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宋绮云及《西北文化日报》
曹冷泉
四十年前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共同发动的，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杨虎城将军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午夜十二时半惨遭蒋介石杀害于重庆松林坡，同时被杀害的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老一代革命新闻工作者宋绮云。杨、宋两人都是“生也千古，死也千古”的英雄人物，有功于国家民族，将永远为全国人民所纪念。
由于杨、宋两人长期共事，八载同狱，历史传闻的失误，很多人把宋绮云当成杨虎城的秘书，其实，绮云从一九三○年起，即奉党的特派在杨虎城部做新闻宣传工作。他并没有担任过杨的秘书职务。其所以有此传说，估计是因为绮云在杨部工作时间较长，关系密切；而被捕后，两人又同囚于磁器口秘密监狱，患难相见，杨将军曾以宋绮云是他的秘书为理由，要求特务让绮云和他同住。为忠于历史，这是应首先述及的。
我和绮云先后相处达八年之久，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仅将我所见所闻，不为世人所尽知之者，作为对亡友的悼念，或记忆不确，或所述失真，均不计矣！
一、南京初识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沪宁等地，风声鹤唳，一片白色恐怖。我当时担任中共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党支部负责人，由于北伐形成的国共合作局面，组织活动基本上是公开的。因此，一遇到所谓“清党”，即无法防御这突然的袭击，南京市委机关在军警宪特的搜捕下，损失惨重。为了抗议蒋介石的暴行，幸存的市委领导人，组织了全市大专学校学生的请愿示威。当游行队伍有秩序地走到国民党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宪特一声令下，向手无寸铁的请愿者开枪射击，天正下雨，横尸遍街，血流成河。晚间，市委书记刘华真同志又在洪武街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因白天请愿时脚部受伤，又雨淋发烧，未能参加，幸免于难，而与会的刘华真等同志悉被捕去，有的被惨杀于雨花台，有的被投入长江中。
蒋介石的屠杀，激起了我们极大的愤恨，幸存的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的罗世藩，为应付紧急情况，特派我和金陵大学党支部负责人胡华西(安徽人)参加南京市委临时领导小组，并分头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全部转移，或隐蔽于敌人机关内，或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疏散完毕，罗世藩同志指示我和胡华西同志也立即离宁。
一九二七年八月，宁汉分裂，蒋介石辞职下野，带着宋美龄赴日本和帝国主义进行政治交易，并于十二月一日在上海与宋结婚。南京的政权由李烈钧、李济深代理，因为经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政治上亦如宁静的肃秋，显现暂时的沉静，我们在外地的党员，此时陆续回宁。我和康靖人、乔锦清两同志首先到达。康靖人是江苏省委机要兼交通负责人，他首先找到了从武汉来的张风石、宋绮云、石玉如、孟清鉴、郭青杰等人。由这些人为主体，建立了“清党”后南京第一个党的混合小组，张风石为组长。因为武汉来的同志多住在清凉山，故又名清凉山小组。这个小组实质上是当时我党南京市的领导核心。
在清凉山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我初次认识宋绮云同志。会议决定宋绮云同志打入敌机关，便于搜集情报，掩护同志。
绮云不避风险，很快地进入了国民党南京市警察局，任大队长职务。从此他每逢来过组织生活，都身穿警服，戴白手套，严肃的坐在我们之中，不了解底细的人，看有警官在场，根本不会想到这是共产党在开秘密会议。
直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才派中南局孙津川同志来南京整顿与建立党的组织。在蒲口郊外的芦苇滩里，召开了著名的蒲口会议——中共南京市委扩大会议，主持人孙津川(安徽寿州人)。参加这次会议的，回忆有宋绮云、姚佐堂夫妇、宋日昌、康靖人、付金凯、我及贺瑞林等廿余人。
绮云曾对我谈过他的身世，他是江苏邳县果堂村人。家境贫寒，当他在江苏淮阴师范读书时，为解决食宿费用，他还给学校附近的一个茶水店当杂工。师范毕业以后，回到邳县乡村教小学，所以他与劳苦大众有着深厚感情。因受大革命思潮的影响，读师范时，他就参与了一些社会上的进步活动。
一九二八年，北伐军抵武汉。绮云毅然离家赴武汉，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后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潮中，于一九二七年后，经郭子化同志介绍，他与徐林侠同志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郭子化同志也亲口对我叙述过此事。(郭子化同志原为中央卫生部副部长)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白色恐怖也笼罩着武汉，夏斗寅等反动武装进攻武汉，绮云与徐林侠均在叶挺指挥下英勇地参加了保卫武汉、反击夏斗寅的新堤战役，后随“军官教导团”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途中，绮云与张风石等一批党员奉党的指示东下，来到南京。
我们在南京见面时，他们约有七八个人，其中三位是女同志，一位是张风石的爱人，另两位姓王，名字记不清。一个个都是全副武装、精神十足。
一九二七年底，白色恐怖再次严重，我赴安徽营救齐国庆(中共东南大学书记)、王崇典同志时，也险被捕。余下的同志也均转移到外地或隐蔽起来。
一九二八年春，我在安徽刘集(太和与阜阳之间)，参加魏野畴同志领导的农民暴动，失败后又潜回南京，但因敌人搜捕又无法容身，只好去江苏句容县找到王景瑞(以后叛变)，参加了茅山起义，结果又告失败，我一直流亡于宁、皖之间。
这时我急切想回到南京，在党的领导下，和同志们在一起，同敌人继续战斗！因反动派在到处搜捕我，可我找不到组织，江南已无我立足之地。实迫不得已，与金陵大学党员于铭之同志一路爬火车，沿途乞讨流亡到西安，当年流亡中曾著诗多首，残存于今的有：
(一)
一别江南不是春，芳芬落尽柳阴轰；
行人休说江南好，愧覩尧天作舜民。
(二)
当道豺狼逞毒焰，江南到处不灾难；
英灵新塚记归路，入眼江山仔细看。
(三)
匆匆襆被别江南，抛尽诗书抛尽衫；
饥饿徘徊汴洛道，雁声唳唳报初寒。
后来，我与宋绮云、宋日昌等同志重逢时始知，一九二八年春，敌人密令逮捕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的宋日昌同志，这个文件恰好落在绮云之手，他连夜赶到宋日昌的秘密住所，让日昌即时离开，使敌人的逮捕计划落空。由于这一行动，绮云已不能留在警察局，经组织批准回江苏邳县担任了县委书记。
邳县是绮云的故乡，群众基础好，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较远，“清党”的凶焰还未燃烧到此，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县委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发展与壮大了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使地方封建豪绅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的代表人物，不敢直接和我党领导的群众对抗，就到江苏省活动，企图上下配合，进行反扑，曾派军警来邳县三次搜捕，由于绮云的机智，事先预做准备，使敌人的阴谋未逞，而绮云爱人徐林侠同志以嫌疑被捕。
一九二九年秋天，绮云赴北京大学上学。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北京地区的学生运动，认真研读马列主义，以向报刊投稿为生，过着极其清贫艰苦的生活。也在这时，他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决心做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绮云奉指示入杨虎城将军主办的《苑南日报》任总编辑，通过报纸宣传了党的政策，加强了我党与杨虎城将军的联系。
二、西安重逢
和绮云分别两年，革命经历了严峻、艰苦的岁月和崎岖的道路。回忆南京，不少同志已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我来西安，本来是利用蒋冯之间的矛盾，以便开展工作，不料冯玉祥倒蒋失败了，蒋介石又卷土重来。在西安的两年，我曾以冯玉祥的宣传部为阵地，和刘永言(牺牲于山西)、李敷仁、雷五斋、何寓础、程西铮等同志组织反蒋宣传，利用在该宣传部的职权，开展“二·七”、“五·一”、“五·四”、“五·卅”、“十月革命节”等纪念活动，进行革命鼓动，并掩护进步书局，借党训班名义，传播马列主义。国民党特务们深为痛恨，反动派的报纸上连续登出通缉我的通缉令，我正欲去北平通过宋日昌、李何林同志和鲁迅先生联系，忽在东大街不期遇到绮云。战友重逢，悲喜交集，我们交谈分别后情况，以及今后的打算。绮云说：“你不要去北京了，陕西这个地方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让给杨虎城，湘、鄂、豫、皖红军的发展，吉鸿昌对蒋的不满，逼得蒋把入陕部队东调京汉线。杨虎城这个人很开明，大革命时期曾保护了我们很多同志，如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曹力如、吴岱峰等人，你在这里是有事做的。”于是，绮云便介绍我到《西北文化日报》担任副刊编辑。
三、七年尽瘁
《西北文化日报》原为顾祝同主办的反动报纸，负责人为顾的副官长周家礼。杨虎城将军入陕后，蒋介石对杨并不放心，同时派其嫡系顾祝同尾随来陕，在潼关成立了所谓“潼关行营”，于一九三○年冬，在西安出版了《西北文化日报》，进行反动宣传，深为杨虎城所不满。一九三一年夏，顾祝同东调河南，周也走了，杨虎城果断地下令将报社予以接收，并委派陈子坚为社长，宋绮云为副社长兼总编辑。但陈从不管事，报社的工作完全由绮云负责，他有时外出，则让我代理社长及总编辑职务。
绮云一到报社，就遇到顾祝同安置的亲信的反对，他们用辞职、怠工、造谣等卑鄙手段企图搞垮报社，绮云立即邀请一批地下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充实报社力量，并将计就计地将顾祝同的亲信清除出去。
一九三一年六月，我将爱人及出生不久的孩子，托宋绮云及组织照料，便去璜川参与策动吉鸿昌将军部队的起义，起义失败后，绮云叫我仍到陕西，回到报社负责副刊，这时，报社里潜伏着反动分子马子静、马书展等人，沉渣泛起，说什么文化日报养了许多“闲人”，又说文化日报政治色彩太浓等等，绮云便发动全社职工，开除了他们；同事们快称为驱逐了“害群之马”。他们所谓的“闲人”，当然是指绮云在报社安排了一些革命同志，他们所谓“政治色彩太浓”，不过是说文化日报进行了革命宣传，呼出了共产党及人民的心声。
当时和《西北文化日报》唱对台戏的有原国民党省党部主办的《西京日报》，他们以优越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我们争夺读者和作者。反动派办报的方针是以量胜质，《西京日报》除订户外，还向一些单位免费送报，我们则旗帜鲜明地要替人民说话，写老实文章，例如绮云亲自写的《论攘外必须安内》的社论，就是针对反动派报纸的“剿共”、“灭共”而言的。又如一九三五年十月，蒋介石来西安布置剿共任务，《西京日报》用特大标题，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说“蒋委员长来西安视察剿共”，《西北文化日报》仅在一版二条写了简短的报导，标题改为欢迎他来领导抗日，并且在排版时把蒋介石的“蒋”换成“将”。事后，省主席邵力子传见绮云，绮云说，这是我们的疏忽，以后改正好了。邵怕蒋介石知道了事态扩大，影响他自己的地位，也只好不了了之。
在绮云同志的主持下，《西北文化日报》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如刘永言、武伯伦、李敷仁、余达夫、田克恭、李绵、程西铮、何寓础、余海波、刘九如等同志，他们自愿为文化日报写稿而不要或少要稿酬，虽然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都很困难，但从不为反动的《西京日报》写过一字。形成了西安文化战线上的左翼中心。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下令免去南汉宸同志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又撤销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北文化日报》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西北文化日报》更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投来恐吓信。一九三四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头子宋志先亲带武装特务到报社抄查我们暗中印的大批瞿秋白及白云峰等人文章的小册子和《飞跃月刊》(赵文杰主编)，绮云因有西安绥署宣传科长的公开职务，受到杨虎城的保护，特务恨他但苦于无证，因而不敢随便碰他，却把我抓去了。特务恶狠狠地审问我：“《西北文化日报》印了许多共产党的文件，进行了许多反国民党的宣传，都是谁的指示？又说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党，逼我承认和绮云于一九二七年参加过徐州暴动，一同逃到西安的。实际上一九二七年我和绮云均不在徐州。我分析出他们并未掌握我的底细，其讹诈的企图，不过是想通过我的口，供出绮云等人共产党员的身份，以便逮捕绮云等，从而压垮《西北文化日报》。我看穿了特务的鬼蜮伎俩，坚决予以否认。此前特务还从报社逮捕了曹绶之、周明达、郭子刚等同志，由于大家守口如瓶，坚决斗争，敌人均未得逞。反动派于恼怒之下。终于在一九三七年初纵火烧了报社。
绮云不为反动派的凶焰所吓倒，率领全社职工，整理字架，修理机器，使报纸照常出版。
《西北文化日报》还经常担负地下党的秘密印刷任务，例如为了揭发蒋介石的卖国罪行，由报社翻印了《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全文，随报纸邮寄西北各地学校及各界知名人士。绮云亲自动笔，写成《辩证唯物论》和《辩证法初解》两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由于敌人的查抄禁止，这本书流传不多，相信有一天还可能重见于世的。他的文笔流畅，文风朴实，如风华泉涌，敌人视之若冰霜，畏之若斧钺。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旗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绮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全体成员欢欣雀跃，喜形于色。在头版头条报导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胜利。据我所知，《西北文化日报》是国内报纸最早，正确真实发布这一消息的报纸之一。
绮云非常讲究对敌斗争的艺术，每当反动新闻检查机关扣发稿件，他就以报纸常用的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抗议；有时他又精心把禁登的段落词句，用鎯头打得模糊，使有心的读者去仔细阅读，弄得特务哭笑不得，非常狼狈，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北上华北，由于日寇重兵压境，只敢止步石家庄，杨虎城将军亲自前往请缨抗日，蒋介石非但不允，反大加训斥。杨回陕后，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意识到希望蒋介石抗战是靠不住的，就有待机兵谏或兵变的设想，同年八九月间，蒋来到西安，绮云曾两次暗和我谈过。“杨主任(虎城)和我密商，拟将蒋介石扣留……”我听了很高兴，但过两天后，绮云又说“杨主任认为时间不成熟，暂且作罢，切勿外传”。解放后，我看到匡厚生、蒋听松在白色恐怖下写的“宋绮云小传”，亦道及此事。可见三年后的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成的，杨虎城早就酝酿过，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张、杨决定行动时，仍然是杨虎城首先提出的。
绮云在《西北文化日报》，善于团结同志，发现人才，特别是对受到敌人追捕通缉的同志，都根据其特长，安置适当职务，既便于掩护，又利于开展工作。先后在报社工作的有邵幼和(曾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丁毅忱(江苏省粮食局副局长、省政协副主席)、周西林(现在上海铁道医学院)、曹绶之、陈翰伯、边西巩、张从仁、张熙嘏、刘永言、王璋峰、刘渺森等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北文化日报》的基本队伍，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有较高的革命觉悟，绮云把年长的当作兄长，年轻的视为小弟，从工作到生活都关怀备至，例如杨宾青家有丧事，经济困难，他就帮助办理，曹绶之遭敌人追捕，被迫离开报社，一时又找不到安身之处，他让报社秘密的继续发给工资；青年徐自诚、李森结不起婚，他发动大家出资互助。当时，我们都把报社当成自己温暖的大家庭，把绮云当成自己的当家人。特别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我被捕期间，他特请杨虎城出面说情，千方百计的设法营救，为我送吃送穿；我出狱不久，又因副刊上一篇文章，触怒了国民党省党部，又要“传讯”我。绮云分析了情况，决定让张熙嘏代我“应讯”，绮云风趣地说：“熙嘏快去理个发”，张熙嘏问：“理发做啥？”绮云讲：“准备坐牢！冷泉兄去应讯对工作不利……”；熙嘏勇敢地说：“坐牢我也去！”熙嘏本来协助我编辑副刊，平时不太为人注意，特务那边还未挂上号，绮云认为由熙嘏出面，有利于斗争，正如绮云所料，熙嘏与绮云去后在敌人面前把这件事情塘塞过去了。
《西北文化日报》的办报原则是，按照党的政策，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充分利用一切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中去。能在报纸上公开登载的文章就公开登出去，不便刊登的文章，就秘密印出传单、小册子；有时还直接深入群众中进行口头宣传。灵活多样，生动具体。
一九三三年徐彬如、李木庵、谢华来西安建立“中共西北特支”，绮云是特支成员之一。中央指示，今后要着重开展群众方面的抗日救国活动，绮云通过《西北文化日报》坚决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利用我在西安教育界熟人多及西安师范教课的条件，叫我从教师入手，积极进行。绮云对情况非常熟悉，他和徐彬如同志常来报社研究学运问题，有时让我参加，让我随时向他汇报。一九三五年党中央胜利到达延安后，我曾提出想去延安，但绮云说：“革命工作更需要你留在西安”，不同意我去，因当时我已成为敌人监视目标。绮云和我谈到组织问题，他说：“考虑到你在社会上的地位，为防组织上一旦出事影响”，所以叫我只和他单线联系。
西安当时没有大学，西安高中(即今西安二十中学)和西安师范就是最高学府。但当时西师教师中进步力量薄弱，学生的斗争得不到教师的帮助与配合，绮云让我设法扩大进步教师阵营，我即介绍武伯伦、余达夫、苏洪渐来校任教，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改变了西师的政治力量对比，也波及各校，西安学生运动蓬勃开展，但一些反动校长和反动分子对学生出墙报、游行、开会、阅读革命书籍等进步活动甚为恐惧，竭力阻止，一九三五年徐彬如和宋绮云明确对我讲：“学运现在要改变方针了，设法把学生运动的障碍搬掉”，经过反复斗争，西师反动校长田洁生终于被赶下了台，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西师的影响下省立二中又赶走了反动校长魏海；反动派慑于师生的强大力量，不敢派校长接任，只好同意我们自己选举。师生们放暑假也不愿意回家，有的到农村宣传抗日，我曾带学生去潼关及农村等地宣传，有的在城市读马列著作，《西北文化日报》是他们经常宣传的资料。
除学生运动外，绮云又以《西北文化日报》为主成立了西北第一个印刷工人救国会，与西安最大的华丰面粉厂和大华纱厂的工人救国会互相配合，协同行动，开展抗日活动，这三个救国会是“西救会”的基本力量。
绮云又在《西北文化日报》设立了一个秘密招待所，一些南来北往的同志，经常在这里落脚、食宿，外人不知内情，常说：“宋社长的亲戚、朋友真多”，有时会计不好报帐，绮云就拿自己的工资付款。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开支，从来不乱花分文，他不吸烟、不喝酒，甚至不用茶叶。我因工作关系，常到他家共餐，绮云爱人徐林侠亲手做些青菜、蒸馍、米汤，他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民要能吃上这样的饭，还需要我们很好地努力！”与此对照，他为革命，对同志却十分慷慨。宋日昌在日本时，他和我同寄给生活费，郭子化在苏北做地下工作，他多次寄钱资助，这是何等的品质！
随着抗日运动的开展，党内的同志公开或秘密的来西安的人多起来了。西北特支认为有必要在《西北文化日报》以外，再建立一个外围联络点，决议由绮云出面筹备，在西安开设一个饭馆，经周西林等推荐，绮云请了徐州的蒋自明同志担任经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开业的“莲湖食堂”，以后改为“百乐饭店”(西安北大街通济坊)。这个食堂在“西安事变”前后，由于绮云的精心筹划，蒋自明的苦心经营，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食堂表面是由宋绮云、金闽生、王根僧和我许多人招股集资经营，实际由杨虎城拨款资助。蒋自明同志虽因工作需要未曾入党，但对革命十分忠诚，据我所知：西北特支的负责同志和以后八路军办事处的林老伯渠，都经常在此活动，或举行公开宴会，或和党内外的同志秘密接头，从未出过差错，国民党反动特务亦毫无察觉。一九三七年毛泽民、钱希筠同志去新疆，即下榻于此，绮云并派《西北文化日报》记者边西巩、周明达随同，赴新疆工作。
人们经常传诵着一九三三年陕川之间的那条“红色交通线”，它的建立与绮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时武志平同志在促进杨部孙蔚如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及反蒋协定过程中。绮云即让我将全国报纸、刊物伪装成《西北文化日报》，成捆的寄往陕南的武志平，再由武转送到川陕苏区去，接着大批的物资也通过这条红色交通线，源源不断地流往处于被封锁的红四方面军。
《西北文化日报》非常重视采访工作，虽然人力有限，绮云宁愿编辑部受忙，也要派记者采访社会上的重大新闻。他认为：新闻的特点之一，就是及时性及真实性，如果只靠通讯社发来的稿子，是不会办出自己的特色的，读者也不满意那些过时的、人所共知的“旧闻”。当孙蔚如进驻甘肃后，杨虎城曾派人去新疆等地打通苏联关系，再和陕北苏区相配合，以便造成西北的新局面，这是一个大胆而有远见的计划，绮云即派出随军记者进入天水、兰州、迪化等地，并在各地进步文化界聘请了特约记者。此外，《西北文化日报》编排的灵活性也是值得怀念的。那时，照相制版技术落后，绮云很强调文图并茂，文化日报当时在南洋发行，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因为当时我又是南洋《星洲日报》特约记者，文化日报通过这个关系在南洋等地发行)有一位南洋青年华侨陈豪，来到西安，住在我家，我领他和绮云见面。陈豪深情地说：“我们在国外看到文化报刊登的‘西北风光’专栏上的诗文、图片，仿佛站在依依的左公柳旁，听阵阵的驼铃，我们的祖国多么壮丽伟大，所以千里迢迢回归祖国，我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绮云和我后来就介绍陈豪同志赴陕北参加了革命。解放后，我接到和陈豪同去陕北的朱棠同志来信，才知道陈豪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壮烈牺牲于东北。
绮云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拖泥带水的长篇大论。他写的社论一般只两千字左右，他的工作作风是非常严肃紧张的，记者的稿件、版面的安排，一定时期的登稿计划，都亲自研究、修改，从不推给别人，白天，他在绥靖公署上班，参加“西救会”的活动，每晚他和时钟一样，总八点准时到报社工作。一来除和我简要地谈一下形势及其他活动情况，立即紧张的工作起来，精力非常充沛，真是挥笔成文，他会作诗，能写社论，大家常夸他文思敏捷，他笑着说：“我写文章都是走路、吃饭时先打好腹稿才下笔的。白天我和群众一起开会、谈话、构成文章素材，我不相信什么灵感之类的东西”。
绮云为革命竭尽全力，只要对党有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西北文化日报》销路扩大，收入增加，经济好转的基础上，他又主动提出搞几个附属企业：
(1) 边闻通讯社：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每日发电二次，供全国报纸采用，主要内容刊登陕、甘、宁、青、新等地的《西北文化日报》记者的专电、专论。
(2) 西北画报：创办于一九三四年九月，绮云对我谈万一形势变化，我们不得不离开，《西北文化日报》可以另起炉灶，退到第二线出个小报。他号召报社职工自愿筹款，由郭子刚和我到沪购买机器、材料，邵幼和任总编辑，我任经理。惨淡经营，在西北出版史上第一个画报和读者见面了。内容主要刊登西北各地风景文物、名胜古迹，也刊登进步画家的艺术作品，以后因党中央到陕北，急需印刷机，原让我们将文化日报机器运去，绮云、邵幼和、杨宾青和我四人开会共同商议，因文化日报的设备是属于杨虎城将军的，所以决定将我们私人集资买的西北画报全套设备及全部器材(包括对开机铜模照相设备)送延安，并由《西北文化日报》选派觉悟高、技术好的工人武治善、党应孝、郑天柱等同志随同前往，当时报社的同志们也觉得这是给党的一份贡献，都很赞同和支持。机器是分两批运走的，记得其中一次，是在一个深夜里，组织上由三原派来两部卡车，大家冒着严寒亲自动手，把机器装上车，并仔细伪装起来，送到安吴堡，再由徐海东同志派人转送陕北。
(3) 地下新闻：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稿件全由绮云一人负责，主要刊登秘密收录的塔斯社新闻，以及我党发布的有关材料，为油印版，随《西北文化日报》免费散发。
此外，西北特支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办谢华同志负责的《救亡周刊》也是由绮云从文化报抽曹绶祉、李森等人刻写、印刷、发行的。
由于绮云和《西北文化日报》的活动，使特务们切齿痛恨，军统局西安站长马志超专门派出特务白冠五跟踪盯哨，象蝙蝠怕太阳一样，藏头露尾，寸步不离，绮云警惕性很高，立即在杨虎城面前和广大群众中予以揭露，弄得特务们狼狈不堪，马志超等遂成为各界众矢之的。
四、追悼鲁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一一鲁迅先生在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之下，气愤填膺的逝世了，噩耗传出，全国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无不为之悲痛哀悼，西安学生联合会闻讯，决定于十月二十四日在西安革命公园广场举行追悼大会。开会那天，特务头子原西安公安局长马志超、省肃反专员彭振寰带了武装警察进行捣乱，学生们与这撮小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后来反动派为了掩饰他们破坏鲁迅追悼会的罪恶，欺骗人民，也以陕西教育界名义在西安易俗社召开一次假追悼会，因为没人参加未能开成。
当时地下党领导同志听知上述情况，就托人向国民党陕西省省长邵力子疏通，请邵允许和支持西安文化界正式召开一次追悼鲁迅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中共西北特支暗中主持下，以西安文化界的名义十一月一日在省民教馆召开的，主席团由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同志(如李木庵、宋绮云、徐彬如、谢华等同志)及民主人士组成，我也是其中成员。并且有意请邵力子的朋友两个官僚缪石遗、吴召侠为主席团成员，担任主祭襄祭。宋绮云同志代表主席团致挽词，他就鲁迅光辉的革命的一生，结合我们民族国家面临的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使到会者深受鼓舞，掌声经久不息。每一个发言者的激昂陈词，都在与会者的胸中激荡。这次大会由于地下党做了充分的准备，开得非常成功，它也成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前奏。
五、“西安事变”中的《西北文化日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三千多人在革命公园广场集会，一致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散发传单，游行示威，并准备到华清池蒋介石的住地请愿，群情激昂，势不可挡，这是党长期宣传教育的结果。
这几天绮云非常忙碌，我也不便多问。见面时他只简略问问学运情况，过去他处理完稿件，总是到各办公室或印刷厂和大家谈天，而近来总是工作毕就走，并且面容严肃，事变的前一天晚上，报社正在紧张地发稿排字，杨虎城办公厅打来电话，让绮云立即前往，他回来后带回张、杨关于时局的八大主张，立即让排字房木刻大字，印发号外，支持张、杨的正义行动。天尚未明，我们听到枪声，绮云召集全体人员讲话，他说：报社的全体人员都要参加运动，每一个人都要当外勤记者；他又派我和报社的杨彬青等人，募集捐款，救济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同志，他亲自代表各界把人民的温暖送给受难者，很多出狱的同志都感动得流下热泪。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难忘那激动的场面。
西安事变的第三天，有一位原和绮云长期共过事并介绍他入杨部工作的人，突然由南京飞来，这个人当时是杨虎城的高级官员，非但不支持杨虎城的正义行动，反而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破坏西安事变，绮云不循私情，建议杨虎城把此人抓了起来。在绮云被捕押于白公馆时，特务头子戴笠还派出说客，企图诱惑绮云叛变，但燕雀岂知鸿鹄之志，遭到绮云的痛斥。
《西北文化日报》在西安事变前，由于特殊环境的特殊地位，争取合法存在，平时不多发表社论，而以作者署名发表专文，表明对重大事件的态度和立场。这样的做法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各种政治力量态度趋于明朗化，显然不合新形势的要求。绮云根据西北特支及其领导下的西救会的安排，让报社加强评论工作。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西北文化日报》详细报导了西安事变的起因。报导说：“自上月暴日驱使匪伪汉奸侵入绥远以来，举国愤慨，万众齐起。前方将士，既浴血而抗战，后方民众，更毁家而缭难。如此阵线，实为救亡图存的唯一办法……”。明确指出抗战是全民的事业，是民族解放的根本途径。接着就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压制人民抗日的罪行。报导中还说：“西北各将领及数十万士兵忍无可忍，发为义举，举行兵谏，号召全陕全国同胞，速起响应”。次日张学良、杨虎城下令撤销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接收了原省党部主办的《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从此两报互相配合，成为整个西安事变期间一个坚强的舆论阵地，也是三位一体(杨、张、中共)的喉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五日《西北文化日报》连续发表“双十二兵谏的伟大意义”、“双十二的革命行动之前因后果”、“一片民族解放声”等专文及社论，其中一篇文章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之天下也！谁领导我们抗日，收复失地，我们就拥护谁”。同时，在题为“剿共之停止与抗日联军之成立”的社论中，总结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造成日寇入侵，国困民穷的根源。联合抗日是救国于危亡，拯民于水火的唯一途径，广大读者纷纷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说：“你报是真正代表我们人民说话的。你们说出了我们的愿望和要求”。
十二月十六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向西北特支和张、杨传达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绮云亲领教诲。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推亲日派何应钦为总司令，对西安进行所谓“讨逆”，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华阴等地。在南京的一小撮反动文人罗家伦之流，印发了所谓告张、杨的传单，用飞机撒在西安，公然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辩护，对张、杨的义举恶意攻击。《西北文化日报》发表了题为：“汉奸理论之贫乏”的社论，指出：罗家伦之流所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过是为了“将来的日本军阀来了……还可以做个名流学者、幕僚政客……其利害关系与日本帝国主义汉奸结合在一起而已，罗家伦等自以为代表民意，丑颜抛向光亮洁明之西北天空，谁不知道它是早已被人强奸过了的！”同日，西安市民集会做出逼蒋抗日的决义，绮云担任主席团成员。
事过六天，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蒋鼎文商定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但蒋介石竟狡猾地说：他以“领袖的人格”做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人们理所当然地对此表示不安和忧虑，《西北文化日报》立即发表社论说：“目前我们唯一的任务是在于继续发动斗争、开展斗争、坚强斗争！而斗争之力量在于民众，民众为一切力量之源泉。民众为一切革命之动力。唯有与民众结合与民众一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可是民众的斗争，必须有武装。唯有组织，唯有武装，更能增加民众斗争的力量，更能增加抗日斗争的力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提出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的任务呢？原来有些人士对处理蒋介石问题，有两种意见，即杀与放。特别是有些人担心放蒋回去，无疑于纵虎归山；把蒋放回去，他翻了脸怎么办？周恩来同志明确地指出：只要我们三位一体(指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只要我们抗日救国的方针不动摇，我们就不怕蒋介石翻脸。在放了蒋介石之后，《西北文化日报》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连续发表“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各界代表大会后提出五点意见”两篇社论，反复论述依靠团结、依靠群众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些社论因为惯例不署名，现在已难查出哪些是绮云撰写，但作为社长兼总编辑，可以肯定都经绮云修改与过目，可见绮云对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指示是认真执行、坚决拥护的。
这里应说明的是：绮云于百忙中，和徐海东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那是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党中央获悉张、杨兵谏，即作紧急军事部署，彭德怀、贺龙部进驻三原，徐海东同志率部进驻咸阳，有了红军做后盾，绮云十分高兴，决定代表《西北文化日报》前往慰问。回来后，绮云让我看他和徐海东同志的合影，这个合影表现了解放区和白区两个战场的同志亲密的革命情谊。林彪、“四人帮”诬蔑地下党都是叛徒特务，诚乃借口雌黄，不值一驳。
西安事变中，绮云代表西救会和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指派我担任西安新闻协会筹备会主任，王炳南任秘书长，立即又让陈雨皋、刘毅、李斐然、贾子莪、宋继堂和我等人组成华北民众联络组，由全国各界救国会驻西安代表张语还介绍与山西的侯外庐、北京的许德珩、马叙伦、张友渔等人，取得联系，赴山西、北京、山东等蒋管区宣传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西安事变的真相。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背信弃义，自食诺言，扣压了张学良，逼走了杨虎城，绮云和我也被迫离开《西北文化日报》，绮云和我深沉地告别了报社的编辑室、印刷厂，但是，我们并不懊悔，绮云说：“在西安经历了七年惊心动魄的斗争，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毕竟实现了。”
我曾写过一首诗，记述这一段战斗的友谊。
患难相依旧白门，何期邂逅于青门。
七年尽瘁文化报，事无巨细相与论。
一九三七年夏，我尚在西安师范教书，绮云和几个同志来我家，叫我为党争取青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及抗日工作。这期间，我曾先后介绍南洋华侨青年陈豪、朱棠及爱国青年游月英、游月珍(河北南宫人)、李泰来等十余人赴云阳或延安参加革命，因这些由各沦陷区流亡来的青年中，多为缺衣无食，我爱人陈文光照料食宿，亲为缝棉衣棉鞋，走时给路费，并送上开赴延安的汽车。其中陈豪、朱棠两人，宋绮云在思想上及经济上都也给予很大的帮助。他们对绮云非常敬佩和感激。
六、最后一面
此后，绮云又奉指示参加鹿钟麟部队的统战工作，转战华北及中原，并受到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
一九三八年秋，我在南郑教书，绮云那时任“中国救济总会”第七救济区难民服务团总干事，他率刘复宏及老友蒋自明之子张协和(参加革命时改的号字)等赴湖北赈灾，途经南郑，绮云来到我家，我邀请绮云饮于酒家，畅谈良久，不胜依恋。我知道绮云此行任重道远，困难重重，因赋诗相赠：
长安一别忽经年，汉上相逢良偶然，
千里远行须珍重，中原到处有狼烟。
不意此别竟成永袂。
绮云在狱中，浩然正气，不为敌诱，不屈强权，继续为革命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中美合作所幸存者说：绮云对同志关怀备至，宁愿自己受刑，被罚做苦工，还千方百计为罗世文治病；对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多方开导帮助，使其能站到人民方面来。如狱中有因“青年将校团”案件而被捕的国民党军官。当他们释放的时候，绮云赠诗：
羡君壮志风凌云，运筹帷幄超常人，
英雄当为正义战，阋墙幸勿助波尘。
勉励他们回到部队，再不要参加内战。绮云还写过一首歌词赠送给他们，抒发对自由、对祖国的无限依恋，对胜利、对光明的憧憬与信念，歌词是：
青山苍苍，绿水泱泱；今日之别，敢云忧
伤！日之升也，其将痛饮于东山之上。
在绮云牺牲的二十五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绮云未能和我们痛饮于东山之上。我年世八旬，光阴荏苒，对人民殊少贡献。本文所提到的许多同志，或牺牲于蒋介石的屠刀下，或致死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中，他们永远值得我怀念敬仰。
因附录绮云殉难三十年感赋诗二首，作为本文的结束：
(一)
我如皋羽哭当歌，宋扬正气震山河，
追随革命承教诲，梦中感怀热泪多。
(二)
我如道旁马兰花，朝露曦时秋瞬华，
微命醃*(左酉，右甚)旦夕落，仰望英烈泪天葩。
(本文承陕西师大任平同志协助供给资料，丁风、春芷同志记录整理)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