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束云章和雍兴实业公司
傅道伸
束云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官僚资本企业界一位鼎鼎有名的人物。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即一直担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在上海解放前，他早已辞职，飞往香港，闻不久即往台湾继续经营纺织及机器制造等工业。他一生活动，对纺织及机器制造两业最感兴趣，特别是对我国解放前的纺织事业是有一定影响的。
束云章原籍江苏丹阳，其父曾官浙江静海知县，他在京师大学毕业后，曾任西安三秦公学教员一年，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四月)入中国银行，担任周家口办事处主任，不久提升为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从此他依靠中国银行为后台，通过向工商业贷款关系，渐引起兴办工业的兴趣。
束云章办纺织业。大约从一九三一年开始，那时，我国基础尚不稳固的民族资本纺织业，因受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岌岌可危，不得不靠银行贷款以维持生存。天津宝成第三纺织厂就是一个例子。该厂原为江苏人刘柏森所创办，因欠美商慎昌洋行的机器价款，到期无力偿还，洋行派了一个美国人到该厂作总经理，坐索债务。后来由天津中国银行投资，将外债还清，洋人撤走，这个厂就归中国银行管理。束云章代表天津中国银行直接管理厂事。经营了几年，到一九三五年，终以亏累过甚宣告停业。当时天津有六家纺织厂，停业者三家(宝成、裕元、华新)。当时日本纺织品大量走私，在华北倾销，其价格之贱，极为惊人。印花细布一元钱卖一丈送一丈，只合五分钱一尺。致使中国微弱的纺织工业无力与之竞争，只有关门大吉了。后来这三家停工的厂全被日本资本家以廉价收买过去，束云章这次是完全失败了。
一九三六年秋，天津中国银行接管郑州豫丰纱厂，仍由束云章主持其事。豫丰纱厂原为上海人穆藕初所创办，有纱锭四万枚，布机五百台，职工四千余人。束云章接办这个厂，原班人马均未更动，也未停工，只加派郑州中国银行经理潘仰山兼该厂总稽核，另派了一位总务科长，厂中原人均照常继续工作。
同年冬，又将停工已久的武陟县巨兴纱厂接办。这是一个六千锭子小厂，接办后作为豫丰纱厂的一个车间，由豫丰纱厂派技术人员修理机器，很快就开工生产。
一九三七年初，天津中国银行又接办了山西的三个纱厂：榆次晋华纱厂，有纱锭约四万余枚，布机四百余台；太原晋生纱厂，有纱锭六千锭；新绛雍裕纱厂，有纱锭八千四百枚，布机二百台。这三个厂由束云章一手负责主持接办，也是原人未动，只加派河北人刘持钧(曾任河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为晋华工程师，王瑞基(曾任辽宁省纺织工业局总工程师)为雍裕厂长，张仲实(曾任陕西省纺织工业局所属蔡家坡纺织厂厂长)为雍裕纱厂副经理。
当时，束云章认为晋省是棉煤产地，大有可为，计划在雍裕纱厂附近加以扩建，曾购妥附近土地三百余亩，请沈稚木为建筑设计师。沈到实地勘查，认为地势低洼，又临近汾河，一遇大水便有被淹没之虞，得出结论是该地不宜建厂。后遂决计放弃所购之地，另在同蒲铁路侯马车站附近重新购地数百亩，计划建一个三万纱锭的新厂，将雍裕纱厂原有机器迁入，再另外补充二万多锭新机。
同时，在河南彰德(安阳车站附近)购地千余亩，拟筹建一所五万纱机一千台自动织机的新型纺织厂，定名为豫安纺织厂。
以上这两个新厂同时兴建，已鸠工备料，并向英商订勃拉特棉纺机五万多锭。合同签妥，正在兴工之际，七七事变突然爆发。不久，战事延至晋省。晋华、晋生、雍裕三个厂均被迫停工，正在新建的两个厂亦停建。这时束云章由天津调到西安，任西安中国银行经理，仍负责管理关于纺织业的兴建及投资事业。
一九三八年，郑州又临近战区。束云章鉴于晋省各厂的机器未能及时迁出，沦入敌手，至为可惜。乃策划将豫丰纱厂全部机器设备迁地为良。经与当时政府商量，决定将全部机器迁至重庆。随即在重庆小龙坎购地建厂，同时指派毛翼丰工程师(曾任四川省轻工业厅总工程师)筹备办理拆运机器事宜。这两项工作确属异常艰巨。重庆小龙坎所购之地乃是一座山岭，须先进行凿山填壑，方能平土建厂。而机器运输则须经滚滚长江水路，租用木船溯江而上，费力多，需时久，倘沿途触礁，船沉机没，损失甚大。在这样重重困难之下，仍毅然坚持进行。经过年余，机器陆续运到重庆厂区，山地亦逐渐挖平，于是搭盖临时工棚，陆续将机器安装起来，并一面安装，一面生产。这时日敌飞机，日日夜夜对重庆市区滥施轰炸。千辛万苦运到的机器以及新建筑的厂房，迭遭炸毁，致使生产与建设都不能顺利进行。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多，小龙坎新厂终于建成，机器亦运输竣事。原来四万多纱锭损失十之三四，幸有前为豫安纱厂所订购的英国机器业已交货。运到重庆，共措成三万六千余锭。
一九四一年五月，另在重庆市附近的合川县建一个新厂，定名合川纺织厂，共有纱锭二万四千余枚。在重庆附近的余家背地方，还设立一个机器制造厂，以制造纺织机器为主。继之又在贵阳设一小型分厂。
关于以前向英商订购的棉纺机五万锭原订在上海交货，抗日战起，上海沦陷，改在香港交货，后由香港转运至仰光。当时由仰光向国内运输这批机器，运输工具是一个大问题。束云章乃决定自办运输公司，购进载重卡车若干辆以利速运。
至于卡车需用的汽油，乃当时最感困难的问题。束云章决定在四川广元及陕西岐山县蔡家坡两地各设立一个酒精厂，自制酒精，代汽油使用。仰光的机器运到重庆、陕西两地，因山路崎岖，翻车损失亦甚严重。
束云章想办纺织业的雄心至此时仍然勃勃未已，竟想到六十年前张之洞在湖北省曾成立官布局，该局早已停办，旧机尚在，虽年久残缺不全，加工修配，尚可应用，在抗战期间聊胜于无。遂向当时湖北省政府接洽，商订合作办法，由湖北省出机器，中国银行出资金。协议成，将官布局机器运到陕西，利用中国银行在咸阳的打包厂仓库作为厂房，安装修配，定名为咸阳纺织厂，于一九三九年开始生产，到解放前夕拥有纱锭一万五千余枚、布机一百五十四台。
束云章以所办各事业逐年增多，为管理方便起见，于一九四○年在西安成立雍兴实业公司，他兼任公司的总经理，下设协理二人，并设立总工程师、总稽核、总会计、总营业各一人及专员若干人。公司成立后，业务更为扩大，延聘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技术专员傅道伸为总工程师兼任咸阳纺织厂厂长。不久傅又兼任雍兴实业公司协理，直至解放前夕，傅仍担任各项原职未离职守。
雍兴公司成立的一年，即收买了山东济南成通纺织公司自制未完成的棉纺机一万锭子的毛坯，在陕西岐山县蔡家坡购地四百余亩，建设一座纺纱厂，定名雍兴公司蔡家坡纺织厂。同年又在蔡家坡建设一个机器制造厂，以便修配所购入的成通纱机，并且准备自制全套纺织机器。这个厂定名为西北机器厂。
雍兴公司在蔡家坡共有三个厂(纺纱厂、机器厂、酒精厂)。这三个厂几乎系同时兴建。至一九四一年秋，三个厂先后落成。纺纱厂建的系临时厂房，安装了西北机器厂修配完成的成通纺纱机，边配、边装、边生产，先后共配成六千锭。西北机器厂后来又陆续制成一万锭，由仰光运来英制纺纱机四千锭，至此蔡家坡纺纱厂合共措成两万锭的规模。至于当时所使用原动机，均由各地搜罗而来，真是五花八门，奇形怪状。小的有八匹马力的旧汽车引擎，较大的有一百瓩立式引擎发电机。这部发电机相传在六十年前由英国购来，在北京圆明园给满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发电照明之用，后来这部机器，拨给东北大学，展转运来西安，由蔡家坡纱厂购得。因此，人们叫这部发电机为“西太后电机”。迨至一九四三年，由重庆豫丰纱厂运来一台美国制造的旧发电机。这部发电机因机件残缺，豫丰废置不用。运陕后设法修配完成。该机原为一千瓩，实际只能发出八百瓩的电力，而且耗煤量很大。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银行在山西省的三个纱厂被迫停工后，一般人员来到西安，无事可做，乃由中国银行投资设立一个半手工式纺织厂，取名业精纺织厂。所用的木架纺纱机，大致与所谓“七七纺纱机”类似。该厂规模不大，在当时可以维持数百人的生活。所产的成品，有自纺、自织、自染的床单、印花布、毛巾等，行销各地颇受欢迎。雍兴实业公司成立后，另在虢镇车站附近购地建厂，将原来的业精迁入新厂，后来安装了大型纺纱机四千二百锭，布机一百台。(这个厂在解放后于一九五五年被大水冲毁，所有机器已并至咸阳纱厂内)。
一九四六年，束云章又在他的故乡——江苏丹阳县建立了一万锭子的纺纱厂，取名丹阳纱厂。
此外，束云章还以雍兴公司名义在甘肃兰州兴办了几个小厂，即：毛纺厂、机器厂、化工厂。解放后，这几个小厂均已停办，另行建立新厂。
在蔡家坡的酒精厂，后来因为汽油有了来源，无须自制酒精，就把这个厂改建为面粉厂，安装了西北机器厂自制的大型面粉机，日产面粉五百袋，供给联厂及市面应用。
雍兴公司还在陕西陇县开办了一座小型煤矿，日产煤百余吨。因不通火车，自己安装了一条轻便铁轨，通到虢镇火车站，以利运输。
雍兴公司在西安城内设立了一个制革厂，名曰长安制革厂，一个印刷厂，名曰长安印刷厂，在解放前夕均已停业。
为培养技术员工，雍兴公司在蔡家坡建立了一所工业学校，定名为“私立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内设纺织、机械两科，先后毕业学生五班共二百余人，大都分派在本系统各厂及豫丰、合川等纱厂服务。该校在解放后经过改组仍继续招生开学，后来迁至咸阳分别成立咸阳机器工业学校及咸阳纺织工业学校。
以上各业的资金都来自官僚资本中国银行，其目的在于营利，显然是属于剥削性质。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企业对于供应当时军需和内地人民的生活需要，起了一定的作用。
束云章为人，平日自命不凡，在旧社会算称得上公正廉洁。他对于事业，兢兢业业，日不暇给，往往在夜间把秘书办事人员叫起来，发电报，写指示。他对于僚属管理颇严，常年巡视各厂，检查工作，并调查员工的私生活。如所属职员有不轨行为，查实后，立即加以处理，大有铁面无私之作风。雍兴实业公司所属各厂矿、学校都有他亲笔书写的所谓厂训或校训“公诚勤敏”四个大字。他常召集属员讲话，曾屡次申说：“跟我作事，有饭吃，能养家，想发财是不行的，讨小老婆也不行，只有好好做事才有前途。”他主张一夫一妻制，他自己没有姬妾，也没有私产。他虽有兼职，只拿银行经理一份薪金，其他兼职薪津全部交中国银行收帐，实行兼职不兼薪的制度。
束云章用人尚能公开，不十分讲裙带关系，他的这种作风，在旧社会还是不可多得的。
关于束云章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一切活动，另有文献资料可查，中纺公司董事会于一九四七年曾编印有“纺建要览”一巨册，对该公司成立及工作经过，组织管理种种情况均有详细报导，可供各方参考。
(以上部分资料系由陈进宜、张仲实两位同志供给)
几 点 补 充
束云章也很注意职员的学习培养提高，当时他在西安创办有两种综合性内部刊物《雍言》及《读书杂志》，除刊登业务、科技文章外，还转载当代及中国历史上的名著。
陕西省在古代属于雍州之地，所以陕西省原西安中国银行，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内部简称为雍行。雍兴实业公司取名之由来，就是说明全公司之资本完全由西安中国银行投资。
雍兴实业公司于一九四七年还创办有一种刊物，名曰《新技术》，主要刊登有关应用科学等论著或译文。其要目列有该公司总工程师傅道伸所撰写的论文多篇，如“纺织机器之适当速度”、“论纱厂设计之重要性”、“关中区棉纺织工业建设问题”、“论美国最近纺织职业情形及其生产力优越之原因”、“论纺织原料学之重要及经纱上浆之目的”。其他论文，不一一列举。
束云章也注意网罗科技专业人材，如曾将留学德国的化学专家杨毓珍延聘为蔡家坡酒精厂经理兼西北机器厂经理。
雍兴公司的业务技术干部，解放后全为西北人民纺织建设公司留用。嗣后不少人员均被培养成为陕西省及甘宁青新四省纺织系统的技术和业务骨干力量。查西北人民纺织建设公司，后来陆续改组成为西北纺织管理局、陕西省纺织工业局，最近改组为陕西省纺织工业公司，业务日益发达。
雍兴公司虽以营利为目的，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为手段，但其注意经济效果的企业管理方法，仍足资参考。
雍兴公司除在蔡家坡创办蔡家坡酒精厂，又在宝鸡渭河南岸办有益门镇酒精厂，后来该厂合并入蔡家坡酒精厂。
蔡家坡酒精厂的生产方法先以白干酒蒸溜成为酒精，后改用较先进的液体发酵法。这个厂出产的酒精，在当时汽油缺乏的情况下，除供应军需民用外，对当时抗日战争后勤运输支援，起过一定作用。
雍兴公司，在甘肃省兰州，除办了毛纺、机器、化工厂以外，还办有一所面粉厂，以后合并为毛纺及面粉两厂，直至解放。
雍兴公司在西安城内，对中南火柴厂，也有部分投资。
雍兴公司在宝鸡设有西北运输处，拥有运货卡车一百七十辆，对当时抗日战争、勾通大后方、西南与西北交通运输起过一定作用。
(以上系根据孔凡夫提供的资料所补充)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