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固起义到回民骑兵团
马思义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海原、固原、隆德、静宁四县回族农民群众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在马国瑞、马国璘、马思义等人的领导下，曾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第三次武装暴动失败后，一部分人由马思义带领进入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直到全国解放。
我是海固回民暴动的参加者、领导者之一。回顾过去的战斗岁月，缅怀牺牲的战友，特写此文以作纪念。
一、咆哮的沙沟
在以往的苦难岁月里，固原县的西吉、鹞子川、沙沟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地里的麦子上场了，
地主老爷的大骡子来了，
交过了租子，挨饿的日子到了；
柜里的粮食早光了，
一年的辛苦白费了，
穷人们没活的路了。
还有一首歌谣是说国民党抓兵、要枪、敲诈勒索，农民群众对他们深恶痛绝的：
抓兵的官儿下乡了，
保甲长张牙舞爪地跟着来了，
有钱的拿钱来赎了。
没钱的连夜逃了，
抓了去就没有命了!
那年头，农民的日于真难熬。驻在地方上的国民党军队、常备队、保安团、民团、联保主任、保甲长和地主、恶霸、豪绅，抓壮丁，摊派苛捐杂税，要粮要枪，敲诈勒索，没完没了。国民党向地方派一次捐，经过联保主任、保长的手就增加了好几倍。国民党抓兵、要枪，有钱人可以拿钱来抵，没钱的只好逃，逃不了的就被抓去送死。国民党军队奸淫、烧杀无所不为。那些狐假虎威的保甲长、地主土豪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借给贫苦农民的钱，每元月息三角，借粮一石，本息一石三，这种日子叫人咋过?!
马国瑞对大家说：“这简直要官逼民反了!”受尽剥削、压迫的穷苦农民决心把压在头上的这些石头掀下来，砸它一个粉碎!马国瑞在北平念过书，一贯不满国民党政府和地主土豪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和欺压。因此，在回民中很有威信，大家都叫他“小师傅”。当时，很多人对马国瑞说：“小师傅，你见识多，你来带头，咱们照你的意思行事吧!”
于是，鹞子川、沙沟一带农民都行动起来了。1939年1月15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上千的农民从家中拿出旧枪，有的把铡刀一改为二，做成武器，有的拿着长矛、大斧，有的拿着铁锨、棍棒，一齐奔向红套，一下子就攻下了联保主任王国义的堡子。这次起义后，马国璘就贴出布告：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汉回同胞，真心实意，努力向前，马下亡国(意即国民党马上就要灭亡了)，救民抗国，除害安民，杀官掠库，无论汉回，无分新老，不分军民，一体同仁!此布!”
当时，马国瑞的弟弟马国璘和国民党斗争也很积极，于是群众就拥戴马国璘为海原地区起义部队的司令员，阿訇马英贵担任了固原地区起义部队的司令员。
那时，沙沟附近的李俊堡驻扎着一个保安分队，队长叫穆玉清，他老子穆生春是个联保主任，又是地主兼恶霸，平日无恶不作，农民非常恨他。马国璘号召我们把李俊堡拿下来。几千农民齐声响应，就一齐向李俊堡卷去。那些地主、恶霸知道我们在沙沟一带起义了，早把寨门紧闭，架好了枪，我们还没有站稳脚，子弹就噼噼叭叭地飞到头顶上来了，我们立刻还击，战斗越来越激烈。我们弄来了柴草准备烧堡子的大门，同时喊道：“寨上的民团快投降吧!要不你们就完蛋啦!”穆生春这个老家伙这时便在堡子上连蹦带跳地骂着：“我们是规矩的良民，怎会投降你们这些土匪呀?过去你们的上一辈造反，现在又造反，大概你们也不想要脑袋了吧!”我们也大声喊道：“好呀，你们穆家过去杀咱们先人，现在还想杀咱们啦，别做梦了，今天非宰了你们不行!”原来，穆生春的祖上在清同治年间曾经惨杀过无数跟随马化龙起义的回民群众，并拿人头向清朝报功领赏，这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时，马国璘亲自指挥，我们对准堡子，当那老贼又跳起伸头咒骂时，被我们一枪击中。只见一顶瓜皮帽飞上了天，接着，堡子里面就传出惊慌的哭声，嚷道：“老太爷给打死了!”我们听见了一齐欢呼并喊道：“缴枪的不杀!”咚!咚!堡子上的保安队纷纷交械投降了。
这样，参加起义的农民一天天多起来。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国璘和马英贵互相闹不团结，彼此争夺势力，开始发生了分裂现象。此时，敌人又对我们展开了政治攻势，说什么“不要误入歧途，回头是岸”、“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等等，起义农民中有些人动摇了，不去和国民党军队坚决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司令部兵分两路，各自行动，马国璘带领5000人攻打隆德城，马英贵带领3000人攻打固原城，但由于力量分散，没有攻下城池。马国璘的部队撤退到套马山梁上，又回头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时，马国璘的腿上挂了彩，不能指挥作战，部队就撤到了偏城；没有攻下固原城的马英贵部队也七零八落地撤到偏城来了。当时，偏城附近高崖上有一个土豪海老四的堡子，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由于两个司令部汇合后力量增强，我们就把这个堡子攻下来了。
当时，敌人对起义农民的政治攻势越来越紧了。马英贵在敌人派来的固原三营小学教员白受采的劝降下，写信给朱绍良、郭南浦和海原县长张桃，要求在释放马国瑞和严办贾县长后，愿同马国璘一起前去投降。郭南浦要起义军的两个司令部派代表到祁家堡子谈判。这天，马国璘因腿伤不能行动，推马英贵带领60几个战友骑马前去谈判。祁家堡子大门里站着几个人恭敬地笑着说：“马司令来啦，欢迎!欢迎!”马英贵点点头，跨下马，和同行的人一起走进去。哗啦啦一声响，两扇寨门紧紧关闭，方知上了敌人的当，在后面的50多人一看情况不妙，喊了一声，便迅速勒马往回跑了。
我们的起义队伍，由于马英贵被捕和马国璘受伤不能指挥，加之敌人的政治攻势，使我们队伍里的一些动摇分子主张投降，有一部分人把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枪支整捆整捆地又交给了敌人。马英贵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于1939年春被国民党杀害于固原，起义暂时失败了。
二、野火烧不尽
1939年5月9日，被国民党扣押在兰州的马国瑞密秘地回到了西吉。他一到艾蒿湾村，就派人到处寻找上次参加起义的同志。当时，我父亲连夜找到了他。马国瑞一看见我们就说：“我早就听说，咱们起义失败后，敌人对我们回民的压迫更凶残了。”我爸爸将第一次起义失败后群众受难的情况向他大体汇报了一下。我爸说：“小师傅，现在你一回来咱们就有了头了。”我在一旁插嘴道：“要活命，非再起来干不可!马国瑞点点头说：“好，我们马上分头发动吧!”
在艾蒿湾附近驻扎的大部分是国民党八十一军马鸿宾的部队，在王家新庄有一个连，小坡南湾有一个营，还有不少保安队、民团。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我们头一天就找了一些妇女，带着面呀、饼呀、蛋呀等，借口走娘家，到敌人驻扎的庄子里去探听虚实。曾经受过国民党军队蹂躏、毒害的农民，知道我们要进行第二次起义，白天黑夜悄悄地跑来把有关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小坡庄的农民陈志福说：“在我们庄子上，那些国民党连长一天到晚吵着打麻将!”我们告诉他，那你正好凑个热闹，奉承他们，凑上个八圈，我们发动的日子还请你稳住他们，让这些家伙不能够指挥战斗。我们商定农历四月十一日晚上月亮担山畔的时候，以枪声做为暗号，各路人马同时下手进攻敌人。马国瑞拟好了命令后，说：“我们还差一个全军行动的口令。”我说：“你看用‘得胜’好不好?”马国瑞双手一拍，高兴地说：“旗开得胜，好彩头，现在马上传令!”我们把鸡毛分插在信上，立即出发。各庄的农民一接到鸡毛信后，就分头悄悄地行动起来，磨刀的磨刀，擦枪的擦枪，许多庄子都自动组织，编成了排、连、营、团组织。人们纷纷说道：“杀他们一个够本，多杀一个就是利钱!”青年人更是心情激动不已，准备连夜大干一场。
大家焦急地瞧着天上，到月亮担西山的时候还有多久啊?等着，等着，当月亮爬向绵延起伏的山畔时，我们悄悄地埋伏在敌人的驻地前，架好枪，举着刀。5月29日凌晨(民国28年农历四月十一日)，一声枪响，立刻杀声震天，西海固回民第二次起义爆发了!我们的人一下于就冲进了敌人的窑洞，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我们会突然袭击，一时惊慌失措，乱做一团。时值半夜三更，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我们俘虏了不少，有些敌人光着身子拿起枪，钻到隐蔽的地方进行还击。小坡庄的几个敌人连长正在陈志福家打麻将，听见外面枪响，把牌一摊，起身要走，陈志福拔出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一个连长举起双手，但另一个却乘机开枪打伤了陈志福，我们早已埋伏好的人一齐拥上，把这两个家伙捉住。这时，村子外面的战斗已经结束，小坡庄两个连的敌人向我们缴了枪。
为了把敌人吸引到外地进行歼灭，为了避免被众多的敌人包围，我们研究决定到海原县去。5月31日晚10点钟左右出发，第三天早上就和驻扎在和尚铺的国民党97师某团接火了。我当时担任司令部特务连的排长，在反复冲杀中，全排52人只剩下20人了，在攻击敌人一个碉堡时，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左大腿。
这场战斗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反复冲杀到天黑，还没能突围。敌人97师全上来了，我们且战且退，才到北面河附近，又上来敌人98师、99师和从隆德、固原出来的追击部队，他们把北面河围得铁桶似的。经过6天的反复冲杀，双方尸体摆满了阵地前沿。我乘敌人两个营被冲垮之机，忍着伤口的疼痛，指挥战士们撤退下来。这时候，从北面河的南山上传来了马国瑞、马正川和我父亲马喜春等不幸牺牲的消息。一时军心大乱，大家纷纷往后撤退。我因受伤走不动，我的两个弟弟思贞、思荣轮流背着我和大家一起赶到老龙滩口。老龙滩口山上还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当时，我对大家说：“要是打不退敌人，我们会全部死在这里。要活命，就得杀出去!”这时，我们还有二三千人，虽然我们已几天没有吃饭，但仍然和敌人英勇地肉搏着。敌人不敢靠近我们，只用枪炮朝我们乱放一通。
天黑了，几个团长和营长在山上开了一个会。地主出身的咸成华团长说：“咱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个样子怎么打下去呢?”秦团长摇摇头说：“看来呆在这地方，敌人会把我们全部消灭掉!”还有的说：“咱们杀出重围找红军去吧!”当马国瑞还没有牺牲，和我们一起被围在和尚铺时，他就找了一个姓马的大夫，到边区和红军接头，想不到他一去音信全无。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候他而贻误了军机，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投奔红军，一些地主、恶霸出身的营团长却不同意，有的甚至主张投靠国民党。可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农民站起来反对说：“你们忘了国民党反动派是咋对付我们的?”有一个青年农民面对主张投靠国民党的人大骂道：“你们这些XXX!”他愤怒地拿起枪，一个人朝山下走了。我也说：“我们现在虽然受了创伤，可象跌倒在地的人一样，养一养神，还会爬起来的啊!”大家讨论了一夜，没有结果，不等天明就各自分散了。马思贞、马思荣护送我撤退到米岗山附近。在敌人追击下，我掉了队。和大伙儿失去了联系，拖着伤势很重的身子，在深山密林中，饿了吃树上的野果树皮，在没有水的地方就喝自己的尿，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我常常问自己：这是为了什么?我又回答自己：“我要坚持活下去，为了终有一天要对国民党反动派算清这笔血债!”
三、马东山上的曙光
1941年2月的一个下午，沙沟的老百姓站在庄子前，迎接下乡来收款的国民党委员。走在头里的是12个背枪的常备队员，后面是两位委员也骑着毛驴来到了。他们戴着礼帽和黑眼镜，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拿着文明棍，后面还跟着两个狗腿子。
“欢迎委员大人!”我们一齐弯腰鞠躬并高声喊道。
“嗯!”一位委员用鼻子哼了一下，问道：“你们谁是保长?”
“报告大人，保长不在家，我们已派人去找啦!”
“岂有此理，本委员到了，他都不来迎接，好大的胆子呀!”
正当委员大发脾气的时候，保长马建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他站在委员面前连陪不是，脸上直冒汗珠，平日欺压老百姓的那股威风不知哪儿去了。我在旁边看着不禁暗暗笑了起来，就连忙建议他们陪同两位委员上保长家去，要保长杀鸡宰羊招待委员。
半夜了，我在家焦急地等待着。“叭!——叭——!”，突然，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我跳起来小声喊道：“成功啦!”原来那是信号，这就是说，我们的人化装的那两位国民党委员杀保长马建功、马文秀等几个国民党狗腿子的计划成功了。
第三次回民起义在1941年5月3日(民国30年农历四月初八日)，国民党97师的刘团长带领一团人到上白崖区一带搜捕我们。这些豺狼一路上见物就抢，见人就杀，在郭家湾山梁上，我们和敌人打了一仗，邻近各庄的老乡们闻信后，也拿着斧头、镰刀、矛子等武器从四面八方前来助战，喊杀声如同雷鸣海啸一样，被国民党残酷镇压下去的回民起义像燎原的星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不久，我们的队伍扩大到两万多人，总共编成24个营，大家推选我当团长。我们的队伍从海原出发，经固原、隆德、静宁、庄浪等县，沿途都有战斗。
农历四月二十日，我们在张棉驿和胡宗南的一个师相遇。这个师的黄团长夸口说：“我们美式装备还打不垮只有斧头镰刀的农民!”这天，他们以迫击炮等重武器轰击，我们看见地形不利，就决定连夜撤退，第二天上了清水县的大麻子山。我们在山腰的田埂后面埋伏了7000多人，在后面纵深地带是我们的第二梯队，有1万多人，还有数千骑兵把守在通往张棉驿和马鹿镇的两条要道上，以防敌人援军的袭击。我们2万多人，只有六七十枝步枪，要想凭枪炮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想了个土办法，下了两道命令：第一，叫大家听指挥，我打三枪，大家就冲锋。我不打枪，大家不许动，也不许开枪；第二，每人就地在身边碾碎一堆土，冲锋前乘风把土对敌人扬起，作为烟幕弹。中午，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顿时满山枪炮声隆隆，烟尘遮天蔽日，鸟兽惊吓得乱飞乱跑。突然，敌人停止了射击，阵地前面像死一样寂静，敌人如潮水一样向山上涌来了。敌人爬过田埂，离我们越来越近，50米、20米、10米……已经到了我们面前的最后一道田埂了，但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主力。“叭!叭!叭!”我打了三枪，7000多战士从田埂后面同时跃起，把土朝敌人扬去，敌人一阵混乱。我们立即跳下田埂，举起斧头、大刀向敌人猛砍，敌人一排排地在我们面前倒下。
我们继续追击溃逃的敌人，连投降的敌人也没有逃过我们的刀斧，等我和一些指挥员赶来制止，只剩下3个活的。我们发现俘虏的腰间都缠着又粗又长的绳子，便问：“这是干啥用的?”他们战战兢兢地回答：“我……我们以为一打……你们就垮了，这是准备……捆你们用的。”哈哈哈!战士们的肚子都笑痛了。
这一仗，我们杀敌900余人，缴获敌人的全部机枪和800多枝步枪。我们的30多个弟兄也壮烈地牺牲了。在掩埋好他们的尸体后，又继续前进了。
在行进至张家川我们又和敌人打了一仗。由于敌人兵力雄厚，对我们作战不利，因此决定北撤，经华亭、泾源、隆德，于五月初四到海原县烂泥河一带。在板石窑的森林里，我们找到了前三天被敌人屠杀的许多起义者家属的尸体，有一个孩子还爬在他母亲的尸体上吃奶，当我们把他抱起来时，许多老乡看着都哭起来了。
一路上，我们边走边战，国民党的好几个师在后追赶着。撤退到西吉县时，郭南浦从兰州派了个姓马的来找我。那个姓马的对我说：“团长，你看咋样?国民党希望你过去，你要地盘，可以给你们几个县。”我说：“我要陇东17县，你看怎么样?”姓马的说：“我汇报了上级再说吧!”呸!我在姓马的背后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心里说：你当我们是傻瓜，我们会忘记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吗?!你们又想来玩弄阴谋诡计了，我不上你们的当!姓马的家伙一走，我知道，我们和敌人的最后一场决战就要开始了。自从起义以来，我们的队伍每天打仗，从未得到休整，早已人困马乏，粮草奇缺了，现在后面还有强大的追兵，难道我们真的去投降敌人吗?不，决不能走这条路。然而，出路又在哪里呢?我的心像一扇磨盘一样沉重。突然，一道刺破黑暗的光明照亮了我的心扉，我想起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西吉时，一些亲眼见过红军的曾说过：红军是仁义之师，不打人，不骂人，主张打倒土豪劣绅，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还想起，第二次起义时，马国瑞也曾几次说过：“我们应当去投奔红军……。”
在陈家大坪土窠子，我和部分指挥人员开会讨论，决定走边区投红军。当时，在我们中间也是有分歧和犹豫的，因为我们对于红军都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同时我们队伍的情况也很复杂：有不少人恋念乡土，不愿去边区，有很大势力和影响的宗教上层分子则害怕共产党，不敢去边区；还有一些被迫参加或来投机的地主和土匪等则根本就不想去边区。当时，为了避免动摇军心，我没有把会上的决定告诉大家。
五月十二日，我们两万人马由土窠子出发，朝边区的方向前进。在全儿湾，敌人的6个师，加上保安团和自卫队总共7万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反复冲杀了20多次，终于打退了敌人。敌人死了几千人，我们也牺牲了1000多。为了避免过多的伤亡，我们撤退了。
第二天，我们向海原县前进。一路上只靠吃野菜充饥，身上的衣服早已变成了破布片儿。到石县子，这是一个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小庄子，我把在土窠子作的决定告诉了大家：“兄弟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们决定到边区去投红军。我们参加队伍都是自愿的，愿意去边区的就跟我走吧，不愿意的，各讨方便。”听完我的话，许多人都失声痛哭，我也流下了眼泪。
我们怎能不悲痛呢?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的剥削与压迫，从第三次起义以来，将近40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牺牲了多少兄弟的生命!流了多少鲜血，现在眼看着起义又失败了……难道我们只有永远做奴隶的命运吗?难道我们对敌人的仇恨还不够深吗?难道我们和敌人搏斗时还不够勇敢吗?那末，为什么我们一次、二次、三次举行的起义总砍不倒暴君们的宝座呢?这天下午，几千个心里有疑问和不愿去边区的人走散了。五月十八日，我们到沙沟的只剩下400多人，决定连夜通过敌人封锁线挺进边区。这时马国璘也不愿走了，对我说：“你先走吧，如果那边好，再派人来找我。”深夜里，在马东山跟前，土匪出身的团副带着100多人悄悄地走了，我们只剩下200余骑。我骑着马，在山头上望着黑沉沉的地方，心里像大海的波涛一样翻腾着。心想：明天，明天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呢?但是，我已下了决心，不管怎样，就是死，也宁愿去边区死在红军手里，决不愿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我回过头，用力把手一摆，对大家说：“走吧!”我们200多人就一齐策马扬鞭前进了。
四、沐浴在阳光中
1941年6月9日，我们一行200多骑进入了边区。越往延安的方向走，欢乐、自由生活的景象就越明显了。在庆阳县，我们和边区司令员萧劲光、358旅旅长王维舟接上了关系，就住了下来。党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送来了衣服、鞋子，还宰了许多羊招待我们，但血战40多天的战友们一躺在草铺上就呼呼睡着了。
“你们要不要去延安见见毛主席?”肖司令和王旅长问我。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够见着毛主席，如果能去见一见他老人家，那太好了。到了延安，我和4个同伴住在交际处。我们参观了民族学院、抗大、鲁艺、医院……。在民族学院，我还作了一次讲演，说到我们受压迫的民族与我们三次革命起义失败的经过时，我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7月下旬的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中午刚吃过饭，杨静仁同志喜冲冲地走进屋子里说道：“思义，边区政府打来电话，毛主席在那里要见你哩!”我跑过去紧紧握着静仁同志的手，心跳得很厉害，简直说不出话来。一到延安，就天天想着，早些见到毛主席。现在这个愿望要实现了，怎么能使我不激动呢!
边区政府在新市场上面一块不大的平地上。进了院子，静仁同志引我进了边区政府院子正面上房。房子不大，里面坐着两个人，我一眼看出其中一个就是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我，连忙站起来，便伸出双手，像慈母一样微笑着。我急忙过去握着他老人家的手，不由自主地高喊了一声：“毛主席!”
“你好!”毛主席亲切地说，并笑着让我坐下。毛主席背着手，在房子里来回踱着，后来，在我的面前站住，用温和而又深沉的眼光瞧着我，对我说：“你们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当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可是，你们的革命都失败了。现在，你们海固回民的革命也失败了。你们三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也是如此。你们应当记住这一教训。”毛主席说到这里，停了停，又说：“你们革命虽然失败了，今后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共产党也一定帮助你们回族人民得到解放，让你们过自由幸福的生活。”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整个回族人民的关怀，同时也是对我国各族人民的关怀。临别时，毛主席对我说：“你回去，代我向200多位战士问好!”
1941年8月，党中央批准我们成立了“回民骑兵团”，我担任了团长，杨静仁同志担任政治教员，马克同志担任文化教员。由于我们回民骑兵团的成员成份不纯，思想复杂，加上有些士兵思家心切，到11月我们又离开了边区。但是，一到家乡，那残酷的现实又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我家11口人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敌人一知道我们回到家乡，就从四面八方调集军队，企图一网打尽。我们连夜突围，经过14天的战斗、辗转跋涉，怀着悲痛、惭愧的心情又回到了边区，回到了党的怀抱。至此，我们才认识到党一再告诫过我们的话：没有党的领导，农民革命不可能成功。我们需要学习，思想要改造。
1942年春天，我和几个回民骑兵团的干部进了延安民族学院。半年以后，我又转到抗大学习。在革命大家庭中，我们一方面受政治、军事训练；一方面学习文化。经过了整风运动，同时还参加大生产，大家都学会了纺织、木土、种田。虽然我们只有不多几个回民，学校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为我们特设了回民灶。这几年来，每当我受到党的教育，看到党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时，我总想到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残酷迫害，使我对敌人的仇恨就更加强烈，倍觉党对我们是多么温暖、亲切。
转眼就是1945年秋天了，日本鬼子投降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双十”停战协定，挑起内战。由于当时形势需要，我在抗大提前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上，何长工副校长给我们讲了话。接着，学员们分别各赴革命工作岗位：有的同志返回原来的单位，有的留在延安，有的分配到各地工作，我仍回到骑兵团。
当我走进固城小庄子，急于想看看一别三年多的回民骑兵团的同志们。头一个就遇见我弟弟马思贞，他正拿着镰刀和绳子走着，看见我就亲切地说：“哥哥，你回来了，我们今天割完最后一点糜子呢!”我问：“怎么，你们不再练兵了?”马思贞说：“我们一面练兵，一面搞生产哩!”我随着思贞朝庄外走去，远远就听见山坡那边传来歌声和笑声。思贞说：“这一带都是近两年开出来的荒地，你看庄稼长得多好!我们每人差不多开了20亩地呢……这3年里，回民骑兵团的变化可大啦!哥你不记得?过去，我们看见八路军种田，还说咱们军队管打仗不管种田。如今，我们在党的教育下，都懂得为什么要生产了。我们要生产自给，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也是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阴谋呀!你看，我们刚来时，马草都要385旅拨给，现在啥也都能自给啦!”
年轻的战士马智俭问道：“团长，你回来啦?我听说咱们现在要和国民党那些坏蛋打仗了!”我问他：“听谁说的?”马智俭说：“我们这里有《解放日报》、《人民战士》，都说国民党在各处加紧对我们封锁，准备进攻呢!”我又问：“如果打起来，那你打算怎样?”马智俭忸怩地笑着说：“我们再不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啦，要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命令!”面对这个和我一样是农民出身的青年，我心中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在1941年冬天，我们回民骑兵团有些同志闹着要出边区的时候，这个心地纯朴的青年，因为想家，也一起随大流走了出去。想不到在党的教育下，才不过3年多的时间，他就有了这么大的进步!
五、子午岭上红旗飘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8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我们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势。这时，我们回民骑兵团在陇东分区驻防。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时，陇东的主力部队调去保卫延安了，整个陇东只剩下我们回民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连分区地委干部在内，总共一千四五百人，而敌人的兵力却有5万多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能和敌人硬拼，去争一城一镇的得失，而应当在本地区内坚持游击战和持久战，诱敌深入，然后待机反攻。自从这年敌人开始向陇东进攻以来，我们退出了环县、曲子、庆阳，接着又退出了华池和合水县。敌人的气焰越嚣张了，现在他们又妄想越过子午岭向老边区纵深进攻。突然，司令部的通讯员在我背后喊了一声报告，说：“马团长，徐副司令员请你马上去开会!”徐国珍副司令员在会上报告了最近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根据田家洼子和红土崾岘一带老乡送来的情报和我们自己的侦察，已经了解清楚，在惠安城里驻扎着国民党2000多骑兵，这些家伙非常野蛮慓悍，因为他们头戴钢盔，所以老乡们都叫他们‘铁帽军’。最近他们每天派出二三百人到红土崾岘一带进行武装侦察，看样子，是想占领红土崾岘前面的高山，然后进攻二家川。”徐副司令员点了一支香烟又接着说：“同志们，虽然目前在整个陇东战场上，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好几十倍，但是战线延长了几百里，他们兵力很分散，这就为我们反击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在是我们开始反击的时候了，党委决定要在最近打一仗，以打击敌人的猖狂气焰。你们看这个仗有把握吗?”我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副司令员的分析和意见，我们骑兵团愿意担负这次出击任务!”
“那好呀!”徐副司令员笑着问道：“不过这个仗你们准备怎么打呢?”
“报告副司令员，我们对红土崾岘的地形非常熟悉，那里很适合打游击战，等敌人的武装侦察部队来了，趁他们立脚未稳，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惠安城里敌人骑兵虽然很多，但离红土崾岘还一二十里，如果我们能迅速解决战斗，胜利一定有把握!”经过研究讨论，徐副司令员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由我们骑兵团打主攻，并由两个步兵团配合。
第二天晚上，我们的队伍出发了，大家衔枚疾走，拂晓4点钟到达红土崾岘，立刻进入隐蔽区。红土崾岘下面有一块洼地，是来往必经之路。洼地周围是茂密的树林，林后是起伏的高山。我带着第一连埋伏在洼地正面的密林中，其余的骑兵和两个步兵团分别埋伏在两边的树林中和高山上。
上午10点左右，敌人将近300名骑兵由惠安城出发，走了15里，来到红土崾岘的西山脚下，派出40多名尖兵下马搜索前进，目的是想熟悉地形并侦察我军的虚实，其余的200多名骑兵登上西山掩护，随时准备出击。我们远远地就看见了敌人的尖兵扛着两挺机枪，排成两路纵队，由几个“黑狗子”带路，沿着山沟向洼地走来。11点整，敌人离我们埋伏的地点只有300米，“叭!”我首发一枪，发出冲锋命令，顷刻间我们一连骑兵从密林中冲出，这时由老乡组织的担架队也在四周呐喊助威，喊杀声震天动地。在西山上打掩护的敌人一听到炮声、喊杀声，知道情况不妙，就想奔下山来接应，他们刚一出动，就被我们集中在东山上的20几挺轻重机枪一齐扫射，把跑在最前面的十几个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其余的连忙退回山上。我们居高临下，火力集中，敌人的第二次反扑，又被我们压下去了。
这时，我们一连早已冲到洼地中央敌人尖兵的跟前，敌人还想顽抗。战士们收起长枪，从背上取下镶着六七尺长木柄的斧头和大刀，狠狠地朝敌人砍去，就像砍瓜切菜一样。这些武器用来打肉搏战，敌人只要一看见它，连魂也会被吓掉的。这次战斗中，全团有名的猛将、排长杨生华一连斩杀、俘虏了好几个敌人。他杀得兴起，把身上的衣服都脱光了。敌人钻进一片黑刺林，他也跟着往里钻，身上被刺破了好些处，流着血，他也不顾，嘴里还不住地喊道：“捉活的，别让这些家伙跑啦!”
在一座密林深处，我们有个大个儿的战士追上3个敌人，他举枪射击，没有打响，他心里一愣，但是丝毫没有犹豫，便一个箭步窜到敌人跟前，用枪口对着敌人大喊道：“缴枪不杀!” 3个失魂落魄的敌人乖乖地扔下武器。正好，另外几个战士也赶到，他们收缴了敌人的武器，一起押着往回走。那位大个儿的战士板开枪拴一看，便笑着说：“好悬啊，枪膛里连一颗子弹也没啦!”
当惠安城里敌人的大队骑兵赶来，战斗早已结束，敌人怕我们后面有大部队，未敢还击就夹起尾巴逃回去了。这一仗仅仅打了15分钟，我们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除两名敌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我们消灭或俘虏，而我们却无一伤亡。
这次战斗为陇东反击打响了第一炮，当我们打扫了战场，把队伍集合起来后，这时，我听见从我们的队伍里，从周围的山头上爆发出了“解放西北!”“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我们的红旗在子午岭上高高飘扬。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支由西海固回民起义队伍组织起来的回民骑兵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二章 不屈不挠的反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