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董钊
陈彦杰 褚静亚
董钊又名介生，一九○一年生，祖居西安市西关外桃园村。早年丧母，父亲是满清的“武举”，家境较殷富。董钊兄弟两人，哥哥名董锐，从小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遂将家产荡尽。董钊自幼在外上学，曾毕业于省立第三中学。随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即投身军旅生涯。他先后娶了三个妻子，大妻子是长安县人，姓名不详，生育一子后去世。子名董斌勋。续弦董成英，没有儿女。三房同毓君，是陕西韩城芝川镇人，其父是北平朝阳大学法学系毕业，解放前曾任国民党高等法院第三庭庭长，同毓君也跟随父亲在该院任书记。她自从与董钊结婚后，生育儿女三个，由于处理家务，教养孩子，再未担任工作。全国解放前夕，同毓君与儿女一起去台湾。
董钊在西安小庙巷修建私邸一院，共有大小房屋十余间。他父亲去世后，留有继母由他瞻养。新房建成后，继母、妻子、儿女等家眷都居住在这里。董钊在西安南郊杜曲置有水田数十亩，由河南唐县农民吕书祥为之代耕，吕书祥是董的侍从副官吕书敬的胞弟，以后吕书祥在此地成家立业。至于每年给董家交多少粮食或租金，董家似乎不计较，好像目的是为了看守土地，不至荒废。
董钊在黄埔军校时参加了国民党，一九三○年参加了“复兴社”小组织，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前身，他担任过陕西复兴社小组组长，还先后兼任过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及第十六军的特别党部特派员。一九四八年，又协同胡宗南在陕西成立了“锄奸救国大同盟”，专门发展和选拔那些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顽固分子。
一九二四年，董钊由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即离开广州，北上至河南，投奔当时在河南的国民第二军胡景翼先生所属的混成骑兵旅郑思诚部，先后任连、营长等职。一九二六年，广东北伐军占领南京，董钊遂弃职前往南京，另谋新职。当时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到南京人数较多，凡预谋职者，均须先在黄埔同学会登记，逐次安置。最后，该会决定派董钊前往北平，担任“军事杂志”的推销员工作，并附有搜集北平方面的政治、军事情报任务，然后密报南京，以供将来统一北方时计划参考。董钊在北平为时不久，就被调回南京，又派往驻湖北汉口国民党第四十八师徐源泉部，任党务特派员。一九三二年，原二十师师长王懋德(陕西武功人)，亲赴南京晋见蒋介石述职时，当面向蒋介石请求，派董钊到本师工作。经蒋许可，遂指派董钊为国民党第二十师参谋长。董奉命后，即于同年到江西万安任职。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第二十八师进驻湖南邵阳洞口等地，由于陈诚的得力推荐，董钊被提升为该师长。他到职后，奉命立即率领该师追击正在长征途中的红军。由于毛主席用兵如神，运用了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该师白白奔跑了湖南、云南、四川，又经贵州、湖南至湖北武汉等五、六个省的广大地区，他们没有遇到红军主力部队，因此也没能展开较大的战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解救蒋介石，即刻指令董钊率所属部队星夜由武汉出发，向陕西潼关进逼，作为国民党进攻西安的前卫师，该师进入潼关后，曾在华县附近地区与东北军刘多荃部进行了激烈战斗，待再向西安前进之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制止了一场战乱。董钊即奉命率该师由渭南北渡渭河，开赴蒲城休整待命。
不久，第二十八师又奉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之命，开进西安，担任城防守备，董钊兼任西安警备司令。他们名曰维持地方治安，实则消灭异己，破坏地方进步组织，取缔民主人士的进步活动，为国民党巩固西北，奠定了活动的基地。
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华已窜犯至潼关对岸的“风陵渡”，敌人炮击陇海交通线，目的在于威胁抗战部队的后方运输。董钊奉命率第二十八师担任潼关要隘守备任务，防止日寇渡河。不久，“台儿庄战役”吃紧，该师又开赴台儿庄增援。直到战事结束后，又奉命开往山东郯城地区，阻止由青岛登陆西进的日军。该师行至郯城所属南北劳沟地区时，即与日寇所部板垣师团山田铁联队遭遇，由于全体官兵热爱祖国，一致痛恨日寇对我民族的侵略，故作战十分英勇，加之董钊指挥得力，先后经过十余天激战，终于将日寇山田铁联打垮。缴获了不少日军的枪炮、弹药、装备器材等，这些战利品全部送交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该师在此次战役中共伤亡官兵三千余人。
由于国民党指挥失利，节节败退，遂使徐州很快陷入日寇之手，后方交通被切断了，董钊所属第二十八师不能撤退，只得开往江苏阜宁青江浦一带，继续与日军少数部队交战。同年八月，该师由淮南路乘隙撤回汉口，驻扎在横店地区，一面就地休整，一面修筑地方工事。国民党政府认为董钊率部转战南北，著有功勋，遂提升他为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仍兼任第二十八师师长职务。不久，部队开往河南罗山，又与日寇作战。由于国民党第十七军团长胡宗南指挥不当，造成了以胜转败的战局，董钊所部遂即后撤，驻在豫、陕交界的某地休整。
一九三九年春，驻西安的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为了培养个人在西北的军事力量，便将董钊及其所属部队调来西安，并完成了第十六军的编制。第十六军军长董钊，副军长杨光钰，参谋长王子伟。下设三个师，即第二十八师，师长李萝笔；预备第一师，师长谢甫三；预备第三师，师长周开勋，董钊又兼任西安警备司令及陕西防空副司令等要职。同年十二月前后，蒋鼎文奉蒋介石密令，着董钊率第二十八师化装成地方保安团队，星夜由西安出发，开往陕北黄陵县，并在该地区设前进指挥所。命第二十八师师长魏炳文(此时魏任师长)驻黄陵地区；原骑兵暂编第二师师长马禄驻洛川地区；原陕西保安第一旅杨显部驻宜君地区；原陕西保安第二旅尤奉山部驻耀县地区；原陕西保安第三旅穆鼎丞部驻淳化地区；预备第三师周开勋部驻邠县地区，各部队进入攻击位置后，即准备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突然袭击(这就是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国民党政府迫于各界人士的舆论压力，未敢冒然进犯，遂将原计划改为对边区实行筑碉封锁政策。当筑碉工事完成以后，凡是运往边区的粮食、布匹、医药、通讯器材等物资，一律被他们没收，七里镇的人民政府组织也一度被破坏。他们还占领了通往陕北的交通沿线，并设站盘查，对过往的群众及八路军人员进行刁难，凡有携带进步书籍、刊物的，均予扣留，他们派遣谍报人员潜入边区，作侦察活动。国民党军队在边区外围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包围，妄图以此困死边区广大军民。
与此同时，蒋(鼎文)、胡(宗南)、董之间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认为蒋鼎文、董钊在西北培植个人势力，有分割自己军权的图谋。因此，他除设法排挤蒋鼎文离开西安外，还心照不宣地对董钊采取了断然措施，将董的第二十八师老基本部队拨归国民党第九十军军长李文建制，又将九十军中的原第一○九师陈金城部，拨归董的第十六军建制。胡宗南还将第十六军中预备第一师师长谢甫三、预备第三师师长周开勋二人免职，重新委派他的亲信冯龙、陈鞠旅担任这两个师的师长。这样一来，董钊就成为有职而无权的空头军长。此间，董为了缩小他与胡之间的矛盾，以保其官位的长久，他对所属各部的调迁、指挥、教育、训练等事不闻不问，平时只照例周转公文而已，终日在家闭户读书。
一九四○年冬，董钊奉命撤离碉线，率军直属部队进驻三原，在三原指挥临时调拨的国民党新二十五师、新二十六师两部，修筑三原、泾阳两县的“国防工事”，待日寇渡过黄河西进时，在泾、渭河谷地区同日寇决战。结果，日军并未渡河，而新修筑的“国防工事”，却给三原、泾阳两县的人民群众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胡宗南又命令董钊率部队驻防韩城、郃阳两地，担任河防守备。所属三个师北起韩城禹门，南止潼关以南之线，防止日军西渡。他们名为守备河防，实为尔后内战积蓄力量。此时，胡宗南对董钊仍余恨未消，遂将免去董的军长职务，以其亲信李正先接任了第十六军军长。
一九四三年，胡宗南已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任命董钊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成为邓宝珊总司令的副手。董到陕北任职后，见该部只指挥一个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及一个不健全的新编第十一旅，兵力十分单薄。他考虑到，一旦抗战胜利，南北夹击延安时，国民党在战略布署上十分不利，遂拟定了一个扩军计划，将原第二十二军控制在榆林外；再将陕北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及新编第四十一师组成一个新编军，控制在三边地区，两军统归晋陕绥总部指挥。这两个军除要充实装备外，还需积极加紧训练，待时而动。一九四四年春，董钊携此计划前往重庆面谒蒋介石，请其核准。蒋看了这个计划后，甚为赞许，即予批准，并嘱其迅速编组成立，积极训练，确保三边，以待时机。胡宗南得知这一情况后，也来到重庆，他认为董钊又在预谋培植个人力量，所以坚决反对，他将董拉上自己乘坐的飞机，一同返陕。于是，董在陕北扩军备战的计划成了纸上谈兵，彻底告吹。
不久，胡宗南调任董钊为国民党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但该集团军并无建制部队，董仅率一个警卫营驻在甘肃平凉。适逢日军窜犯西峡口卢氏等地，胡令董在洛南县设总部指挥所，亲临指挥国民党第一军罗列部及第九十军严明部，对日寇西犯进行抵御。此间没有发生重大战斗，当指挥所撤回平凉之际，也正是日寇宣布投降之时，董钊巧遇良机，真可谓凯旋而归。。平凉各界在郊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行列长达数里。
一九四六年，董钊率第三十八集团军奉命由平凉开赴河南陕州集结待命。由于国共谈判未达成协议，内战因素不断上升。这时，胡宗南的长官部改为西安绥靖公署，胡任绥靖主任。四六年的后半年，第三十八集团军又奉命北渡黄河，进驻山西省运城。又调遣国民党第三十军鲁崇义部归董钊指挥。以后，所部全部北进至晋南的运城、闻喜一带，内战序幕已经揭开。同年，董又率部继续北上，进驻临汾。
胡宗南王牌师，即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黄正诚部，正向临汾以东地区开进之时，行至官雀镇附近被解放军陈赓大将所部包围，全部歼灭，师长黄正诚等人被俘。胡宗南闻讯后十分恼怒，便由西安乘飞机亲来临汾，召集驻临汾各军、团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决定对解放军主力部队采取报复的措施。最后命令董钊率领国民党第一军、第九十军、第三十军所有官兵，分三路沿同蒲路两侧地区，从正面向洪洞，霍县等地前进，寻找陈赓的主力部队决一胜负。当他们向北行进了三、五日，不但没有找到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就连解放军的游击部队也没有碰到，无奈何只得全部龟缩在临汾附近地区休整。此时，国民党要对所有部队进行整编，各项具体规定都已下达到部队。第三十八集团军立即要求将原集团军整编为军，军整编为师，师整编为旅。整编后的情况是：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整编第一师师长罗烈，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整编第三十师师长鲁崇义，原属各师，一律改为整编旅，师长均称旅长。
一九四七年，董钊任整编第一军军长后，胡宗南对部队的战略布署也重新做了调整，除整编第三十师鲁崇义部留守临汾、运城、晋南一带所占地区外，其余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九十师等部队，统由董钊率领，渡过黄河西岸，在韩城以北地区集结待命，为进攻延安的东路部队，董为指挥官。另一路由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有整编第三十六师钟松部，整编第七十六师廖昂部等，在洛川地区集结待命，为进攻延安的西路部队，刘为指挥官。同年三月中旬，国民党东、西两路部队开始向延安进犯。毛主席运用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将延安军民有计划地暂时撤离，使董钊所部及刘戡各旅进到延安时，这里并无仗可打，胡宗南还自以为是自己强大的兵力攻克了延安，因此得意忘形，所属机关报刊都在吹虚胡部气吞山嶽，各将领指挥若定，大军所到之处望风披靡……。他们还在延河岸边举行祝功大会，胡宗南亲自主持，董、刘等高级将领受到表彰并授予勋章。此时，他们的嚣张气焰不可言表，认为陕北边区所属二十多个县将垂手可得。胡在延安还设了指挥所，由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坐阵指挥。董、刘二部由延安出发，合师北犯，直向保安、瓦窑堡、清涧、绥德等地进扰，每到一地，就留下一部分官兵驻守，并任命部队军官为地方县长，组织地方政权。在短时间内，他们已进至绥德，更加得意忘形。可是，经过青化砭、蟠龙、岔口等战役后，他们再也恢复不了以前的那种神气劲头了，战场上情况危机、没有援兵、电台中断等告急情报频频落到董、刘二位将领的手中。他俩搔头顿足，惶惶不安，率部在绥德城只住了三天。这时，他们只好将两军暂合一部，谁正谁副莫衷一是，由他俩联合署名发布命令，乱调援兵，以解急围。他们请示胡宗南增兵支援，再不敢向米脂等地冒犯，只得调头南返，收拾残局。在窜回延安途中，时遭解放军袭击，他们更加惊恐，日夜潜行，司令部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可能，岔口一仗若不是逃得快，险些彻底被歼。到达延安后，看到以前留下的守备官兵已无踪影，师长廖昂、旅长李坤岗等均已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师长钟松在沙家店战役中险些被击毙，只身逃出。一九四八年春，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刘戡、严明、朱侠被击毙。董钊的运气好，此间前往南京“听训”，才得以幸免。胡宗南进攻延安十七个旅的强大兵力，至此已折去大半，所剩残兵败将继续向南溃逃，延安又得以光复。
一九四八年四月，整编第一军残部在咸阳改编为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归属该兵团司令李振指挥，开赴富平。董钊卸任后，又被派任国民党第十八绥靖区司令官，副司令是杨德亮，参谋长是褚静亚，秘书长是刘亦常。由于绥靖区是新设机构，董钊在咸阳即将司令部编组成立，下辖五个专区即：蒲城专区、耀县专区、邠县专区、宝鸡专区以及咸阳专区，共四十余县。又辖三个保安旅即：陕西保安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其主要任务是配合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征兵、征粮，加强地方各县保安团队及保甲组织，实行各县联防，保护交通通讯，防止解放军游击部队的活动，宣传反共政策，取缔进步组织，评议市场物价，调查所属地区的战略物资，为国民党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效劳。董钊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先后两次在咸阳专区司令部召集所属专员、县长及保安旅长等人开会，对所担负的任务进行动员、布置，并下令推动实施。同年七月，董钊又被任命为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等职。
一九四八年六月，把持陕政四年之久的祝绍周眼看陕西大片土地已被解放军所解放，地方的广大民众对政府官吏贪污腐败的作风无不切齿痛恨，无论乡村、城镇，百姓怨声载道，政权基础日益动摇，四年里他搜刮民财已箱满囊饱，迟退不如早走，于是乎他辞去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满载而归浙江原籍。胡宗南为了缓和民愤，安定人心，不得不利用地方人士维持政局，以继续征兵征粮补充所部，支撑残局，暂图苟安，这就是董钊被选派担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的重要因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见危受命。”让一介武夫的董钊主持陕政，在头绪繁杂的事情面前，他显得缺乏经验。兼之省府要员有秘书长蒋坚忍、民政厅长刘亦常、财政厅长温良孺、建设厅长白荫元、教育厅长高文源、社会处长陈固亭、田粮处长史直哉、保安副司令张坤生、军管区副司令史仲鱼、防空副司令冯升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陈建中等，这些人派系复杂，各行其是，不好统驭，又无法开展工作，除日常跟随胡宗南的指挥棒打转外，对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一无建树。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已兵临城下，在西安解放的前一天晚上，董钊慌忙在省府大楼召集各厅、处委员开会，当众宣布：西安外围不牢固，军事上恐有接触，省府性质非战斗单位，为了采取应急措施，省府即日迁往汉中，不愿去者，不加勉强。之后，董本人立即乘机飞往汉中，其他人员均乘汽车沿川陕公路去汉中。陕西保安司令部及所属保安旅、团人员，由长安县入秦岭，经宁陕去汉中。五月，省政府在汉中检查报到人数时，还不足四分之一；所有档案材料，烧毁一部分，带来一部分。这样一个烂滩子落脚汉中后，又对当地人民残酷进行横征暴敛，给老百姓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至十一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董钊曾两次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述职。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四月，正值蒋介石下野退居奉化，李宗仁代理总统之时，董到南京后找无头绪，南京长江北岸浦口一带已是解放军大军压境。国民党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担任江防守备，眼看形势不妙，难以抵挡。国民党政府方面派出以张治中先生为和谈首席代表，前往北平谈判。这时，南京市面已十分混乱，各大、中学校师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政府继续抵抗政策，但却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董钊无奈只得到奉化去见蒋介石，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他返回南京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方面拒绝八条二十四款协议，长江北岸的百万雄师立即渡江南进，在南京解放之日，董钊乘飞机到上海，次日由上海与胡宗南同机返回陕西。此次，董慌忙奔走连南京亲友所赠物品全部抛掉，足见其行动狼狈不堪。一九四九年九月，国民党政府已迁至广州，董钊第二次述职来到广州时，这里也快要解放了。他自恨时运不佳，到处碰壁，遂只身飞往台湾。董去台湾后，广州又告急，国民党政府又忙向重庆迁移，不几日广州也解放了。半月后(约在十月中旬)，董钊由台湾飞到重庆，十月底又由重庆返回汉中。
十一月初，董钊回到汉中之时，又逢陕南受到解放军的强大压力，守备秦岭以南的胡宗南嫡系部队节节败退南逃，西安绥靖公署准备向四川成都迁移。国民党陕西保安部队仅有不足九个团的兵力，装备又不良，根本无作战能力。各专区、县的自卫团队，更是不堪一击。在这兵临城下、惊恐万状的情况下，董钊产生了离开陕西的念头。他指使其亲信李鸿基在成都设立了陕西省政府办事处，又将家眷由汉中迁往成都，以解后顾之忧。十一月中旬，原在汉中的陕西省政府已撤销，其成员一律资遣。当时决定省保安司令部设在城固，董钊处理完汉中遗留事务后，来到城固命令保安司令部速迁西乡，并在西乡招集保安司令部科长、保安部队团长以及各专署的专员以上人员举行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在情势紧急关头，如何采取应付措施，并研讨了解放军占领汉中、城固一带地区后，何去何从等问题，勉强做了以下几项决定：
1.按照原西安绥靖公署前期规定，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名称暂时保留，另行成立国民党陕西绥靖区总司令部，其成员组成由原保安司令部成员兼任，下属各专区公署，改为“反共救国军”，并刊发关防图记。
2.初步决定以陕西镇巴为陕西国民党部队游击根据地，必要时集中在镇巴山区打游击(当时也有人提出镇巴山区一无群众基础，二无粮、弹储备，四面都被解放军包围，如何能开展游击？董钊则认为：我们是党国的柱石，理应遵照上级规定贯彻执行，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3.如果镇巴山区不保，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向四川撤退，陕西的名称就不能再继续使用，应改为国民党新编第八军，以保安副司令杨显为军长，这个番号是上边以前定好的，这样部队入川后，就可以得到供给。
4.不起义、不投降、坚决保住陕南(在当时会议上，没有人敢提出起义、投降的建议)。
在这次会议上，还宣布了陕西保安司令及绥靖区总司令是董钊，副司令是杨显，参谋长是侯桂亭。会后的第二天晚上十点钟，董坐汽车去成都，临行时叮嘱杨显、侯桂亭主持南进一切事务，他先到成都请示上方，随时与陕南通电联络，不久即可见面。当夜，他经城固、汉中等地向成都方向疾进。
董钊走后，次日杨显率部队渡江南进，按原计划向镇巴根据地集结。他们到达镇巴后休整了三天，但还不见保安旅、团部队前来。原来，自杨显由西乡开拔之日起，留下的电台中断，失掉联络，最后从逃来的散兵那里得知，解放军部队尾随于后，炮声隆隆，使各路保安团队在南进途中残遭伤亡，结果起义的起义，投降的投降。杨显如临深渊，他决定取销原订以镇巴山区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的决定，只率两个警卫营为前卫、后卫，越过巴山，打出“新八军”的招牌，向四川境内逃窜。十二月中旬，杨显在镇巴曾接到李鸿基由成都来电，告知董钊已携眷飞往台湾。杨显等残兵败将继续南窜，经过二十余天的奔波，于十二月下旬他们到达四川省仪隆县八庙厂地区，这里全部解放，杨显等人作了俘虏。国党党强行把持的陕政命运，从此结束。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