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清真大寺
马良骥
西安清真大寺，地处鼓楼西北隅化觉巷内，故称为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历史上，该寺院也曾有过“相寺”、“清修寺”、“礼拜寺”、“化觉寺”、“东大寺”等叫法。清真大寺历史悠久，建筑规模宏伟、格式奇特，可与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寺院，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麒麟寺、杭州的凤凰寺齐名。唯其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建筑风格结合伊斯兰教建筑特点而形成的伊斯兰教寺院，因此建筑风格又别于其它寺院。
清真大寺不仅是穆斯林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陕西省重点对外开放单位和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寺院即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元月，国务院又定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我(马良骥)16岁开始就在这座寺院就学当满拉，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和阿拉伯文。1960年后，开始任寺院阿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受到冲击被迫离开寺院。十年动乱结束后，仍回到寺院负责主持寺院修复工程和宗教活动。我大半辈子多半是在这座寺院度过的，所以和这座寺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我对寺院的了解也较多。在此，我想从寺院的历史沿革和建筑艺术特点、组织形式、活动、寺院的保护、修缮和开放时期的寺院等四个方面将寺院作一概述，以求教于同仁。
一、寺院的历史沿革和建筑艺术特点
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是伊斯兰教在我国建寺年代较早的寺院之一。据寺内所藏牌文记载肇始于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扩建，始成今日之规模。
关于寺院创建的确切年代尚待进一步考证。目前主要有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三种说法，其依据均出自寺院现存的碑石。这里，我把三种说法扼要作一提示：
(一)唐代说。这一说法主要是根据寺内现存唐朝天宝元年所刻“创建清真寺碑”，碑中有这样的文字：“……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建其寺，以处其众。”在寺院几通明代的修寺碑中也有类似的文字记载。
(二)宋代说。这种说法主要是根据现存的明嘉靖二年“重修清净寺碑”(此碑在大学习巷清真寺)中记载：“……至赵宋时建清修寺于陕西鼓楼西北偶，会城人奉其教育者萃于中，翻译诵拜。”
(三)明代说。持这种说法的人，一是根据寺内明永乐三年所立“敕谕碑”，该碑文记载有在陕西承宣布政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盖造礼拜寺一座的文字；一是根据寺院内现存建筑多系明清所建立论。寺院建筑确多是明清建筑，但寺院内今保护的一座建筑“敕修殿”，其举架开间，分明是早于明代之物。
上述三种立论，诚为专家学者所谈论之话题，非本文所要介绍的主旨，不过是想趁此机会摆出各家不同之见解，抛砖引玉，以期引发有识之士的研究兴趣。通过深入研究、考证，最终得到一个趋于一致的定论，解决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弥补寺院原始资料和文字记录的不足。
化觉巷清真大寺总体平面呈狭长型，东西走向，长宽比例为5：1，北边围墙几乎是化觉巷整条巷子的长度。寺院占地总面积1.2万多平方米，全寺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占寺院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殿宇厅厢共计120余间(不含亭子、牌楼等建筑)，绝大部分系木质结构，其它为砖石结构。
鸟瞰寺院全景，整体布局由五部分组成，一个部分即一个院落。五进院落或筑楼或置墙相隔，前后贯通。分散的单项建筑楼、亭、台、殿错落在其中，疏密得宜，遥相呼应。寺院不设正门，南北两旁设门，叫“礼门仪路”，是中国宫殿建筑的一个特点。正门的位置上是一座砖雕华饰大照壁，高大雄伟。寺院文物保护标志碑竖立其下。
从南北门进入便是第一进院落。院中心轴线上，一座三开间木质大牌楼耸立，牌楼高9米，琉璃歇山顶，翼角飞檐，极为壮观，是现今西安仅有的一座保存完整而古老的木牌楼，建于明代中叶(清代乾隆年间曾翻修过)，距今已360余年。牌楼南北对称建有仿古大厅各一座，单檐卷棚，棂窗雕门，配有平房。此为近年修缮中增建。在第一、二进院落之间是一栋面宽五间、进深两间的建筑，名曰五间楼。“清真寺”彩绘木匾悬挂明檐。
出五间楼至敕修殿，便是寺院第二进院落。距五间楼不远处有石碑坊一座，三间四柱式，浑朴而透灵秀。石牌坊中楣镌刻“天监在兹”，两侧楣刻“钦翼昭事”和“虔诚省礼”。石牌坊稍左右两侧，各竖冲天雕龙碑一通，北边石碑是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立，碑额篆书“重修清修寺碑记”，碑阴刻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道法参天地”五个骨力遒劲的大字。南边石碑是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立，碑额篆书：“敕修清真寺碑”。在石碑北边围墙上有一大门，门楼是硬山式卷棚屋面，门楣刻工繁缛，此门为清代增建。大门对面是近年增建的碑亭一座，飞檐攒顶，小巧玲珑。院内南北各添建有面阔七间厢房：一为陈列厅；一为文物复制部，有各类旅游工艺品供旅游者选购。
第三进院落的入口处是古朴的敕修殿。殿两侧辟有垂花角门。这座殿四角飞檐，朱门金钉，明代书法家董其昌题字：“敕赐礼拜寺”，古老匾额悬于前檐。殿前檐两梢间筑砖墙半人高，上边再镶木板墙，板墙上用木条钉成拱北造型轮廓，形似窗口，这种装饰法揉合了伊斯兰教建筑艺术形式，极富情趣。敕修殿在明嘉靖年间重修时，是寺院正门(在现北偏南)，到了明万历三十四年重修时，将此殿迁建在寺院中轴线上(即现址)。这座殿是该座寺院历史上最早的一座殿，经宋、元、明、清历代重修。虽经多次变动，但是它的举架开间，仍保留着宋建筑风格。殿内存有明景泰六年刻“长安礼拜寺无相碑”、阿拉伯文“月碑”和其它碑刻。“月碑”是清初寺院一掌教小西宁编著。此碑内容是讲伊斯兰教斋月历法的。西安市穆斯林在封斋、开斋的时候，如遇阴晦雨雪，看不到新月，就以此碑推算封、开斋时间。此碑是中国阿訇根据经典规定并结合本地地理、气候特点而写成，至今仍然沿用。它是中阿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历法方面结合的成果，为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所重视。有关“小西宁”其人其事知之者甚少，甚至连姓名、生卒情况未留下。只知道他是青海西宁人。传闻小西宁年轻时来到这座寺院，因为人忠厚老实，被一些人视为笨，不太瞧得起。但他尊敬师长，刻苦学习，品德修养高，终于学成，受到人们的敬重。
越过敕修殿，迎面就可看见“省心楼”。此楼建造在一座八角形的台基上，三檐两层八角形。上下层均有外檐廊，上层廊檐挂着一大匾，上写“省心楼”，故此得名。“省心楼”亦叫“邦克楼”，是召唤人们礼拜的建筑物。因楼较低，因此召唤人(穆安津)不用登上楼呼唤。但楼仍然具有无声呼喊的作用。楼底层内柱之间砌砖墙一周，四面各砌有圆拱门洞，在东西两向有踏道。底层地坪中心，嵌唐代石雕盘龙一方，有木栅栏护之。从某些部件看，此楼有元代建筑遗貌。省心楼南边有厢房15间，东端为礼拜前洗“阿布代司”(小净)、“乌苏底”(大净)的沐浴室，俗称“水房”。西边连着与北边“讲经堂”对称的建筑——外宾接待厅，厅里摆设全是古代家俱陈设，中间是耀眼的鱼骨镶嵌“英雄独立床”，整个厅内富丽堂皇。省心楼北边也有厢房15间，主要建筑是“讲经堂”。讲经堂也叫北宫殿，对面外宾接待厅也叫南宫殿。经堂内珍藏有清代穆斯林阿訇手抄本《古兰经》和描绘伊斯兰教圣地及分布的“麦加图”，这幅图是中国式的阿拉伯世界图，因为绘制者没有到过阿拉伯，更没有去过圣地麦加，因此他完全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绘制了这张图。该图深受世界穆斯林的喜爱和重视。突尼斯前总统布尔吉巴的夫人通过我国新华社转达她个人的意思，她说，中国西安清真大寺的中国式阿拉伯世界图极为珍贵，要妥善保存。“麦加图”人们称它为“克尔白图”。讲经堂内的麦加图、阿文对联，还有藏经匣、清制家俱，使经堂尤显恬淡幽静。
第三、四进院落接壤之处有一道墙，有三座门楼南北并列，叫“连三门”。经“连三门”进入第四进院落，院内有南北两厢、凤凰亭、碑亭等建筑。南北两厢厅房(俗称南北亭子)各面阔七间。南厅后檐接有卷棚与碑廊相连，平面呈“工”字形。唐天宝元年“创建清真寺碑”、明嘉靖元年“重修清修寺碑”，陈列在碑廊里，这一部分是近年修缮南厅时增建的。南北厅之间院心建有“凤凰亭”一座。亭子建在高80厘米的台基上，台基中间呈六角形，两端近乎方形，周围绕石栏杆，中间东西两向有踏道，主亭在台基中央，为六角形，两侧亭子为三角形，三个亭子连在一起，形似凤凰展翅，故名“凤凰亭”，造型特异，独具风格。亭子正面檐下悬挂“一真”雕龙匾，为明建文元年兵部尚书铁铉所书。
凤凰亭至月台甬道两侧有护道栏杆，石栏杆外各有一海棠形鱼池，中砌函洞相通，池中叠石成山，喷泉水溅。鱼池两边各有四角形亭子一座，亭内各竖石碑二通。北边亭内一通碑即为明代永乐三年所立“敕谕碑”。月台正面三座石门，三路踏道，中路丹墀。月台呈长方形，纵铺大方砖四十块，故有“四十不进地”之说。月台中央有白莲花盆二座，东北向有古代测时用的日晷和试官石一块。试官石据传可以预兆新官前途凶吉和为官廉洁与否?
在石栏环绕、平坦宽敞的月台西端，是望之俨然、巍峨壮丽的礼拜殿(俗称大殿)。大殿面阔七间，进深九间。三个大屋顶用勾连搭式连缀一起，平面呈凸字形，整个殿瓦覆琉璃，砖磨对缝，建筑面积近1300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礼拜。殿明间内檐悬挂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颁赐给当时寺院主持赛义迪哈马鲁丁(阿拉伯人)敕谕“护持”匾一面，至今保存完整。与此匾相对悬挂着“临下有赫”大匾。殿内梁柱均是人不能合围的巨木做成。站立在这样的空间里，使人徒然增添一种深邃神秘的感觉。殿内天棚由660余幅彩绘藻井组成，每幅藻井中心全由阿文“都哇”(吉祥词)绘成，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绘画的独特手法。后殿西壁整个为壁板雕画，蔓草花纹中套雕古兰经文。壁板中央“窑窝”象征“克尔白”(麦加天房)，造型工艺精湛至极。整个壁板采取中国民族传统装饰刻花工艺和伊斯兰教建筑装饰工艺有机结合手法而成，浑然一体，珠联璧合，观后令人叹为观止。难怪伊朗一位阿亚图拉叫推布斯的伊玛目来到大殿观赏壁板后，竟不想走了。他说：“伊玛目，这里太美了，现在我不想离开这地方了，我好像已经进入另外一种境地了。”他还以恳求的语气要求允许他在壁板前照张像留作纪念。1987年的尔德节，伊朗驻华大使布鲁杰迪一行三人，专程从北京赶到西安清真大寺和西安穆斯林一起欢度尔德节。在尔德会礼前，布鲁杰迪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穆斯林的大团结。他还代表伊朗政府向寺院赠送了《古兰经》和一块地毯。
大殿后身，南北各有一座高过围墙的土丘，这里是斋月始末寺院的阿訇登临看新月的望月台，也是寺院总体的最后。
综上所述，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中国式的伊斯兰教宗教建筑特点在这座寺院体现无遗。寺院整个建筑都是以中国民族传统建筑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但是某些建筑物本身的作用和悬挂在建筑物前的匾额内容已经向人们昭示了伊斯兰教的性质。从一踏进寺院看到五间楼的“清真寺”匾开始，到石碑坊的“天盟在兹”、敕修殿的“敕赐礼拜寺”、省心楼的内心呼唤、凤凰亭的“一真”匾，再到大殿的“临下有赫”、“能有有有”、“钦若昊天”等匾，无一不在向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告诫真主的独一无二，真主造化万物的大能和提醒信仰者敬畏真主、崇拜真主而不能稍懈的宗教教义，这是中国式的宣扬，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砖雕门楣阿拉伯化的说教了。寺院的另一个特点是整个建筑群保存完整、规模宏大。寺院主要建筑沿中心线东西合理布局，其他建筑南北对称设置，形成一组较庞大的古建筑群阵容，这种格制前疏后密，步步紧逼，给人造成一种气势连贯、高潮迭起的感觉。建筑艺术的特色，还在于传统建筑艺术和伊斯兰建筑艺术二者巧妙结合在一起。在这一组占地广大、建筑群完整的空间里，中国式传统建筑艺术使人感官上能获得民族传统美的享受；寺院处处弥漫的宗教气氛，又使人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这是中国各族人民智慧的再现，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结晶。
除去建筑之外，寺院还保存着二十余通明清各代阿文、汉文刻的石碑以及二十余幅木制牌匾。牌匾中有以中国对联式书写的阿文书法，或以伊斯兰教典故为内容的中国书法对联。如有一幅对联是这样写的：“巨蟒道安羸驼转健，熟羊告毒烹鲤言机”，说的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圣人的“四大奇迹”，读起来绕有意味，寺院的建筑和实物为我们今天研究这座寺院的历史沿革、建筑和艺术，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二、寺院的组织形式、活动及其他
清真寺，阿拉伯语为“迈斯吉德”(礼拜的地方)，是穆斯林大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在这庄严神圣的地方，教徒们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安宁。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清真寺不仅仅是过纯粹精神生活的场所。首先可以说它是教民的基层组织形式，教民围绕它从事各种活动。大至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小至家庭生活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反映。每一座清真寺的历史变化都可以和当时当地的穆斯林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同样，千百年来历史沧桑的沉浮，也可以在这里留下可辨认的痕迹。
清真大寺地处西安穆斯林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在它周围的化觉巷、西羊市、北院门等街巷里居住的穆斯林，绝大多数是这所寺院街巷里居住的坊民。由于其寺规模大、坊民众，在解放前就有“八百家大寺”的称法，至今，寺院教徒之多，活动规模之大，仍不减当年。清真寺的阿訇不是世袭的，而是受人聘请的，其条件主要取决于阿訇本身的品德、学问、修养诸方面的因素。据碑刻文字和故老传闻，化觉寺清真大寺自明、清到现在留下姓名的历任开学阿訇有30位左右。这30多位阿訇只是这座寺院历史上就任阿訇中的极少部分(可惜绝大部分都没有留下姓名或文字记载)。在这几十位任职阿訇中，既有西安市的，也有外省市的，如本地阿訇有穆超、郭连益、米万选、韩镜湖、马谦益、金启善、金启祥、韩文玉等；外省阿訇有杨嘎嘬、小西宁、者万选、禹月明、马金贵、者广思、白有明、马旸、米明善、冶亮普等。上述人中不乏著名的阿訇，有的是我国经堂教育大师胡登洲(胡太师)的嫡传弟子；有的因“尔林”(学问)高深，学识渊博，广徒广众；还有的则因精研经典，弘扬教门，受人欢迎，连聘连任。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沈钧儒率领中央慰问团来陕西慰问时，曾来到寺院慰问西安的穆斯林。陕西省、西安市穆斯林的宗教团体——陕西省伊斯兰教协会和西安伊斯兰教协会现办公地址就设在清真大寺。
三、寺院的保护和修复
历史上，各朝历代对寺院都进行过重修或修葺。考寺院碑石记载，自唐迄今，大的修缮工程，官修或民修统计在一起，有10次之多。主要有：
①宋靖康二年(1127)，差指挥佥事阿讨刺督工重修；
②元延祐二年(1315年)，复差平章政事赛典赤督工重修；
③元至正二年(1342年)，马虎仙自备资财竭力重修；
④明景泰六年(1455年)，满拉刘志杰率诸奉教者……各捐己资……肇工于景泰甲戌，毕工于乙亥仲春；
⑤明成化二年(1466年)，长安人马斌督工重修；
⑥明嘉靖元年(1522年)，督工人马清……督同教中耆老募缘赀财千两□采材集工，大启栋宇；
⑦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本寺礼部掌教官马光元……各捐赀不一，同心协力，营此修葺；
⑧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重新立碑。
其中明嘉靖五年至明万历三十四年间的一次重修规模最大。其时“充拓门殿，规模广远，栋宇高耸，较前若位。”(见明万历三十四年《重修清修寺碑记》)，就在这次的重修中，迁敕修殿于寺院中轴线上，又向东西两向扩延土地，初具今日寺院的规模。
清乾隆三十三年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缮。封建王朝修宗教寺院都是有附加条件的，即信教的人要绝对效忠皇帝。大概是在清代修殿时，在大殿门首设立“万岁”牌位，遗制现仍保存，凡教徒礼拜之前都先要向当朝皇帝敬一炉香，然后再进行自己的宗教活动。这是封建王朝不尊重宗教信仰的历史见证。
国民党统治时期，常年战乱，民不聊生，致使寺院年久失修，荒败不堪。据1933年《月华》第五卷刊登王曾善《长安回城巡礼记》一文写道：“寺院闲旷之地，野草横生，荒芜若无人问，一若鲜花美草不堪植于寺院”，“房舍都可数十余间，雕棂画柱，工程艰巨，现在则十室九蔽，缺乏生气，与古木芜园之任其自生自灭者同其可怜!”凄凉景象可以想见。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寺院大殿西南角发生严重倾斜，危及大殿结构和礼拜教徒安全，有鉴于此，当时寺院掌教马谦益号召坊民捐资抢修，并率先解囊。后用筹集到的款将大殿西南修葺，这是民国时期寺院最大的一次保护修缮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1953年拨款整修了一次寺院，抢修加固了一些古建筑，并粉刷了寺院，这样才使寺院面貌稍得改善。1956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又将寺院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大殿前檐大梁断裂，政府又拨款修缮。
十年动乱中，红卫兵破“四旧”时，清真大寺周围的一些穆斯林群众甘冒危险自觉保护清真大寺，使这座古建筑得以保存下来。清真大寺虽然没有被毁于一旦，但是以后陆续的占用，把寺院整体人为地分解成几处小块块。如，第一进院被一所小学占用；第二进院被一家铁工厂占用；第三进院也被街道小工厂占用；大殿被做了抄家物资的仓库，教徒的宗教活动也被迫中断。在这些“小块块”里，文物古建筑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而是以它本来就虚弱的身体承受着过度的负担。人为分解造成的损失，加之这些近千年的古建筑没有经过较为彻底的整修，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奄奄一息的地步了。南北厢房(南北亭)倒塌了，尤其南厢房已变成一堆瓦砾废虚。省心楼的顶层和凤凰亭的“凤翅”眼见就要掉下或倒下，岌岌可危。寺院建筑的精华——大殿外形虽在，但主要木构架几乎全部朽蚀中空，这是此次翻修大梁落架时发现的，情况实在令人吃惊，也着实叫人感到后怕。
1972年，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怀和穆斯林大众的通力支持下，依靠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开始了一场十分艰巨的保护修复工程。当时，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成堆，诸如修缮经费、施工力量、施工材料、交通运输等等。在整个文物修复工作中，为解决每年的修缮经费和施工中的技术难关，施工中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古建筑材料等等问题，我是常常穿梭往来于中央、省、市各级党政部门之间，颠波奔忙在城市与乡间阡陌之上。当时，我所遇到的各级领导、各族兄弟、穆斯林大众对我是支持的。有的行动支持，有的精神支持，尤其接触较多的文物和建委两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均给了财力和物资上的大力支持。
从1972年至今，经过十七年的不懈的努力，破烂不堪的寺院得到了较为彻底的修复。寺院五进院落中的全部建筑都修葺一新。众人瞩目的大殿修复工程业已基本完毕，在第一、二、三进院落里，还添建了仿古大厅、陈列厅、外宾接待厅等建筑。阿卡汗建筑基金会董事长阿卡汗殿下在参观寺院时，对仿古大厅颇感兴趣。他说，这种大厅建筑形式他还没见过。他指派专家们对大厅进行拍照和勘测。在彻底修复寺院建筑的同时，我们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对寺院的环境绿化和家俱陈设进行彻底改造和添增。过去荒草丛生的庭院，现在百花吐艳；昔日满目凄凉的寺院，现在一片葱绿。原来寺院基本上没有什么家俱陈设，近几年我们从北京或从当地民间陆续挖掘到一些古式家俱和宫内陈设，如：清式楠木桌椅、清制黄杨木12扇屏风、红木8扇屏风等等，现寺院所有建筑物都程度不同的相应配备，古老建筑配古式家俱陈设，格调和谐一致。
今天，寺院古木逢春，花草缤纷，亭台楼殿，相映生辉，建筑更为完整，中国式的伊斯兰教寺院特点更加突出，更加光彩夺目。难怪前来参观的中外人士都要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我们的修复工作也给予肯定和鼓励。如加拿大总督让纳·索维参观后说：“你们采取的文物保护措施很好”，“你们这里保护成功了”。阿曼宗教、司法大臣萨马尔赞誉道：“你们清真寺保护得这么好，不仅是中国的珍贵历史遗产，也是世界伊斯兰教建筑的珍贵文物。”1982年，清真大寺曾被世界著名的阿卡汗建筑基金会推荐为获奖候选者之一，还在基金会的会刊上专门介绍了寺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刊物《信使》(1981年第10—11期合刊)上将清真大寺列为十六世纪世界伊斯兰文物。
十年动乱后进行的寺院保护修复工作，其规模之浩大、工程之艰巨、耗资之巨大是寺院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相比的。正像有些穆斯林老人所说的，这项工程比得上历史上修寺的总和，而且亲眼看着修得扎实，真放心了。人民政府给我们穆斯林办了一件祖业活。我们深信，若不是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开放改革的英明，清真大寺是不会有今天这种兴盛局面的。
四、改革开放时期的寺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清真大寺在一边从事日常宗教活动，一边进行繁重的寺院修复工作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于1978年5月开始对外开放。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寺院已接待前来参观访问的亚、非、拉、欧、北美和大洋洲约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近50万人次。凡是到清真大寺参观访问的客人，无不被这具有历史意义和壮观的古代建筑艺术所吸引。这座中国式伊斯兰教寺院完整的古建筑群更使他们赞叹不已。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说：“来西安一定要看西安清真大寺，我在世界上看过不少清真寺，没有看过这样的清真寺”，“密特朗上次访问中国为什么没有来这里，我回去要告诉他，下次访华一定要来这里，这里简直像一座花园，太美了!”科威特驻华大使迈哈米迪评价说：“清真寺，我们的迈斯吉德!又像你们皇帝的宫殿，又像一座漂亮的花园。”
前来参观访问的各国贵宾和朋友们普遍想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地位和我国伊斯兰教的状况，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情况。但也有些人对我国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怀有种种疑虑，特别需要我们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和介绍，以加强相互了解，增进友谊。我们本着客观求实的原则，有时对用新旧社会和“文革”前后两种对比的方法，通过具体事例和生动语言给予介绍和解答，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宾来这里参观，她们亲眼看到寺院宏伟、完整的古代建筑群保护得这样好，穆斯林群众能在这里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并且生活的幸福愉快，他们自己便真正相信现行的文物保护政策、民族宗教政策是实实在在的。
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清真大寺被确定为省市重点旅游窗口。这样，外事任务固然繁重了，但我们绝不因此而影响穆斯林群众日常宗教活动和修寺工程。几年来，我们积极协调，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使三者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我们为求得寺院经济上的逐渐独立，增加寺院的一些收入，我们不断探索前进并且改进工作。我们白手起家办文物复制部，经营具有寺院特点和伊斯兰教色彩的纪念品。随着业务量的增加，我们先后通过各类方式培训了10余名搞接待服务的工作人员。现有8名工作人员，有3人已能用外语自如地接待外宾。寺院工作人员少、任务重，但他们往往一人身兼数职，能出色完成各项外事接待任务。这样做的结果，既扩大了与海外人士的友好联谊，又为国家赚取了外汇，也为寺院开辟了财路，从根本上减轻了穆斯林群众对寺院的经济负担，走上了自给自足、以寺养寺的道路，还培养了人才，可谓一举数得，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马健君整理)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七章 教派门宦与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