密等地招收了四五十名从十一、二岁到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学生。另外也从其它渠道调进一些年纪大的同志，全团人数达到一百六、七十人。一九六二年全国精简，我团也压缩了编制。后来几经变化，一九七八年恢复到一百五十人定员，目前可能又将有所变化。
　　到铁路三十余年来，我团的任务主要是为本局广大筑路职工服务，足迹踏遍我局修筑的宝天线、天兰线、兰新线、宝成线、兰银线、兰青线、青藏线、阳安线、西延线、梅七线、津浦复线、京山线、京秦线及一些专用线。
　　随着一九五三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专业化的改革，我团也于一九五四年建立了专业队。起初叫戏剧队和歌舞队，很快就逐步改为话剧队和歌剧队。近三十年当中，虽然经过不少曲折变化，但基本上是保持了这两种专业。由于走了专业化的道路，我团创作、演出了大量为职工喜爱的剧目。到铁路以后演出自己创作的话剧、歌剧剧目就有三十多部，其中话剧有：反映筑路工人劳动竞赛的《东西两峒口》，向职工进行传统教育的《红色战士》、《一袋干粮》，反映铁路建设现实题材的《钉子的故事》、《西去的骆驼队》、《开火车的人》、《红柳歌》、《三个家属》、《革命家风》、《舞台上下》、《虎头岭》、《洪水到来的时候》、《拍电影那天》，反映粉碎“四人帮”题材的《在昨天的战场上》、《春天》、《归来》，还有革命历史题材的《白莲花》和对现实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历史剧《唐太宗与魏征》等；歌剧仅自己创作的就有：反映群众支援筑路的《金瓜与花馍》，反映合作化的《雨过天晴好前程》，反映民族团结及人民支援筑路的《两代人》、革命历史题材的《放牛娃当红军》，教育下乡知识青年的《社长女儿》，反映铁路职工支援农村的《葡萄架下》，反映培养第一代少数民族火车司机的《一代新人》，反映铁路工地生活的《理发记》、《小司机之歌》、《老俩口献红心》，反映民兵生活的《海霞》，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的《报童》，还有反映少数民族抗击外寇的英雄悲剧《帕丽扎特》（即《波丽扎特之死》）等。
　　以上这些演出过的创作剧目，除一部分在刊物上发表或出单行本、小人书外，《东西两峒口》曾在一九五六年全国第一次话剧汇演中获奖（我团参加汇演的同志还听了周总理在大会上的报告）；《唐太宗与魏征》和《帕丽扎特》曾在一九八○——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剧本评奖及陕西省一九八一年优秀创作评奖中获奖；《革命家风》、《红柳歌》、《三个家属》、《开火车的人》、《葡萄架下》等剧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六四年戏剧汇演总结中被评论为优秀剧目（该次汇演未评奖）。
　　这个时期除创作剧目外，还选排演出过话剧《保卫干事》、《店员老赵》、《老熟人》、《山野里的斗争》、《扬子江边》、《家务事》、《创造》、《龙虾》、《界树下》、《李闯王》、《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敢想敢干的人》、《二七风暴》、《祝你健康》、《巧媳妇》、《红灯志》、《七十二家房客》、《八·二六前夜》、《兵临城下》、《苹果树下》、《艳阳天》、《枫树湾》、《风华正茂》、《八一风暴》、《转折》、《王昭君》、《三换新郎》等；歌剧《刘胡兰》、《红霞》、《洪湖赤卫队》、《五棵苹果树》、《刘四姐》、《卖椰子的姑娘》、《阳光大道》、《王杰之歌》、《半蓝花生》、《审椅子》等。由于我局职工来自五湖四海，所以团里于一九五四年前后派出几个组到各地学习了大量民间戏曲，以适应工人的需要，先后演出过山东五音戏《王小赶脚》、《拐磨子》，吕剧《小借年》，锡剧《双推磨》，黄梅戏《夫妻观灯》、《打猪草》、《拾棉花》，花鼓戏《刘海砍樵》，京剧《秋江》，秦腔《拾玉镯》，豫剧《断桥》，扬剧《八姐打店》、《挑女婿》等。此外，还有大量歌舞、曲艺、音乐等节目。以上这些剧目中，曾在西安市公演的有：话剧《红旗卷起农奴戟》（即《枫树湾》）、《八一风暴》、《王昭君》、《唐太宗与魏征》，歌剧《海霞》、《星光啊星光》、《报童》、《帕丽扎特》等，大都受到观众不同程度的赞誉。尤其是一九七七年三、四月份《八一风暴》在西安朝阳剧场公演时，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出于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以及由于我们的演出是全国第一次在舞台上出现用方言塑造周总理形象，所以群众争相观看。在朝阳剧场连演两个月，仍不能满足观众需要。据说有的人用两元钱买过黑市票，不少观众散戏后围在后台门口，等着看卸了妆的演员们上车。我们的老领导丛一平（我团当年西北青年文工团时期，他是青年团西北工委宣传部长兼西北团校校长）看戏时对我们说：“这次你们轰动了西安”。后来因要到现场为工人演出和到延安慰问，不得不停下西安的公演。此剧连续上演共达二百一十七场。
　　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令人难忘的大事，常常引起我们美好的回忆。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朱德为我团题词；另一件事是我团创作演出歌剧《两代人》后，受到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并被选为全国先进集体。
　　第一件大事：一九五八年朱德和陈云到西北视察，我团那时驻在兰州，不仅出席了欢迎他们的干部大会，而且还在演出音乐节目时得到朱德为我团的题词：
　　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文工团
　　鼓足干劲 多快好省地演出
　　朱德
　　因为当时我们找不到纸，是临时从李英萼的一个笔记本上撕下来一页请朱老总写的，这个原件据说十年浩劫中遗失了，幸好我俩还保存有它的照片。
　　第二件大事：我们一九五八年底创作演出的歌剧《两代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该剧除为我局职工和新疆人民演出外，一九六○年春天开始出疆赴京向国家民委和铁道部汇报，并两次进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首长汇报演出。那年的三八妇女节，该剧还被指定在人民大会堂为出席庆祝大会的国内外各界代表人士演出。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如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陈毅和习仲勋副总理、赛福鼎副委员长、鲍尔汉副主席，以及廖承志、张治中、罗瑞卿、吕正操、杨静仁、高登榜、王炳南、张际春、李维汉等领导都先后看了这个戏的演出。我们的乐队和部分演员还在中南海的紫光阁见到了刘少奇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朱德委员长看完演出后接见了全体同志，和大家一起照了相，当朱德委员长和大家一一握手时，大家非常激动，感到无比亲切，至今这些照片还被我俩珍惜地挂在家里的墙上，时时对我俩起着激励的作用。在中南海演出时，习仲勋和张治中两位老首长还宴请了全体同志，铁道部和民委的许多领导同志陪我们，习仲勋高兴地对铁道部领导同志说；“这个娃娃剧团还是当年我批准给你们铁路的……”（一九八三年初春，我团话剧《唐太宗与魏征》又一次进中南海给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演出时，习仲勋又接见了全体同志，依然表现出他对这个娃娃剧团的很深感情）。歌剧《两代人》在北京演出后，我们又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铁道部的委托，到锦州、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牡丹江、吉林、郑州、西安等城市慰问地方领导和铁路职工。一九六○年春天开始的这次出疆演出，延续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才告结束。
　　《两代人》在创作过程中，团里几乎所有编导人员（记得除署名者外，还有卜庆升、王永光、林子、李民生、景平、邱祁等参加）都投入进去，反复修改了一年多。他们不仅在一起共同制定详细提纲，而且有的同志还分头动手写，你写一场，他写一场，你写一稿，他写一稿。有时还扩大到和主要演员一起讨论，所以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集体创作。当时新疆军区文工团还应我们的请求，派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帮我们写了几首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动听的曲子，这事至今还没有正式见诸介绍，也应该加以记述。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赛福鼎在我们创作过程中多次帮助指导。我们原来剧本中烈士遗孤由党营救出来送回内地抚养的，根据赛福鼎的建议改由当地维族群众抚养了，这一修改对深化民族团结的主题起了很大的作用。剧本出单行本时，赛福鼎还为本子写了序言。另外应该提到的是：在北京演出时，除了文艺界同志写了许多剧评外，廖承志在百忙中给报纸写了推荐这出戏的评论文章。这一切都使全团同志感到党和人民对我们极大的鼓励，决心更加努力地工作。一九六○年，我团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为全国文教先进单位的代表，光荣地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
　　（三）一批艺术骨干的成长
　　建团三十五年来，通过自己培训、艺术实践、送学校培养和进修等各种方法，一大批艺术骨干成长起来了。现在全团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二十一人（其中有中国戏剧家协会全国会员二人，省文联委员一人，省剧协理事一人），省作家协会会员二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七人（其中理事一人），省舞蹈家协会会员二人，省舞台美术学会会员五人（其中副秘书长一人），省歌剧研究会会员九人（其中学部副主任二人）。下面主要回忆一下几位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便成为我团艺术骨干的同志的简况：
　　创作组的作曲李中汉，河北定县人，一九三三年生。十五岁参加革命后，先是学吹笛子，后来在晋绥边区临汾西北艺校二部从音乐家亚辛学了半年小提琴。十六岁到我们团乐队当演奏员。一九五四年团里送他到西安音专作曲系进修了三年，在主课老师屠冶九和其他老师的培养下，他学习得很好，常被评为三好、五好学生。一九五六年当他还在学校时和同学马耀先合写的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就开始显示出他的才华。这支曲子由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家司徒华城于一九五九年春节在北京首演，一九六○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以后几乎所有著名提琴演奏家（如杨秉逊、盛中国等）都演奏过这首曲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近年出版的《音乐欣赏手册》也将此曲作为名曲编进去介绍。李中汉一九五七年毕业回团后，热情地为团里写了大量声乐、器乐节目，曾被选为代表出席我局青年积极分子会议。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女声小合唱《快乐的列车员》（曾获一九六○年全国二十大城市职工歌曲比赛的优秀创作奖）；合唱《村里来了拖拉机》（于一九六一年由中国音乐出版社出钢琴谱的单行本）；群众歌曲《千村万村喜事多》（于一九六一年收集在一本合唱歌曲集中出版）；小提琴、钢琴二重奏《小蜜蜂》（于一九七九年在文化部、中国音协、团中央、中央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全国儿童音乐表演赛中获优秀创作奖）；女声二重唱《海岛渔歌》、《巴山汉水好风光》（在一九八一年陕西省第一届音乐、舞蹈汇演中分别获创作二等奖和三等奖）。他为团里创作演出剧目谱曲的有歌剧《两代人》（与邵光琛、王洛宾合作，一九六一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了带主旋律谱的单行剧本）、《一代新人》、《葡萄架下》（与任子昂等合作）、《报童》（与谢提音合作）、《帕丽扎特》（与任子昂合作），还有舞剧《幸福泉》和一些话剧的配乐。此外，他还为西影厂的影片《六盘山》（与魏瑞祥合作）、《再塑一个我》写了电影音乐；为陕西电视台写了电视剧《铁道小卫士》（与孙韶合作）、《金狮谜》的音乐。在深入生活方面，他除了参加过土改外，还曾去过新疆喀什、库车、莎车、乌恰、阿图什等县采风，搜集了大量各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为他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现在是陕西省音乐家协会的理事。
　　我们的创作组有一对“夫妻作者”，那就是景平和邱祁。他俩都是省作家协会会员，邱祁还是剧协会员和省歌剧研究会的文学部副主任。他们是怎样成长的呢？景平（笔名井频）是山西安邑人，一九三一年生，当学生时名叫景福山，解放那年在西安尊德中学读高一；邱祁是江苏泰州人，一九三四年生，原名邱祖丽，解放那年在西安力行中学读高一。当秧歌、腰鼓随着解放军的进城风行在各个学校时，这两个青年人深深爱上了革命的文艺工作，于是他们离开了学校，参加了革命，被我团送到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培训了一年，回团当了演虽。他们演过一些二人转、秧歌剧和活报剧，景平还当过歌剧《新条件》的男主角，邱祁还唱过独唱，虽然他们演的很认真，但是好象不是嗓子不好使，就是语言不标准，总是缺点什么。土改时，领导上把景平抽出来搜集材料、进行创作。不久，邱祁也在编剧方面跃跃欲试。从此他们开始走上了一条更为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并没有多高的文化底子，但是他们都刻苦好学，尤其是景平，不仅博览攻读，而且总觉得自己笨，常常不怕下功夫地背一些东西。他们还牢牢记住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名言，积极深入生活，从不间断地向人民、向生活、向火热的斗争学习，拼命吮咂大地的乳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九五三年团里第一次排演了他俩合写的小歌剧《金瓜与花馍》，戏是反映老俩口为了给铁路工人送礼物争着骑一条毛驴，还算生动活泼。没想到不久全国批判“无冲突论”，这个小戏竟也遭到《甘肃日报》署名文章的批评。虽然现在觉得一个小歌剧不能完全像大戏那样要求，但是那时候大家（包括领导、作者、批评者）都是怀着一颗对事业忠诚的稚子之心，既然有“倾向性”的问题，就停下吧。不仅停演，作者还给批评者写信，打心眼里对他表示感谢。一九五四年他俩又合写了反映劳动竞赛中锦标主义的独幕话剧《东西两峒口》，发表在铁路总工会办的《铁路工人演唱》上。后由导演、演员在排练中加工修改，一九五六年在全国第一次话剧汇演中获创作奖，并相继在《剧本》月刊发表和由作家出版社出单行本。一九五五年景平又到一个铁路勘测队的草测组生活，在那里写出了散文《跋涉者的问候》。这篇作品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后来选入《中国文学》英文版发行国外，一九五六年被选入中国作家协会编的《散文特写选（1953·9-1955·12）》（而且魏巍在序言中提到他和李若冰等是散文队伍中的新人），一九八○年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编的《散文特写选（1949-1979）》，在五十年代中学的语文课本中也选了这篇散文作教材，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他俩结婚以后，又继续深入生活。邱祁一九五六年参加了拍摄电影《暴风雨中的雄鹰》（扮演藏族老阿妈）以后，也到女子勘测队生活去了，而且写了两个剧本，《剧本》月刊准备用，已经约她去改稿，后来因为政治形势动荡、编辑易人，剧本也就夭折了。“反右”运动以后，号召干部下放锻炼，他俩觉得正是深入生活的大好机会，便一齐要求下放到桥梁队当了一年多工人。一九五九年回团后即边写、边排、边改地搞出了大型话剧《西去的骆驼队》（写铁路勘测队生活），除我团上演外，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金山导演也试演了几场，《剧本》月刊已决定要发表，但也是因为政治形势一会儿反“左”，一会儿反“右”，这个剧本中关于党和工程技术人员关系的描写也遭到“左啦！”“右啦！”的指责，终于被放弃了继续加工。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和其他同志一样，没有呆在家里，坚持深入铁路沿线，邱祁还到了新疆南部边境少数民族牧区，景平后来参加了社教工作团到少数民族农村。以后他们写的剧本有歌剧《柯尔克孜人》（即近年获奖的《帕丽扎特》初稿），《一代新人》（邱祁与任莫合作，我团上演，反映第一代少数民族火车司机成长），独幕话剧《开火车的人》（邱祁与王永光合作，反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师徒关系，发表在《新疆文学》上，除我团演出外，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曾上演），另外还有一些小节目、小戏。“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除写了许多反映铁路的小歌剧、小话剧供团里排演外，还写过《金光灿灿的路》（景平作）、《小班长和她的战士们》（邱祁作）等反映新建设中新人新事的报告文学，除纳入专集出版外，尚被收入《陕西文学新作选》出版。《小班长和她的战士们》还出过单行本，并被译成英文（译名《小老虎班》）选入一九七二年中国文学英文版十月号发行国外。在一九八一年抗洪救灾中，景平还深入第一线，住在列车，沿线跋涉，写出《铁骑纵横嘉陵江》、《冲锋在前》、《我走在群山之间》等报告文学，反映我局提前完成抢修宝成路任务的动人事迹。一九七九年邱祁为了修改《柯尔克孜人》，又一次去南疆牧区生活，在作曲李中汉及剧组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改成《波丽扎特之死》，于一九八一年春节在西铁局俱乐部公演时，受到广泛的重视和赞誉。著名作家杜鹏程看戏后对导演、作者说：“你们办了件大事”，随即著文评论此剧为震撼人心的演出。剧本由他俩再度加工后，发表于《陕西戏剧》，并改名《帕丽扎特》。
　　“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组还有任莫、李民生，他们都参加过有影响的小歌剧《葡萄架下》（发表于《剧本》月刊时署名任莫、李民生；参加一九六四年新疆汇演时署名作者为李民生、任莫、林子、王永光）和歌剧《两代人》（除单行本外，尚收入新疆出版的建国三十年来新疆优秀剧目选集。署名为乌鲁木齐铁路局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刘镇、任莫执笔。刘镇是山西人，一九二八年生，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剧团工作，当时任我团团长，中国剧协会员，新疆剧协理事）。任莫还写过《红柳歌》（与景平、王俊周合作，发表于《剧本》月刊，上海出过小人书）、《舞台上下》（发表于《新疆文学》），到陕西后改编过歌剧《海霞》（与王永光合作）、《报童》，还写过其它许多戏剧、文学、歌词等作品。任莫是四川崇庆人，一九三一年生，在西北艺校戏剧系学习过，一九五三年来团，一九七八年任主管创作的副团长，一九八三年调离文工团，是西安作协和中国剧协会员。
　　李民生是陕西三原人，一九三一年生，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五一年三月来团任演员，也搞过行政工作，后改创作，现任创作组长，是陕西省剧协会员。他一九六四年还与人合写过独幕话剧《三个家属》（作者单玉铉、李民生、李振声，发表于《天山》杂志）。他十分喜爱中国历史，近年来和他的爱人杨志平（我团老演员，中央戏剧学院普通科一九五一年一月毕业来团，现已专门搞创作，陕西省剧协会员）合写的话剧《唐太宗与魏征》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的《陕西戏剧》，除获奖外，还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小人书，许多省电视台播放了我团演出录相，获得相当的好评。著名戏剧评论家曲六乙在与谢振东合写的文章中说“……它在目前众多的描写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剧作中，有着较多的长处和突出的成就。”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陈刚的文章中认为此剧是近年来较好的剧本，作者李民生属于中国话剧第四代作家。中国文联主编的《新文艺大系》丛书将把此剧收入出版。李民生还写了反映新线的报告文学《敢拉火车的人》，收入专集出版。杨志平、李民生合写的小说《陆妈妈》初发表于一九七三年《陕西文艺》创刊号，后被选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编的《陕西文学新作选》，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民生和杨志平是继景平、邱祁之后我团又一对夫妻作者，他们现正在深入铁路工地，准备有新的创作。
　　“文化大革命”前我团专职导演有王永光、高岩、林子、王俊周四人，副团长卜庆升的专业也是导演。
　　卜庆升是山西人，一九二九年生，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直在剧团工作，曾在延安鲁艺学习过一年，是中国剧协会员、陕西省文联委员。由于他主管业务，许多剧本的创作是由他组织的，许多戏如《李闯王》、《兵临城下》、《西去的骆驼队》、《洪湖赤卫队》等，在演出前都经过他或多或少的加工。他担任执行导演的戏主要有：歌剧《赤叶河》、《新条件》、《白毛女》（与王永光合作）、《刘胡兰》（与刘镇合作）、《红霞》（与刘镇合作）、《两代人》（导演组有王永光、林子）；话剧《枫树湾》（王永光、林子等参加）、《八一风暴》（与林子等合作）等。他在战争时期的七月剧社演过晋剧，所以他在导演中很注意启发演员用形体动作刻化角色，注意角色内心活动的外化。他排的《红霞》、《两代人》、《八一风暴》等戏的演出都在社会上留下深刻的印象。
　　导演高岩原籍河南，一九二三年生。他的父亲是为掩护红军而被敌人残酷杀害的革命先烈。他大学毕业后专门从事演剧活动，一九五六年从部队文工团转业来到我团，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任副团长，现任导演，是陕西省剧协会员。他排过《夺印》等戏，还和林子合排过《李闯王》、《兵临城下》，到陕西后他排的《王昭君》在社会上较有影响。高岩还是著名的话剧演员，塑造过许多人物形象。他身材魁梧、嗓音洪亮，表演和台词有他自己的风格和韵味，很有一些艺术魅力。他扮演的李闯王从一九五○年在西安演出以后，一九五七年在兰州、一九六二年在乌鲁木齐又重排上演，观众评价较高，影响很大。他在《兵临城下》中扮演的赵崇武和在《八一风暴》中创造的贺龙形象都曾获得观众好评。他还在电影《战上海》中扮演过我军军政委，在电影《两代人》中扮演过主角色之一维族老人阿西姆。总的说来，他在表演上的成就要超过他导演本职的成就。
　　林子是甘肃临洮人，一九二五年生，已从事演剧活动四十余年，一九五五年由部队转业来团，是陕西省剧协会员。他勤于学习，工作兢兢业业。他会写，会演，会导，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常常甘当别人的助手，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即使由他着手排练的戏如《李闯王》、《兵临城下》、《八一风暴》等，他也总要把后来加工修排的导演署名在他前面。他作为《唐太宗与魏征》的导演，在扶植这个剧本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个戏的成功和他的努力（当然也和其他参与这个戏的同志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演员中，五十年代刘秀珍在《刘胡兰》中扮演的刘胡兰和在《东西两峒口》中扮演的“假小子”红英（曾在第一次全国话剧汇演中获表演奖），都有男性的气质，刚强、泼辣，在铁路工人中影响较大。进疆后杜向音在《红霞》中扮演的红霞和在《两代人》中扮演的主角之一容芝都比较成功，她是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的，一九五七年从玉门文工团调来我团，由于这些演出，使她成为新疆比较知名的演员，我团迁陕时，她因爱人在新疆工作而调至新疆文工团了。邵金健在《兵临城下》中扮演的郑汉臣、在《七十二家房客》中扮演的“三六九”、在《八一风暴》中扮演的魏司令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都认为他把人物演活了。此外，在《李闯王》中扮演刘宗敏和在《唐太宗与魏征》中扮演魏征的王果仁、在《李闯王》中扮演李岩的冯炳钧、在《东西两峒口》中扮演田队长（曾在第一次全国话剧汇演中获得表演奖）和在《白毛女》中扮演穆仁智的崔络纹、在《李闯王》中扮演崇祯皇帝和在《王昭君》中扮演温敦的周玉坤等，都较有特色地创造了角色形象，获得观众的称赞。上面说的这些演员都是省、区剧协会员。
　　在曲艺演出中赵桂兰的相声和数来宝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她自幼随父学艺，一九五四年来团，一九六一年调回西安市，直至今日一些老职工还在怀念她；刘秀芳的河南梆子清唱及山东五音戏《王小赶脚》也极受欢迎，她是河北保定人，天资聪明，善于模仿各种有地方特色的音乐和方言，唱起来很有味道，她一九五○年从西北青干校分配到团时才十五岁，很有发展前途，不幸二十来岁便染上重病，演出逐年渐少，于一九八一年七月八日逝世，年方四十六岁，十分可惜。
　　如今，老演员们仍然不减当年勇，活跃在舞台上。而一九五八年前后来团由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中年演员如容玉梅（陕西省剧协和音协会员，省青联委员，曾担任《白毛女》、《社长的女儿》、《一代新人》、《海霞》、《帕丽扎特》等歌剧及话剧《王昭君》的主角，她的二重唱曾在陕西省第一届音乐、舞蹈汇演中获奖）；蒋立力（陕西省剧协和音协会员，曾担任《红霞》、《海霞》、《星光啊星光》、《帕丽扎特》等歌剧的主要角色，她的二重唱与容玉梅同时获奖）；王久青（陕西省剧协会员，曾担任《艳阳天》、《枫树湾》、《王昭君》、《劳资科长》等剧主角）；肖承一（陕西省音协会员，曾担任《两代人》、《洪湖赤卫队》、《帕丽扎特》等剧主要角色）等已成为演出的主力。
　　在舞台美术方面，《两代人》的设计邢崇仁已去世，何春亭已调宣传部。建国初期就到部队文工团、一九七三年来团的李鸿发现任舞美队长。他是陕西省剧协会员，陕西省舞美学会副秘书长，他的绘画功力较厚，作品较有影响，除有十余幅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外，他的设计图曾在陕西省舞美展览中获奖。
　　在乐队方面，当年指挥过《两代人》、《葡萄架下》、《白毛女》的指挥刘新生（一九四九年来团，曾从著名指挥家秋里学习过），已因病离休。来陕后由谢提音任指挥，也已调省乐团。现在由贾全才（一九四九年由西北人民解放军艺校一部调来我团，做过乐队负责人，指挥过《社长的女儿》、《帕丽扎特》）兼做指挥工作。乐队的常治国（陕西省音协会员）除演奏和教学外，尚创作有手风琴独奏曲，出版过单行本。
　　我团还有剧协会员贺瑛、高树艺、吴丽生、康力；音协会员崔峤、李树和、李福权；舞协会员延焕风、王顺兰。就不一一详述了。
　　一九八四年七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