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鳌的起义与投降
马培清
清同治间(1862—1874年)甘肃回民所发生的事变，是一次严酷的民族斗争。起事的中心地点有西宁、宁夏、肃州、河州四处。后来西宁、宁夏、肃州的领导人都遭受了血腥镇压，惟河州的马占鳌不但无灾无害的善终，并且其子孙当了七八十年的封建军阀。这样离奇侥幸的事例，鲜明地表现出马占鳌的作法是投机取巧，心计独工，也说明了清王朝的政策是以回制回，阴险毒辣。这一事变的起讫，去今已过百年，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一些传闻。不过本人曾在马占鳌的长子马安良部下从事多年，多次听到马安良讲述他父亲的故事。
马占鳌是河州(今临夏市)摩尼沟何家庄人，先世念经，家道贫寒。他开始在本地念经，随后到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留学。那时政治腐化，在陕甘的大小官吏，强半庸劣贪鄙。其当权的将军督抚纯系满人，昏昧无知。遇到民族问题，经常揣瘦掂肥，歪曲偏袒，各地回汉人民极不能平。当时太平天国的革命战火四起，西安交通四达，不能不受影响。陕西回民在剥削、压迫和歧视之下，秘密酝酿起事，占鳌在留学中曾经有所见闻。穿衣(毕业)后回到家乡，在本庄寺内做开学阿訇，能亩善辩，敢作敢为，得到教下的信仰。他虽然贫寒，却有个很有钱的叔叔，在乡间放高利贷，剥削穷人，群众极为不满。占鳌经常劝叔叔放弃债权，并暗中让穷人抗债不还。叔叔向穷人追讨，占鳌就引用教义，斥责叔叔违背经典，扬言要杀他，终于使叔叔屈服，烧掉了穷人借债的约据。这样一来，他更得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好感。
咸丰年间，土门关内的藏族互相掠夺，引起清政府迭次在西宁的用兵。接着巴燕戎格(今化隆回族自治县)回族马尕三暴动，北至西宁南川，东到河州积石关大掠。占鳌集合邻村回民抵御，屡次取得胜利。大家认为他有勇有谋，又是通晓经典的阿訇，就自然成为当地回民的首领了。到同治初年，清朝政治愈加腐败，对西宁巴燕戎格的事变，忽剿忽抚，兵行所至，捐输、差役，骚扰不堪。及至陕西回众起事，太平军此时也进入西北地区。久困暴政的河州回民再不能长此忍受，于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在东南乡回民首领马悟真、南乡首领闵殿臣(即闵阿訇)等率领下首先起事，围攻河州不下，请求马占鳌援助。占鳌倡议，反清不是寻常的事情，要河州的各“门宦”都拿出力量，领导大众共同维护民族和宗教。于是东乡北庄门宦的马悟真、太子寺洪门门宦的马万有、八坊花寺门宦的马永瑞等公推马占鳌为帅。从此，摩尼沟阿訇马占鳌自称“都招讨”，成为领导河州暴动的中心人物。
同年十一月，马占鳌即被推为主帅，发动各门宦的力量，再攻河州城，由于城中有充分准备，久攻不下。撤退时，占鳌的二弟被前面的矛头穿入体内，挣扎不脱，大喊阿哥赶快救我。他见事势危急，回答说：“你向胡达(真主)归顺吧，以后阿哥给你报仇!”城上听见这个人是马占鳌的弟弟，就投下油棉焚烧，在城下活活烧死。因此，马占鳌同河州守城的清军结下了杀弟的深仇，决心要把河州拿下来。不久，在休整之后，他又把人马集中到河州城下，考虑到破城后汉民会遭到残杀，就和部众立下禁约：“入城后对俘虏只要顺随回教，一律保护，不准乱杀。”同治三年 (1864年)正月攻入河州城时，对城中居民伤害较少，汉民均顺随了回教。马占鳌降后向左宗棠述说了当日情形，左对此大为赞许。
占鳌攻破河州后，东西乡的门宦和群众都信服他有办法。他的势力从北面扩展到黄河沿岸，东南扩展到洮河沿岸。这时的陕甘总督熙麟，除了派人抚谕讲和外，没有一点办法。
事情越闹越大，正当陕回被迫西来入甘，占据了董志塬，致使甘肃回族到处燃起战火，追随占鳌的人越来越多，成份也日趋复杂。很多人由于冲破了旧日官府的约束，就凭人多势重，任意妄为，常常奸淫掳掠，残杀无辜。尤其东乡的一部分表现得特为恶劣。占鳌对这种情况极为不安，曾经到宁河城(今和政县城)召集部众讲活，大意说，大家开始起事时赤脚上穿着麻鞋，拿的是一丈多的矛竿子，是从艰难困苦中来的，如今大家都抢富了，脚上穿的是羽绫靴，身上穿的羽绫马褂，都惜钱爱命起来了，出去不好好打仗，只打算挖地窖，把矛头变成铲头了。东乡头目听了大为不满，认为占鳌故意辱骂他们，鼓动群众包围占鳌，扬言要杀他。幸有东乡三家沟的一部分群众挺身保护，并劝告大众说：“现在要顾全大局，内部万不可闹意见，分散自己力量。”这样苦苦相劝，才解了围，把占鳌保出宁河城。占鳌临走时说：“既然东乡对我有意见，以后我就守积石关，守循化，河州的事我再不管了，你们另推元帅吧!”从此他愤然离开河州城回到大河家去了。
占鳌退回大河家，河州的事情由东乡和八坊的头目处理，失去统一的指挥，内部闹不团结，彼此不服，部队自由行动，毫无纪律。事情越弄越糟，同治十一年(1872年)农历正月初，清朝左宗棠军入甘，总兵傅先宗、徐文秀等从临洮一带渡过洮河，占领三家集，进逼太子寺，大有一鼓荡平河州之势。河州的各头目在节节失败之下，大家商议，仍请马占鳌回河州负责指挥。占鳌提出“凡作战不力，不遵守约束的定要杀头”的严格要约，并且说，口说无凭，如果真诚受我指挥，须向我纳经(即抱《古兰经》发誓)。大家接受了这个要约并纳了经，占鳌便同他们回到太子寺，主持攻守计划。
占鳌这次到了太子寺，首先调查失败的原因，搞清责任，杀了三个作战不力的“先行”，另派先行官反攻进逼的湘军，仍被湘军击败，又杀了两个先行官，乃亲自带上他得力的帮手马海宴到前线侦察。他看到40多营湘军分布在太子寺南面20乡里的路坡，坡上较高的山峰都被湘军占领，中心有一个稍低的山峰没有军队。侦察以后，占鳌挑选了300名最好的枪手，交马海宴率领，夜间潜入新路坡，占领了这个山峰。那时正是严冬季节，地皮冻结，无法安营，又密派1000人送土坯，挑水，在一夜之间砌墙浇水，筑成光滑坚硬的冰城。枪手们有了很好的掩护工事，安排了足用弹药，准备天明应战。湘军因屡胜而骄，一夜未曾发觉，待天明突见回军插进他们的中心，在前线督兵的新任河州镇总兵傅先宗既惊且怒，立即调配部队亲自督战。马海宴在湘军围攻中，沉着应战，毫不惧怯。他把300名枪手分为两部，150人持枪射击，只射不装；150人轮装弹药，只装不射。因为所持的是旧日线枪，这样做就可以连续射击，不给敌人一刹那猛扑的空隙。并严令枪手看先行官的动作为进退，先行不开枪，别人不能开枪。因此，湘军几番进攻，都败退下来，死伤甚大。傅先宗是湘军中著名的勇将，他看到死伤多人，攻不下一个新立小垒，一怒之下，亲掌大旗勇猛冲锋。马海宴见来势凶猛，命枪手瞄准射击，立将傅先宗打死阵前。傅先宗死后，后路西宁镇总兵徐文秀继续作战。次日拂晓，马占鳌率领大军由外面围攻，马海宴指挥枪手从中冲杀，白刃相搏，杀声震天，战斗异常激烈。湘军内外受敌，阵势大乱。徐文秀力图挽回颓势，亲自奋勇冲杀，仍被枪手打死阵前。进扎新路坡的40营湘军就这样全部溃败，回军得了不少的军用物资。此后，湘军退守三甲集，马占鳌进驻马里庄，战事告一段落。后来谈及这一战役，马占鳌把他所利用的战术名为“黑虎掏心”。
驻定马里庄以后，马占鳌召集紧忽会议。所有前后方参加这一战役的头目都以为他们打了大胜仗，一定是研究如何进攻的方法。不料会集以后，占鳌突然提出投降问题。大家听了都很吃惊，立即质问：“我们以前屡打败仗，还要坚持斗争，如今打了这样的大胜仗，为何却要投降?”马占鳌说：“陕西的白彦虎失败了，宁夏的马化龙也失败了，陕西已告肃清，甘肃也大半平定。我们只剩河州和西宁两个地方，还要同清朝作对是不行的。况且已经闹了10年了，再不想结束办法，究竟闹到什么时候呢?我认为这时乘胜投降，过去的罪恶由我一人担当，他们一定少办善后(即镇压一批起事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等到失败了才投降，办善后一定很重，大家受累，恐怕死的人不少。”说到这里，多数人还不同意，还有人主张攻过洮河，再看形势。占鳌说：“我们一直往下搞最后目的是甚么?如果说一直要战到成立国家的话，必须选出一个皇帝来。坐皇帝我可不行， 大家如能选出个令人心服的皇帝我愿意扶持，我们就一块儿干到底。不然的话我看还是早点投降的好。”说到这里，大家虽然知道终究得走投降道路，但仍有人主张把三甲集的驻军赶过洮河，叫他们更知道我们的厉害，然后再议投降。占鳌说：“够了!只是这一个胜仗，已经助长了大家的骄气，忘记了胜仗中曾有不少人死亡；再打个胜仗过洮河，那一定会再死亡一些人，然而大家却只知胜不知败，话就更难说了。”马占鳌就这样再三开导，终于决定了一个胜利后而投降的历史“创举”。
投降问题决定之后，当夜即请文案马镛写好投降禀帖送投三甲集的左军。这时左军在失败之后，损兵折将，惊慌万状，正计划向河东撤守。统兵的山西人陈湜出乎意外地接到投降禀帖，将信将疑。对来人指示说：“你们如果真心的话，回去告诉你们的头目，立即挂出免战牌，双方停战，再派头目到安定大营去见左帅，请求收抚。”占鳌得到这一指示，召集各头目商量去安定大营见左宗棠的人选。占鳌表示自己亲自去，各头目均不同意，讨论结果，决定派头目的儿子先去。于是选出马占鳌的长子五七(即马安良)、花寺马永瑞的长子马如蛟、洪门马万有的长子马福才等10个人，次日即通过陈湜赴安定去见左宗堂。当时称为“投降的10大少爷”。
自从新路坡战斗之后，部分回民已经偷过洮河抢掠，河东各地人心惶惶，极为慌乱。驻在安定大营的左宗堂得到失败消息，十分焦急，或赶派援军，或暂撤过河，尚自踌躇不定。突然接到投降禀帖，并有头目的10个儿子来见，真是喜出望外。他断定这是真心投降，不再是缓兵之计，当即欣然接受。在谈话中知道占鳌的儿子五七还没有大名，就当面给他起名叫“马安良”，还赠了“翰如”的表字，对这10个少爷说：“你父亲能真诚悔罪，率众归顺，很好很好，我一定接受他们的诚意，好好招呼。现在我就要进兰州，回去告诉你们的父亲，叫他们不要害怕，都来兰州见我，商量善后办法。”于是这10个大少爷很满意地回到河州。
马安良等10大少爷从安定转回河州，马占鳌即照左宗棠指示，同马悟真、马永瑞、马万有、马海宴等12人赴兰州，住绣河沿清真寺。报到以后，左宗堂随即传见。占鳌自带铁索向左叩头，左宗堂惊问左右：“谁叫你们锁他?”左右都说不知道。占鳌哭着说：“我有万死之罪，应该上锁，是我自己带的锁。”左宗堂即吩咐左右当堂开锁，向大家一面晓以大义，一面还作了一番安慰。 12人同声说：“我们罪恶大，应该严办。”但马占鳌却说，罪恶在他一人，其余人众都是他裹胁的。左说：“你们今天洗心革面，过去的罪恶都可以洗刷。”于是，左分别赏了他们六品军功的顶戴，带罪立功。
那天夜里，左又传占鳌一人去见，由戈什们领入左的卧室，左躺在床上，占鳌跪拜后起立，左命坐，占鳌不敢坐，站在床旁。左向他询问起事原因，询问为何强迫汉人顺教。占鳌说：“起事为的自卫，要汉人顺教是借此保护汉人。”左听到占鳌这样解释，觉得这个方法很有作用，便喜悦了。接着说：“你这个办法也对，你能明大义，又能率众投诚，这是很好的。不然的话，大军进讨，要斩草除根呢。”随后又问占鳌：“如果我不接受投降，三路进攻河州，你将由什么方法防御?”占鳌不敢回答。左鼓励说：“你不要怕，尽管说，将来我要你为国家报效呢!”占鳌说：“大帅如不准投降，我们就决以死战。”左说：“你决以死战，总得有个办法。我要问你是怎样应战哩?”占鳌说，他们还有若干人马，前方如何布置，后方如何准备，还要抽出一部分精壮人马，去扰乱后方。左听得笑了，在占鳌肩上拍了一下，要占鳌坐下细谈。占鳌遵命坐定，一直谈到天明。最后命占鳌荐举诚实可用的人员。占鳌分别推荐了马悟真、马永瑞、马万有、马海宴等，然后退出。
马占鳌回到住处，给大家说明见左经过，并商量接受官职任务。惟马万有不愿受职，他说：“我们闹到这个地步，做了官如何对得起百姓，我只要保全性命就够了。”以后左宗堂给马占鳌编了三旗马队，以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管带，马悟真为左旗管带，马永瑞为右旗管带，归河州镇节制；调派马海宴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从此他们就由投降而做官，率领骑兵参加刘锦棠西进镇压回民起义的部队，由循化进入化隆、归德、碾伯，最后进入西宁、大同，结束了河州、西宁的事变。这次事变的起讫，经过10余年时间，左军每克服一处，都办了严厉残酷的“善后”。惟河州因左宗堂赏识马占鳌的投降，只令赔修了在战争中摧毁的城墙、庙宇，过去的罪恶一概从宽免究。因此，马占鳌父子对左宗棠的感戴真是达到了沦骨浃髓的程度。
以上是马安良经常对人谈说的发迹故事，我听到的不止一两次，特别追忆叙述如上。当然儿子表扬父亲或许有点夸张。不过河州这番新路坡的战斗及其战胜后而投降的经过，不管汉回传说，还是别的记载，大体相似。
此外，这次事变，汉回人民被封建官僚挑拨离间，互相残杀，死亡的人确实不少。根据临夏市政协所提供的材料看，仅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马占鳌攻破河州城，城内就死亡了1万多人。同治六年(1867年)陕回杨文治、马士彦等在董志塬失败，分窜河州，人数众多，马占鳌等令其分驻四乡，叫随教汉人供给粮食。陕回因无家可归，起了夺取随教汉人产业的思想。那年冬天，马悟真的弟弟人称三师父的，到北塬上开会，表面上说要陕回和随教汉人和平相处，却阴谋叫陕回杀死了数十名汉人，夺取了财产。四乡随教的汉人听到消息，集结到烟囱山，准备逃向藏区。马占鳌探悉这种情形，纠集回军4万多人，围困烟囱山，把数万随教的汉人完全杀尽。等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马占鳌投降左军，却说他强迫随教是保护汉人，这就和我所听到的事实大相径庭了。
总之，马占鳌等投降效忠，弯弓反射，杀自己的同教同族，做清统治者的奴才，换得了父死子继的富贵荣华，说明他是善于投机的阴谋家。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一章 揭竿而起的反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