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始末
关连吉
清朝同治元年至同治十二年(1862—1873年)，陕甘回民坚持进行了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反清斗争。这次起义，既是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西北地区广大回民为争取本民族生存权利及其维护宗教信仰而写下的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这次陕甘回民起义的特点是头绪繁多，过程复杂，地域广阔，时间较长。一般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咸丰十一年到同治二年(1861—1863年)，为起义的发动时期；
第二阶段从同治三年到同治六年(1864—1867年)，为起义的高潮时期；
第三阶段从同治七年到同治十二年(1868—1873年)，为起义的失败时期。
一、陕甘回民起义的全面爆发
(1)起义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腐朽的清王朝对外屈辱投降，对内加紧镇压，使中国社会开始一天天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咸丰以来(1851—1861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又把沉重的军费负担强加到人民身上，各种捐输和盘剥又应运而生。当时甘肃的情况是“民力既竭无以应，则委严酷州县敲骨髓以取之，州县刑竭，亦窘无以应，则委凶悍武弁调重兵以协之。朝指一官曰催面不力，夕而黜其名；夕指一堡曰抗面不供，朝而屠其地方。春夏谷缺时，父母妻子饿死者委道路不得舁土一掩”。①陕西的情况和甘肃类似，从咸丰到同治初年变临时为永久的兵徭、兵差，还有“流差”、“正差”、“黑差”，不但出人，更重要的是出钱、出面，出各种费用，沉重的负担都落到农民的头上。
这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构成了陕甘回民起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背景。但这只是起义的条件和一般的社会根源，而不是起义的直接原因。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仍然是清朝统治者一贯执行的反动的民族宗教政策，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更加变本加厉罢了。此时民族宗教政策的反动，一方面表现为清政府对广大回民的直接的歧视和压迫，更多的则是挑拨回汉关系，通过民族偏见间接地表现出来的民族歧视和压迫。
同治年间，满汉地主阶级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勾结，清王朝的中央权力开始向地方权力转移。所谓的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地区的民族矛盾更加突出。无论官方或满汉地主及其封建文人，都对回民和伊斯兰教倍加歧视。“回子”、“回逆”、“回匪”、“回贼”、各种侮辱性的称号不一而足，甚至以“*(左犭右回)”代“回”，表示回民不齿于人类。《平回记略》上写道：“撒拉 *(左犭右回)猾，素称化外，由来不靖，其俗男女混杂，不知伦常，好杀食人，淫狠无良”，还写到：“此等回丑，环处中土，宜令其一体遵奉，毁其礼拜寺，举汉人教其子弟，使知伦常礼义，日积月累，油然感化，庶乎可无虑耳。”②歧视和偏见，跃然纸上。官方文书和地方史、志中对回民的污蔑歧视亦比比皆是。歧视之余，就是加紧防犯和镇压。在法律地位上，回民低于满人亦低于汉人，回民犯罪要罪加一等，回民流徙要远放，甚至要在脸上刺字。陕西华州、大荔有“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③的判词。回民聚居区要设重兵“弹压”，回民不许3人以上持械行走。对回民所普遍信仰的伊斯兰教一再三令五申，施行种种限制，甚至于要取消阿訇，如此等等，实际上要剥夺回民的生存权利，取消回民的宗教信仰。
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清廷对回民的民族偏见主要来自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歧视。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民族压迫不但从宗教歧视开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宗教的压迫来实现的。在陕甘回民起义爆发的前夕，上述民族矛盾的激化，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2)陕甘回民起义的全面爆发
陕甘两省的回民起义以不同的形式自发而起。甘肃的首义地点是河湟地区的循化和巴燕戎格(即化隆)，陕西的爆发地区是临潼和渭南。宁夏金灵地区受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肃州受河湟地区的联络和策动。只是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陕甘回民起义才在“护教”的口号下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以后又形成了反清的四大据点，这已经是同治三年到六年间的事情。在这之前的第一阶段，各地回民起义不但是自发的，而且在事前并无联系。起义的爆发完全是统治阶级兵刃相加，官逼民反的结果。
陕西回民起义的爆发虽然受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直接原因是由于汉族地主团练对回民的压迫和欺凌。由于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挑拨离间的结果，陕西的渭南、同州(大荔)、华州、华阴、朝邑、三原、富平、径阳、咸阳等地官衙，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而组织起来的团练，此时充当了欺压和屠杀回民的急先锋。同治元年三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和捻军由武关直逼西安，汉族地主阶级大肆散布回民“勾结长毛”的谣言，渭南一带首先发现“见回不留”的传单。很短的时间内，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大规模的械斗自华州开始，罪魁祸首就是地主团练。据《续华阴县志》记述：“四月十九日，捻匪至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约集华阴乡团合力堵贼。……团练中有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热难以为辞，遂声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内患，然后再堵贼匪。二华团众，即寻华州之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先行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无罪，苦口哀求。团众坚持不允，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以烧房杀戮为令。”④《秦难见闻记》云：“四月二十七日，大荔县禀回汉械斗，请大兵镇压，二十九日，抚台派委员并回绅刘健川、米小官前往劝止。不知汉民将华州所属之回村尽行焚烧，大荔正在受乱，地方官左袒，其势遂不可止。”⑤
以上史料，从各方面反映出了汉族地主团练欺压回民的事实，回民为了捍卫民族生存起而自卫，但暂时还没有发展到杀官起义，直接与清政府对抗的地步。而团练却是受到官府的赞同和支持的。团练头子如冯元佐，柏景伟，梅锦堂等欺蒙无知汉民，对回民大加杀戮。“长安柏景伟的团练，将户县、周至回民尽杀无遗”⑥；渭南的冯元佐团练，则“与本县富豪赵姓及大荔之李姓，潜行唱和，声言奉旨洗杀回民……于是自潼关以西，凡往来回民非铡即杀，无得免者”⑦；梅锦堂团练则“纠合汉团二千余人先将长安境内各回村肆行焚杀，复到户县之辉渠堡回村围攻，合村数百家立成灰烬，惨不可言。”⑧清政府利用团练屠杀回民，等到回民奋起反抗，又假惺惺地派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到临潼去招谕，“劝寻回汉息事”。五月十一日，张芾偕知府马百龄等耀武扬威地到了临潼油坊街，声言要惩办“受逆”任老五。殊不知，任老五正是领导回民反抗的领袖之一。当时，回民聚众反抗，以各个教坊为单位结堡自守，在大荔有王柯邨、乔店、羌白，在渭南有禹家庄、仓渡、邸家庄，在大荔和渭南交界有乜家滩等，“其余星罗棋布，不下数邸堡”，“首祸者，则赫明堂，任老五也”。⑨张芾的劝谕，实际就是恐吓和镇压，而且汉团早以灭回传单相约起事，“单中即推张芾为首”⑩。愤怒的群众在任老五的领导下，于十三日将张芾和汉族随员杀死，反团练斗争正式转化成了反清起义。
陕西回民的斗争由反团练向反清起义的转化，从清政府的态度上反映得更清楚。三四月份，事态急剧发展时，清政府派多隆阿部总兵雷正绾驰赴关中剿办，上谕“不问回汉，但问顺逆”，“不遵教化者毋论是汉是回即著督兵进剿，剿汉不得助回民，剿回亦不可惜资汉练”。(11)可是，仇视回民的汉族官僚地主，无一不报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光禄寺卿潘祖荫奏；“渭河以北汉村二百有余被回民焚杀几尽，死者十余万人。回民旗帜枪炮马队无一不备，其蓄志已久可知，特借械斗为名起事耳。”(12)同年八月胜保进至潼关以后，清朝最高统治者很快就下令：“回族猜疑激变各情，朝廷早已闻知，第回匪挟此嫌隙，剧肆鸱张，焚掠村堡，是启衅之由，汉民不能无过，而叛逆之罪实在莠回。……必痛加惩创，使其畏威怀德，方可剿抚兼施。”(13)致使回民起义迅速扩大，几乎全陕西都揭竿而起，并以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苍头镇为主要据点，号称十八大营。东路攻下了华阴、华州，高陵，围困省城；西路进攻泾阳、三原、咸阳、凤翔、以至全陕震动，省城危急，胜保八月进关以后，一路挨打，东西不能兼顾，起义烽火遍及渭河两岸。
甘肃回民起义始于循化和巴燕戒格，并略早于陕西回民起义。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起义的过程并不如陕西那样单纯。受太平天国的影响是间接的，起因主要是民族宗教压迫，但亦有教派门宦问题掺杂其中。原来，清政府对这里的回民(特别是撒拉)一贯怀有戒心，动辄“弹压”屠杀，早就使这里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处在极度激化之中、咸丰七年(1857年)，就有循化街子工撒拉回民聚众围攻厅城。烧毁要路桥梁、抢劫解省人犯的事件发生；九年，又有撒拉回民聚众持械赴丹噶厅与狄道回民的“辨教”教案；十年，辨教回民与大墩坪汉民发生械斗：十一年正月，陕甘总督乐斌派甘肃提督成瑞对撒拉回民进行围剿，西宁小南川的汉团乘官兵进山之际，在丹洛桑等庄“袭杀撒拉同教回民泄忿”，致使本来已平息的回撒群众从三月初九在南川与汉团展开了激战。乐斌慌忙调甘肃提属，肃州、凉州兵马2000名赶来镇压。三月初十，成瑞派先头部队 500名前往南川，会同该处团勇堵剿。至此，官兵和团练完全站到了一条战线上。英勇的回撒群众给官兵和团练以歼灭性的打击。带队的守备陈治猷、把总王德被起义军击毙，成瑞因战败被撤掉于提督之任，由西宁办事大臣多惠接替，起义军旗开得胜。
多惠到任之后，慑于起义军的军威不敢贸然进攻。起义军在马哈三(马文义)、马桂源领导下与多惠议成“抚局”，乐斌、多惠还吁请豁免了西宁碾伯两县的应征粮草。这是西宁起义后的第一次“抚局”，实际上对起义军和回、撒拉群众是有利的。但是，汉族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却很不满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御史陈延经、裘德俊先后奏参。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清廷即将乐斌革职，改派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麟魁、户部尚书沈兆霖赴甘肃查办。起义军被迫再度围攻碾伯。沈兆霖接任了陕甘总督，气势汹汹地调兵遣将，妄图借民团之力一举歼灭回撒起义军，但很快就落了个虎头蛇尾的结果。二三月后，沈兆霖几次入山进剿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月初，沈又分兵四路，动用大炮火弹，也遭到失败。时值陕西回民起义处处发动，沈兆霖进退两难，反倒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在自请交部议处折中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惩创似不为不严，而该匪持险负隅，尚无就抚之机……彼时相持，饷需难继。现在豫、捻、川匪均扰及陕甘交界地方，较撒匪之患尤甚，此处军务未了，拨兵筹饷更堆兼顾。再四思维，实深焦灼。”(14)最后不得不“以防为剿”。六月，与马桂源议成第二次“抚局”，即告草草收场，悬拿马哈三一事亦付之空言，回撒起义军实际上得到了又一次胜利。沈兆霖匆忙起程，旋即在平番(今永登)被山洪淹死。起义军继续扩大并发展，随之陕甘回民起义即联成一气了。
同治元年十月，清政府又派多隆阿佩钦差大臣关防入关。星夜倍道而行，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驰抵同州，与胜保合军，使起义军腹背受敌，形势开始逆转。多隆阿手毒心狠，第二天就出队“将东西韩村贼营八座悉数焚毁”，(15)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即使“求抚”亦“严斥不许”，或者只是被利用来做为大屠杀的欺骗手段。同治二年二月，羌白镇、王阁村先后被攻下。羌白镇“堡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王阁村被攻下时亦“杀贼尸山积”、“流血成川”，(16)以致于尸体腐烂，“时疫大作”，可见其残忍到什么程度。四月初二，起义军的另一个重要据点苍头镇亦被攻下。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只能老幼参战，一面西撤，一面进行拼死反抗。七月初，多隆阿兵到省城，相继攻陷沙河镇、高陵、泾阳、咸阳等地，所到之处，大出杀手，不是“焚毁”，就是“平毁”，渭河两岸，火光冲天，尸体遍野，回族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正是这种屠杀政策，使“杀回灭教”的流言不径而走，整个陕甘回民人心惶惶，无形中促成了广大回民在“护教”口号下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全民族大动员，使陕甘回民分散的斗争汇成了争取民族生存的悲壮斗争的洪流。
综观起义的发展过程，清军由东向西节节进逼，陕甘回民起义步步结合，镇压和屠杀逐步升级，反抗与斗争日益扩大。与陕西省毗连的甘肃宁灵、盐固和平凉的反清斗争，爆发于同治元年的八月以后，这决不是偶然的。此时正是胜保奉命入关“痛剿”的时刻，当陕西回民起义军西路发展到陇州、邠州的时候，盐茶厅一带的回民为了反抗清军的屠杀起而响应陕西回民起义军。接着，清政府平远所的把总马兆元在预旺城起义，固原纳三率众起义，平凉阿訇穆三(穆生花)起义，马化龙据金积堡起义，这些起义的原由很大程度上是“见回不留”流言的迅速传播所致，流言的制造者是汉族地主。地方官又请大军西来为依凭、加紧掠夺和欺压人民。如盐茶厅一带的起义，就是“该厅同知屈升之……于上年捐输后，借相验命案，带领多役来堡，勒令再捐，以致激变。”(17)
同治二年正月初，穆三、纳三为首的起义军里应外合，攻占固原，王大桂跑去劝降被杀。二月初六，又攻占了盐茶厅，接着开始围攻平凉，到八月十二日平凉被起义军攻占。十月，宁、灵各路起义军和金积堡回回一起占领了宁夏和灵州。在西宁，花寺与大会门宦辨教激烈，汉团介入，官府镇压，马文义、马桂源带领群众围攻西宁府城。河州回民不忍崔甘庄汉团的欺凌，在闵殿臣等人领导下起义，十二月突袭河州城。狄道(今临洮)回民反抗汉团杀戮，以牟夫提门宦(即大会)为首，一度攻占县城。肃州有已革猎兵马得功与西宁、河州回民联络的起义。甘肃各地，凡回民聚居处，处处揭竿而起。到同治二年年底，陕甘回民起义已联成一气，控制了陕甘交界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多隆阿进退维谷，惊呼：“甘肃逆焰方张，情形危机，似宜全军西讨速殄寇氛。然而发贼盘踞汉南，川匪寇伺商雒，周至攻克之后，更臣军一动，陈得才大股势得上窜凤邠，窃踞我军后路。若再勾结蓝逆由商南并力回窜，省城无兵无饷，势难支持。我军既已入甘，即成鞭长莫及之势，腹背受敌，粮道阻绝，全军譁溃堪虑，且宁、灵相继失守，北山节节空虚，偿逆气联成一片，秦陇必同时震动，西北一隅，势将前功尽弃。”(18)陕甘回民起义的大火已经熊熊燃起，进入反清斗争的高潮。
二、1864—1867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的全面高涨
同治二年以后，陕甘回民起义的重心移到了甘肃。甘肃回民斗争的烽火四起，逐渐形成宁灵、河州，西宁、肃州四大中心。陕西回民起义军在陕甘边界的董志塬坚持斗争，清政府剿抚不力，领兵大员事权不一，军队叛变溃散，标兵哗变，造成了回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大好局面。
(1)陕甘回民起义军的相互支援
清政府原来把镇压回民起义的希望寄托在多隆阿身上，不料同治三年正月初二，多隆阿在指挥进攻蓝大顺占据的周至县时，“头眼俱受枪伤”，四月十三日死于周至大营。清政府慌忙重新部署力量，一面顾防陕疆；一面由原固原提督雷正绾率陶茂林、曹克忠深入甘省镇压回民起义。四五月间，平凉、瓦亭、固原、盐茶、张川等地相继失陷。八月中旬，当雷、陶的军队逼进莲花城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此处的回民以哲合忍耶教派为主，领导人正是马化龙派任的秦安、莲花城一带的“热依斯”(总管)穆生花。清军又调来曹克忠部为援军，才在十月攻陷莲花城。但在起义军的英勇打击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由于清军孤军深入，后路被起义军截断，“八月初四日四鼓，陕回孙义保潜带贼众四千余人直逼固原西门，又有城中陕回赫明堂阴为内应，潜开东门，贼众拥入”，(19)固原又回到起义军手中。时张集馨正交卸陕西巡抚后奉旨到甘肃会同恩麟帮办军务，闻信慌忙向清廷报告：“回逆自攻陷固原后，麕集泾平交界之新城地方，欲断平凉各营粮道，又有马步贼万余人盘踞泾洲城北之北分股肆扰，逆首孙义保(即孙玉宝，见《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欲将老弱送回白吉塬，自率死党扰长安。”(20)陕情一时紧张，张集馨滞留泾洲不敢前往。陕西回民起义军的英勇战斗，有力地支援了甘肃的回民斗争，使清军不敢向甘省发动进攻。十月初二，长期被围的河州被起义军攻占，十月二十七日，全县落到回民起义军手中，靖远亦被包围。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无兵无饷，困守孤城，任凭起义军驰骋。宁夏方面，起义军仍然占领着宁、灵州城。陕、甘回民起义军东西支援，南北呼应，和清军处处展开了拉锯和争夺战。
(2)杨岳斌在陕甘的残败
进入同治四年以后，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回民起义的方向发展。三月，肃州被起义军占据。四月初，新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在“一片贼气”中正欲由雷正绾、陶茂林保驾进入兰州，陶茂林的兵变给了他当头一棒。当时省城粮道被起义军截断，文报不通，陶茂林驻守安定，粮断饷尽，军心不稳，加上军官的克扣，士兵十分不满，乘陶“丁忧”要求回籍的时刻，“中左前后四营，提选二营及新中一营及卫队各勇同时哗变”(21)，不愿再为清政府卖命，使杨岳斌刚一入甘就焦头烂额，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哗变镇压下去。六月，雷正绾、曹克忠的军队因进攻金积堡失败又发生溃变。残军节节败退，一直退到平凉才止。清政府借重压甘肃回民起义的两支“劲旅”从此一蹶不振，杨岳斌进入兰州之后，只好困守危城。七月以后，中卫、古浪、平番、武威、皋兰之北、碾伯之巴暖营、靖远之芦塘，处处告警，且有“另星股匪，游弋往来不可枚举”。到了年底，杨岳斌计尽力竭地哀叹：“臣抵甘后，因粮饷两绌，原就现有兵力图以进取。自陶茂林军溃于前而兵不足，雷正绾勇变于后而兵愈不足……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城，则饥军终成坐困，若出省剿办，则根本时虞动摇……。”(22)同治五年正月，杨岳斌冒险出省城出巡，谋与陕西巡抚刘蓉商议“剿回”之策。刚至庆阳，又发生了兰州督标兵变。这些督标兵勇，本是土著士兵，受杨岳斌的苛扣欺压，受回民起义军的影响，以王占鳌为首沥血酒谋变。回兵马文、马魁以“献城归教”加以鼓动。三月初二日三更时，“私启城门放外城兵丁潜入，旋继沿街纠党。”五更时包围督署，将督办委员、幕僚亲兵杀死，差一点控制了兰州城。杨岳斌闻变，“愤恚不食”，与刘蓉的“面商机要”因此告吹，急急忙忙回省镇压。与此同时，陕西回民起义军发起了一个东归陕西的强大攻势，刘蓉也慌了手脚，赶紧布置陕防。五月以后，陕甘交界战事更猛，起义军在隆德、静宁、固原、平凉一带驰骋，并包围了庆阳府城。“逆酋马生彦、孙义章纠集静隆各处回股，携带家眷，复窜陇州。其前次剿败之崔三、穆三、马万祥等股，亦回锯固关、咸宜关、神林铺、曹家湾、太冲*(左土右谷)、玉马嘴、高岭子、蒲峪川等地，蔓延数十里。”(23)刘蓉气急败坏地奏请宁夏将军穆图善和陕甘总督杨岳斌调兵支援，在凤、陇一带阻截。清军处处挨打，顾此失彼。此时的甘肃省城，已处于起义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特别是粮道被起义军截断，使杨岳斌困守待毙。“军民之困无以复加，杨岳斌内抚饥军，外筹逆匪，触处棘手，焦灼万分”。(24)
正在此际，甘肃陇东一带的安化、正宁直到陕境的鄜州、保安一带，有以董福祥为首的“饥民土匪”，号称十万之众，揭竿而起。在静宁有张贵率领的农民聚众起义，号称二十八营。杨岳赋焦头烂额，于同治五年八月上书，“仰恳天恩另简能员接替办理，使甘事早有转机”。(25)九月，清政府即任命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被分封一等恪靖伯的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为陕甘总督，催调速来陕甘镇压回民起义。十月，张宗禹带领的西捻军向陕西挺进，十二月在坝桥大败清军。回民起义军亦向陕西大举进攻，先头部队已经有部分深入到省城附近，一时声势大振，陕甘回民起义进入反清斗争的第三阶段。
三、左宗棠的残酷镇压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失败
(1)左宗棠“平回”的反动政策和策略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十一月即起身赴任。同治六年正月初一，清廷著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旋继又授给钦差大臣关防，催促速往陕甘。但左宗棠真正开始镇压回民起义却是在同治七年十月(1868年11月)以后。在此之前的 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余波又继续坚持斗争将近四年。左宗棠于同治六年六月由潼关入陕，年底又追捻出陕。直到同治七年六月，西捻军在山东终于惨遭失败，左宗棠才正式来到陕甘履行清政府交给的镇压回民起义的反动使命。这期间将近有一年多的时间，正是他所谓“平回”的准备阶段和反动政策的酝酿安排时期。从左宗棠的正式登场，联系到全国的形势和陕甘的具体情况来看，一是清政府完全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后，已可腾出手来扑灭陕甘回民起义的烈火，而左宗棠正好充当了清政府反动的民族宗教政策在陕甘的忠实执行者；二是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逆转，陕西回民起义的高潮已经低落。到同治七年(1868年)年底，陕西起义军都已退入甘肃或退守陕甘边界，甘肃起义军四大据点基本处于不同程度的“抚局”和自卫阶段。左宗棠的所谓“平回”，就是来向陕甘回民进行总的反攻倒算，进一步执行镇压和屠杀政策，陕甘回民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左宗棠“平回”的反动政策和策略，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精心布置了“先捻后回”的战略。
左宗棠接任后，马上向清政府献计献策，其第一步计划是：“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主，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可免中梗之患。”(26)第二步计划是：“甘肃回多于汉，兰州虽为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将来巨军入甘，应先分为两支，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矣。”然后杀气腾腾地归纳说：“是故进兵陕西，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路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27)最后落实在一个“剿”字上，而且他刚一接到陕甘总督的任命，就“清饬蒋益澧于香港购买上好洋枪二千枝及枪药铜帽便交高连升解以济军需。”(28)借用资本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来对付少数民族的起义。
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所制定的恶毒计划，确实打中了起义军的致命弱点。回民起义军与捻军之间，本来因指导思想和性质的不同，无法实现真正的联合，捻军失败之后，陕西回民起义军更加孤立和分散，终于为左宗棠各个击破。
其二，顽固的民族偏见和宗教歧视。
左宗棠是陕甘领兵大员中第一个系统地了解过伊斯兰教的人，这一点反映在他著名的《奏请禁绝新教折》和其他一些文稿中。左宗棠对回民的起源、信仰、真主、《古兰经》以及宗教仪礼、圣行五功都讲得头头是道，甚至注意到了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演变。对于新教的来龙去脉，更讲得了若指掌，结论则是：“然新教之所以必宜断绝者，以其自托神灵，妄言福祸，行为诡僻，足以诱惑愚回，卑令甘心役使，同陷大逆而不知，加以显戮而不悔。一如白莲、清香、天为、园顿诸邪教，之足以酿乱而祸天下也。”(29)在左宗棠的眼中，回民是“牲与人殊”的犬羊，“知畏威而不知怀德”(30)的刁民。他表面上也讲“祗分良莠，不分汉回，为制贼之本”。在公开的《谕汉回告示》中更是讲得堂皇，骨子里却是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
其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
左宗棠一到陕西，就投入当地地主阶级的怀抱，上为清王朝尽命效劳，下为汉族地主阶级伸冤报仇。其下属和幕僚大多是和他气味相投的汉族地主官僚。这里特意举一个向不为人注意的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团练头子柏景伟。柏景伟是陕西长安人，举人出身，同治二年大挑二等选授定边县巡导。回民起义打破了他升官发财的美梦，就一变成为残酷屠杀回民的团练头子。其初期的罪行已如前述，后又赴甘助剿，功赏蓝翎。“六年，钦差大臣左宗棠奉命督师入关，知柏景伟识略过人，辟为参谋军事”，因出谋划策有功，“宗棠深才之，以属帮办军务刘典。”(31)此人早在同治六年十月就上书左宗棠，认为“回逆较发捻各逆均易办，以其贪狠成性，各霸一方，不相统属也。”进而献策曰：“甘肃回逆大势，西南以河州为主，东北以金积为主，两处皆陕回西逃薮，阳为就抚，阴则挟陕回以为之屏薮……非先剿陕回，而河州金积之回不能抚；非并剿河州金积，而平固甘凉等处之回不能抚……进兵先从董志塬始，远抚而近剿，顺抚而逆剿，取其渠魁而歼除之。”(32)他还向左宗棠建议，“回逆多诈而善疑”，“败则饰词投诚，其故智也。……然彼既以抚诈我，我何难以抚制彼，寓剿于抚，不言剿而剿之。”(33)另外，他还力陈陕西回民的种种“叛迹”，要求将叛户归属堡寨，并特别提出金积堡在陕甘回民起义中的地位和对清军的危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团练头子的毒计受到了左宗棠的重视和采用。左宗棠后来捉出的“一意进剿”，“各个击破”，“涣其群，孤其势”，“关陇诸回，视金积为向背”，禁绝新教等等，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提炼和发挥。在剿抚问题上，历来的领兵大员有主抚者，有主剿者，亦有剿抚兼施者，都不及左宗棠处理得独具匠心，得心应手。在柏景伟“寓剿于抚，不言剿而剿之”的启发下，左宗棠对待回民起义的手段是以剿为生，剿中有抚，抚中有剿。他认为“议剿议抚必须通筹全局，不致坠贼奸计”。
(2)陕甘回民起义的失败
左宗棠全面展开对陕甘回民起义的镇压是同治八年(1869年)。史家多称左宗棠的进兵甘肃为“三路平回”之策，即北路刘松山由绥远、花马池直至灵州、金积；南路周开锡绕陇南诸军由秦州取道巩昌(今陇西)进攻河、狄；中路左宗棠与刘典督军由陕甘大路入甘。实际上，左宗棠的进军方略以北路为主，步步推进。南路是为了巩固秦州，维持饷道，保卫省城，并割断河狄与灵宁的联系；中路实则为后路，一面全部逼陕回入甘，一面巩固后方，坐中指挥。在军事上，这是一反过去全面出击的做法，对起义军极为不利。再加上同治七年年底，刘松山又在花马池收复了董福祥的部队，改编为董字三营，“流民土匪”基本上为清军收编和打散。回民起义军形势更加孤立。左宗棠的“平回”从董志塬开始。
同治八年二月上旬，左宗棠乘董志塬陕西回民军粮草几乎断尽并屡次求抚的时候，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董志塬是陕西回民军唯一的一个根据地。北至安化，南至宁州，西到镇原，东到合水西华池，西北勾通毗连金积，西南威胁平泾。当时起义军粮食非常困难，拖家带口，归乡心切，缺乏统一指挥，在清军压力下只有向西撤退。二月十八日，起义军在肖河镇集议，“并十八大营为四营，以其半护家口辎重先行，留崔巍(即崔三)、马正和等率悍党万余伏董志塬断后”。(34)二十五日，庆阳为清军占领，二十七日，董志塬失陷。左宗棠向情廷报功说：“统计是役杀毙饥毙之贼及坠崖而死者实不下二三万人。……积年数穴扫荡一空，贼之悍精骑党，销亡殆半，该逆由环县、固原两路窜至下马关，复由下马关窜金积堡一带”。(35)可见起义军损失是很惨重的。失掉了董志塬根据地以后，陕西回民起义军只有分别依附于甘肃的四大据点。这年五月，左宗棠移驻泾州，步步为营，向西推进，依次展开了对甘肃回民起义军四个据点的进攻和屠杀。
左宗棠进攻的重点首先是金积堡。如上所述，攻打金积堡早就在左宗棠的谋算之中。当时金积堡的形势是：早在同治四年年底，穆图善就在宁灵和起义军议成“抚局”，宁夏的马万选、赫壮图被穆请赏加副将衔，马化龙被赏加提督衔，并改名为马朝清，其子马耀邦赏戴花翎。(36)起义军退出了宁灵郡城，马化龙还为清军倡捐了数万两饷银和数十万担粮食。这种“抚局”对陕甘回民起义的全局来说并非好事，表现了整个起义的分散和缺乏统一。马化龙本人显然也有保全势力和地位的个人动机，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宁灵的安定，中止了抢劫和屠杀，对广大回民也有有利的一面，这就是“抚局”能够维持多年的原因。从清廷大员方面来看，则是利用民族宗教上层，拉拢群众，其主要原因是兵力限制，无力围剿。但是左宗棠成见在胸，决意从金积堡开刀，拔掉这个眼中钉。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刘松山奉左宗棠之命自花马池拔队出发，一路剿杀。八月初二，刘松山进军途中遇到灵州回民阻截。八月初五，回民起义军在自卫中再次占领灵州城。刘松山即督军大举进攻。九月灵州得而复失，清军进而逼近金积前哨吴忠，金积堡之役正式打响。
金积堡之役中做为哲合忍耶教主的马化龙，虽然和陕甘回民军有一定矛盾，但他只是“代为求抚”，并不出兵助剿同类，仍不失其民族的立场。而这正是左宗棠所谓真抚的首要条件。八月至九月初旬，送到左宗棠手中的马化龙求抚禀呈就有四次之多，八月二十九日，马化龙还亲赴刘松山营中，“禀求停兵，待其劝导陕回听候查办”。“九月初三至十二等日，马化龙逞递陕回禹得彦禀结并陆续交抬枪七十杆，战马七十匹。”(37)左宗棠则认为“惟马化龙之阴谋险狠，天下共知，自就抚后筑寨修堡，购马造械，仍于陕回互相首尾，自宁灵以至河狄回民大都仰其鼻息，旋抚旋反，是其惯技。”(38)所以一面敷衍，一面催令刘松山加紧进攻并大肆杀戮回民。据左宗棠向清廷汇报八月至九月的战况时承认，清军每攻破一个堡寨，“寨内贼匪……悉行歼毙”、“斩杀净尽”、“逸出者无几”、“无一漏网”、“生擒者，立即斩决”。(39)与此同时，左宗棠还派金顺由定边与张曜进兵金积北面的宁夏，雷正绾、周兰亭沿黑城子北上占据峡口，对金积堡施行了军事大包围。到了同治八年九月中旬，马化龙指令新教各回堡如预望城、同心城求抚，“陕回心更不安，于是禹得彦、白彦虎、李经举等之在预望城者，潜率各部队，由盐茶厅西窜，纠居宁安四百户之崔三、马生彦及马正和部众，金积所留之陈霖等，悉数西趋。图由长流水，打拉城出会宁安定，而河州之回，暂延喘息”。(40)左宗棠认为正是痛剿的大好时机：“现在陕回既去，金积堡贼势已孤，惟马化龙以甘词求抚，阴谋蓄谲，若非痛加剿洗，必至贻患将来。”(41)
从同治八年九月到同治九年十一月时，金积堡保卫战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尽管他们认不清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而一再求抚，但同时他们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坚持战斗，成为此间陕甘回民起义的中心和堡垒，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九年正月十四日，刘松山在马五寨被起义军击毙，陕西回民起义军和宁灵起义军乘机反攻，雷正绾在峡口大败，左宗棠则任命刘松山之子刘锦棠统帅湘军，更加穷凶极恶对金积堡围攻。
到同治九年十一月时，金积堡弹尽粮绝，河狄和陕西回民起义军的支援亦被阻截。十一月十六日，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递呈求降，并表示：“罪民所犯情罪，自知不赦，叩恳恩施。如蒙念族众无辜者多，转棠曲宥，仅以罪民一人抵罪，死无所恨。”(42)狡猾的左宗棠当时并未立即杀害他，因为这时还有个回民起义的据点王家疃久攻未下，他还利用马化龙在那里进行了一定的招降活动，同时在为杀害马化龙寻找借口。左宗棠在奏文中云：“马化龙稔恶三世，谋逆已久，纵有后效，不蔽前辜，若宽贷其一死，必滋后患。此时议暂缓其诛者，以王家疃堡墙高厚，存粮极多，非猛攻所能骤得。”以后王家疃攻下，左宗棠以“两次挖掘获洋枪一千二百杆”为借口，于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1871年3月3日)将马化龙父子“凌迟处死”。(43)马化龙亲属及附近村堡回民被杀害者数千人，左宗棠还出示严历禁绝新教，宁灵地区的回民亦遭到大肆屠杀。
同治十年七月，左宗棠由平凉移驻静宁，八月初由静宁取道会宁到达安定(定西)，开始向河州回民起义军踞点进攻。在此之前，清廷急催左宗棠“鼓行而西，灭此朝食”，老谋深算的左宗棠却一面镇压零星反抗；一面筹办粮草，把进攻河州的时间定在七、八月秋收之后。河州的马占鳌、马尕大(马悟真)托张家川回目李德仓向左宗棠乞抚。左宗棠也明知金积堡失败后马尕大、马占鳌求抚之心乃益坚。但他坚持认为“河州贼氛不靖，兰州不能解严。河回轻生，性喜剽掠，变乱十年来未受惩创，毫无畏忌，非创巨痛深，固难望其永久帖服也。”(44)左宗棠拟定了三路进攻计划，中路由傅先宗搭浮桥过洮河结垒而进，左路由杨世俊取道南坪进攻峡口，右路由刘明灯从红土崖进安定，扼制洮河康家崖渡口，并派徐文秀由静宁进驻会宁为后继，在岷、洮分驻部队五营，并派土司杨元守隘口阻截，妄图把河州起义军一举制于死地。另一方面，左宗棠故技重演，乘退踞西宁大小南川的陕回崔三、禹得彦“来信哀恳，具保投诚”的机会，进行了分化和离间。布置停当，才于八月初间向河州发起了进攻。由于起义军英勇顽强的反抗，左宗棠上述的三路并进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六(1872年2月14日)，起义军抓住清军孤军深入的弱点，在敌营之间偷筑三垒，忽然发起反攻，里应外合，清军大败而逃，自相践踏，溃不成军。其统帅傅先宗被起义军击毙，徐文秀阵亡，这就是著名的太子寺之战。但是，马占鳌却利用这次胜利做为换取自己名利的资本，和马永瑞等力主胜而后降。“先后呈交马匹四千有余、枪矛一万四千有奇”，并“各遣子弟皆回目马永瑞等赴军前献马。”(45)马占鳌、马永瑞、马悟真等还把自己的儿子(当时号称十大太子)送到左宗棠大营做人质。(46)左宗棠亲自给马占鳌的儿子马五七改名为马安良。马占鳌等以回民的鲜血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回民起义军被改编成了两营马队，由马占鳌、马悟真统领，反过来又去镇压回民起义军。“当时有一支回民起义军由杨继芳、马彦隆，马聋子率领，往来于河州和盐茶一带，清军久不能扑灭。马占鳌一投降马上利用民族上层的关系将他们捕献左宗棠，为此深得左的赏识。马占鳌赏给花翎五品、马永瑞赏给蓝翎五品、马悟真赏给五品”。(47)河州的回民起义终被马占鳌等人出卖而告失败。
河州回民起义失败后，左宗棠立即开始把矛头指向西宁。当时西宁的情况亦是“抚局”。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无饷无兵，长期以“抚局”“羁縻”起义军，实际上西宁成了回民起义军的天下。同治七年年底，玉通更保举马桂源署西宁知府，以马本源为西宁镇总兵，以马福为大同营都司，基本上把地方政权交给了起义军。在左宗棠看来“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48)同治十年六月，左宗棠就拟定计划，“俟河州大定，再图西宁”，就在河州战事期间，西宁陕甘回民起义军求抚时，左宗棠又耍政治手腕，骗得“陕回及米拉沟西马营回众陆继共交马三百六十六匹，枪矛一千二百九十二件。……宁回一共交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枪矛一千零八十五件。”(49)其实这都是缓兵之计。
同治十一年七月(1872年)，河州战事结束，左宗棠进驻甘肃省城兰州，立即以陕回“所交马匹多不适用”、“仍借故迟延”为理由，“饬令道员刘锦棠率马步各营分赴前进”，(50)并要求马桂源等夹攻陕回，以试其真伪。陕甘回民起义军一再要求“官军缓进”，左宗棠执意不肯。面临着清军的镇压和屠杀，西宁的陕回和甘回又一次联合起来斗争。十月十九日，清军进至西宁城下。马桂源退到巴燕戎格。马永福在清军前面招降，马占鳌、马永瑞随军助剿。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四，马占鳌等在巴城东山诱捕了马桂源兄弟，解兰州交左宗棠杀害，大通等地亦告失陷，崔三、禹得彦等投降。白彦虎由西宁退往大通，又从大通过扁都口向肃州方向撤去。
肃州战役是陕甘回民起义军与清军的最后一战。肃州城从同治四年三月被起义军占领以后，同治七年又议成“抚局”，实际上一直控制在起义军手中，形势与西宁基本相同。同治十年七八月间，左宗棠攻陷金积堡后又移师西进，肃州回民起义军和陕西回民起义军又一次公开占据州城。左宗棠在清政府催促下于同年即拨徐占彪十二营往攻肃州，第二年正月又派陶生林等率领五营清兵去协同攻城。河州起义失败后，白彦虎部从扁都口来到肃州支援，被清军阻截，只好向关外西撤。后由新疆入俄境，从此定居务农。到同治十二年八月，左宗棠亲率大军到达肃州，战斗持续到九月初十，肃州起义军领袖马文禄在左宗棠诱降下开城投降。左宗棠让马文禄等交马械、造名册，“分班带大营听候面谕”，然后于二十三日即“令提逆首马四即马文禄……等各犯，数其罪恶磔于军前，臣金顺、宋庆、刘锦棠亦立将各起凶悍客回一千五百七十三犯悉数骈诛。是夜诸军入城纵火轰击，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除拔出老弱妇女九百余名外，尽付焚如。”(51)事后左宗棠自己承认：“肃州克复，首要各逆，实无一漏网。土客回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妇女概免诛。数十年征战之事，以此役最为妥善。”(52)
轰轰烈烈的陕甘回民起义，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历时13年，终于在左宗棠的镇压和屠杀下宣告失败。
注 解：
①《甘宁青史略》卷二十四。
②《平回纪略》见《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14页。
③同上(111页)。
④引自《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序言》，见《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⑤见《西北回民革命史》附录：《秦难见闻记》。
⑥《秦难见闻记》。
⑦同上。
⑧《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十一。
⑨《平回志》卷一，见《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60页。
⑩《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十一。
(11)同上，卷十三。
(12)同上。
(13)同上，卷二十一。
(14)同上，卷十三。
(15)同上。
(16)《平回志》卷一，见《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68页。
(17)同上，卷二十九。
(18)同上，卷五十七。
(19)《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七十六。
(20)同上，卷八十一。
(21)《平定关陇纪略》卷二，见《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317页。
(22)《平定关陇纪略》卷二，《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329页。
(23)同上，339页。
(24)《平回志》卷三，《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348页。
(25)《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三九。
(26)《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四六。
(27)同上。
(28)同上。
(29)《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八。
(30)《左文襄公书牍》卷十一，第7页。
(31)《课吏馆日记·国史本传》，见西北师院历史系资料室复印本。
(32)同上书，《办理回逆膳议》。
(33)同上书，《论贼情》。
(34)《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九三。
(35)同上。
(36)同上，卷一五一。
(37)同上，卷二○六。
(38)同上。
(39)同上。
(40)《平定关陇纪略》卷七，见《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12页。
(41)《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六。
(42)《平定关陇纪略》卷九，见《回民起义》资料四册第92页。
(43)《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三八。
(44)同上书，卷二四八。
(45)同上书，卷二六六。
(46)《马占鳌的反清与降清》，见《文史资料选辑》27辑。
(47)《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七四。
(48)《左文襄公奏稿续编》卷三十二。
(49)《青海奏疏》79页。
(50)《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六九。
(51)《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八三。
(52)《左文襄公书牍》卷十三。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一章 揭竿而起的反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