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被囚十二年及遇难经过的调查
柳烽 王萍 整理
一、香港受骗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杨虎城将军中止了他的“出国考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返归，抵达香港，准备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当杨虎城将军从法国的马赛启程的消息传来，蒋介石的心中大为不快，马上电召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至南昌，面授机宜。戴笠从南昌领旨回到武汉后，立刻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南京首都警察厅特务队中挑选便衣警察三十多名，每人携带白郎宁或日本厥式手枪一支及简单行李，经戴笠逐个点名，亲自过目，并宣布要他们执行一项特殊的重大任务后，由李家杰带领，于十二月初动身，先由下关乘火车到徐州，再转乘到郑州的火车，又到汉口，然后乘船到九江，最后再乘火车到南昌，他们住在南昌二维路一号。据龚玉廷等看守人员回忆，他们当时情绪很紧张，对准备接受什么特殊任务既不清楚，也不能过问。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垂放了一个引杨将军上钩的钓饵。他声称要在南昌亲自召见杨虎城，派戴笠在武汉迎接，然后由戴笠陪同，乘专机从汉口飞往南昌。蒋介石如此这般地精心安排，是惟恐他决计捕囚杨将军的阴谋落空。他最怕杨虎城回国后先去西北，如果杨回到西北，那就等于放虎归山，一切都难以下手了。因此他要抢先行动，杨虎城从欧洲回归所乘轮船抵达香港未及靠岸，便衣特务就已封锁了码头。他们彼此称呼着什么“梁参议”、“张秘书”等，从杨将军下轮船到后来上飞机，他们时刻不离杨的左右。
杨将军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离陕过沪办理出国手续时，曾在报上发表出国启事：“伏念虎城救国心长，应时才短，半生虚度，殊有愧夫初衷；二十载治军，究无裨于建树。此际群公祖道，感故人之多情，他日孤蓬归来，知河山之无恙……”他在国外考察期间，正值国内“七·七”事变发生，他担忧着民族的危亡，盼望着参加全民救亡图存的斗争。他曾先后三次电蒋，要求回国参加抗日，但蒋始终置之不理。后杨又电宋子文嘱其转请，接宋复电，表示同意。当时友人们曾多次以蒋介石对“西安事变怀恨在心、张学良将军被囚迄未获得自由等理由，劝杨不要回国，杨却说：“外侮当前，岂可逍遥国外”，断然拒绝劝阻，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踏上返归故土的轮船，他要和全国父老同胞，和他的将士们一起共赴国难。当杨虎城将军归来，健步走下轮船舷梯的时候，前来欢迎的各界人士欢呼雀跃，他们一起涌向杨将军和他热烈拥抱、握手，有的献上鲜花。前往香港欢迎杨将军归来的有十七路军代表王炳南、申明甫、王菊人、王根僧、王惟之等。国民党的代表有蒋国光、熊银周、杨斌等。在场的还有七君子代表史良、沈钧儒和女作家孙志杰，学者邹韬奋等知名人士。杨虎城将军兴致勃勃地同欢迎群众在一起畅谈，他哪里会知道自己这时已被便衣特务们暗中包围起来。他住在香港九龙半岛酒店，里外都有特务监视，往来之人也都被跟踪，而这一切杨虎城将军似有察觉，但却毫不在意。
杨虎城将军甫抵香港即接到蒋介石由南京来电，嘱至南昌会见，并派戴笠迎接。同一天，戴笠也来电，相约在长沙等候，然后同往南昌。杨将军得知宋子文已从上海坐轮船专程到香港迎接的消息后，就在旧部王根僧的陪同下看望了他。当宋子文知道杨住在九龙半岛酒店时，他也要和杨同住在一起，并且俩人进行了一通夜的深谈。
十一月三十日的早晨，杨虎城召集他的部下、朋友以及和他一起旅欧同归的抗日团的留学生四、五十人，突然宣布：他得到宋子文的保证，要先去南昌见蒋委员长，接受任命，然后回西安。大家听了杨将军的这一决定后都很惊讶，但鉴于宋子文等在场，又都不便说什么，暗地里替杨将军的安全捏了一把汗。接着，杨将军吩咐，现在兵分三路走，第一路由夫人谢葆贞带着孩子同秘书亢心哉等人坐飞机回西安；第二路是抗日团的青年们先步行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去西安汇合；第三路是他同王根僧在午前乘十一时三十七分的欧亚十七飞机去长沙见戴笠。大家分手前举手宣誓，一定要团结一致，抗战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坚决跟着杨虎城将军。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杨将军也依依不舍地和大家分手。据后来许多人回忆，当时以为是暂时的分手，不曾想到却成了最后的诀别。
快到中午的时候，前来香港迎接杨将军的十七路军代表王菊人、王惟之等故旧，亲自将杨将军送至九龙机场。杨将军来到机场时，欢送的人们热烈鼓掌，杨同他们一一握手，致谢！特务“梁参议”早已带着人在机场恭候了，他们在机场四周都放了哨。王菊人等人对“梁参议”早有察觉，并背地向杨建议要谨慎小心。当杨将军和王根僧先后登上飞机后，人群中高呼“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等口号，杨将军站在机仓口向大家频频挥手告别。杨拯中也在人群中举着小手大声喊着：“祝爸爸一路平安！”飞机在香港九龙机场起飞了，多少双眼睛注视着杨将军乘坐的飞机渐渐远去，他们流下了眼泪。当杨夫人谢葆贞等人准备离开机场时，“梁参议”走过来对她说：“机票已办妥，你们可乘下一趟飞机去西安，时间是十二月二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说完，就带领他们的人上汽车走了。
二、 南昌被囚
杨将军乘坐的欧亚十七飞机抵长沙的时间是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二时五十分。他们下飞机后，就到六国饭店休息，王根僧去问寻戴笠的住所。其实，戴笠在长沙只呆了一天，就到武汉去了。临行时，他在寓所给杨留了一个便条，嘱杨他已转往武昌恭候。杨将军便乘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广州开往武汉的火车赶赴武昌。十二月一日，戴笠率行营及省府大小官员一百多人到车站迎接，并安排杨住宿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暗中派人秘密监视。杨虎城将军在武昌拜望了于右任。十二月二日中午二时三十分，戴笠陪杨将军一同飞往南昌。在南昌，杨将军并未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却被戴笠软禁在南昌市二纬路一号(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特务队长李家杰率领的三十多人已于前三天赶到南昌，这时他们才知道戴笠原先告诉他们的所谓特殊任务，就是看管杨虎城将军。
二月九日，日机轰炸南昌，杨目睹现状，无限感慨，他对随行的王根僧说：“如果你能恢复自由，必须告知王炳南，抗战必胜，要有信心，抗战到底，国家才有前途。”二月十日，戴笠对杨虎城说，城内不安全，请杨迁到乡下去住。并要杨将军马上坐车走。此时，戴笠不准王根僧跟随，杨将军无奈只得与王挥泪告别。杨被迁往南昌郊外梅岭熊式辉(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的别墅里。据看管杨的人员回忆，当时，杨虎城对蒋介石背信弃义、设置圈套，玩弄自毁长城的伎俩非常气愤。每当他从报上看到各地不断沦陷的消息，便情绪激愤。对自己不能上阵杀敌，感到心情沉重，因此常常溢于言表，但眼前的一切，使得他又无可奈何。
熊式辉的别墅离南昌市大约三十多华里，四周都是大竹山。这里有新建的三座洋房，杨将军被关押在中间有楼的房子内。他一人住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楼下是部队。担任内层警卫看守的完全是军统特务，担任外层警卫的是宪兵。特务们的分工是：队长李家杰(上校级)，分队长曹择民(少校级)，指导员张光宇，会计石学廉(上尉级)以及李家杰亲信的四名队员在楼上轮流值班，房前房后由警卫队看守，警卫队也住在楼上的另一间房内，宪兵住楼下的平房。警卫队的三十多人编为三个组，外卫宪兵一个排，共计七十多人。
杨将军初被关押在南昌时火气很大，他不断给蒋介石写信，并用脚使劲地踢门，以泄心中的愤怒。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每给蒋写一封信，待遇就降低一次，伙食标准也一天不如一天。久而久之，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变得沉默寡言了，同以前大不一样了。
杨将军刚从国外回来，手里有些钱，如果杨想吃什么，就自己出钱让司务长给他代买，他最喜欢美国的麦片。杨将军是北方人，爱吃面食，特务允许他亲自动手做北方风味的饭。杨将军还得到每周到乡间散一次步的许可，但每次出去都要有特务跟随。
戴笠秉承蒋介石的意志，对关押杨将军精心策划，严密布置，不稍松弛。原来在“西安事变”时，戴笠同宋美龄、宋子文来西安看蒋，杨的部下将他身上所带武器没收了(宋美龄、宋子文的没有没收)，戴笠认为，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所以对杨怀恨在心，待机报复。杨将军在南昌梅岭软禁期间，戴笠曾两次前来见杨，表面上假意关心，百般问候，背地里却对特务们说，你们看管杨虎城，表面上要对他有礼貌，称他为杨主任，但不许他同群众接触，这是委员长交下来的重要政治犯。在他的吩咐下，杨将军的一举一动全都在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
杨夫人谢葆贞在杨将军从香港去南昌的第二天(十二月二日)上午十一点半，携子与王炳南、杨明轩、王惟之等人同机返西安。下午三点，飞机在长沙机场降落加油，然后继续飞行。傍晚时分，抵达武汉。飞机上的工作人员通知，当晚要在这里过夜，明早八时飞往西安。谢葆贞等人在这里受到武汉行营派来的检查人员的严格盘查。晚间他们住在陕西省政府驻京(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志刚预订的旅馆里。因谢葆贞急于要知道杨将军的情况，她顾不得休息，也吃不下饭，就让李志刚带她去拜望于右任先生，向他打问杨的下落。于右任对杨夫人说，杨将军来这里看望他时，身边有特务跟着，他们一直不离杨的左右。当杨将军同于右任二人谈话时，特务居然在一旁坐看监听。于先生当时非常气愤，大声斥责他们后，才被赶出屋去。但特务还不时地进来催促杨将军早些回去休息，杨被气的没办法只好走了。于先生说到这里，异常愤慨。他对杨夫人说，杨虎城是回国抗日的，戴笠为什么要这样胡搞，我以后见到蒋先生，一定要把这些情形向他提及。谢葆贞还打听到，杨将军在武汉和于右任见面后的第二天，就同王根僧、戴笠一同飞往南昌了。
谢葆贞回到西安后的第四天，得知杨将军被蒋介石软禁，已失去自由的消息，她心急如焚，气愤异常。此时，十七路军的将领为了安慰杨将军的情绪，照顾他的生活，决定请杨夫人谢葆贞前去看望。谢葆贞本人也不忍让杨将军一人独陷囹圄，她也要求前去陪同。一九三八年元月十四日。杨夫人谢葆贞带着八岁的幼子杨拯中和副官张醒民先到武汉于右任先生处求援，然后她当面质问戴笠，杨将军抗日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扣押他？戴笠狡猾地敷衍着，推诿他不详其情，并假献殷勤地请谢葆贞一行乘元月十七日晚九时，由汉口开往江西的轮船，到南昌去见杨将军。当谢葆贞一行到达南昌，刚走下轮船时，就被戴笠事先安排好的特务们用汽车接走了，单独把他们关押一处。谢葆贞奔波几千里，未能与杨将军见面，却倍受欺骗，相继也失去了自由，她无限激愤。
三、转押长沙、益阳
“八·一三”后，国民党政府怆惶向武汉迁逃，一九三七年底南京沦陷。杨将军来到南昌已四、五个月，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南昌，杨将军的住所——梅岭也受到威胁，很不安全。蒋介石在离开南昌时曾命令戴笠，将杨虎城移住后方，以防万一。一九三八年五月，戴笠又将杨虎城将军移囚长沙。他们由浙赣铁路乘专车，经株洲到长沙，沿途加强警戒，防守严密，上下车都在夜间，这样除了随行警卫外，无人知晓。
杨将军先被安置在长沙市东郊的朱家花园，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三个月后，又被解往湖南益阳桃花坪内的吴家新建大屋。这里离桃源县城有十多华里，军统设置的临时监狱就在附近的民房内。狱中关押着军统从南京、南昌、武汉等地撤退时移禁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杨将军在桃源的待遇和在南昌时差不多，仍是每周可以到野外去散散步。戴笠这时才将杨夫人谢葆贞、幼子杨拯中、副官张醒民一同迁移到桃源，和杨将军囚禁在一起。杨将军见到了亲人，精神上得到了一些安慰。在他的一再要求下，特务队长李家杰答应让他每天看看《湖南日报》。有一次，警卫张志才给杨将军读报，当读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沿京汉线溃逃的消息时，杨将军很生气，他说，为什么跑得那么快？你这一跑，其它战线怎么办？警卫向李家杰反映了这一情况，以后李家杰每逢杨将军读报时，他都在场，以便观颜察色。此后，杨将军很少再发表议论。
杨将军在桃源期间，戴笠和国民党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唐生智之弟)曾来看望。他们一到这儿，便同杨将军一起吃酒划拳，打麻将来消谴。戴笠还集合警卫队、宪兵队讲话，先讲国内外形势，以定军心，然后又说明这是领袖(蒋介石)交下来的重要任务，只要安心工作，将来会有前途的。当天下午，戴笠给警卫队、宪兵队每人发十元奖金，以资鼓励，晚上便同唐生明一起回常德了。
长沙日趋吃紧，桃源县城外有一部分兵工厂在那里，敌机经常轰炸，杨将军的住所也有危险，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山上去避警报，有时还要送饭到山上吃。一九三八年十月到十一月时，武汉战事异常紧张，蒋介石又令戴笠将杨将军一家转囚贵州省息烽县玄天洞。
据当时的警卫人员回忆，就在杨将军离开桃源的前一天晚上，军统特务将临时监狱里囚禁的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枪杀了。杨将军听到附近的枪响和一阵阵凄惨的喊叫声，一晚上不曾入睡。他无限伤感，心情很沉重。第二天早晨，杨将军临上汽车时，还看到特务们正忙着挖坑埋尸体，他不忍睹，一语不发地上了汽车。
从桃源起程时，特务们安排了三辆汽车。一辆小卧车在前，两辆卡车在后，杨将军的东西大都装在中间的那辆卡车上。公路在沅口东岸，杨将军及警卫人员都住在西岸，待车装好还未及过江，恰遇日机空袭，炸弹正巧命中了中间的那辆卡车，杨将军的东西几乎全部炸毁。特务们又急忙从芷江调来一部车子，这件事对杨将军精神上也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他手中仅有一点财产，几乎全部化为乌有。李家杰与杨一家三口坐在前面的小卧车里，其他警卫、宪兵都乘大卡车，随行特务不敢在路上延误，深恐有失，一路上只在芷江、黄平停留一个晚上就急急忙忙赶到贵州境内。
杨虎城将军在南昌、长沙被囚期间，国民党曾先后派戴季陶、朱绍良两位大员去说项，劝杨“悔过”，揭发共产党的“欺骗”。国民党派戴、朱去狱中劝杨，是煞费苦心的。原来戴季陶以考试院院长身份，于一九三二年去西安“考察”，杨曾给以礼遇，戴给学生讲话挨打时，杨又给以“保护”。朱绍良任甘肃省主席期间，也同杨“过从甚密”。殊不知杨将军大义凛然，对他们的饶舌不为所动，并断然申明：原为抗日而发动“双十二”事变，今抗战已启，作为军人不能为国效命，深感负咎，有什么可“悔罪”的。戴、朱劝降失败后，国民党再没派大员去碰壁了。
四、 移囚息烽、玄天洞
贵州是个山区，山多、洞多，容易躲避敌机威协。所以蒋、戴又把集中营、训练班、无线电台等都迁到贵州的息烽县，调特二团专门保护这些单位。军统在息烽有几个特务机构。首先是特训班(即特警班)，负责人是胡静安(代理主任)。所辖单位：快活林仓库(即枪枝弹药库)、底寨、冰口寺(电台)、大庙(电讯器材制造所)，其次是阳朗坝看守所。这是专门囚禁共产党人或嫌疑份子、汉奸、外国间谍，以及本部局违犯纪律的特务的地方。中共四川省委车耀先、罗世文，中共党员韩子栋、张蔚林等，民主人士马寅初、黄显生以及杨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孩子，杨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等都长时间在此关押过。阳朗坝看守所的负责人是周养浩(又名周养豪)，系戴笠、毛人凤的同乡。一九三二年，他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后经戴笠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解放前夕，周已升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他在戴笠、毛人凤的直接领导下，忠实地为蒋介石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周养浩是一九四一年春来到息烽的，到一九四六年，他一直担任着息烽监狱长兼军统息烽办事处主任的职务。杨将军在玄天洞被押期间，他经常和杨见面，并陪杨喝酒、打牌，彼此逐渐熟悉起来，骗取了杨将军对他的信任，最后诱骗杨将军重返重庆，惨遭杀害的就是他。阳朗坝看守所可以容纳三、四百人，是抗战期间军统的一个重要监狱。
息烽县还有一个军统的“中美班”组织，这是特训班迁到重庆后，于一九四四年底成立的。负贵人是邓匡元(即军统以后任命的息烽县长)，所有教练人员都是美国的军人，专门训练射击技术和爆破，美国军人在息烽的人数有几十名，经常有来的，也有走的。其名目是中美合作所第十训练班(内部分三个教导营，一个学生队)，任务是训练那些由其他亲信部队抽调上来的军官和士兵，将其组成教导营，训练三个月后，配给美式装备，然后调出去作为骨干使用。
新调息烽的军管会特务二团的前身，是新兵第十六补充处，因为接兵单位由息烽经过，戴笠就下令留下这些人，并改编为特务第二团，负责人是张辛哥。其任务是保卫军统在息烽的各个单位，上至黎安哨，下至乌队(玄天洞方面专门有一个连负责)的安全。
戴笠在息烽县往东十二里的一个偏避山峰上，亲自找到了“玄天洞”。他认为在这里囚禁杨虎城最理想，既远离公路，又便于警戒。于是，在杨将军全家刚到贵州息烽县的当天，就用事先准备好的滑杆把杨将军一家抬到这里。他的随行副官等都被送到阳朗坝看守所关押。从此杨将军一家三口，便在这个暗无天日，与世隔绝的偏避山洞里度过了八年的艰难岁月。
玄天洞是一座有三百年历史的幽静古刹，地处南山山麓中段。为了保持其原来特色，从来没有维修过。洞内面积约一千三百多平方米，高约十五米，分上下两层。明代崇祯末年，僧人在洞内建庙，清朝初期予以扩建，至清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建成。洞内有玉皇殿五大间，三官殿三间，上殿七大间，下殿九大间和大小山门等建筑。凸身金龙缠绕在合抱之粗的马桑树殿柱上，雕梁画栋衬托着黑底金字大匾，显得辉煌壮观。洞口上方，摩岩石刻，洞外古木参天，秀竹茂密，悬崖峭壁，气势磅礴。朝夕之时，若云若烟，气象万千。站在玄天洞腑视山下，幽深谷险；仰观山顶，峰峦叠障。局外人只知道息烽有一个玄天洞，也就是老洞，其实除了玄天洞之外，还有一个新洞和三仙宫。新洞的原址叫观音殿，三仙宫俗名叫踏脚寺。这三个洞就好象一个等边三角形，老洞和新洞在三仙宫的上边，它们的背后都依着一座峙峭的大山，要想从老洞通往这座大山的后面，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地势非常险要，一般没有人能越得过去。三仙宫又是息烽到玄天洞的必经之道，只要在这里放一个岗哨，任何人都不能到达新、老洞。
戴笠在山上仔细察看了玄天洞的防位。又将庙内的道士撵走，事先命令特务在附近修建了警卫哨所、碉堡，然后才将杨虎城将军一家从益阳移住这里。戴笠还亲自设置看守杨将军的内卫、中卫、外卫三层警卫线。李家杰吩咐一个名叫谢明志的警卫“服侍”杨将军，又从重庆调来一名女警卫朱志园“服侍”杨夫人谢葆贞。这两个人名义上是勤务员，实际上是监视杨、谢日常生活和行动的。在杨将军房前屋后都有二名看守员，大门口也有两名，夜间有三名队员轮流查岗和巡逻，每班三个小时。内卫由军统三十多人的便衣特务组成。李家杰随时向军统局报告杨将军的一言一行。中卫有一排宪兵，是从贵阳调来的，驻在老洞(约四十人左右)，有一个班分驻在老洞下边的三仙宫。老洞门口有一个小碉堡，三仙宫有一个大碉堡，配合特务监视杨将军的行动。外卫是特二团的一个连，驻玄天洞后侧不远的地方。这个连又分别派遣排、班武装分驻玄天洞的要隘地方，如老厂七保、小平坝、八堡等地。特二团的任务与警卫队、宪兵队不同，他们不直接看守杨将军，只在玄天洞要隘路口设岗卡，担任对外警戒，不许外人进入玄天洞的警卫范围。如有外省外县的可疑之人，必须盘查清楚。玄天洞的这三层警卫，真可谓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东至老厂，西至雨洒，北至平天坝、河坎寨周围约十华里的地区，都在军统的严密控制之下，每到夜晚，气氛就更加恐惧，特务们唯恐警戒有所疏忽，发生意外，为了使每个哨所之间取得联系，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用木棒敲击竹筒，使之发出“梆”、“梆”的竹筒震响声，彼此互相呼应，以此做为联络的方法。每当夜幕降临，梆声就接连不断，玄天洞一带的山谷，就沉寂在阴森恐怖之中。
杨将军住的房子修建在玄天洞里边，终年不见阳光，屋内异常潮湿。杨将军一家是西北人，习惯干燥，极不适应这个阴湿的环境，他健壮魁梧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再加上精神方面的折磨，他经常生病。杨将军已看出蒋介石在短时间内决不会恢复他的自由，从长计议，他决定自己出钱，在洞外重新修建房屋。经他一再申请，戴笠同意了他的这一要求。杨将军的财产，因敌机轰炸已损失了大部分，现在他要自己出钱盖房，不得不拿出四百元美金，让李家杰代办兑换现金。李是一个凶狠残忍的家伙，他在办理美金兑换手续时，竟毫无人性地大大捞了一把油水。其他特务们也在修建房屋时偷工减料，蒙混过关。结果杨将军花了那么多钱，却盖了一所简陋低矮的房子，他虽然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地搬进去住。
杨将军在玄天洞还自己花钱订了一份报纸。每天午饭后，他都要认真地看两个小时的报，了解全国抗战的形势。每当报上报道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时的他都要反复阅读，直到眼睛疲痨了，才放下手中的报纸，但他却很少有任何态度表明。
谢葆贞跟随杨将军被囚以后，很惦念留在西安的四个女儿，到玄天洞后她不时地往家写信，但始终收不到回信。她有些怀疑，就问杨将军，为什么写了那么多信，家里总不回信呢?杨将军劝她说：你不要写了，你写的信都让人家给烧了，他们不允许我们通信。为此谢葆贞很生气。由于长期临狱生活的折磨，她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一九四○年，她开始患了间歇性神精分裂症，她只要一见到特务就大骂，有时痛哭不止，杨将军对此心里非常难过。其实杨将军最初在被囚禁的时候，曾托到狱中探望他的一些达官贵人给家中捎信，这些信件现仍保存在陕西省政协文史档案中。杨将军对蒋介石强迫他在狱中读经念佛深恶痛绝，信中他告诉弟弟杨茂三，对读经念佛“总是不能深得其意”，“兄对静坐，仍是荒而不静，不能身体力行。”他的忿懑之情，不畏淫威傲岸而立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读之使人敬而鼻酸。
杨将军的幼子杨拯中，初到玄天洞时已有九岁，正值学习，启蒙时期，但他没有出去上学的自由。杨将军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焦急，经他几次要求，李家杰才勉强同意从息烽县书店买了一部百科全书，由夫人谢葆贞辅导拯中学习。拯中聪颖好学，他不但天天看书识字，有时还要练习写毛笔字。杨将军也只有看到孩子的学习成果时，脸上才露出一丝欣慰的表情。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家三口在享受天伦之乐的一瞬间，才会忘记这时置身在缧绁之中。
一般在天气晴朗之际，杨将军也常到洞外散散步。但他活动范围有限，只能在背靠悬岩峭壁，前面是万丈深渊的玄天洞口约几百平方米的地方转转，还要有四名警卫和一个警卫组长加以“保护”。此外，杨将军被获准每年可以有三四次到玄天洞周围十多华里内的村庄去散步，如老厂、小平坝、大沟坎等地。每去一次，李家杰事先派人去那里查看，布置好警卫，还要亲自跟随，再派几名队员，加派几名宪兵，大约十多人一同前往。特务们禁止杨将军和当地群众谈话接触。能够接触的少数群众，也是经过特务审查，认为可靠的人。开始一段由于群众不知道底细，不敢和杨将军来往，以后他们知道关押的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之一，赫赫有名的杨虎城将军，就都非常尊敬他。每当杨散步到那个村庄时，他们也敢上前和杨将军说话了。三田公社河坝寨大队大沟坎村有一个叫王吉安的贫农，他说他的命苦，要给他的女儿找一个有福的人做干亲，这样将来就会交好运。王吉安不忌讳杨将军是个身遭缧绁的重“政治犯”，却看中他是个有福的人，但又不知杨将军能否答应，当别人向杨将军说明此事时，杨见小姑娘十分可爱，就高兴地认了这门干亲。以后杨将军一到大沟坎来，小姑娘总要跑到门外迎接，亲切地叫着“杨伯伯”，杨将军也高兴地把她抱起来。杨将军慈祥、和善、待人宽厚，他对给他抬滑杆的赵树银很关心。初冬时节，赵树银身上衣服单薄，杨将军看到以后，急忙回到老洞，拿出自己的一件旧军棉衣送给他。这个农民非常感动，回去后亲手做了一根当地农民使用的很粗的烟杆，送给杨将军。杨将军夸奖这个地方的烟草好，他从不抽纸烟，喜欢用烟杆抽烟叶。平时走起路来，烟杆还可以当手杖使用。杨将军很珍视这件礼物，经常把它带在身边。重庆解放前夕，杨将军又将这个烟杆送还赵树银作纪念。后来，当杨将军从重庆移囚贵阳时，他又托人捎话问候赵树银，始终不忘记曾给他抬过滑杆的普通农民。他的这种朴实、诚恳的态度，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走后，大家都非常想念他。
在玄天洞时，戴笠特地从湖南给杨将军请了一个姓毛的厨师(系戴笠的舅父)做饭。杨将军爱吃面食，除平时吃蒸馍、面条之类的面食外，有时也自己动手做家乡饭。他让警卫买来一顶新草帽，把和好的面切成小块，放在草帽沿上一拧，面块在手指的压力下，挤出一道道螺纹，然后再放到锅里煮熟。别人都觉得这种吃法很新鲜，他们听杨将军说，这叫吃“麻食”。有时他还做一种叫“米儿面”的家乡饭。如果杨将军想改善一下伙食，就得自己出钱。他们一家在被囚禁时，除伙食外，每月还有少量的零花钱。若是这些钱不够花，杨将军就让会计杨以谟帮他用金币兑换些钱。据当时的警卫队员龚玉庭、张志才回忆，杨将军有时也请他们一起喝酒、打牌，因为他身边没有多少钱，所以赌注下得很小，打一圈牌也输不了多少。杨将军在玄天洞无以寄托愁肠，他只能有时用喝酒、打牌的方法来消遣。
杨将军的生活始终是清苦的，敌机炸毁了他随身所带的东西后，他当时只剩一件黄皮夹克。来玄天洞以后，特务们才重新给他缝了两身兰斯林布长衫，冬天又缝了一件皮长袍。杨夫人也缝了两件黑粗布长袍，他们的穿戴异常朴素，基本上和当地农民无什么区别。
一九四一年春，杨将军在玄天洞又添了一个小女儿，取名叫杨拯贵。这本来是件值得庆贺和高兴的事，但这个女儿生不逢时，偏出生在这个环境之中，她不但不能给杨将军夫妇带来任何快慰，反而招致了一堆困难。杨夫人谢葆贞由于精神上受刺激，身体越来越不好，没有奶水喂养孩子。杨将军为此很忧虑，他请求特务在附近村庄给孩子找个奶妈，每月付给工钱。不久，特务们从三田公社河坎村拉来一个名叫吴清珍的青年妇女。经了解，她家里有个一岁半的孩子正在吃奶，她不愿意丢下自己的孩子出去当奶妈。杨将军见到奶妈后，诚恳地请她帮忙喂养孩子。奶妈原来就听说杨将军是个大官，心中有些畏俱，实际一接触，又觉得杨将军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她同意给杨将军的女儿做奶妈。特务们原来答应每月给奶妈一些糖、油、奶糕等，让她拿回去喂孩子，但他们从未兑过现，杨将军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他恨那些没有良心的东西说话不算话，他也觉得自己对不起奶妈和她的孩子，心中不免有些内疚。他将自己的糖拿出来，让奶妈送回家去，又给了她一些钱。奶妈家的生活是很贫寒的，她开始到玄天洞时，身上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有一次，她把刚洗过的衣服又穿到身上，钻到被子里，用身子把衣服暖干。杨将军知道这件事后，就拿了夫人的两件大襟衣服(一件白短袖，一件兰短袖)送给奶妈，并告诉她不能这样做，别弄坏了身体。谢葆贞待奶妈亲如姊妹，对她十分信任。以后她曾送给奶妈两件黑棉布旗袍，奶妈穿烂了一件，另一件一直珍藏至今，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现在，吴清珍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我们调查组这次到息烽访问她时，她整整同我们谈了四天四夜，详细叙述了杨将军和夫人在玄天洞以及后来在重庆被囚期间的情况，她边哭边说，表达了她对蒋特的憎恨和对杨将军的敬佩和深切怀念之情。
自从奶妈吴清珍到玄天洞，杨将军一家就把她看作是唯一可以信任，可以说话的人。尤其是杨夫人谢葆贞，在玄天洞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她的精神分裂症也日趋严重。她更加痛恨周围这些特务，骂他们是狗特务、汉奸、卖国贼，向他们吐口水，扔东西打，弄得这些特务很难堪。有一次贵州省主席杨森带着他的小老婆上山来视察，他们在玄天洞门口指指点点，谢葆贞看到后很生气，大喊“奶妈，坏蛋来了，快用床单把门窗遮上。”她一边向外大骂，一边将屋内的小板凳、砖头等往他们的头上扔去，把杨森一行人弄得狼狈不堪。以李家杰为首的特务们对谢葆贞怀恨在心，他们想办法刺激她，硬说她的病影响杨将军休息，强迫她搬到玄天洞下边的新洞去住，与杨将军分居。特务们故意刁难谢葆贞，但用意是在折磨杨将军。被迫分居后，杨将军非常挂念夫人的病情，每当夜晚谢熟睡之后，杨总是要到她的床边站一会儿，注视着她的表情，观察她的病态，但杨将军很少惊动她，怕给她带来病痛折磨的痛苦。
拯中虽然是在玄天洞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但他毕竟不失一个孩童时期的天真活泼。有一次，他从爸爸的箱子里翻出一个月琴，他拿在手里不会弹，杨将军弹了两首曲子给他听。拯中高兴地把月琴抱过来，让爸爸教他弹。杨将军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拯中，不要弹了，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弹琴，你妈躺在床上。你弹琴会引起她的病又犯了。”拯中懂事地将手中的月琴放回箱子里，从此再没有弹过。
一次，奶妈向队长李家杰请假，说她的婆婆死了，过几天要做道场，需要请假回去一下，李允许了她的假，杨将军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奶妈说，你婆婆的道场我也想去看看，你能跟队长说说让我也去吗？奶妈很理解杨将军的心情，答应在队长面前替他求情。奶妈故意邀请队长也到她家看热闹，李家杰答应了。奶妈又说“能不能让老先生(奶妈对杨的称呼)也一同去？李家杰考虑了一下总算答应了。就这样，杨将军高兴地连连叫好。去的那天，特二团贾连长带了一连人，全副武装，严密警戒，岗哨从玄天洞之外，一直布置到奶妈家里。宪兵队吴排长带了一排人，安插在奶妈家房子周围，警卫一到，家里的客人就都散开，自动让出一条路来，杨将军从中间走进去。他好久没有见到有这么多群众的场面，当时的心情是愉快的。李家杰事先通知奶妈家，在晒席外另搭一个棚子，这里不准外人进去，光他们的人在棚子里就摆了八桌，杨将军被夹在中间。他们的人刚坐定，李家杰就让摆饭，那天奶妈家准备的是水豆腐和几样简单的菜。杨将军一直是高兴的样子。拯中、拯贵也都跟着来了，他们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玩得很开心。事后，杨将军对奶妈说，那天去你家我好痛快。他们那么多人去你家吃饭，如若他们没有给你钱，你去向他们要。奶妈说：“老先生，他们没有给我钱。你不要担忧，那天吃的都是我家自己产的。”杨将军叹息地摇摇头说，他们吃这一顿饭，要花费你们全家一年的血汗。奶妈看得出，老先生心里很不安。
对于严密看守杨将军，蒋介石从不放松，他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杨在玄天洞被囚禁八年，戴笠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来过两次。起初杨见戴笠来很恼火，他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囚禁我，并要求立刻将他处死……。然而戴笠并不在意，他每次来都虚情假意地给杨将军带些好酒和食品，以示关心。杨曾向戴笠提出要求撤换李家杰这个队长，因为李家杰太使他感到痛苦了，他还要求派个医生给谢葆贞看病。戴笠对杨提出的一切条件都满口允诺，然后就陪杨喝酒、打牌，虚以应付。戴笠令军统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经常到玄天洞来看看杨虎城，随时掌握杨的思想情况。与此同时，戴笠还将息烽县县长的权力抓过来，控制在军统手中。他先后介绍军统少将级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祯在息烽县当县长。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地方配合军统共同完成看守杨的任务。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军统驻玄天洞的人员调动频繁。过去从南昌一起过来的老警卫只剩四个，即：杨以谟、陆义生、刘怀德、龚玉庭。其他人员都陆续调到重庆去了。同时玄天洞也由重庆先后调来十几个警卫，他们是：胡少亭、童章芬、胡文斌、龚世斌、廖邦昌、林文农、杨忠民、姜玉、余海波、尹坤庭等。大约在一九四三年军统又从伪特训班第五期调往玄天洞五人，他们是：罗文焕、丁维信、汤建成、杨继康等。一九四四年重庆巡察总队也往玄天洞调进四名卫士即：李端州、王象盛、施用太、徐道学。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经杨将军一再提出调换队长李家杰的要求，戴笠才换龚国彦为警卫队队长。龚国彦有五十岁，是戴笠所办浙江杭州警校政科一期特务班毕业的特务，曾任军统区情报员、行动员、特务队副队长等职，戴笠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龚国彦外表比李家杰温和，实际上更阴险毒辣。戴笠还指派原在特务队任医官的张静甫为警卫队副队长。张是河北人，也是戴笠所办湖南临澧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曾学过几年医，但毫无临床经验，只是滥竽充数而已。李家杰因看守杨有功，被戴笠提升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警卫组上校副组长，代理戴笠所任的组长职务。
一九四五年，军统在玄天洞的组织分工是：队长龚国彦、副队长张静甫、组长龚玉廷、会计杨以谟、司书陈宝琪、事务员童章芬。龚国彦的勤务员是付明忠，张静甫的勤务员是罗少成。这时有十二名组员，宪兵一个排(大约有二、三十人)，特二团一个连，合计共有一百七十多人。
杨将军在玄天洞的八年中，除戴笠亲自来过两次外，特训班代理主任胡静安来过一次，集中营的何子正、周养浩以及息烽县长邓匡元等也都前来“看望”几次。重庆伪军统局处长沈醉，还有一个姓郑的，他们也曾代表戴笠到这里致意过。这些人每次来都是哄着杨将军高兴，同他一起喝酒畅谈，打牌取乐。杨将军也知道他们骨子里用意何在，即便是在饮酒时，也很少说话。
据当时看守人员回忆，杨将军平时和他们在一起一般不讲时事政治，有时候却津津乐道地给他们讲历史故事，摆摆龙门阵，如抗金英雄岳飞一日得十二道金牌被召回京遇害，也讲三国演义中曹操挟嫌杀孔融、斩华佗和杨家将忠贞为国的故事。看管人员认为，杨将军给他们讲述历史故事，用意在表明自己政治上的洁白无疵，为国为民，矢志不变的精神。看管人员无不交口称赞。
一段时间内，息烽传说红军快打到遵义了。这天，龚国彦和一些警卫都到遵义去了，奶妈对杨拯中说：“听说红军是要斩尽杀绝的，这一回我们可活不成了。”杨拯中这时已长到十五、六岁，明白一些道理，他对奶妈说：“你不要怕，听爸爸说，那个红军可能就是解放军、共产党。他们是好人，喜欢你们穷人，专打那些有钱有地的财主。”奶妈追问“什么是共产党”？拯中恍然大悟，急忙对奶妈摇摇手，“谈不得，谈不得，我刚才给你说的话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说出去要掉脑袋的”。奶妈理解他的处境，对外守口如瓶，从未对任何人谈起。
不久，杨将军从报纸上看得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们全家都为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战胜利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警卫田心华手持一面锣，从新洞敲到老洞，又转过来敲到三仙宫。他一面打锣，一面喊着：“抗战胜利了，世界和平啦！”特二团的士兵听到喊声也都坐到一起议论起来。杨将军高兴地告诉奶妈：“世界和平了，我们要回家了，我回去后会对你安顿的。”这时，被囚在阳朗坝监狱的宋绮云、阎继明、张醒民，一再向周养浩要求同杨将军住在一起，后来周养浩同意把他们三人送到玄天洞。杨将军高兴地说：“抗战胜利了，他们把秘书也给我送来啦！”当时周养浩、龚国彦等人也都认为蒋这回会释放杨虎城了。龚国彦曾对奶妈说：“杨主任要出去了，你可以先送谢先生(杨夫人)回西安”。这个时期，杨将军经常站在玄天洞的门口，仰视着空中过往的飞机。他整天整天地看，直到飞机飞远了，什么也看不见，才深深叹口气，摇摇头回到房子里。杨将军原是满腔热忱地回国准备参加抗战，结果被蒋介石囚禁八年之久，他空怀壮志，激愤不已。现在抗战胜利了，蒋介石会不会放他出去呢？他思索着、等待着，希望在某一天，能突然得到让他们自由的消息。
五、在重庆杨家山上
一九四六年春，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蒋介石在谈判桌上被迫同意了中共的意见，背地却搞着另一套阴谋。政协会一结束，他便加紧行动，速将重要的政治犯秘密转移到更加隐蔽的地方，对于杨虎城，他是老谋深算，早有安排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军统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迁往重庆，在息烽监狱准备撤消时，天天都在盼望释放的杨虎城一家，以及奶妈吴清珍，秘书宋绮云夫妇、孩子，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一同被迁移到重庆，继续囚禁。杨将军被军统安置在重庆歌乐山下面中美合作所杨家山的一座平房内，他和夫人谢葆贞是分开囚禁的。杨将军、拯中、拯贵和阎副官住在杨家山前面的五间房内。一进门的第一间是杨将军和拯贵的床铺，第二间隔半截住的是拯中，第三间(套间)是副官阎继明的床铺，第四间(外间)是龚国彦的办公室。谢葆贞和奶妈住在五间房过来的三间房子里，张醒民也同她们住在这边。宋绮云夫妇和孩子另住一处，离杨将军的住处不远。他们的厨房就在五间房的背后，每次做好饭，警卫分别送到每个人房子里。到重庆后，杨将军发现，这个新的囚地乃是杀人魔窟中美合作所，特务们对他的管理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了，生活待遇也不同以前了，他已感觉到蒋介石决不会轻易释放他，他的心情比以前更坏了，总是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屋里，不愿到房子外面去散步。连拯中也失去了希望，他生气地告诉奶妈“这些报纸是骗人的，说要释放我们，为什么一直没让我们走”。杨夫人谢葆贞对此更加气愤，已有所好转的病又严重起来了，她终日痛骂蒋介石没良心，骂特务没心肝。
到杨家山五个月左右的一天晚上，奶妈突然生了重病，杨将军知道后很着急，找来张医官，张医官看了奶妈的病情后，给她打了两针，但是根本不顶用，奶妈的病越来越严重。杨将军见此情况更加着急，他大声喊着：“这样不行，你们赶快送医院”。警卫看见杨将军发火了，只得连夜把奶妈送到陪都医院急诊室抢救，后来奶妈得救了。吴清珍老人述及这段时，总是百感交集，赞誉杨将军关心劳动人民的可贵品德。
不久，杨将军自己也病倒了。起初，他总感到胸口下面疼，不能吃饭，张静甫误诊为胃病。每当杨将军疼痛不止时，他就用一包健胃的药或“大健皇丸”让他服用。以后，杨将军实在疼痛难耐，才被他们送到中美合作所特务们办的“四一医院”治疗。这所医院当时移交给中央医院，后改名为中央医院沙磁分院。经过检查化验，确定杨将军患了“胆结石”症，这种病完全是因为在玄天洞长期饮用不干净的泉水所致。一位姓高的大夫为他做了手术，从他的胆囊中取出了一把结石，并割去了胆囊。杨将军这时的体力已明显地一天天衰弱下去，他的头发也因这些年的风霜过早地染白了。特务们没等他的身体恢复正常，就急忙把他接回杨家山。
杨将军在玄天洞出生的女儿杨拯贵，这时也渐渐地进入了学龄时期，但是她和哥哥一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拯贵从小聪明懂事，又很听话，深得大人的喜欢。有一次，奶妈带拯贵和自己的女儿满珍(吴清珍从贵阳迁移到重庆时带来的)到一个家属那里去玩。孩子们看到人家烙的饼都很想吃，奶妈就向这家要了几个小饼，分给每个孩子两个。拯贵比满珍大一岁多，吃东西快一些，满珍吃得慢，当拯贵吃完了自己手里的饼，就站在旁边看妹妹吃。奶妈对自己的女儿满珍说：“让姐姐咬一口”。拯贵在咬满珍手中的饼时，不慎咬了她的手指头，满珍疼得哭了起来。拯贵见此情景也吓哭了，她一边给妹妹擦泪，一边道歉说：“妹妹别哭了，都怪姐姐不好，你咬姐姐的手吧！”妹妹真的不哭了。拯贵拉着奶妈的手央求道：“奶妈，不要告诉我爸爸，爸爸知道我咬了满珍妹妹的手，要说我馋嘴巴，会责怪我的”。奶妈心酸的点点头。以后奶妈和杨将军提起了这件事，杨将军听了后凄惨地笑了笑，眼里充满了泪花。他拉着拯贵的小手，爱抚地说：“你吃东西大意，我怎么会打你呢？以后吃东西小心点，慢慢地吃，不要再咬满珍妹妹的手啦！”说完，他的眼泪忍不住地掉了下来。
杨夫人谢葆贞在杨家山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精神刺激更加严重。她不堪忍受特务们的屈辱，几次痛不欲生。她曾用吃“火柴头”、“吞金”、“绝食”等办法，反抗蒋介石的不义之道。杨将军对夫人的病痛深感痛心，当谢葆贞绝食二十多天的时候，在杨将军的一再要求下，特务们才把谢送进陪都医院。龚国彦骗杨将军说，这次要从成都专门请一位神经科的大夫给夫人看病。杨又听说，一个姓云的警卫坐小车到云灵山去接医生，果然接来两位“医生”。他们到陪都医院的第二天上午，大约在九点钟左右，给谢打了一针就走。中午两点多，谢喊奶妈，突然想吃点水豆腐。当水豆腐送来的时候，谢葆贞因绝食已久，喉咙里什么也咽不下去，她刚喝了两匙汤，上午给谢打针的那二个人又进来了，他们让奶妈站出去，然后将谢的床抬到中间，就给谢打吊针。谢葆贞不让他们打，他们就叫来几个人将她的脚按住，又把手捆起来，用针头往她的腿肚子上扎。谢葆贞当时又喊又叫，“奶妈，你到我身边来，你救我一下。”奶妈先不敢进，后得到“医生”的允许，才坐到谢的床边，谢将奶妈的手使劲握住，她的牙齿咬得紧紧的，痛苦地喊：“奶妈，救救我……”过了一个小时，谢葆贞的眼睛鼓起，睁得大大的，抓住奶妈的手渐渐放松了。奶妈一看情况不好，赶快喊来了拯中和张醒民等人。不到片刻，谢葆贞的喉咙里便落了气，时在一九四六年的腊月三十。
杨将军来了，一声不吭，站在夫人遗体旁边，抚摸着，眼泪象泉水一样直向下淌。拯中、拯贵抱着妈妈的手放声大哭，“妈妈，妈妈，你死得好惨啊……”阎副官、张醒民也边哭边用头碰墙。夫人死后，杨将军等人一直在遗体旁守了三天三夜。后来，在杨将军坚持下，和龚国彦商妥，遗体停放一个星期后火化。杨让人在五灵关的半山坡上，用砖砌了一个炉子，炉内四周放上木炭、煤和干柴块。然后将谢葆贞的遗体用白布包了，抬来一块木板，也用白布缠了，大家就用木板把谢的遗体抬上山去。到了山上，先将木板取出，再把遗体放进炉内的铁板上，然后把炉子封好，烧了三天。龚国彦假惺惺地拿来些纸钱递给杨将军，让他给夫人烧。杨将军没有接，对龚说：“她不要，她生时不用你们的钱，死了更不会用的”。遗体火化后，杨将军让特务买来一尺二白绸子，请奶妈缝成一个口袋，又找来二个棕刷子，他和拯中一人拿一把，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将骨灰扫进口袋里。在装骨灰时，发现了谢葆贞生前吞下的那个金戒指还投有烧化，杨将军把金戒指和骨灰一起装进袋子里。后来，他又找到一个饼干匣子，作为骨灰盒，将装有骨灰的白绸子口袋一起装了进去。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夫人的骨灰盒带到哪里。
谢葆贞去世一个星期后，奶妈吴清珍要回息烽了。奶妈的丈夫郭振明，在谢去世前的一个星期，从息烽步行来到重庆杨家山，找到了她。杨将军让厨师做了几个菜，给奶妈饯行。饭菜摆上来了，杨将军却眼泪汪汪，在坐的没有一个人吃得下饭。停了好一会，杨将军吩咐将碗筷收拾了。他说：“奶妈，你在这里辛苦了，你晓得，现在没有办法，我没有经济，想得到，说得到，可做不到。你在息烽有没有一个对你诚实的人，把他的地址给我留下，我将来回到西安与你写信联系，补助你的生活。”吴清珍说在息烽县城有个叫陈开轩的人家对她好。杨将军拿了笔和纸，将这个地址记下。杨将军又拿出三张照片递给奶妈说：“我们一下见不到面，我把我的、谢葆贞的、拯中的照片送给你，你晓得拯贵是在这里面生的，没有照过像。”奶妈小心翼翼地将照片包好，放在衣服口袋里。杨将军又拿出谢葆贞生前的衣服说：“这件衣服你拿回去，做个纪念。”当杨将军把手中写好的地址往皮箱里放时，龚国彦突然进来问：“杨主任，你手中的纸上写得是什么？”杨将军生气地说：“奶妈在这里几年，我没有给她啥，我留个地址，将来回去后好和她联系。”龚国彦皮笑肉不笑地连声说好，然后将奶妈叫到他的办公室逼问她：“老先生给你说了些什么话？写信了没有？阎副官、张副官让你带信了没有？你老老实实地拿出来交了！”奶妈急忙说：“没有，没有，老先生就写了我的地址，说以后给我补助，其他什么也没谈。”龚国彦见问不出什么，便同意放奶妈吴清珍俩口回息烽去。
奶妈真的要走了，她的心情也非常难过。八、九年来，杨将军一家始终把她当作知心人，他们在患难相交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奶妈临走前特来找杨将军辞行。杨又托她给赵树银老汉捎话，感谢在息烽几年老赵为他抬滑杆，每次抬上抬下总是招呼他坐好。杨将军说：“奶妈，你先告诉他，‘我很好’。我不多说了，我心里难过。”他一边流泪，一边催促奶妈快走。拯中、拯贵抱着奶妈大声哭起来。拯中双腿跪下，说：“奶妈，你在这里几年，照顾我妈妈、妹妹很辛苦，我们不会忘记你的恩典。将来我和爸爸一定坐飞机到息烽去接你和郭伯伯，到我家去玩。如果爸爸年纪大了，我和拯贵就到息烽去看你们，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奶妈慌忙把拯中拉起来，他们彼此痛哭，不忍分手。最后，龚国彦和几个警卫人员一直监视奶妈吴清珍和郭振明下山，阎副官、张副官、拯中、拯贵也都含着眼泪送到山下。
奶妈走后，杨将军好象更孤独了。他的心情非常烦躁，常常因为龚国彦在一些生活小事上对他克扣而发火。
据看守人员回忆，有一次，杨将军到附近散步，无意绕到杨家山的背后，他发现有一座刻着“杨氏佳城”的墓碑，他环视四周，还发现两边立有华表，上面刻着“龙蟠虎踞”，他仰天长叹道：“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无疑将来也必死在这里。”他不愿再看到什么，马上回到房里，从此，就更少到外边走动了。
军统撤消了驻息烽的各单位后，周养浩先调到贵阳，一九四八年又调到重庆，负责前中美合作所地区内包括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监督工作。这年的十一月份，他兼任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职务(区长是徐远举)。当时西南特区的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毛人凤的国防部保密局已移到台湾，西南特区这时是保密局在大陆的唯一分局了。周养浩常到杨家山来观望杨将军的状况，以便给主子蒋介石汇报。杨将军有时见到他，就诉说一些龚国彦如何刁难、折磨他的事，周养浩假惺惺地劝杨要想开些，不要过于悲伤等等。蒋介石听到杨虎城身体衰弱、精神不佳，情绪低沉的现状，他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但是，在全国战场上，蒋介石并不那么得意，他的嫡系部队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已损失殆尽。他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一九四九年元年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名，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全体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异常沉重。蒋在发言中对目前局势作了详细的分析，最后作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以让德邻(李宗仁)依法(国民党宪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并表示他在五年之内决不干予政治，但愿从旁协助。蒋介石说话时声音低沉，好象无限悲伤。当他匆匆离开会场出门时，于右任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减着：“总统！总统！”蒋稍停，问有什么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去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不加思索地把手向后一甩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加快脚步地走了。
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后，迫于时势，曾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当时的《中央日报》、《重庆日报》等都刊登了李代总统的这一命令，龚国彦怕杨虎城知道此事，便将当天的报纸扣下，不让杨看。杨将军在狱中每天都坚持看报，知道蒋介石已退溪口，不再管他的事了。这一天龚国彦不让他看报，他想一定有什么变化，他追问龚为什么不让他看当天的报纸。在杨将军的追究下，龚国彦不得已才把报纸交给他。当杨将军看到这一消息后，愁云顿消，抚胸大笑，高兴地喊着：“总算盼到了今天！”
李宗仁一面给重庆市市长杨森下释放杨虎城的命令，一面派出专机，并派孙蔚如来重庆迎接杨将军。于右任老先生当时也给在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任职的刘宗宽发来电报，让他妥为照料，立即与杨森联系，从速释放。刘宗宽在电话中询问杨森，杨将军押在何处？杨森推说杨虎城不归他管，他也不知杨关在何处，表示无能为力，要去问徐远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才清楚。刘宗宽旋而又去找徐远举，说明于右任先生特别关照此事，并让他看了于的电报。徐同样推诿说，此事他也管不了，看守所长不听他的命令，要溪口(蒋介石)直接下命令才行。实际上，杨森不但非常清楚杨将军被囚杨家山，而且还经常和杨见面。但他作不了主，必须要请示毛人凤。毛人凤是戴笠的继承人，如果他不点头，李代总统的一百个命令也行不通。毛人凤这时已率保密局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他对于李宗仁的命令根本不理。重庆各界报纸不断刊出《毛人凤在哪里》的大字标题新闻，质问杨森市长为什么不执行李代总统的命令。杨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摆脱困境，他一面让周养浩电话请示毛人凤，一面向上建议，速将杨虎城移囚他处，以防万一。周养浩在长途电话中，用浙江山县的土话与毛人凤通话请示。对于这件事，毛人凤也不敢擅自主张，他又复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的态度仍然很顽固，他断然反对释放杨虎城。蒋这时虽然名誉上引退，实际上他在溪口架设了七架无线电台，继续指挥军队，驾驭一切。
根据蒋介石的态度，毛人凤、徐远举等人决定暂将杨虎城迁移到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徐远举到杨家山劝说杨将军转移，杨非常气愤，他向徐远举大发脾气，并质问道：“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又要把我转移地方？我又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徐被杨将军训斥的很尴尬，他知道杨比较信任周养浩，就让周来劝说。周养浩知晓杨将军深明大义，他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住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杨将军原来对周养浩是有些另眼看待，现在又见他说的在理，于是他就同意去贵阳了。但杨又提出三个条件，必须要先答应，然后再走。第一，要求立即撤换龚国彦，这些年他受够了龚对他的折磨；第二，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从另一个看守所内调出来，同他一道走；第三，要周养浩亲自陪他去贵阳。特务们为了早点将杨转移他处，他的这三个条件，毛人凤马上全部批准。据当时的看守人员回忆，迁移的那天早上，杨将军还没有起床，龚国彦就过来催他坐飞机走，杨将军怀抱着夫人的骨灰盒，特务们要接过来，杨将军哭着硬是不给，由他自己抱着上了飞机。
六、在贵阳黔灵山麟麒洞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一，周养浩、龚国彦、张静甫、杨以谟、罗文焕、魏东明、谢志明等随卫杨将军一行，同乘一架飞机去黔，住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内。其余的警卫人员童章芬、陈宝琪、鲁昌明等十四人坐汽车前往。
大约在一九四九年五月间，奶妈吴清珍听到杨将军现被关押在黔灵山下的消息，她急忙给杨拯贵做了两双鞋，还给和拯贵一起玩耍的小萝卜头做了一双，就带着鞋来看杨将军。(她从重庆回到息烽后，曾做了五双鞋托人捎给杨将军、阎继明、张醒民等每人一双)。她到了门口，警卫不让她进去。特务队长已换成新人，叫张鹄，他不认识奶妈，因此任凭吴清珍怎样解释，张鹄就是不许见。奶妈只好去找原来的看守陆昌明的老婆，求她帮助把这三双鞋捎进去。不久，陆昌明的老婆又给奶妈捎回二件衣服。她告诉吴清珍，老先生看了你给拯贵做的鞋很感激，前些时你托人捎到重庆的那五双鞋也收到了，阎副官、张副官都非常感谢。老先生说这是他的两件带补丁的衬衣，让给孩子改件衣服穿。吴清珍双手接过这两件衬衣，心如刀割。她这次来贵阳没能见到杨将军一家，深感终身遗恨。
八月下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又重返重庆，适逢兰州解放，西南形势顿形紧张。虽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在“御前”军事会议上作了保卫西南的军事部署，蒋介石故做镇静，但急剧恶化的形势不得不使他内心慌恐。于是他亲自坐阵，直接指挥这场对西南特区的破坏活动。蒋介石对毛人凤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他密令毛人凤将囚禁在中美合作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的四百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全都杀掉。蒋介石认为，这些政治犯，在我们过去有势力的时候都不肯投降，现在我们大势已去了，他们就更不会转变过来，所以干脆一起杀掉。当毛人凤请示蒋介石怎样处置杨虎城时，蒋介石穷凶极恶地说：“留他作什么，早就该杀了！”蒋介石将形势的恶化迁怒于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因而大动杀机，以泄心头之恨。毛人凤根据蒋的旨意，在重庆亲自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密谋如何秘密杀害杨虎城。徐远举、周养浩以及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等人参加了这个会。会上，他们经过仔细研究，确定用刀行刺，这样以免发生惊扰。当时陆景清还推荐了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行动组长熊祥等六名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参加了会议。毛人凤在这次会上讲了任务和关系后，特别说明，事成之后，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刽子手们集体宣誓，表示绝对保密，坚决完成任务，效忠蒋介石。秘密会议上还讨论制定了暗杀杨虎城将军等人的一些具体步骤和方案。执行地点选在松林坡的“戴公祠”内。这所“戴公祠”是戴笠生前的别墅，四周都是松林围绕，非常僻静。一九四六年戴笠死后，军统特务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所别墅改称为“戴公祠”。秘密会议后的第二天，毛人凤一方面命令周养浩去贵阳诱骗杨将军回重庆，一方面亲自过目杨进兴、熊祥准备行刺使用的匕首。
七、“戴公祠”内惨遭杀害
杨虎城将军迁移到麒麟洞已有七、八个月了，他每天都注意报纸上登载的消息。当他看到人民解放军不断在全国各个战场取得辉煌胜利的消息时，从不露声色。他很谨慎，在这个时候不对局势的发展表示任何态度，他怕蒋介石对他更加仇恨。战事的日趋发展，情况不断变化，杨将军天天期待的事情却杳无音讯。李代总统关于释放他的命令，就好象时过境迁一样，再也无人提起了。
周养浩于九月一日到了贵阳，他在麒麟洞见到了杨虎城。杨向周养浩打听关于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周佯称蒋总裁可能要在重庆见他，还要把软禁在修文县阳明洞的张学良也带到重庆一起接见，然后送往台湾。杨将军起初不敢相信，他想，眼看全国就要解放，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释放他吗？然而周养浩“唯命是从”，忠实地执行着其主子的“临危受命”，他花言巧语，又把杨将军说得似信非信。杨要求周在贵阳住几天再走，他还要考虑考虑。于是，周养浩就在贵阳住了几天，他几乎每天都陪杨上街、逛公园、找朋友、打牌，使杨对他解除了疑虑，最后终于和他一起重返重庆。
周养浩按照毛人凤事先安排好的作法，在贵阳动身以前先给毛人凤打了一个特急电报，告知在什么时间，他们坐的汽车过江，什么时间可能到达重庆。毛人凤根据这一情况，就在先一天派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然后又让重庆的特务们准备轮渡及安排行刺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杨虎城将军一行在周养浩及军统特务队长张鹄的监护下，分乘三辆汽车，向重庆方向驰去。周养浩为了行动方便起见，他自己一个人坐在第一辆小汽车上，在前面奔驰。中间第二辆是救护车，坐的是杨虎城将军和他那已满二十岁的儿子杨拯中。第三辆车坐的人较多，有杨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夫人徐林侠，儿子宋振中，杨将军的幼女杨拯贵，还有阎继明、张醒民二位副官。当杨所乘的汽车在第二天中午到达贵州与四川交界的松坎后，周养浩见天色还早，怕到重庆过轮渡时被人看到，于是就劝杨将军在松坎小客栈里睡个午觉，然后再走。周养浩的小汽车黄昏前已到海堂溪，杨将军一行所乘的汽车，下午四点才从松坎出发，周把那两辆车远远地甩在后面。毛人凤派专人在这里拦路交给一封亲笔信，嘱周一切后事由来人接替，让他先回去休息。
当后边的两辆汽车到达重庆渡口的路边时，已是九月六日天黑时分。毛人凤早派杨进兴在这里准备好轮渡，等候他们渡江。据当时随行看守讲，码头轮渡每次只能过一辆汽车，当杨将军和杨拯中所坐的救护车先行轮渡时，后面的这辆车里没有看守和警卫人员，特务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救护车上去了，也随救护车先渡过江。如果这时在后面汽车里坐的人想跑掉，是极容易的事情。这确实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但杨将军的部下，对他们的长官非常忠诚，他们虽然无辜地和杨将军一起在监狱里共同渡过了十二个年头，但始终是坚贞不渝的。宋绮云夫妇及孩子全家坐牢，意志不为所屈；阎继明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全部家庭重担，全赖妻子一人，孰能无牵挂；张醒民新婚不足一月，他就同谢葆贞到南昌，走时妻子有病卧床，而他一走十二年杳无音讯，他们谁不想念自己的亲人，谁又不怀念自己的家乡呢？尽管如此，但在这千载难逢的再生时刻，却没有一个人去寻找自生之路，他们抱定与杨将军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不离不弃，生则同归，死则同去。
周养浩再次完成将杨将军骗至重庆的使命后，他驱车回到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的家中等候消息。特务杨进兴同杨将军一行一起乘车来到松林坡，在这里特务们假称毛人凤要了解杨虎城的生活情况，以便向蒋介石汇报，要先见一见阎继明和张醒民二位副官。于是，特务们就在松林坡把阎副官和张副官扣下，其他人于午夜十一点多到达戴公祠。
杨将军双手捧着夫人谢葆贞的骨灰盒走下汽车，特务队长张鹄对他说：先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待蒋介石接见，另一方面等候台湾飞机来接。杨拯中从父亲手中接过母亲的骨灰盒，把它抱在胸前。由于多年的监狱生活，拯中的头发已变得灰白，他跟在父亲的身后向戴公祠走去。
戴公祠与汽车停下的地方有三百多级台阶之隔，杨将军这时虽年仅五十六岁，但身体极度衰弱，他的头发完全白了，两个特务搀扶着他走上石阶。当杨将军父子上到戴公祠，特务又引他们向左右两边的正房走去。杨将军以一个军人素有的敏感，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可疑。在一旁监视杨将军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见拯中已长大成人，怕他有所反抗，便当即决定先解决他。杨将军走在前面，拯中跟在后面，当拯中步入一间正房的卧室时，刚一抬脚迈门槛，预伏在门后的特务出其不意地将手中的匕首迅速刺入他的胸膛。拯中惨痛地叫了一声“爸！”他正要挣扎，特务们连刺了几刀，他倒在血泊中。杨将军听到拯中的喊叫，已知情况不好，他正要转过头来看个究竟，说时迟，那时快，凶残的刽子手又将手中的利刃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叫一声“哟！”挣扎了几下，也痛极跌倒在地。凶手们又在杨将军父子的身上补刺几刀，直到认为确实没有问题了，才飞奔下山，等候宋绮云夫妇的到来。
宋绮云夫妇及两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下车之后，就被特务们带往警卫室。这个警卫室一式三间，宋绮云先进到中间的室内，他刚往左边屋里看时，等候在那里的刽子手便举起匕首，直刺过来，他立刻倒下了。宋夫人徐林侠一看不好，她赶快进右边的屋里，但她哪里料到，右边屋里同样藏伏着特务，不等她看清，她已倒在血泊中。她没有马上死去，倒在地上艰难地喘着，大概是特务们有意让她看到凄惨心寒的下一幕。只见特务们又逼向中间屋内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大哭起来，害怕得直往墙角退。刽子手安文芳一步上前，凶狠地用两只手卡住杨拯贵的喉咙，八岁的拯贵就这样被特务活活掐死。宋振中(小萝卜头)看到自己的伙伴被特务杀害，他想上去抱拯贵，却被特务杨欣典双手卡住脖子，振中比拯贵大两岁，他在挣扎着，呻吟着，刽子手杨进兴见此情景，立即上前补了一刀，小萝卜头的鲜血染红了地面。宋夫人徐林侠在血泊中目睹了这一切，她没有力量去救护两个孩子，特务们卡在孩子喉咙的黑手，就象捏碎了她的心，渐渐地，她停止了呼吸。一瞬间，警卫室的三间屋里鲜血淋漓。据特务胡少亭交待：汤逐成、江利田、罗文焕、李谦祥这时已在警卫室旁边的一间小房内挖好了坑，胡少亭和李谦祥先把杨拯贵的遗体投送坑内，然后汤、罗、李、胡四人又将宋绮云的遗体投送坑内，徐林侠、宋振中的遗体也先后被特务们投入坑里。江利田用手电照着亮光，其他特务用锄头掩埋。
在松林坡被特务们从汽车上带走的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他们并没有得到毛人凤的什么召见，只是毛人凤原计划将他们同杨虎城等人一起杀掉，而周养浩不同意这样做。因为阎继明和张醒民在息烽阳朗坝看守所囚禁时，周养浩在那里负责，他深知这两个人只是对上司尽忠，没有什么“罪名”。毛人凤勉强同意了周养浩的意见，先把他俩带到戴公祠坡下的汽车房，后又秘密地押往渣滓洞监狱。重庆解放前夕，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大屠杀中，他们也未能幸免，同时在松林坡遇难。
刽子手杨进兴等人杀害杨虎城将军父子以后，还用绳子捆了他们的手脚，然后埋在紧靠“戴公祠”右侧的一座花园内。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下午一时，杨将军尸体挖掘时，人们看到坑内距地面有二尺多深，土坑长六尺，宽约三尺，杨将军是俯卧在泥土中的，肌肉已开始腐烂，面貌不易辨清。杨将军的旧部胡三高、安志坚和杨将军的同乡秦一民根据杨生前的体形、特征，以及各种有关资料，认真进行辨认，才确定无疑就是杨将军的遗体。杨拯中在杨将军的脚下边，有一个骨灰盒，这就是杨夫人谢葆贞的骨灰盒。根据现场观察，可以断定当时刽子手行凶之后的行踪，他们匆忙在花台上挖了一个坑，便将杨将军父子的遗体丢进坑内，以掩人耳目。宋绮云等四人的遗体就埋在被杀害的警卫室的屋内，当时刽子手杀完人，又在屋内抹了近七、八寸厚的三合土，想销脏灭迹，后被人民解放军挖掘出来。
杀害杨虎城将军等人的主凶是蒋介石，毛人凤和徐远举是这一事件的主谋。事后，毛人凤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徐远举、周养浩未及逃走就被我人民解放军俘虏。徐远举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内关了二十多年，于一九七三年病死在里边。周养浩于一九七五年被人民政府释放。杀害杨将军等人的六名刽子手，除白公馆看守杨进兴一人被我军俘虏外，其余五人都由毛人凤派专机逃往台湾。解放后，人民政府公审了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杨进兴，并立即处以死刑，为死难烈士报了仇。
杨虎城将军遇难的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向杨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同志发出唁电，对杨将军等烈士惨遭毒手，深表哀痛。唁电特别指出：“杨虎城将军一九三六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由此而受到蒋介石的囚禁达十二年之久，并因坚持爱国民主立场而牺牲，这个牺牲是光荣的。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杨将军身陷囹圄十二载，思之令人愤懑，念之催人泪下。他在狱中同军统特务们面对面地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志士的高风亮节，真可谓怀沙屈子千秋烈，为国捐躯一世豪。
杨虎城将军永垂不朽。
编者附记：
一九八三年六月，陕西省政协组织杨虎城将军资料征集小组，赴西南各地访问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参加征集小组的有刘永端、杨拯英、王萍、阎毓林、李西兴同志。他们在调查期间，先后访问了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坐牢而侥幸逃出的韩子栋、杨益言同志，杨将军在狱中的保姆吴清珍及其丈夫郭振明，给杨将军抬过八年滑杆的赵树银，当年看管杨将军的多名警卫人员。查看了重庆、贵州、云南档案馆的有关资料，踏勘了当年囚禁杨虎城将军的各个现场。本文整理时还参考了以下资料：
1. 米暂沉：《杨虎城传》。
2．沈醉：《杨虎城将军被囚和遇害经过内情》(选自《军统内幕》一书)。
3．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
4．安顺地区党史资料第四期：《杨将军被囚息烽玄天洞纪实》。
5．吴清珍：《囚禁中的杨将军夫妇》。
6．韩子栋《我同阎继明的关系及有关杨虎城将军资料》。
7．湖北人民出版社：《李宗仁回首话当年》。
8．当年看守杨将军的警卫李家杰、龚玉庭、廖邦昌、刘怀德等人的口述资料。
9．《川西日报》、《重庆大公报》、《商务日报》、《新民报》、《工商导报》、《新华日报》、《群众日报》等有关资料。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