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希仁事略
刘允臣
先生姓郭氏，原名忠清，字时斋，一字思斋，后改希仁，以字行。世居陕西省临潼县田市镇游方郭村。祖兴翰，父安义，笃信好义；母王氏，慈惠勤俭，井臼躬操，皆以德行闻于乡里。妻孙氏，育子二：长家春，次振岳。生女三：长适同邑张德斋，与家春供职水利局，人称能继先生之志；次适渭南曹育骏；季适渭南常孟民。先生清光绪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生，民国12年5月21日卒于西安，春秋四十有三。先生仪容清癯，体修伟．两目炯炯有光，沉毅渊默，博极群书，学术之气猝然，临事英断威武莫屈，事过仍温温和易，平居简敬，粗食布衣澹如也。
先生二十三举孝廉，时值戊戍变法，庚子辱盟之后，懔国势之阽危，乃深究古今兴亡之源与东西各国富强之术，击案愤慨，决然有康济之志。具中西名著，肆力披阅。光绪三十三年丁末，赴日考察政治、教育。翌年返国，主张革命益坚且急矣！
会蒲城县令李体仁，指校长常明卿与学生有革命色彩，大肆罗织，笞常与学生30余人。适陕西教育会开周年大会于西安，众慑于清吏淫威，无敢言其事者。先生独奋臂大呼曰：“李体仁摧残教育，螫师生血肉横飞，暗惨无人理。今日开全体大会不发此事，吾深为秦人羞，吾深为秦人痛矣！”遂放声大哭，全场震动，体仁遂被褫职。即所谓陕西蒲案，为革命之导线也。时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月也。
是年先生与曹印候，刘霭如、贺绂之等，创设丽泽馆于西安。与党人马开臣、景梅九、景敬之昆仲、郭瑞甫、李岐山、林即卿、李仲特、邹子良、王子端、焦子静、师子敬、张翔初、任师竹、王一山、耿济儒等，深相结纳。宣统元年已酉，由张会亭、景梅九介绍入同盟会，即以其馆地比邻马开臣之书铺为密议所。旋被举为谘议局议员，并被推为副议长。翌年庚戌，联合各省谘议局赴京，请召开国会，未得要领而归。当时，同志多激烈，而先生独以稳健。群谓刘秀讨莽，谨厚者以为之。而加盟者日益增多，嗣公推先生为陕西省同盟会会长。密划革命之余，究心书史。编印《六十年交涉纪略》及《暾社学谭》，并联合同志分赴各县宣讲，以唤醒国人救国思想。
初陕西新军为王毓江所控，陕巡抚恩寿私人也。为恩通贿鬻官，无所不为。党人彭仲翔、张聚亭、陈会亭、马彦若诸君，联名摘发其奸。先生乃由谘议局揭恩、王狼狈不堪状于资政院。王与其羽翼被褫，恩亦罢去。于是，张翔初以督练公所委员为协司令部参军官，继转参谋；而张靖清、彭仲翔、钱定三、张仲仁、党自新、曹建安、陈伯生、张伯英、张季芳、范笃生、张虎臣诸君，亦迁擢有差。陕人势盛，而西北革命之基以立。同时又创设兵事研究社于西岳庙，陆军中学及小学诸生时来听讲，革命思想乃益锐发不能遏。时四川党人熊克武、蔡体平、刘文辉、汤万宇诸君均在陕，相与策划，往来甚密。
旋井勿幕奉同盟会命返陕，谓东南同志多年举事不成，非谋划不周，以东南地势交通便利，易于败露。欲改变方针，从西北着手。先生见革命风潮已弥漫全国，而陕西新军势力亦半入手，于是，以党友柏筱余等之助金，令张奚若赴沪购置制造子弹机器及炸药。又以邹子良、李仲三、胡笠僧，马开臣等，运动会党，而革命势力乃结合一气。
辛亥九月，陕西革命发动期近。先生与井勿幕当内外策划之任。发纵调度，迅协机宜。先是，井以事赴北山，留先生与李子逸、党自新在省主持机要。武汉举义，陕西事急，先生与新军同志钱定三、张伯英、张仲仁、张聚亭等、计以张翔初在新军中资位较高，宜为代表。八月晦夜，在西安城南林家坟集议，定明旦起义，后推为大统领。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府，分设军令府、参谋处、民政府三部，而以先生主持参谋兼民政府。嗣改军令府为军政部，专理军事；合民政府、参谋处为总务府，综理军民各事。下设参政处、参议处、秘书厅、铨叙局，以同志党自新、马瑞堂、陈雨亭、彭仲翔、茹卓亭、张聚亭、张靖清、陈伯生、李子逸、常明卿、高幼尼、张衡玉、王锡后分任其事，而先生实总其成。盖翔初素钦先生学行，仓卒中一切用人、行政，多就商决，更以先生为同盟会支会长之故，举凡内外部署，以至安民筹饷、治军交涉大计，胥籍主持，一时文告亦多出先生手笔。恒隔日不得一饱，浃旬未得一眠。是时新军初发难，民兵应之，群雄虎顾，各树旗帜，不相上下。而市驵土猾杂厕其间，会党各首领意见分歧，或至决裂。群情汹汹，不可终日。而在会党最有力之钱定三又东出遇难。先生不避艰险，以全局安危自任，商于翔初，兼纳各派意见，起用新旧绅耆，肃号令、戢奸究，择尤暴戾者僇之。于是，骄兵悍卒徐就衔勒，而地方秩序以定。其时，清室帝尚负固，东则遣兵犯潼关，三陷三复；西则甘肃军深入，咸阳、礼泉俱危，一时人心摇动，咸议悉兵出武关以奔武汉。先生独以关陇居中国险要，与武汉、四川相犄角，牵一发而全身动，折一足而全鼎复，未可轻言放弃。乃一面派兵抵御，苦力支撑，一方面与同志刘允臣敦请名宿兰田牛梦周、兴平张晓山，并派党人彭仲翔、吴善卿、金和暄、张生午、白星桥诸君，先后赴东西两路议和，申以大义，藉出奇计，缓敌师以御防战。卒定关陇，建西北革命重镇。
辛亥革命后，先生与井勿幕力主裁兵减政，以谋恢复元气，休养民力。盖慨夫清季弊害之深，举凡地方民兵病症，悉心研求，欲一举而廓清之。而同志狃于地位权利，不作远图，事多尼阻。先生知不可留，乃称病以去。陕西省议会成立，举先生为国会参议院议员，坚辞未赴。
民国2年，先生欲作欧陆之游。或尼之曰：“共和改建，吾辈夙志，今舍众庶幸福不谋，而欲泛舟远游，是不可也。”先生曰：“吾见拘于墟者不可以图远猷。窃欲察临国之政，为中国十年后计耳！”遂取道西伯利亚赴欧游。道经北京，五省协会以陕西反正系先生之功，为之开会欢迎。先生莅会讲演曰：“中国此次革命，系世界政治思潮所趋，孙中山先生首出为天下倡。陕西起义由在东京之四省协会，派员到省运动之功。一省中参与是役者约五、六万人，主其事者又百数十人，余个人之力直大海细流耳，何敢贪忝！且国基初奠，艰难正多，未可遽云成功。余所以谢政事而游历者，以现在社会文化程度俱不足，专门人才未出，凡百设施，难期速效。此刻人才当聚于下，年高者应开通社会，改进现状；年壮者应赶造学问，预备将来。”于是遍历俄、德、法、英、意、比、瑞、荷诸国。所至之地，举凡政治、教育、农林、水利，旁及风俗习惯，无不悉心考察，登于日记。四年归国，知袁氏盗国之谋甚急，及聚徒讲学于华出北麓之共学园。一时有志之士从游者众，隐隐为划策讨袁之枢所。其后，靖国军名将董振五、赤亚武等，即所亲加培植者也。当时会华山者，有高阳孙昌行、崞县续西峰、天水邓宝珊、兴平史可轩等；在渭北策划运用，与先生互通声气者，则有刘允臣诸先生。
时陆建章督陕，本袁党羽，世所谓屠伯者也。逻骑四出，捕先生甚急。先生乃携刘霭如潜山西，与当时反袁最力之赵城张衡玉有所计议。未几，陆被逐，先生返陕欲有策划，未能如愿。时南北意见不相容，先生赵京，欲有所建论，无补而归。
民国6年秋，充陕西水利局局长兼林务专员。先是先生于民国6年游欧时，特注意于水利，见德、法、荷兰河渠之整齐，堰闸之灵便，水工特修，农商交利，辄慨乎吾国河政之颓败，沟洫之不经。时李仪祉先生再至德国学习铁路工程，先生谓之曰：“吾国西北多旱灾，荒年饥馑，史不绝书，君曷改学水利，继郑白之迹，以利民乎？铁路工程不如水利之利陕较速，吾归而创其始基，君将来悉其大成可也。”仪祉乃改学水利。先生归国后，与友人论水利书有曰：“希仁数年来感吾陕频遭荒旱，拟大修水利以为根本永久之计，而苦无把握。到欧洲留心观察并会以平日思想，于水利总义总法，略有端绪。若将大力提倡，普遍开办，三十年后，庶可使西北无荒旱之患，而各种实业之沿水利以兴者，可次第发达。于是，有《水利谭》之作。及长陕水利局，调查各谷口(泾河谷口)，疏浚草滩河渠，修理申店潏河渠、莫陵庙坝河堤、坝陵区坝堤、沙河仓堤、闫家滩浐堤、补治商县府君庙丹河堤、长武县胡家河渠。立法设计，奖励不遗余力。乃遭逢世变，兵火不熄，民穷财尽，未能大有所为。仪祉于九年学成归国，先生乃举以自代。于是，先生之所计划而未及施行者，如泾惠、渭惠等渠之开浚，皆以此举矣！今泾渭一带，渠道交错，田园*(左月,右既右)之，利民以福，先生实有以树其基也。
7年，长陕西教育厅，仍兼水利、林务。对教育、水利、农林，皆研究有得。苟事于之有裨于国家民生，不必责任所在，辄竭心力以为之。历年长教育会、天足会、红十字会，设音乐研究所、国语传习所、孤儿院、通俗读书馆，修孔庙，选师资审教规，推广教务，擘划奔走，日无暇晷。当长孔教会时，开经史温习会，约同事从事讲演。凡经史大意于各国政法兴学富民诸大端，反复讲演，以补教育之不逮。时值新文化运动逢勃之际，反孔、反旧礼教之风称弥漫全国，以此颇受评论。而先生却著有《新旧说》一篇，以见其意。略曰：“窃常谓学当论止是非，不当论新旧。是故善学旧者，旧可得新，必不至于顽固；善学新者，新不厌旧，何至流于迷鹜，夫以在真知灼见而已。若夫圣贤温故知新，深造自得之要义，则又学者所不可不知，若稍识旧学之门户即自号通家，甫涉新学之藩篱即蔑视一世，是指祖先之屋址以傲人，倚富豪之门墙以自炫也，鸣呼，可哉！至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历史文学，以及前代儒先之学说，虽不能遍观博识，然当披览而研究之，则学业经济，酝酿深而识量以阔，且以足发爱国之深情，动恢复之观念。若概目为陈腐无用，令后来者承其风气，直弁髦视之，不复自省。譬如婴孩，襁褓而离乡闾，于其井里坟墓祖先名字亦并不能记忆，故乡之景物未印于脑，则爱恋之情绪不生于心。他日至于成人，望其关怀桑梓，不萌鄙薄之念，难矣！顾亭林先生周游郡国，所至尝考其古迹金石，论者谓其足系人眷怀故国之思，而况经济文物之灿然者乎？”先生欧游归来，在华山赋一诗云：历尽千重险，方知太华尊；谁为仰止者，顾作导游人。
9年，关中大旱，义赈统一委员会开会，某灾区当急赈，几度会商，洋员某多方驳难，议总不诀。一日又开会，洋员持议如初，先生直前怒叱之曰：“汝洋人视吾中国人命如草芥，今先毙汝命！”乃提以拳。诸委员惊异，解脱之，议立决，次日即施赈。10年，华洋义账会修筑坝、浐、潏等河堤五处，某洋员勒不发款，先生扶病赴会，与之抗辩。洋员惮其威，直悉从之，而大功以成。时某军队包运烟土，大干禁政。事连当道刘某、各衙承旨莫敢言，先生独建议痛惩，以此决裂，遂愤然尽辞各职。其不畏强御亢直敢言，类如此。
先生在官不治私产，辞教育厅长后，余俸四千金，以三千分捐孔教会、芸阁学舍、咸林中学及其他私立各学校，并以在水利局发薪俸托购测量仪器。以故，去后未逾年，即极艰苦。病久，售其所乘车以度日。省长刘镇华闻之，馈以千金，先生曰：“俸薪其所应得，若怜其贫病而资之，某绝不受他人怜也。”盖先生时尚有水利局欠薪在公也。先生殁，无以为殓，友人赠金为治丧，乃归葬于田市镇游方郭村祖茔。清风亮节，皓皓尚矣！
先生志道深思，殚力于著述，讲演数十年如一日。祈寒苦暑，未尝稍解，操劳过度，寝以成疾，然犹扶病讲述，伏枕秉笔，终致不起。其著述刊行者，计有：《近思记》、《思斋文存》、《春秋随笔》、《儒教纲要》、《说文部首》、《说文漫录》、《五声辩难》、《水利谭》、《从戌记略》、《东游记》、《欧洲游记》、《暾社学谭》、《六十年交涉记略》、《知人类抄》、《圣迹备考》、《政术丛谈》、《国史讲演录》、《天演通》、《音转举隅》及历年自述与日记数十种。其未备录者有《张横渠学问之方》、《诗集说》、《诗集传补正》、《方言辑存》、《左氏传笺记》、《乡职要略》、《管子约编》等书。常谓：秦人对于著述发表过于审慎，吾辈应力矫而奖励之，以收抛砖引玉之效。盖先生之学，不拘于一家。稽古证今而不泥于迹；比类属事而必合于道，博通以挈其要，精审以抉其微。不随不激，务准于是，而要以实事求是为归。故其见于文章讲演及事功也。
其致某君论学书有曰：“弟少治举业，二十后稍阅书籍，自后杂治宋学及今天演家言，以其间涉猎群经，攫取其粗纲大义，比合于世事。妄意为致用之资，就中唯春秋周礼，稍多用功夫，欲条举成书。苦为社会奔走，夺其日力，卒不能就。近来始悟向者卤莽灭裂之病，且趁此投闲岁月，仔细致经一番。六经不能兼治，拟先治《诗》、《礼》，以二者于身心最且要也。其入乎方法：一，必先参先儒故训，以求文义明了。但训古家言，必择其精当不支，躁释矜平。如王伯申父子之著作，不取攻驳争胜。如班固所讥，便词巧说，碎义难逃，无关大体；二，文义既明，则就经义玩索，必反之吾身而有裨益，按之世事而有关系，不苟为泛博以腾口舌；三，义理必虚心涵咏以求精确。其不安于心者，宁阙疑不强解。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曰：“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四，性情有偏，所见必谬。汉学家多好强词胜人，此最学人大病。朱子在宋学中号为涵养深纯者矣，然《诗集传》十三四亦不安于人心，亦其不及圣人之一端。又云，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修周公之业，删定六经以垂统绪，为中国文化之枢纽。使无孔子，秦皇一焚，项羽一火，历代典籍撕尽矣，立国精神何当属哉？再就历史一端言之，历史为立国之一大要素，为东西学者所公认。先孔子而与孔子齐名者为老子，老子不传历史，后孔子而与孔子争名者为墨子，墨子亦不传历史。孔子晚年本鲁史作春秋，又使弟子子夏等求周史记，得存二十国宝书，参互考订。左丘明因据之以作传，成一部详细编年史。太史公继春秋作《史记》，而后《汉书》以下各史，皆模仿以成。司马温公又本诸史，仿《左传》作《通鉴》，后人用其成法。于是，数千年之历史，贯穿无遗。中国数千年来所以蹶而复振，亡而复兴者，实为历史凝铸之力。中国学者读中国历史则已，若尚读中国历史而反排斥孔子，诋毁孔子，譬狂童之唾天，类小人之剥庐，非但数典忘祖而已。可见其学说涯略云。
先生人格学问、事业功名为世所仰，顾人第知先生之事业在于兴水利、办教育、施赈、禁烟诸大端，而不知其丰功伟烈在于倡革命以建共和之始基，尊孔教以挽救陷溺之人心。明体达用，诚于中形于外，以身作则，不自假满，盖关内三十年来一人而已！
(此文刘允丞先生写于1941年)
附 录：
郭希仁先生年谱
杨克恒 辑
先生名中清。字时斋，一字思斋，后改希仁，陕西省临潼县田市镇游方郭村人。清同治元年(1862年)，地方官吏在这回汉杂居的渭水两岸施行苛政，对回汉民事纠纷，不能公平处理，酿成回民起义，官府武力镇压，挑起民族冲突。回军攻村，地方大乱，先生祖父秉高，贫为人佣工，奋起力护村人，未及撤退，为乱兵戕杀于炮张村野。事过后，众人感其义，为勒碑以纪念。父亲名安义，农民，略识字，母亲姓孙，操劳家务。先生稍长，在家且耕且读，习制举之学。时值戊戍维新失败，国势阽危，弃举业改习新学。东游日本，接受孙中山先生革命学说，由初期的艳羡日本维新的君主立宪制，进而认识到不推翻君主专制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就无以救中国之理。遂加入同盟会，联络爱国志士，奔走呼号，以谋组织武装起义。辛亥武昌义旗一举，陕西同盟会联合新军及会党力量立即响应，组成“秦陇复汉军”，一举推翻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先生决策调停于诸将帅间，终于取得全胜。“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府”正式成立后，先生与同盟会中先进人士井勿幕、曹印侯等为首倡裁军简政而被人难容，于是弃职结友，出游欧洲各国考察。归来后，陕局屡经变更，先生任职于禁烟、水利、农林等事业。往来调查，多所兴办，培养人才，不遗余力。而生活简朴，操守自励，公而忘私，学而不厌。生前奔走国内团结和平，临终仍然以西北水利事业为念。先生作为民主革命的志士，被当世有识之士所称道。兹按其生平事迹，编年列叙如后：
清光绪七年(1881)辛丑，十月十八日先生降生于游方郭村祖居。
清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先生年7岁。始识字，父亲安义口授《三字经》、《论语》数篇。
清光绪十五年(1889)已丑，先生年8岁。请田市张金瑞先生授读《四书》。
清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先生年9岁。仍在家由张金瑞先生授读《诗经》。
清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先生年10岁。从临潼相桥王尧廷先生读，凡五年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丙申，先生年15岁。读《尚书》、《礼记》、《左传》、《周礼》、《易经》，并开始习八股文、试帖诗。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先生年16岁。从华县张子余先生学诗文及赋。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戍，先生年17岁。应岁考，考取入邑庠。清廷变法维新，乃与友人集资购《通鉴辑览》等书阅读，习算学。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已亥，先生年18岁。住临潼横渠书院，仍习制举文，并治古文辞。书院并设时务课程，多藏格致新书，开始阅读新知识，学习算术。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先生年19岁。是岁八国联军入侵，科场停止，先生回家。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先生年20岁。去关中书院，未考取。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先生年21岁。仍回临潼住横渠书院。因友人李复初，得闻程，朱之学说，阅朱子全书及张横渠书。立日记，订自修课程，注意“慎独”的意义。习算学，广阅新书，并闻刘古愚先生学说大要。秋间乡试未第。冬考入省垣大学堂，湖北屠梅君为总教习，课程分性理、格致等四门，习性理、格致，因与平日所志相近，特别究心格致之学，作《地动疑证》、《天园辨》各一篇。并阅梁启超诸人著作。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先生22岁。仍住省垣大学堂，因受新学影响，于时事多所激愤。又因对屠总教习的教学方法有意见，写入日记，触犯屠梅君，被除名。4月回家，筑书舍自学，旋入渭北书院，从张铭新先生习古文。是年秋，中举。
[按]：先生《自叙》载：“赴汴时，因雷祝之同学介绍，购严几道先生所译《群学疑言》一部，温绎数遍，头脑为之清晰精细。后半年于宏道书院习代数至二次方程，形学至平三角。又陈汇亭介绍认识毛俊臣先生，教看《经传释词》等书，稍通训诂家言。”这时，先生已经涉猎于“汉学”及“进化论”的门径。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乙巳，先生年24岁。主讲渭北学堂。著《圣迹备考》，为学生讲孔氏传略。与临潼王敬如结交，敬如博学通辩，先生师事之。以演说最为传播学术，唤醒民众的好办法，从此终生不辍。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先生年25岁。任临潼横渠学堂教习，与孙仁玉同事。受《说文》及音韵学于知县李云笙先生。
[按]：先生《自叙》中记：“予自知学即偏于拘谨严历而少涵容之量，教学中，对学生批评过刻，激起学生不满，哄然罢课，予遂辞归。后诸生悔悟，复邀余回学堂。然固此警戒，予无改向来偏习。可谓人恒有过而后能改也。著《儒学纲要》、《知人类钞》二书。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先生年26岁。春与王敬如先生约，并得渭南张育生先生资助，东游日本，自三月初一至九月底归，共七月。途经上海，往日本三月，考察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经济、教育、农业以及风俗变化各方面。
[按]：先生《东游日记》：“春与敬如先生到渭南谒张育生先生，订东游日本约，育生先生给资助。旋与敬如到省演说多日，备闻敬如先生(儒家)学说概要，因拟《至圣歌》。并知‘演说’一词，源出佛学《金刚经》第三十二章。东游同行有郗朝俊、马凌甫、范鹤侣、王观墀、严鼎昌、萧士峨、王兆发、任秉瑶、田种玉、王震民、张阴亭、李厚庵、李东轩、刘登瀛十六人。三月十八至上海，病七日始愈。有《东游有感》诗一首：顺流东下便朝宗，只是游人不喜平。不向蓬莱寻仙境，愿将此身泛浮萍。东游中，悟出‘一国之圣人，一国社会之所造也。诗书多谣言，不可尽信。’自秦以至今之帝王，其心目中盖如一也。所诩为爱民之政者，无非实心爱民，不过鉴于前代民穷则群起而与朝廷为难，故不得已而为此。此之谓巧于守成、善于守业者矣，不可谓其爱民之心也。”先生认为，日本在伊藤博文以来，抑兵权以伸民权，教育改革有成效。他细心参观农业实验学校、乡幼儿园，以至靖国神社、巢鸭监狱、政府组织等新政实情，详为日记，而对当时日本学习西洋的陋习不以为然。他在与中国革命党人接触中，还在肯定对的，批评不是之处。如：有的人把“清廷”和“满人”混为一谈，他说：“如果将来叫这种人当了权，哪还有‘满族’活的路？应该中华各族都在联合之列才对。”同时，先生认为日本的“虚君制”“较我国的君主专制较胜。”先生略习日本《东文典考》，以资釜不足，但“又不能久作多方考察，准备回国，恐此行一无所得，于商店购买菽豆种子八种，欲归国后作种子以为纪念。”
(日记)
又据李仪祉先生著《泾惠渠之首功郭希仁》一文载：“先生时结粹学舍于西安，其引为同调者，临潼曹印侯也。时井勿幕自东归，物色共谋覆清者，以为郭、曹可与共事，而与之无素，不敢冒昧，浼余及陈观说之。”“先生藉井得知系孙中山指令回陕主持陕西同盟分会之人，并得闻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与丽泽馆同志相率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先生年27岁。参观渭南张育生先生举行的乡饮酒礼(张是渭南知县)，作《乡饮酒义》，与王敬如先生赴蒲、富、渭、华乡镇演说，启发民智。其内容包括兴女学、劝放缠小脚、戒烟、戒赌等习陋俗。与贺绂之、刘蔼如、曹寅侯在西安组织“丽泽馆”进行集体学习，锻炼身体，仍旧练习演说不辍。逢祖母丧，因两年未就业，游学演讲进行宣传，致生活极困难，丧事从简。这些行事，被未曾经见者所非笑，先生坦然处之，不以为忤。秋季与同盟会同志秘密化装赴中部祭黄帝陵，宣誓革命排满。出刊《丽泽随笔》，暗寓革命宣传。以教育会声援“蒲案”受害师生。
[按]：《辛亥革命回忆录》载：“1908年井勿幕第二次由日本回陕，陕西同盟会势力有了发展……重阳节前，同盟会于城南大雁塔秘密开会，讨论改定孙中山所提的“平均地权”为“土地国有”四字，以利宣传。并决定赶重阳节，秘密分头化装赶赴中部去祭扫中华始祖轩辕黄帝陵墓，在陵前宣誓，藉以表复兴民族的决心。推定由郭希仁、张赞元起草祭文。祭文中明确提出了“誓共驱逐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的政治主张。并有“共赴国难，艰苦不辞”的誓言与具体保密纪律。去时各人化装，分别赶到。祭时人人感动落泪，放声痛哭，激愤难遏。吴希真年最少，竟至哭得几天吃不下饭。大家一致认识到“文字动人，不若仪式之有声有色，深刻有效。”
《郭希仁日记稿》写有：“十月十五日(阳历十一月八日)教育总会开周年纪念大会，集者约二百人，会员约八九十人，提学使余堃无临事。约十二点钟开会，先由周石笙会长演说：‘本会开办一年，毫无所益，愿辞会长，请另举别人，重新会务，’次由王曙楼代吴副会长报告辞职意见后，李桐轩先生因亲眼看见‘蒲案’惨状，今见会议上拒不讨论‘蒲案’事，不禁触目伤悲，放声大哭。蒲城与会人士十九人堕泪痛哭。周石笙会长趑趄不前，不敢发言。忠清乃慨然发言：‘李体仁将蒲城教习、学生三十余人，有打一千的，有打八百的，有打手掌的，有打口的，有笞臀的，打得血肉横飞，惨无天日。今日教育会开全体会议，如此大事不提及，我们陕西人该哭，我们陕西人该痛！’忠清放声大哭。提学使余堃出，责以紊乱开会秩序。忠清挺身与之抗辩，并言及冯士斌且命在旦夕。余堃才答应处以相当之罪名。周会长言：‘将来如办不到，可直接问会中人。’以此际语多，不能悉记，仅记其略。”会上仗义质问，又得旅京陕西人士支援，李体仁终被撤去蒲城县知县职务，蒲案告终。
清宣统元年(1909)，已酉，先生年28岁。先生与王敬如等同盟会员组“声铎社”出刊《声铎》，与《丽泽随笔》同样宣传新知以开通民智，进行公开而隐蔽的革命活动。仍到临潼县立中学堂帮助劝学事半年，又到渭、华联合演说，在临潼雨金学堂代课多日。所到之处，为讲经史知识及智、体、德三者的关系，讲中国现势、究心“国家”学说，拟办通俗报纸，未被批准。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诏已经三年，九月，陕府恩寿道旨设立陕西省谘议局，各县代表到省开会，李桐轩被选为议长，先生为副议长。
[按]：《郭希仁日记稿》记有：“往泾阳会馆访柏厚甫、王林编未晤，归途遇井崧生、陈汇亭，并晤松生之弟井勿幕及任职健本学堂教习的范蓁，范四川崇县人，日本联队卒业。与汇亭至公益书局看常明卿伤。”(注：上述地点均为同盟会联络地点，以上各人均同盟会成员。)“与刘允臣请王敬如在富平滩南刘村为刘允臣家人讲中国大势及女学关系。同到关山渭北学堂。张克庵与诸友设讲坛于当街商店门外，忠请讲中国现势，妇女与儿童当先去其诳、娇、贪、惰、迷信之习，去冶艳、缠脚二弊俗。”“诸友会于田市街心演说，与曹寅侯各演说数点，提倡修铁路，大为发挥，以为他日计也。”“与敬如到下邽演说，教以息讼、积仓诸事，亲身与乡民接近，苦口热心，不惮劳苦，一片真诚，令人佩服不置。”总之，数年来，先生与诸友演说内容，大都属于当时所谓：“体用之学”的新学道理，一面想振醒群众，一面联络群众以谋革命。
清宣统二年(1910)，庚戍，先生年29岁。仍任谘议局副议长。夏被推选为“请开国会”的赴京代表之一，与各省联合到北京请愿，不得要领而归。在京谒严几道先生。秋编著《六十年交涉记略》，凡十三篇，以国耻进行宣传。
[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载：“1910年5月9日，省谘议局响应张骞《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中请速开国会的倡议，在副议长郭希仁支持下，联合商会，教育总会的百余人，在省谘议局开会，公议设立‘国会请愿分会’议员王敬如当选为分会会长，公推郭希仁等为进京代表，携带《陕西省绅民请速开国会请愿书》于同月14日进京，联合请愿，梦想通过国会来解决一切国计民生问题，遭清廷回拒，有些代表被押解回藉。”“冬谘议局一些较开明的人士如郭希仁等，曾响应过同盟会陕西分会策动的上书北京资政院，控告陕西新军督练公所总办王毓江罪状的活动。”
《郭希仁日记稿》写有：“宣统元年四月至七月，在临潼为学务所羁，又应临渭、华县会讲演说之约，奔走道路。于讲明史中，始知‘政府’两字起自李自成。因演说，细思、‘立宪’精义，不外通下情、采舆论而已。《尚书》中舜典之‘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就是这个意思。《周礼》、《礼记》均有此意，总之，世上无全备之机关也。作《谘议局为议院之基础》一文。遐时仍研究方言，编《方言辑存》。八月，偕坤生、稚云、敬如、子衡等先生移入省谘议局，深觉副议长职，自问难以胜任耳。”
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先生年30岁，先生每与王敬如、贺绂之、刘蔼如、曹印侯等同盟会同志，在西安出刊《暾社学谭》鼓吹革命意志，秘谋反清。自“蒲案”以至赴京请愿失败，先生等已经识破清廷立宪骗局，于是利用谘议局携同同盟会在新军的组织，共同向北京资政院、陆军部控诉新军总办王毓江，为武装起义的夺取军事实力，扫清障碍，打好基础。
[按]：《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载：“郭希仁、王敬如、贺绂之等组织出刊《丽泽随笔》和《暾社学谭》，每月朔望各出一册，每册十五页，预定全年发行二十册，自宣统元年以来，已出刊数十册，藉补演说之不足。立言虽较隐讳，但有明显宣传反清的思想……改良民俗及学术通俗论文，对启发群众，是有一定作用。”
郭希仁著《思斋文存》中载有《暾社发起大意》一文云：“暾社宗旨：(一)以学广才。蜀丞相诫子书云：‘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方今东西列强，其政治学术，一切什百千万于我，非厚其实力，断难与之抵抗。社中同人，于内政、外交、兵事、理才、法政、教育、文学、演说、以及理化、实业、医药等项，当各任一门，悉心研究，俾可见诸实用。(二)以学联人。‘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事；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事。’自取友之道不讲，往往一省一县之中，隔阂如胡越。其间偶有俊才，无多不甚洞悉。人不联合，遑云治事。小事且不能举，况支持今日之危局乎。社中同人，当各任联人之责，悉心延纳，务期同气日广，缓急当有可恃。”这是他们继《暾社发刊宗旨》、《暾社简例》发表之后，更进一步明确揭示的组织目的。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中载：“陕西新军，到1906年，有步兵军官二百二十员，步兵三千九百三十六名。1909年又增编骑兵一营。工辎各一队，炮兵一营。扩编后称为新军三十九混成协(旅)。初，同盟会员钱定三、张伯英，张靖清先后在新军任职，进行革命活动……新军督练总办王毓江被控撤换后，军中实权，都为较开明的官员及党人新掌握。随之。同盟会员张凤翙(翔初)以督练公所一等委员提升为混成协司令部参谋，继而又升任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张靖清升为二标教练官，继兼二标三营。其他同盟会员皆提升军中要职。”
清宣统三年九月一日(1911年10月22日)，陕西新军及会党以张凤翙为首，举行武装起义，首先响应武昌革命。组织“秦陇复汉军”，攻占西安城，推翻了清朝在陕西的政权，建立起民国政权。以总司令部改建大统领府，分设军令部，参谋处，民政府。先生主持参谋处兼管民政府事。著有《从戎记略》，为陕西辛亥革命惟一信史。
[按]：《中华民国史》陕西节载：“张凤翙字翔初，陕西咸宁人，留日士官出身，曾参加同盟会。在这以前并未参加革命活动。因为他是新军协司令部参谋兼代二标一营管带，地位较高，有威信，遂受大家推举。张凤慨然应允……革命党人听说湖北起义军有‘复汉军’之称，大家就仿其意，定首领名称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并举张凤翙担任。这时，同盟会会员，原陕西谘议局副议长郭希仁已写好了一张布告，全文是：‘各省皆变，驱逐满人，上征天意，下顺民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三保外人、回汉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谕，其各放心。’这张布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陕西起义军的思想。”
民国元年(1912)，壬子，先生31岁。此时已奉湖北全国军政府命，*(左钅,右嵩)发印信，正式改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秦都督府”，移入北院门新址，行政机构才基本稳定，先生仍戎幕。各帅纷起争地位，东西清军又两面夹击，形势危急。经先生尽力奔走调解，终得仍旧团结抗敌，陕西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按]：《中华民国史·陕西一节》载：“西安起义时，新军建制已完全打乱，同盟会员多中下级军官，不能起指挥作用，哥老会在新军中的‘舵把子’……瞬间都成了有实力的人物。全西安已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因此，纷纷争当大官。大头目万炳南、张云山、刘世杰等各树一帜，各占据一个衙门作为山头，互不相让。同盟会员陈同当了万炳南的谋士，煽动争权。各头目之间感情几致破裂。后经郭希仁调解，讲述‘中外大势及古今英雄起事成败之由，及近世洪杨之失’，才消除分歧。”
民国2年(1913)，癸丑，先生年32岁。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陕西同盟会出现分裂。先生与井勿幕、曹印侯等首倡裁军简政以谋恢复元气，开始建设。遭到拥军争权的将帅嫉恨，藉故夺去曹印侯兵柄，逼其逃离陕西。陕议会举先生为北京参议院议员，辞去未就，托病回乡。旋辞去省职，赴京欲窥中央对俄事的方针，不得要领。借机作欧洲之游，考察政治、经济、水利及其他实业，傍及风土民俗，为建设事业作准备。同行有李仪祉先生，参观法、比、荷水利建设成就，建议李仪祉先生改习水利，挽救西北民困。3月出国，10月归来，整理日记，著《欧洲游记》，历论见闻。
[按]：先生所著《思斋文存》载有蔡元培寄先生及先生复信二件云：“顷据贵省学生刘翰章君奉到大著《从戎日记》一帙，盥读再三，不胜神往。荩筹硕画，具徵帷幄之功；典册高文，兼擅兰台之纪。当武昌义旗即建，而西北响应，且先于东南，乃知发纵指示，此间固大有人在也。古所谓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者，今乃复于先生见之矣。谨当什袭，用备典签。再查大著中，如乾州，凤翔诸役，尚别有战纪。更乞检付书邮，俾窥全豹，尤为初祷也。”先生答蔡元培书云：“拙编从戎记略，本一时草草之作，滥漫写成，全无取舍。信今传后，岂敢谓然。况能发而不能收，开先而无以善其后，六年之中，三经变革。变本加厉，实害在民。兵连祸结，无术挽救，前途黑暗，底止何时！回忆始谋，都成罪案。猥承奖借，弥增厚颜！乾州，凤翔战纪，系友人载笔，容俟访询，再为邮寄。”足见先生精神上的苦闷焦虑之情。
先生《日记》(稿)有与翔初都督函云：“前接秘书厅函云，足欲荐弟于中央请任命，(指参议院议员)，感谢，感谢！近足疾略平，闻俄氛颇恶，拟进京一视中央方针，于十三号起程。前会计处寄来两月公费，足资到京。若有机缘，拟游欧以扩见识，彼时当求吾兄协济。护兵带回快枪四支，家父以系军装，嘱弟呈缴，祈查收。另有马一匹，家用有牛，且要食料，可置秘书厅作一公骑也。”
李仪祉著：《径惠渠之首功郭希仁》一文云：“于是(希仁)上释政权与余结伴游于欧洲。去法、荷诸国，睹其水利之修明，劝余曰：‘与其学它艺，不如学水利，吾乡之郑白渠，废驰已久，曷弗于吾辈之手俾复之？’余曰：‘唯，谨受命。’希仁旅欧将及半年，初意犹思顺道历美洲。时在巴黎，忽一日曰：‘余方寸忽乱，心旌摇摇然，急思归国。’乃匆匆返柏林，摒挡行李，余送之布里门上船而别。此后希仁时与余通函，询及所学，谆谆以勿忘水利相告。”
民国3年(1914)，甲寅，先生年33岁。上年冬，游欧洲归至沪，始知母亲于7月病殁，11月营葬已毕，是年居家。袁世凯借“白朗”起事，入陕、甘、派亲信陆建章率军入陕，以“废督军计”免张凤翙职，改封扬威将军，兵权被夺，又复派陆建章督理陕西军务以剿“白朗”。先生知事已不可为，遂集合同志，在华山建“共学园”讲学，作育英才。是年曾上书张季直，言陕西水利事。并为之友曹印侯营葬华山。
[按]：先生《日记》(稿)云：“二年十月初六日，由欧洲回到上海，访井勿幕。初九日赴杭州韬光寺视印侯病，观其气象惫甚，又闻其语言、饮食、行动无节制，劝其住医院。十二日雨，与印侯，盈初谈，印侯为余言：‘拟以商业所盈，养育英才，嘱余以后留心作育人材事。’由长江乘轮趋汉口奔母丧。余悲母丧未能亲殓。亲书墓门联：‘慈骨埋幽地，儿恨抱终天。’十六日得莫盈初函报，印侯初三日殁于西湖韬光寺。寄吉人、明卿及张督函，与郭蕴生先生论水利书。”“三年二月，亡友曹印候柩自杭回陕，厝玉泉院，公告追悼后，葬于华麓。”“嗣见中央设全国水利局，乃上张季直书，言陕西水利急于东南，俾知秦无有人研究水利。”“晤山西崞县郑经田(耘斋)，赵城贾人俊(少俊)，兰田雷玉堂(成初)，均精测量，应预先留意人材。”
民国4年(1915)，乙卯，先生年34岁。时袁世凯窃国之谋急，先生乃聚徒于华山北麓“共学园”，从游志士、学生三、四十人，讲学者有刘蔼如、王敬如、孙禹行、续范亭、邓宝珊、史可轩、董振五等。陆建章镇压、屠杀民党及进步人士，引起渭河南北陕军各方反时，纷起抵抗。著《国史讲演录》。
民国5年(1916)，丙辰，先生年35岁。因袁世凯称帝之变，散华山生徒。二月初，避陆建章缉捕，与刘蔼如走山西赵城张衡玉家，计议反袁事。5月陕军陈树藩部营长胡景翼生擒陆建章之子陆承武于富平，陈树藩借以遂陆出陕。6月袁世凯死，陈树藩因段祺瑞而督陕。先生回陕，欲有所赞树而未能如愿。进京调解南北大局，也无所成。著《政术丛谈》。秋间接任禁烟坐办。
民国6年(1917)，丁巳，先生年36岁，春间禁烟一年条约期满，会同部员及洋员路绍园、台克满(英)赴关中、陕南查看一周。暑期讲学三中，讲《说文》、《诗经》、《易经》1月。秋任省水利局长。冬间，在教育会讲学。研究音韵之学，支持高培之等先生提倡“国音”。陈树藩暗开烟禁以筹捐扩军，限制党人活动夺去革命党人李根源省长职务，迫其离陕。耿直反陈起义，联系渭北高峻及党人焦子静，受孙中山先生指示，树靖国军旗号。起事失败，耿直战死，高峻走北山。先生专心调查泾谷等处水利建设。仍通过刘允臣等与渭北三原互通声气。
[按]：先生民国4年至6年《日记》中有：“华山讲学，与刘蔼如分讲《四书》、《诗经》、《物理学》，共五十日。人心不死，不忘本国，时谋恢复，此国家之生命力，本国历史，文字学及圣贤经典，为国家生命凝结力。”
“十四日草《国是三端》一文，筹借款，二十日与寇胜浮，李可亭赴北京，独谒总统，八月一日与诸先生谒段总理，言河东及陕西事，初八下午七时起程回陕。”
“草禁烟演说稿一篇，又与各县绅书，十月十一日前任禁烟坐办事。”“草《与众议院书》，赞成徐兰墅尊孔法案，以孔子为中国国民万世师表。”
“教育会讲演会上讲《天演学大义》及《说文意趣》。”
“编《水利考证》，水利局组织已略有端倪。赴谲河、申家堰、寇家堰、查勘水利，又赴泾阳王桥头看龙洞渠工程，白渠原无引泾，民元党自新拟凿长洞穿张家山引泾，已测过，但未存案。余来时特约测量局员，住此另测。虽财政艰难，作为远图也。”
“十四日为张翔初、李根源饯行，座设省图书馆。”
“十一日十一时，耿直警备军变，攻督署，踞钟楼，恶战两日，十三日始退出城。”
“与友人论水利书云：希仁数年来感吾陕频遭荒旱，拟大兴水利，以为根本永久之计而苦无把握。据在欧游时留心观察，并会以平日所想，于水利总义总法，略有端绪。若得大力提倡，普遍开办，三十年后，庶可使西北荒旱之患，而各种实业之缘水利以兴者，亦可次第发达。及长水利局，调查泾谷口，疏浚草滩河渠，修申店谲河渠、莫陵庙坝河堤、沙河仓堤坝、闫家滩浐河堤、补治商县府君庙丹河堤、长武胡家河渠，立法设计，奖励不遗余力。乃遭逢世变，兵火不息，民穷财尽，未能大有所为耳！”由此可看出先生对民国成立后战祸连绵痛心疾首的情绪。
民国7年(1918)戊午，先生年37岁，仍任省水利局长并林务专员，查勘草滩荒地，拟作苗圃，举办十里铺苗圃。在教育会以演说稿著《国史讲演录》。旋兼代理省教育厅长职。暑期召开音学研究会、国学讲习会，秋重修孔庙。是年，胡景翼、张义安、董振五、邓宝珊、于三原起义，树靖国军旗，传檄声讨陈树藩。先生以关中兵连祸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曾有三原之行。靖国军领袖胡景翼、董振五、邓宝珊诸人礼遇先生，留住三原四十余天。是年著《水利谭》、《等韵捷法》、《音转举隅》《诸子类别》等书。
民国8年(1919)已未，先生年38岁。仍任水利局长并兼代教育厅长。
民国9年(1920)，庚申，先生年39岁，著《说文漫录》。夏、西安教育界因陈树藩掀动战乱，勾结直系军阀入关为助，穷兵黩武，百业均被破坏。教职员生活困难、新文化运动被镇压，遂发生罢教、罢课、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游行示威，声势很大。新文化界也发起“评孔运动”。先生因多年尊孔，提倡读经，又以教育厅长对女师学生训话，遭到新文化人士的非议。此时，先生因肺病严重发作，辞去水利局长及所兼之代理教育厅长职务。并推荐李仪祉先生主陕西水利局以自代，在寓所养病。
[按]：《新民主义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载：“北京十一名陕西学生联名函郭希仁云：“顷闻九月三十日《北京晨报》载，对于陕西女子师范讲演训令一则，不胜骇异，孔子是否当照令崇尚？兹不具论。在中华民国法律之下，学术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人人皆知，而教育厅何能不知，乃竟非法干涉，妄施阻挠，似此藐视国法，贻祸教育，殊属荒唐绝伦。若不设法挽救，遗害何堪设想。同人等认为陕西近年教育，所以日迟一日，全由教育厅倒行逆施而致，早应根本解决，所以不惜开罪教厅，而使吾陕西青年永沦于黑暗。先此函达、速将真象据实报告，以减罪戾。否则笔诛所及，名誉扫地，尔时后悔，勿谓言之弗预也。”从此信可以看出，新青年对郭希仁先生尚以尊孔读经为倡，而欲以此救国的思想致以谴责，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另一方面，当先生预知陕西成德中学学生代表屈武有被逮捕的危险时，急委托刘建侯先生代为通知，终于使其逃脱军阀毒手，屈武临行还以其伉俪合影送先生留念。由此可见，先生虽尚尊孔，但对青年学生的爱护自是一片真情。
民国10年(1921)，辛酉，先生年40岁。陈树藩倒台，刘镇华继任陕督。三年来，对于陕西水利、农林、天足会、红十字会、音韵研究所、国语传习所、通俗图书馆、孤儿院、以至赈灾等有关社会事业，先生均带病全力以赴。是年病休中，仍著《讲演录》、《近思记》、《说文部道》、《说文漫录》、《天演通》，辑录《思斋文存》。捐未领的薪俸以作教育费用。而尊孔如故。
民国11年(1922)，壬戍，先生年41岁，肺病愈笃，先生与胡景翼将军共促请李仪祉先生回陕，接任陕西水利局长。伏枕完成最后的哲学思想著作《平见》一书。又捐水利局未领薪俸为局添置测量仪器。病中清苦自甘，而峻拒当局的慰问和馈赠，以变卖家中车辆度日。
[按]：先生《日记》中记有：“八月十四日，少睡起，唾中带血。”
“李仪祉回省，十二日交卸水利局及林务处事毕。”“余之薪俸，余所应得。若怜其贫而资之，某绝不受他人怜也。”先生民国十二年《日记》最后有“二月三日勉亥儿(郭家春)为学书”一封，是为绝笔。
民国12年(1923)癸亥，先生年42岁。是年5月21日先生病殁于西安端履门街寓所。临终犹谆谆以陕西水利事业未成为念。死后无以为殓，友人赙金为之治丧，归葬于临潼田市镇游方郭村茔地。
[按]：先生一生操守严谨，始终如一。思想上认为属于济世利民的事业，不计毁誉，不高蹈沽名，避嫌保身，总要作出实效而后已。生平不置私产，即就是辛亥胜利后，军政府为建的住宅，也都交给陕西同盟会作为办公处所。自己一家，始终租赁民房居住到底。布衣蔬食，谈泊自甘。而于清朝昏庸腐败，民族危亡之际，以一介儒学举人奋起救国，以至投笔从戎，参与辛亥武装起义。他敏而好学，强记多闻，一生惜阴如金，业余著述，夜以继日。因之，中年就积劳成疾，竟致不起，天下惜之。现谨将李仪祉先生所著《泾惠渠之首功郭希仁》一文，全文附录于后，为本年表作结。
《泾惠渠之首功郭希仁》
李协(仪祉) 著
陕西泾惠渠凿成矣。而无人不知首其功者，乃郭希仁也。希仁临潼郭村人，力而笃学。关中受李(二曲)、贺(复斋)之化，士人多纯谨，执礼法，而希仁尤甚。初入西安高等学堂，以教习所讲不合己意而去。乃遍谒乡曲有贤名者以为师。光绪未年，结丽泽馆于长安，其所引为同调者，临潼曹印侯也。时井勿幕自东归，物色可与共谋覆清者，以为郭、曹可与共事，而与之无素，不敢冒味，浼余及陈观说之。余固不善于辞，而陈则能言。至其学社，值希仁不在，印侯肃客人。甫坐，则孔孟之学，程朱陆王之辩，滔滔不绝，无客置喙处。余与陈相视而笑，旋辞而出。曰：“此迂儒也，乌足与谋。归述于井勿幕，勿幕不以余等所见为然。后余出适异国，余父任谘议局长，而希仁副之，拘谨如初。乃革命导火线始发，希仁即投笔握刀，率众杀敌，寅侯佐之，每战必先，一时骁勇无出其右者。事定后，希仁副陕政，而印侯仍掌兵，见忌于都督张凤翙，勒令解甲。当时之兵，皆以义气相结合者，闻主帅劝，人给五、七百文，即袱被归里，一夕散尽。印侯于是遨游于江浙间，竟郁郁卒于西湖。希仁悼之，葬之于华山之下而恤其家族，于是上释政权，与余结伴，游于欧洲。在法、荷诸国，睹与水利之修明，劝余曰：与其学他艺，不如学水利，吾乡之郑白渠，废驰久矣，曷弗于吾辈手俾复之。余曰：唯，谨受教。希仁游欧，将及半年，初意犹思顺道历美洲。时在巴黎，忽一日曰：余方寸忽乱，心旌摇摇然，急思归国。乃匆匆还柏林、摒挡行李，余送之布里门，上船而别，迨余再至柏林，则希仁家中来电，其母病逝矣。此后希仁时与余通函询及所学，谆谆以勿忘水利相告。著有《水利谭》。陈树藩，刘镇华相续督陕，希仁任教育厅长，提携后进不遗余力。而笃守孔教，为新潮流所诟病。后又任陕西水利局长，曰：余守此位以待能者也。派人施测泾河钓儿咀，寄金陵嘱设计，虽简略，实为引泾首次之测量。民十一年召余归，胡笠僧亦遣李仲山来金陵就促，余即应之。至陕，希仁病肺已深，不能言，以笔书曰：“余以支离之身，勉守此位以相待也，勉成大事，余无恨矣。未及一月而逝，余感之而恸，汲泾干之泉以祭。今泾惠渠告成矣，得告慰于先贤。固多方协助之力也，而余不敢忘希仁。希仁著作甚多，《平见》一书，尤为谈理精至。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陕西民国人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