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
陈晨
陕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但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和浓郁文化的一系列著名的古都市、古城堡、古重镇的重要聚集地和荟萃地。目前，陕西拥有各类历史文化名城17座(其中，经国务院审定公布的国家级的6座，经省政府审定公布的省级的11座)，以古城西安为中心，遍布于关中、陕南、陕北等全省各地，其声誉之高、数量之多、历史之久、文化之丰，举世瞩目并在全国位居前列。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陕西悠久历史演衍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显现、见证和载体，而且也均已成为了全省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发展的中心，特别是作为一笔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蓬勃兴起，它们也将在陕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对此，我们的很多同志却不一定有很明确、很清晰的认识。有些地方和部门视这些名城的文化历史价值为累赘、为障碍、为包袱，在城建和开发中满不在乎、毫无顾忌、肆意破坏；有些地方和部门则视这些名城的文化历史价值为自己的私产家财，有意无意地绕开上级领导机关和文物管理部门，随意开掘、草率上马、粗制滥造，甚至人为地制造假文物、假古董、假景点。还有一些人虽然也怀着良好的愿望，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却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从整体上、从宏观上、从根本指导思想上的正确观察、理解与把握。因此，如何从观念上，尤其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上端正认识并制订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规范和统揽这些名城的保护与开发，不断增强其独具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带动陕西经济社会的更快发展，就成为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曾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随后他又在一系列讲话，特别是庆祝建党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三个代表”是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中各项事业包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工作的最根本指导方针。因此，从具体的工作角度来看，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当然应该遵循国家和政府的有关政策法令，包括城建、文物、考古、市政等方面具体的行业法规。但是在整体上、在宏观上、在根本指导思想上，更应该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指导、规范和统揽，而且也只有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统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才能获得更大的成效。
那么，怎样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揽我省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呢?
一、按照“三个代表”思想要求，先进生产力是
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依据。因此，我省名城的
保护与建设工作，必须首先着眼于发展物质力量，提高经济效益
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理论，首先提出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知道，在人类一切经济生活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并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敏锐地把握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工作步骤，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党一切工作的首要命题。当然，也更是我国经济战线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首要命题。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城市自身的形成过程，是伴随着人类生产的分工、交换的广泛和经济的繁荣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这个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更成为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城市的首要标志。这从一些著名大都会，如西安市即古都长安城的发展变迁轨迹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古都长安从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隋大兴到盛唐长安城的确立，当然也有地理、气候、政治、科技、文化乃至战争等多方面的因素。但其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当时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地区，社会安定，人口骤增，交通便利，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业迅速发展，一句话，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其然。而晚唐以后长安城的衰败，也是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的锐减，商贸中心的转移，造成了关中地区经济发展长期的封闭、落后、迟缓，以致生产力水平急骤下降所致。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应当首先着眼于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城市建设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才会为其繁荣和昌盛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后盾、动力和源泉。全国解放后，特别是“一五”期间，中央和陕西省委加大了对西安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度，西安的军工、纺织、机电、航空等工业得以蓬勃发展。同时，陕西和西安也大力医治战争创伤，积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城市综合能力大为提高，城市建设工作有了新的起飞。改革开放后的1993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陕西，对西安的城市发展作了重要批示：“以科技、旅游、商贸为先导，把西安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外向型城市”。这更是党中央立足于发展先进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为努力建设好一个新型的“大西安”城市，加快其现代化、国际化进程而指出的战略性目标。而西安全市人民也在江总书记批示精神的鼓舞下，认清历史潮流，紧跟时代步伐，继续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建设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连续九年保持年均13％左右的高速增长率，使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比1980年翻三番的宏伟目标，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城市建设新路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腾飞奠定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西安市的城建经验，应当说对一些中小名城如神木、府谷等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但感到遗憾的是我省有些历史文化名城虽然依靠独特的资源、历史的机遇和自身的努力，近几年来经济实力和生产力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在名城的保护与建设上却步履蹒跚，在全省显得有些滞后。这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当然，这里也需要指出，一般的中小型历史文化名城毕竟不同于那些以经济建设著称的工业基地、商业都会和新兴产业化城市。因此，它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就应当扬长避短、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根据自己城市的产业优势确立本身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黄陵县地处深山，缺乏较强的传统产业、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但境内却有一张王牌：国家级的一字号重点文物——中华轩辕黄帝陵墓。因此，黄陵县就完全可以以“黄帝陵”为依托，大力发展以寻根祭祖、访古归宗为主导的旅游观光产业，并注意以此带动全县相关的第三产业，促使县域经济和名城建设相辅相成，协同跳跃式地向前发展。近年来，随着陕西“变文化大省为旅游名省”兴陕战略工程的启动，我省许多旅游名城都很注意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进行“旅游搭台、经贸唱戏”。除上述的黄陵旅游外，华阴的华山旅游、勉县的三国旅游、榆林的塞上旅游、咸阳的汉陵旅游等也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不仅带动了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促进了这些名城更进一步的保护与建设，而且也为一些以旅游观光为主导产业的历史文化名城振兴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按照“三个代表”思想要求，先进文化是
历史文化名城的本质特征。因此，我省名城的
保护与建设工作，必须特别注重于凝聚精神力量，增强社会效益
在“三个代表”的精辟理论中，“先进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因为先进生产力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必然要在精神领域产生深刻的反映，而文化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反映的最直接显现。在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生产力决定着先进文化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并为其进一步的繁荣昌盛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先进的文化则反映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以其巨大的能动作用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这点，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成和确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当然首先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结果，但更重要的也是一定的文化形态发展水平的结晶。在人类不同社会形态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文化名城，其风貌固然有着迥然不同的时代特征，如西安之与延安；而在同一社会形态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文化名城，其风格也各自打着神采各异的历史印记，如咸阳之与西安。究其原因，首先是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内容，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品格，一句话，文化使其然。因此，先进文化归根结底成为了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最显著的标志和最本质的特征。
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中，必须特别致力于凝聚精神力量，增强社会效益，使先进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始终贯穿其中。为此，首当其冲的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些名城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一定的历史文化名城正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著称于世、光炳千秋的，这是其得以存在并为后人继承发扬的最根本依据。而我们今天也只有深入地发掘其丰厚的文化资源，继承其光辉的文化传统，才会为其保护与建设奠定下一个最坚实的思想和精神基础。比如延安作为一座我省首批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当然也有其历史和文化多方面的原因，但其最根本的乃是由于它首先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一座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英雄城。从1931年人民游击战争掀起序幕直到全国解放，特别是1937年到1947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此生活战斗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培育了光辉灿烂的延安精神，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先进文化，从此这座古城就放射出了耀眼的光采。那么，我们今天对延安城的保护与建设，首先就要继承延安革命精神，弘扬延安优良传统，使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在延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里世代相传。
当然，这里也必须指出，对名城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必须是批判地继承，即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根据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改造。这也就是说，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中，应该自始至终贯穿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在一些以民族、宗教、民俗为基本特征的名城中，更显得突出和迫切。如以著名风景名胜——白云寺、香炉寺、云岩寺、化云寺、石泉寺等众多寺庙石窟为文化特色的“古葭州”——佳县，就存在着既要继承其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又要剔除其浓厚的封建迷信影响，既要尊重当地群众的一些宗教礼仪习俗，又要警惕个别地方封建道会门势力的有所抬头，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这座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以凝聚精神力量，增强社会效益为目标的名城建设中，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加强对人的自身素质的建设，当前特别要提倡大力培育这些名城中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如上所述，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古迹、建筑、风光等固然是它的显著标志，但居住在这座名城中的“人”，更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并直接地影响着该名城的声誉。当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延安亲自培育了延安精神，也缔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延安人。多少年来，“延安人”一直是延安名城的一种骄傲与自豪。但是，并非所有名城中的人都像“延安人”那样光彩夺目。最近几年来，西安市委市政府在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大力兴建精神文明“八大工程”，积极组织“文明市民”评选活动，陕西全省也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塑造陕西人新形象”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些都是加强以人为本，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举措。只要我们每个陕西人都能以主人翁的姿态，用“四有”新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陕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就会得到最实质性的进展。
三、按照“三个代表”思想要求，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内容。因此，
我省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工作，必须根本立足于
动员社会力量，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最高准则，是连接和贯穿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导红线，也是我们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根本目标，因此，也必然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工作的核心内容。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唯一创造者，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力量。历史文化名城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文化活动中用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与建设，更是为人民群众所必需，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为他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所必需。因此，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中，必须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满足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里所谓的根本利益，又包括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关于名城保护与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举措，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在一些重大的名城保护与建设工程如乾陵的发掘问题上，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关于乾陵发掘的争论，自1960年至今已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意见无非是两种：一是主张要挖，一是主张不能挖。前者主张尽早发掘乾陵，为陕西开辟一个比兵马俑更大的“世界第九奇迹”，以振兴陕西旅游业，促进陕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后者不主张立马就发掘乾陵，认为目前中国特别是陕西的技术、资金、设备和保护措施均不到位，发掘将是一次天大的冒险。双方背后又各有一支强大的专家学者队伍做后盾，舌枪唇战争论不休：前者强调地方利益，似乎忘记了乾陵属于国家所有这样的整体利益，心情显得有些急燥；后者强调了部门利益，似乎未顾及乾陵开发的重大意义及目前发掘的科学可行性，态度显得过于保守。实际上，乾陵发掘的关键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1992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在全国文物保护会议上说道：“咱们这一代人做得了的事，一定要做，不做对不起祖先；做不了的事，不要硬做，做了对不起子孙后代”。这里所说的“祖先”和“子孙后代”，实际上指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整体的和长远的根本利益。李瑞环同志的讲话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决策乾陵开发的“最佳时间”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然，对于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评判标准，也不能做过于狭隘的理解，不能因为强调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可以完全不顾及人民群众眼前的切身利益。实际上，在坚持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充分照顾人民群众眼前的切身利益，使大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分享到更直接的现实成果，这不但是必须的，而且也正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充分体现和内在要求。比如“塞上名城”榆林的防沙治沙问题，既要注重从根本上实施山川秀美工程，积极植树造林，彻底地改变城市的生态环境，同时又要注意从眼前具体的工作做起，开展综合治理，大搞水土保持和环境卫生，及时解决居民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尽可能地减少沙尘干旱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侵害。而这些眼前的具体的防沙工作，也就既是对榆林城根本上防沙治沙的积累，又是根本治沙工程在眼前的具体体现。1993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百忙中视察历史文化名城汉中市，在听取完当地领导工作汇报后，他深情地说：“只有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才能安居乐业”。之后，他又为汉中市提笔题词：“兴汉中，奔小康”。这应当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群众生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眼前的现实利益结合起来的一个生动范例。
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中，满足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另一方面重要内容，就是要善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他们当家作主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这点，在西安古城墙的保护与建设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1983年4月1日动工的西安环城建设工程，从一开始就注意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采用人民群众义务劳动和专业队伍施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十多年来，全市广大工人、干部、学生、市民及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数以千计万计的人民群众义务参加了环城建设。截止1992年底，全市义务劳动投资折合量高达人民币2905万元，约占总工程投资量的1/6。经过西安全市人民长达十几年的整治建设，使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西安古城墙得以有效保护、利用与开发，西安人民用自己的辛勤汗水谱写出了人类古城建筑史上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分别简要的论述了用“三个代表”思想统揽我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意义、原则、途径和方法。这里必须指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是一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用“三个代表”思想统揽名城建设的三个方面，也是一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在具体实际的工作中，这三个方面可以而且应该有所侧重，但却不能偏废。忽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则名城建设将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撑和物质依托，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忽视先进文化的培育，则名城建设将缺乏思想主导和精神内涵，失去自我存在的重要价值；而忽视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则更是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使得名城建设与保护的宏伟目标最终落空。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基本原则，进行系统化的城市工程建设，走出一条综合发展的陕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新路子。
更重要的，我们在这里提出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统揽陕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其含义指的是：要用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从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进行思想上的指导，而不是把“三个代表”当成具体的政策条文去生搬硬套，更不是当成空头的政治标签去四处乱贴。如上所述，我省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归根结底，还是要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依靠文物、城建、市政等有关部门扎实、具体、细致的工作，依靠全省广大人民群众满腔热忱的积极支持。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坚持把全面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我们相信，在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工作，一定会以新的姿态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