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河湟起义
马培清
清光绪二十一年的“河湟事变”是清末西北的一件大事，蔓延今甘、青两省，为时一年有余。当事变初起时，清廷曾以甘肃全省兵力数十营尚不能平息，最后不得已又调派驻北京附近的武卫后率董富祥部(共二十八营)入甘，始行镇压下去。所谓“河湟事变”，河是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湟是西宁，为原西宁府所属七县。但起事的地点却在一个很小的县分——循化。循化县以前属西宁府，现为青海省的撒拉族自治县，地居青海的东南，为河州赴青海的孔道。当地民族有撒拉、回、藏、汉等，伊斯兰教则有新、老教派之分。
循化县本是我的原籍家乡。清光绪二十一年事变时，我年纪还小，但家中老人们常把起事的原因当故事来讲；同时我家也有被当时官方派出求援而牺牲了的人，故每逢其忌日，便说起他们殉难的经过，我听熟了，至今尚能记忆。
清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循化曾为马明心等为教争起事的地点。光绪二十一年事变起事地点，仍在循化。两次起事的原因，都是为了教派之争。循化县人绝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老教。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有街子工①的韩穆洒者，传授伊斯兰教的理学，即一般人所谓的新教。在老教方面，认为这是异端邪说，出来干涉，不准他教授生徒。韩穆洒不管他们怎样反对，始终坚持传授。入教的人，自然以街子工的人为最多，更重要的是“中原四庄”和“河沿四庄”②的回民，亦多数加入了新教，这就更引起了老教的注意。老教中有“八工”的头人韩努力及其长子腊月保和韩五十三等出面干涉。韩五十三又是老教的“哈最”③，当然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光绪二十年秋季，以韩努力等为首的老教要求新教讲经、辩论。老教是讲伊斯兰教所谓“常道”的，新教是讲所谓“中道”的，辩论结果，意见未能一致，从而打架闹起事来。老教人多，占了优势；新教则因人少吃了亏。老教乘胜之余，还放火烧毁了韩穆洒在街子工的房屋和河沿四庄新教徒的房舍。这样引起了新教徒的极大愤怒，就向循化厅提出诉讼。
循化在乾隆年间有过马明心为传新教围攻河州和包围兰州的一段历史，因而自清朝内庭直至地方官吏，对新教都存戒心，认为老教驯良，新教狡诈、乖张，难以控驭。此次新教来打官司，循化厅同知长斌认为新教有意滋事，不直其诉。新救不服，又上诉到西宁府，府里仍根据长斌所报予以驳斥，于是又激起了新教徒的愤怒。
老教打赢官司后表现十分骄傲，当他们由西宁回循化时，集合群众在“依麻目庄”夹道欢迎，并宰牛聚餐，欢庆胜利，这样更使新教徒反感。
这时河州官方为息事宁人，派“花寺门宦”④的嫡系马永琳、马永瑞二人赴循化调停，因韩努力等原系“花寺门宦”的教徒，以为通过他二人的关系容易说合。谁知马永琳首鼠两端，表面上似为官方奔走，实际上心怀叵测，暗中鼓动其教徒图将事态扩大。如说：“我曾派人到东边侦探，潼关以外2000余里没有官兵，你们去攻循化城没有问题”。不久，甘肃总督杨昌浚又派道员徐锡祺(一说欧阳道台)和庄浪茶马厅洪翼二人来循化调解，要“新老和好，服从朝廷”。韩努力等因受马永琳的怂恿，并知道清军空虚，认为调解是“木勺里炒豆子，共同烧焦”的办法，拒不接受。适于此时，有循化厅的班役数人去距城20里的“查家工”办案，老教群众杀死了“快班”班头毛勒格等3人，因此事情就越来越紧张了。接着循化厅调腊月保、韩五十三等11个头人进城商量，意在通过他们向群众说服，缓和紧张局势。时西宁知府陈嘉绩见事态扩大，来到循化，感觉到新、老教都是一丘之貉，无分轩轾。且在陈嘉绩至循化途中，亲眼看到新教徒房屋被烧毁的惨状，更感到老教之蛮横无理更甚于新教。于是一变以往重老教轻新教的态度，遂将腊月保等扣押起来。撒拉族群众问讯后，集结城边，要求释放。城上不问青红皂白，开炮轰击，群情大譁。陈嘉绩下令关闭城门，并立将腊月保等11人全部杀害。还下令调全部新教徒入城防守。这一系列的措置，激起了撒拉族的无比愤怒，遂于光绪二十一年农历三月初八日纠众围城，事态竟演变到无可转圜的地步，这是循化起事的原因。
循化被围后，河州镇派镇南左旗马队管带马麟(东乡族)开赴循化协同防守。马麟先派其帮带马永祥带队一部进循化城，他自己由于群众的拦阻，驻在离城40里的白庄塘地方，未得前进。陈嘉绩在城内将所有回汉群众编为“靖循”四营，回汉族各有两营，回族分左右两营，即以马永祥、蒋钦分任管带；汉族分中、前两营，由城内原驻的参将、守备分任管带，部署了防守配备。但仍旧感觉兵力不够，曾派马鸣凤、徐某二人出城先后赴河州和兰州求援。马、徐等回到循化时，被围城群众发现，认为他们替官方奔走呼吁加以杀害。事平后，地方上曾给这二人立了牌位，入祀“昭忠祠”。循化整整被围了70余天，后经兰州派固原提督邓增率兵10营，取道藏区，经果实滩、查家工、街子工等处进抵循化城郊，城内出兵夹击，于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其围始解。
先是，循化被围后，河州总兵汤彦和率兵八营，经韩家集、起台堡等地赴援，当其进至白庄塘时，河州又发生了事变。他闻讯后，于六月初十日即将部队折回老鸦关。河州暴动头目听见汤军回师，十分惊慌，乃派探子向汤军向导武进士马福禄请教，马叫他们速向汤投诚，如来不及写降禀，可先派人输款。同月十一日，汤回至距城40里的双城堡，有军功马福旺等出头迎接，各头目都前来探听消息。他们通过马福禄，要求汤暂驻双城，并提出此次暴动群众被胁从者实多，如能派人劝谕，自能分散其众，叛乱容易敉平，汤亦首肯。同时双城以东有地名夹汤湾者，汤彦和迷信于大将犯地名，于行军不利，就将计就计，驻军双城堡。为策安全，马福禄建议汤彦和说：“双城北面倚山，南面隔河为一开阔地，军队必须占驻高地，掩护南川，如万一有警，即可向藏区撤退”，汤不听。但马福旺等却暗暗派民兵占据了山头(后来以此致马福旺有助变之嫌，几乎牵入“善后”案内)。到十三日夜间，大雨倾盆，马永琳及其侄马如彪和周七十等，乘机于当晚集合了撒拉、东乡、回族约万余人，冒雨包围汤军，猛烈袭击。汤军毫无戒备，立即溃逃。是夜马福禄因驻地较远，对汤军溃走情况，毫无所闻，及至拂晓，以汤营寂静可疑，始起而往视，才发现汤军死亡枕藉，且已溃逃多时。他即率领家属，跟踪追上汤彦和，引导汤军经过藏区，并向嘉木样四世借银3000两，到岷县收集残部，整编为五个营，拨归陈宗藩统带。此次汤军仓卒溃退，损失武器很多，临行时在河边埋藏了不能带走的四门大炮，后被变回挖出，成了围攻河州的有力武器。
当汤彦和由白庄塘向循化进兵时，马永琳阴谋在河州起事，并以烧拱北为衅端，借以牵制清军援循化兵力。因此他派教徒瞎老九、马三顺等赴东南乡一带串连，约定在花寺拱北附近举火为号。五月十八日晚，瞎老九父子和马三顺父子在花寺拱北牌坊前放火，时夜晚风疾，火光冲天，附近八坊回民约千余人前来救火，有少数汉人也混入观火，回民认为火系汉民所放，当场杀死王永寿等5人，捉去6人。黑夜火光很大，城内官兵不明真象，不敢出城。天明后州官拟亲自出城查勘，被城内绅士劝阻，乃派粮差徐其先去查明究竟。徐某出城后，因花寺拱北附近无人，遂到马永瑞家去问，被马永瑞孙子马显文杀死。城中旋获悉徐某被杀消息，认为回回反了，即紧闭城门，作守城防备。马永琳以汉民火烧拱北的借口业已成功，即以保教为书，号召各路头目，纠集徒众，包围了河州城。同年六月，董福祥部大军到达临洮一带，董本人驻新添铺，先行马安良进驻康家崖。因洮河水涨，不能立即过河。直到十月初，水势稍退，马安良方先过河，对暴动的回民群众多方进行分化，如对东乡的头目马忠孝，西乡头目马占奎、马国良等委以军职；对其他一般回众能收抚的即予收抚，能谴散回家的即予遣散。一路势如破竹，未打一仗，于十月十八日进抵河州城郊，城围遂解。
循化、河州和西宁等地事变平定后，马安良被派到循化办理善后，他先杀了韩努力，其余参加过暴动的人都陆续被杀了，前后共杀800余人。河州的善后，初期也由马安良办理，先后共杀137人。其中周七十是清同治、光绪两次变乱的首领。马永琳原是被派赴循化收抚“花寺门宦”教徒的，但因他使用两面派手法，暗中煽惑，扩大了循化事件，河州事件，他又是直接操纵者，因而董福祥于十一月初十日命将此工人枭首后并分裂其尸示众。马永琳的两个儿子马镇(武举)、马福(秀才)同时被杀，后来又在抄家时将马永琳的其他两个儿子(一个是武秀才，一个是阿訇)也杀了，三个孙子都钉进木笼，另外将两个二三岁的孙子解送兰州，永远监禁，直至民国初年，始行释放。
注解：
①循化的地方组织，分为内八工，外五工，等于乡的组织。内八工是原有的，外五工是新入教的藏族。八工又分上四工，下四工。上四工是：街子、查家、苏知、查汉大寺；下四工是：清水、张噶、崖曼、孟达。
②“中原四庄”是回族、汉族离城五里的四个村庄。“河沿四庄”是撒拉族离城十里的四个村庄。
③“哈最”是伊斯兰教掌法律的一种官职。
④“门宦”即教派的意思。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一章 揭竿而起的反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