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忠骸发现及重庆各界悼念活动纪实
刘宗宽
一九四六年夏，我接受了经由郭则沈同志转达中共的意见，放弃了进入解放区的计划，到新成立的“重庆行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前身)为革命工作。我到行营后，听到一个非正式消息，说杨虎城将军被关在重庆某地。我当即告知郭则沈请他转告中央，并和他商量设法营救，但我们始终没有想出办法来，徒唤奈何！一九四七年秋，郭则沈为躲避特务逮捕仓卒离渝时，我们还为此事而浩叹！
一九四九年一月，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后，下令重庆市长杨森释放杨将军。与此同时，我接到于右任先生电报，告知我李代总统已下令杨森市长释放杨虎城将军，嘱我就近妥为照料并护送去南京。我当时以为将军从此可以获自由之身，而为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发挥其应有作用，非常兴奋，立即电话杨森询问。他回答说，杨虎城将军事不归他管，他无能为力，要我去问徐远举。我当即找徐远举询问，并将于右任的电报给他看。他说，此事他管不了，看守所长不听他的命令，要溪口(指蒋介石)直接下令才行。他又说，只要有好消息，我一定通知你，在上飞机的前一天，你去他处，陪他谈一夜，第二天你送他上飞机去南京。这个人情我一定送给你，你等消息着！但从此如石沉大海，再无任何消息。
一九四九年重庆解放后，由于敌人溃逃前夕即十一月二十七日，磁器口魔窟“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松林坡、渣滓洞等处发生了一场大屠杀惨案，死难烈士数百人。关于杨虎城将军的生死，传说纷纭。《大公报》发表消息说杨虎城将军尚在人间，并说今年四月间北京和谈时已移走到昆明。我看了这则消息，一时感到欣慰。但不久便得到将军已被杀害的不幸消息。这是由“脱险同志联络处”的同志从当时担任警戒的卫兵口中和脱离敌人的小特务方面打听到的，杨将军已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深夜被杀害于松林坡“戴公祠”右侧的会客室，尸体埋于室外花坛内。闻之悲痛已极，肝肠欲断。据说，原来李宗仁下令释放杨虎城将军，杨森既无权释放，又感于各方压力很大，为了解脱困境，便建议将杨将军移往他处。特务们也怕事久多变，责任难负，便用长途电话向毛人凤请示，经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后，决定将杨将军迁移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囚禁。八月下旬，蒋介石从台湾飞来重庆，适逢兰州解放，西南形势顿形紧张，虽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御前”军事会议，作了保卫西南的军事部署，蒋介石故作镇静，但形势日非的险恶大势，却使他内心慌恐，于是便迁怒于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而动杀机，以泄心头之恨。特务们在毛人凤亲自指挥下，按蒋介石秘密杀害将军的指示和意图已作好一切准备，于九月六日将杨将军移来重庆，为了保密，于天黑后过江，即径至松林坡“戴公祠”。这天晚间，松林坡“戴公祠”内上下灯火通明。杨将军父子等来到松林坡山脚后，两个特务搀扶着将军爬上几百级石阶来到“戴公祠”右侧不远的会客室，将杨将军父子二人分别领到两个房间。当将军刚走进中间房间，便听见儿子拯中一声惨叫“爸”，将军心知有异，想转过身去看个究竟，刚一掉头，刽子手的利刃便刺进他的腹部，将军“咳哟”了一大声，痛极倒地，凶手们遂将其杀死。原来特务们怕二十多岁的杨公子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杨拯中刚一踏进卧室，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死去。宋绮云夫妇和孩子及杨夫人狱中所生女孩，到达松林坡后，被安排在“戴公祠”左下方几百米处的一个平房内。当凶手们杀害了将军父子之后，便径奔去杀害宋绮云夫妇，最令人发指的是竟连两个天真烂漫的小孩也不放过，也残忍地杀害了，真是灭绝人性！他们的尸体埋于室内地下，上面涂了三合土。蒋介石在满足了他多年来杀杨的宿愿之后，才带着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离开重庆。他高兴的是宿仇已报，悲的是恐从此一去再不能回来了。
当获悉杨虎城将军确被杀害和忠骸掩埋地点后，“脱险同志联络处”即组织人力，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前去挖掘尸体。对挖出的尸体必须辨认清楚，才能证实。这就只有我去才能认清。但当时领导上很关心我的安全，把我从郊区接回后，即一再叮咛，不让我出头露面，以免发生意外。因此，我便把将军身躯面貌一切特征，详告秦一民同志，委托他前去认尸。他是蒲城人，与杨拯民是亲密同学，也见过将军，再经我详为说明，就更心中有数了。
十二月十一日，早晨，天下着濛濛细雨，秦一民和一同前去认尸的十七路旧部胡三高、安志坚三人，搭乘联络处的专车，随同工作人员、向导及工人十余人，同时还有殉难烈士家属，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处的摄影队、大公报和新民报记者等多人一同前去。这天整天下着濛濛细雨，雨雾笼罩着歌乐山头和周围大地，天地为之志哀。他们的汽车进入魔窟特区时，即感气氛异常，等汽车开到山坡下停住，一下车，即看到到处是装着蒙难烈士尸体的棺木，令人怵目惊心，更增加凄惨阴森气氛。为将军预备的棺木也放在那里，此棺黑漆红头，分内棺外槨，木料极为讲究。由曾在魔窟坐牢三年的李育生引导，沿着石阶上山，最后到达“戴公祠”右侧会客室外左边一个石砌的花坛，内装泥土，长约二丈余，宽约五尺，靠左一头，泥土甚松，上边放有石头三块，瓦片一页，此处即是匪徒埋弃将军之所。此时已近下一点钟，李育生即指示工人们开始挖掘，由于惟恐将尸体毁伤，所以取土很慢，掘有二尺五六寸深，即发现衣服，再次发现头部，臂旁放有礼帽一顶，颜色不可辨，但很大，然后出现了全身，在脚头有一骨灰盒(饼干听子)，尸体俯卧着，背朝向石砌这边，断定是推入土坑的。继续将周围泥土挖出，然后用白布铺于地上，将尸体抬出面向上放下，用酒精轻轻在脸上擦洗了一遍，尸体面部已腐烂，肌肉已不完整，额已见骨，鼻尖已塌毁，但轮廓仍略可认出。经秦一民、胡三高、安志坚三人仔细察看，详为鉴别，认为确系杨虎城将军忠骸无疑。其理由如下：(一)头部稍窄而前后甚长，额部饱满，颧骨不大，胸脯宽阔，体躯魁梧，杨将军是一位面长身体魁梧的军人，这与尸体极为相符，(二)须长寸余，发长数寸，须发均已斑白，这与那位卫兵所讲相同，(三)特别是两耳长得靠下这一特点，更证明是将军忠骸无疑。尸体穿的是黄色条纹长袖内衣，兰布裤，布袜，一足无鞋，一足穿着双梁布鞋、内衣口袋内有手帕一块。这就是杨虎城将军被杀害后将尸体掘出的全貌。
在辨认将军忠骸的同时，工人们继续挖掘一具青年人尸体，脚穿胶底帆布鞋，腹部已破。据熟悉的向导说，这青年尸体就是八岁时跟着杨将军入狱，囚禁十二年，已二十岁的杨拯中的尸体。这个青年尸体与将军尸体同坑上下堆放，显系杨将军父子，旁人没有这样巧合。骨灰盒里系杨夫人谢葆贞女士骨灰无疑。夫人与将军同被囚禁多年，受尽特务们侮辱，终被折磨气愤发狂病死，将军要求将尸体火化，骨灰收敛起来，随时随地带在身边。再就面部肌肉及衣服腐蚀情况来看，确系两月前被害。是匪徒们未杀死而活埋的。综合以上情况，证明是将军一家忠骸无疑。
收敛了杨家父子两具尸体后，挖掘工人们又在“戴公祠”左前下方不远处的一间平房内掘开高出地面数寸的三合土，挖出宋绮云夫妇及孩子们的尸体，这几具尸体腐烂很厉害，骨骼都已脱节了。所有这一切挖掘情况，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队拍摄成了电影，将永远成为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告的一桩惨绝人寰的血的罪恶实录。工人们将两处尸体挖出整理完毕后，已是夜幕降临，大家忙碌了一天，滴水未入口，乘原车于暮色苍茫中回城。凡是看到挖掘尸体的人们，无不为之心酸、切齿痛恨。纷纷主张，把蒋介石和特务头子抓到后，必须让他们跪在杨将军和几百殉难烈士们灵前，制成电影，印发全国和全世界，用以奖善惩恶，伸张正义！
秦一民回来后，带来当时所拍杨将军的一些照片，我仔细察看，确系杨将军无疑，大家心里更踏实了。十二月十三日，我以陕西旅渝同乡会理事长身份，邀请了同乡会一些理事和当时在渝的有代表性的同乡，在柴家巷康心如先生家中开会，决定以陕西旅渝同乡名义电西安赵副司令员寿山和杨公子杨拯民同志报丧，我拟就电报稿，由高桂滋、康心如、刘宗宽、王文彬、武维舟等人署名代表陕西旅渝同乡发出。并考虑成立治丧委员会，暂以大公报馆为通讯处。后因为，自杨虎城将军忠骸掘出后，中共中央对将军被害极为重视，地方党政军领导已决定与各民众团体联合成立追悼筹备大会，扩大举行，同乡会决定服从统一办理，不再成立治丧会。为了表达同乡亲友们的哀思，十二月十七日同乡们齐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戴公祠”举行了公祭。这天参加公祭的计有高桂滋、刘宗宽、崔东亚、王文彬、康心如、秦一民等数十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重庆市军管会，重庆市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四个单位邀请重庆市各界，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成立了“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确定委员四十五人，张际春为主任，陈锡联、曹荻秋、程子健、胡文澜、汪云松、何鲁等为副主任，徐崇林、罗志德、王文彬、周钦岳、刘兆丰、卢耀武、李俊崎、王敏昭、刘宗宽、冯克熙、黄朋豪十一人为常委。秘书长王敏昭、副秘书长周钦岳。在主任、副主任领导下，设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治丧部四个部门。会议先后决定：调查殉难人数，审查烈士名单，征集烈士史料，编写烈士传记并出专刊，编辑“中美合作所”杀人真相及惨案经过，编写追悼大会特刊，在杨虎城将军殉难地点建立纪念碑，并将特务头子“戴公祠”改为杨虎城将军暨殉难烈士纪念堂，以资纪念，为了使惨案真相向中外宣传，特请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队及该厂聘请的苏联技师再到磁器口拍摄电影及彩色电影。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张际春主任特别说明：“追悼会的意义，在于安慰死者，鼓励生者，团结人民，继续斗争，揭露敌人残暴和打击敌人。
为了出版追悼特刊和烈士传记专刊，我应约写了一篇《杨虎城将军传》，因是文言文，要改为语体文，正准备着手，杨拯民同志到渝，这一任务就由他来完成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筹委会组织部长张昕，邀请我们夫妇和高桂滋等数人去“中美合作所”，将杨虎城及其幼子拯中，重行装殓，并重新布置了灵堂。
杨拯民同志到渝后，筹委会为了在追悼大会之后，使杨将军灵柩便于启运东下，乃于一九五零年一月初，将杨将军及公子拯中，秘书宋绮云夫妇、副官阎继明、张醒民等灵柩移入沧白堂，安设灵堂。
一月十五日在青年馆举行了重庆空前未有的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会。这是一次庄严肃穆、沉痛哀悼的重大祭典，会场内外，布置得肃穆隆重。大礼堂门墙壁扎上了松柏树枝牌坊，上面衬着白色大字“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殉难烈士大会”。大门外用白布搭成祭棚，遮盖了从青年馆到华华公司门前整整一段街道，两端扎了松柏牌坊，上面都竖有红五星和八面大红旗，礼堂内容纳不下的輓联、花圈，都在祭棚里的两旁挂着或立着。成千上万的市民们，在门外祭棚下，默默哀思和瞻仰。礼堂屋顶上竖起十一面鲜红的国旗和五颗大红星，告慰着伟大的死者：中国人民踏着先烈的血迹，已获得了最后胜利。
进入礼堂大门，正中灵堂令人肃然起敬，杨虎城将军十二年前的遗像，安放在灵堂正中央，他的两旁悬挂着最后殉难的三十二位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栩栩如生的画像。他们是死难烈士的代表。这里有蔑视匪徒从容就义的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有张学良将军麾下的革命军人黄显声军长，有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有四川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鼓动家车耀先，有重庆进步人民最珍爱的秘密读物油印“挺进报”的发行人陈然，有被狱中一切革命者歌颂为“丹娘化身”“中华女儿典型”的江竹筠女士，有顽强不屈被匪特用酷刑打断腿部至死不能走的李青林女士，有被捕十年坚决学习十年如一日的共产党员谭沈明，有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沈迪群，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员科学家周均时及大学教授黎又霖以及几十位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的儿女。灵堂的正额上悬挂着“杨虎城将军暨殉难烈士们永垂不朽”的大字横幅。最上边是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杨虎城将军长子杨拯民的唁电全文的大字抄录。正中灵台下摆满了花圈，四壁挂满輓联輓幛，輓联中间又穿插挂了保护兵工厂和发电厂的二十多位烈士的照片。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輓联是：“西安举义震奋全国，重庆成仁永垂不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輓联，上联是：“为免除下一代苦难，愿坐穿牢底，将军杨虎城等热爱祖国，至死不屈”；下联是：“要清算数十年血债，决追遍天涯，战犯蒋介石辈残杀人民，插翅难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诸将军的輓幛：“为烈士复仇，彻底消灭反动派，争取人民幸福，努力建设新中国”。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的輓幛是：“为革命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军管会的輓幛是：“为民族，为民主，有始有终，灭蒋贼，除特务，慰死苏生。”灵堂对面壁上挂了一幅“化悲痛为力量”的大輓幛。灵堂横额两端挂着裕华纺织厂全体职工送的两个红星大花圈。所有輓词无不痛斥蒋匪帮的无耻与残酷，充满着悲愤。这是重庆百万市民的声音！特务们的屠杀，只能促使他们的更快灭亡，决消灭不了杨将军和烈士们的理想和志愿。墙上还挂着无数警语，指示着这次追悼大会的意义。
不到预定的中午十二时，礼堂里就坐满了各界来宾。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因有要公，提前赶来，哀痛地首先举行祭奠，以表悼念与崇敬之情。刘、邓两将军走后，重庆各界代表相继来到，军管会张际春主任、陈锡联市长、曹荻秋副市长、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张霖之、中共西南局宣传部长张子意、副部长廖井丹、组织部副部长江震、统战部副部长程子健、川东行署主任阎红彦、人民解放军部队代表孔从洲以及重庆市各界各机关单位代表杨松青、楚图南等共一千四百余人参加追悼会。最前面几排坐着百余烈士家属，杨拯民同志悲痛地坐在家属行列中，他们始终含着泪，积蓄着最大仇恨。会场内，松柏枝叶环绕，輓联满壁、花圈满堂，烈士灵前点燃着祭香、高烧着祭烛，香火燎绕，烛光摇曳，气氛庄穆肃静。十二点四十分追悼典礼隆重开始。主祭人张际春、陈锡联、张霖之，陪祭人曹荻秋、孔从洲、杨松青、任白戈、楚图南等缓缓地来到烈士灵前就位，全场脱帽肃立。张际春主任恭谨地向烈士献香、献花、献鲜果。军乐队奏起哀乐，唱着为烈士复仇的輓歌，輓歌声止，全场屏息默哀，悲痛扫过全场，在虔诚而肃穆的空气里，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抑制不住的抽泣声，这种抽泣声由隐隐约约渐渐增多，而至连续起来。默哀毕，许多人、特别是烈士们家属已泪流满面。虽然哀悼声使大家悲痛，然而愤激的輓歌声：“我们不再悲痛，我们只有愤怒！刽子手杀了我们的战友，我们要向美蒋反动派复仇！”却使参加追悼会的每一个人充满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接着，张际春主任向大会发表悲壮的讲话。他以沉痛的心情说：“蒋介石匪帮在仓惶逃命的前夕，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杀死了杨虎城将军，杀死我们数百位优秀战友，这怎么不叫我们悲痛，但是，他们的死是光荣的，他们的英雄气概，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值得中国人民骄傲。”他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团结自己，警惕敌人，肃清潜伏匪特。”他带领大家高呼：“杨虎城将军水垂不朽！被难烈士永垂不朽！”
陈锡联市长两眼热泪，悲愤不能自制，以发誓的态度，悲恸激昂的声调，用简练的语句说出了深沉的意思。他说“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们，你们虽然被反动派杀害了，你们的仇不能由你们自己来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给你们复仇。你们未完成的革命大业，我们一定完成。人民的中国是永远属于我们的，谁也不能动摇，你们安息吧！”全场掌声雷动。报血仇、索血债的火焰在青年馆燃烧了起来！
接着孔从洲同志以及各界代表们讲话，对杨虎城将军和烈士们的成仁取义，备极推崇，对蒋介石的残暴罪行，极为愤怒，纷纷表示要为烈士复仇！
最后由烈士家属代表讲话，首先是杨虎城将军长子杨拯民同志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杀人的刽子手蒋介石匪帮杀死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杀了我父亲的秘书全家和磁器口的许多烈士们的生命，但是杀死不了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理想，更杀不了为继承他们事业而奋斗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最后他代表家属向西南党政军首长及重庆各界致以深切诚恳的感谢！话音刚完，掌声雷动。
追悼大会仪式至下午二时许完毕。此后即为家属亲朋友好举祭，市民们亦川流不息入内凭吊，哭声惨绝，直至黄昏。
追悼大会实况，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队制成电影。陪都、谷声两个广播电台，也将各代表及家属讲话录了音。
十五日重庆各报如《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都发表了社论。一致称颂杨虎城将军一九三六年发动“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对蒋介石匪帮杀害杨将军暨殉难烈士们，感到无比仇恨。号召我们应化悲痛为力量，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千千万万死难烈士们报仇！要求同心协力，迅速肃清匪特，建立与巩固人民民主秩序。要求我们加紧工作，爱护烈士们流血换得的成果，巩固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历史胜利，建设新重庆，建设新西南，建设新中国。
十六日上午启运灵柩上船，回籍安葬。渝市各界人民约二千余人，陕西旅渝同乡会及于学忠、孔从洲等，我们全家同他们一道亲送至朝天门码头江边，待灵柩上船启行后始返。
杨将军灵柩，上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由二十二人扛运，参加送灵的人都佩戴白花，腰鼓队则臂缠青纱布，上有“复仇”二字，送灵队列于上午十时半由沧白堂(今政协)出发，路线经民族路，纪功碑(今解放碑)、中正路(今新华路)至朝天门码头。前面是：“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永垂不朽！”、“中共中央委员会唁电”、“化悲痛为力量”三个大布横幅为先导，接着是二野军乐队、輓联队、花圈队、烈士画像队、漫画队、腰鼓队、工人、农民、学生、妇女代表、十二军军乐队、机关代表、军队、工商界及社团代表、中乐队、像亭、灵亭、灵柩。沿途哀乐大作，高呼口号，市民夹道致敬，脸上都现出无限哀思。沿途路祭的，在沧白路与民族路口有陕西旅渝同乡会；在纪功碑有电力公司职工代表；在小什字有民生公司、新华银行、和成银行、华盛银行、美丰银行及盐务局等；在过街楼有重庆银行、三元庙主持。均由杨拯民同志亲自答谢。下午一时灵柩运至朝天门江边，装上庆华轮，接着举行安柩式。安柩文为：“惟一九五零年一月十六日，不孝拯民，已伏父之灵前曰：飙轮既备，顺流东下，言旋秦关，云旗风马，护礼惟虔，魂兮归来，鉴此寸丹，敢告。”一点四十分，汽笛大鸣，轮船即启椗东下。杨拯民同志在甲板上与送灵者挥手告别，心情显得非常沉痛。我和孔从洲、崔东亚、房显志等直看轮船走得很远很远，才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江岸。
杨拯民同志到渝后，虽然杨将军被害已证实，忠骸已寻获，但我们总不忍就此罢休，总希望将军还在人间，幻想出现奇迹，于是由拯民同志拟了一则“寻人启事”，全文如下：“呼塵二哥：西南解放后，迄未得你确实消息，十分怀念，外间各种传说，家中均未置信，望见报后，即函家中，至要！弟荣敬启”。呼塵是将军的别名，虎城二字的谐音，知者甚少。荣是将军胞弟杨茂三的大名。启事由我送重庆大公报刊登的，从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连登一周，但音信毫无，空怀希望，令人惆怅！
将军一贯忠诚爱国，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与张学良将军发动了有名的“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合作，推动了全国团结一致的抗日战争，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功在国家民族。虽然将军不能见容于蒋介石，未能亲身参与杀敌，而终被囚禁杀害，但碧血丹心，光照日月，千古功臣，永垂青史。
将军治军之余，常以我国因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贪污腐化，残酷剥削，致使人民穷困，经济落后，国家衰弱，深以为憾。今天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地球东方之上，跻足于世界列国之林，在中华大地上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人民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成为全世界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独立自强的旗帜。而且建国三十四年来，我们已建立起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将军念念不忘的经济繁荣，国家强盛，正在实现之中。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国上下，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本“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精神，肩负着四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和保卫世界和平三大任务，沿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虽已耄耋之年，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将继承将军遗志，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为指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八十年代三大任务，努力向着二千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特别要为台湾回归祖国、促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大团结大统一伟大事业，多多贡献力量。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