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允丞传略
陈振
坚持三大政策和抗日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刘允丞(允臣、允诚)，名守中，自号运城。1881年1月26日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柏玉村一户农家。髫年颖悟，有若成年，体貌清癯，秉性刚毅。听乡贤遗老讲八公塬宋金鏖兵的英烈故事，与村童摹拟对抗演练，立志报国。后读书三原清麓山正谊书院，为兰田牛才子兆廉的高才生。见清政腐败，内忧外患，丧权辱国，深为国家民族前途忧虑，与兰田杨仁天、三原刘乐山、富平师子敬、渭南曹印候、兴平张仲良等建立联络点。继而奔走广结豪俊，有井勿幕、郭希仁、焦子静、邹子良、马开臣、胡景翼、刘蔼如、山西续西峰、李岐山、李亮工、续范亭、甘肃邓宝珊等。1906年加入同盟会。更结纳渭北健儿胡彦海、刘发明、冯子明、杨瑞轩、岳西峰、李虎臣、张明轩等，积蓄军事力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陕西首先响应，10月22日光复西安。受陕督张凤翙及郭希仁委托，邀请老师兰田牛兆廉、兴平张晓山、张鸿山前赴礼泉，说退升允东犯大军。继而与杨仁天、刘蔼如等敦促曹印候起兵渭南、临潼，一天发函数百封，发动集结军力，不到十天，敢死队驰骋关中各地。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派心腹陆建章督陕。刘先生广招豪侠，破产聚客，与胡景翼、董振五、邓宝珊等多人在三原组织“大有公司”为掩护，党人数十人密谋组织讨袁军。事泄，王绍文、杜守信等18人同日就义，刘先生悲愤奔走更力。郭坚、曹世英兵韩城、合阳，各地义军蜂起响应。胡景翼、张义安起兵富平，以不足400人于5月份全歼陆建章儿子——旅长陆承武3000人的“模范团”，并生俘陆承武。迫陆建章离陕。护国之役获得全胜。
1917年，段祺瑞当国，加入协约国，张勋复辟，安福系解散国会。陈树藩附安福系，加入督军团。刘先生结合中华革命党人首树靖国军旗帜于三原，倡议以胡景翼为司令，拥护护法政府。又鉴于革命形势，接着奔走联络各方，使渭北东起韩城、合阳，西至岐山、凤翔，各路义军团结统一，派人从上海迎接于右任回陕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副司令张伯英，总指挥井勿幕。下辖六路：第一路军司令郭坚；第二路军司令樊钟秀；第三路军司令曹俊夫；第四路军司令胡景翼；第五路军司令高峰五；第六路军司令卢占奎。从此，与广州革命政府南北呼应。
1918年，以席卷之势，取乾县、礼泉、兴平、户县，西安指日可下。附皖系陕督陈树藩恐惶万状。不幸骁将张义安阵亡于户县；井勿幕被刺于兴平；胡景翼遭陈拘囚；董振五牺牲于武功。陈树藩引八省援军与民军对抗：直军张锡之驻渭南；奉军许兰州驻兴平；晋军闫锡山驻韩城、清涧；甘军孔繁锦入陇县、彬县、长武、麟游；宁夏军马福寿据定边、靖边；绥远军李际春陷榆林、府谷、神木；豫军刘镇华占关中东部；陕军陈树藩驻西安、陕南。
1920年6月直皖战争爆发，北洋政府皖系首领段祺瑞电陈树藩出兵东援。胡景翼获释，闫相文、冯玉祥相继督陕，形成两军对峙状态。先生与胡景翼、岳西峰、邓宝珊等商议采用党人续西峰之策：“君等局蹐关中，终不足以有为，曷若资吴以发展之。”遂决意东出亲谒孙中山先生，洽商革命形势，请示方略，面领机宜。即潜赴山西省绛州、平遥、太谷等地，访旧结新，各方咨询，待机南行。
1922年，胡景翼、岳西峰率领陕西陆军第一师驻彰德、顺德间。派温天纬来迎接先生，请求决疑定策，咨询颇多。先生决心谒孙，不便多与盘桓，仅留两月，遂经武汉到上海。孙中山几经失败，与党人齐集上海。先生到沪，即被邀加入新盟，亲聆孙中山先生革命理论的真谛。交谈多日，孙甚器重，欲挽先生同赴广州，有所倚舁。然先生志在北方，未便应诺，以“慧能不应征长安”作喻，获中山先生应允，毅然北上到天津。胡景翼、岳西峰早来迎候。先生内秉孙中山所授方略，外以胡、岳谋主身分，经常奔走北京、热河、保定、洛阳、郑州等地，出入于段祺瑞、张作霖各派系间，又与冯玉祥、孙岳相会晤。当时续西峰居北京，常约革命党同志来邯郸丛台密商促冯、孙、胡以倒曹吴。
1924年曹锟贿选总统，国人同恶，吴佩孚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而骄横，为直系诸将领所痛恨。直系津、保、洛三派，各怀异心。关外奉张不甘失败，企图卷土重来，皖系残余淅江卢永祥虽被直军围困，亦不甘灭亡，谋求侥幸出路。领导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在广州整军经武，乘机北伐。先生审时度势，认定时机成熟，积极奔走，联络奉军张作霖、热河米振标等，除函电互通声气外，最后只身由邯郸潜诣大名孙岳馆舍(孙时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大名镇守使)。待夜深始密谋于绿荫轩。经五宿，驱曹倒吴之计乃定。9月中旬，孙岳亲赴南苑与冯玉祥在昭忠祠计议，冯玉祥早有倒曹之心，唯恐实力孤单，犹豫不决。孙即介绍胡景翼，冯初未信。孙之知胡，是在袁氏窃位时曾被迫流亡华山之下，与刘允丞、井勿幕、郭希仁、邓宝珊、续西峰等，竭革命之诚，订患难之盟。所以孙对冯说：“胡景翼与我交之最久，完全可以信任。”冯、胡、孙连络势成，冯起义之志始坚。孙中山10月18日致函刘允丞“望团结同志迅赴事机以成大业。”刘促冯从前线迅速回师北京。行次滦平，刘先生又以胡、孙之全权代表身份与冯在营幕中密谈彻夜。随应冯代胡在起义计划书上签名。联合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岳西峰十万之师，回戈南指，兵不血刃，23日一举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车站等要害部门，包围总统府，囚禁贿选的总统曹锟，推翻颜惠庆内阁，接收了北京全城防务。25日在北苑举行会议，经孙中山同意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分别兼第二军、第三军军长。11月5日驱逐溥仪出宫。刘允丞即派邢肇棠、赵懋新代表赴粤请孙中山来北京主持大计。12月10日孙北上抵津，曾致刘允丞“嘉慰贤劳望继续努力”的信件。
1924年1月在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刘允丞与李大钊极表赞佩，奉行唯谨。在北京由陕人康心孚介绍认识了中共北方局领导人李大钊教授，过从甚密，彼此倾慕。胡景翼受任河南督办南下前，先生促其同访李于寓所，推心置腹畅谈国内外形势，嘱胡邀李来河南。孙中山抵京，即介绍苏联顾问鲍罗廷、日本朋友佐佐木、苏联大使加拉罕等与刘允丞相识。孙中山派汪精卫、刘允丞为代表，陈友仁为翻译，同苏联代表鲍罗廷在北京饭店会谈，苏联政府已答应接济军火。当时段祺瑞阴谋多方牵制，吴新田、刘镇华据关中，憨玉琨占洛阳，故刘先生定榆林为根据地。鲍惊疑，刘先生展开地图，在库伦、郑州、洛阳各作一点，以指画通，又于榆林、长安、潼关作三点，以指绕画作一大圈。鲍点头而笑，按指画处一一作出标记。孙中山自感处处受段祺瑞掣肘，以北方事委诸胡、刘、并约外蒙借十万骑兵拟讨伐段。委令胡假俄械统北方，责令刘允丞、汪精卫、鲍罗廷会办之，后又增加于右任、陈友仁。刘先生于是有察哈尔之行，见冯玉祥于张垣，洽商运械事宜，定榆林或宁夏为存械弹储飞机处。此时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闫锡山等军阀联合发起“讨赤军”。11月中旬胡、刘在京往辞李大钊时，确立国民军与共产党合作，转达苏联大使加拉罕将援胡装备十个师，12月12日胡抵开封。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有这样一段记载：“第二军司令胡景翼是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的。1924年12月底，这位将军邀请加拉罕到开封他的官邸，此后胡景翼又派了一个军官代表团同大使谈判，关于这件事，在苏联驻华武官格克尔同志给加拉罕的报告中有所陈述。格克尔写道：‘今年1月29日，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的代表刘将军(指刘允丞)，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指于右任)，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共产党员李大钊)来到我这里。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的问题，他们希望苏联不会拒绝援助反帝的斗争。’”1925年1月初，李果践约，由陕人屈武陪同到汴，对胡在河南的一切举措，多有赞赏，尤其对恢复在“二七”罢工时被吴佩孚破坏查封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最表满意。李在开封驻一周期间，与刘先生及胡督朝夕会谈。普里马科夫还记载道：“北京当局得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将在郑州举行，乃下令胡景翼解散代表大会，并逮捕大会的参加者。胡景翼拒绝执行这项命令，而且把大会领导人邀来，把电报拿给他们看，并宣称代表大会可以安然地继续进行工作。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也都在他的同意下，在城里建立工会组织，在农村建立了农民协会。”1925年2月10日总工会公开在郑州重新成立之日，胡问刘先生：“送贺幛应写什么？”刘允丞说：“应写‘劳工神圣’四字”，可见他对工人阶级和工会之推崇。胡、刘兵行诸省，从未阻止工农运动的发展。当时住在开封招待所的共产党人还有王若飞、刘天章、杨海清等，共青团员有屈武、邹均等，还有苏联代表团、军事顾问团，真是八方英俊会中州。以后对胡在河南延聘苏联顾问，创办军事学校，由苏联补充枪炮弹药等方面，李大钊之力居多。1927年李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时，刘先生寓居山西平遥，闻讯极度悲痛，敬置与李的合影于桌上，对左右及家人讲述当年与李的深交，闻者莫不泪下。王若飞1925年任中共豫陕书记，当时豫督公署高参李仲三赴欧时与王有一段友好经历，李由开封来郑州，在鑫开饭店设盛宴招待王若飞、张昆弟、李震瀛、马文彦等人，邀刘允丞、邓宝珊、史可轩作陪。由李仲三介绍，刘先生与王若飞倾心交谈，此后经常往来。1933年王若飞在绥远被捕入狱，刘允丞闻讯，即于入蒙旗考察途中，间道去绥远，会晤傅作义将军时说：“王若飞在河南与我非常熟悉，其人很好，才很高，绝不能伤害。”傅答：“不伤害是可以的，不解往南京(指蒋介石)也是可以的，但如闫(锡山)要人，我就不能不给。”刘又对傅说：“你要对王加以优待。至于闫处，我再设法。”后经刘先生与闫锡山联系，1936年王若飞终于在太原获释。这里还有一段轶闻：当傅命监管人员带王到司令部询问时，王以为牺牲时刻已到，就对傅说：“我死后，希望把我埋在王昭君墓旁，以使我王家同胞，并垂千古。”事后傅将经过面报先生，故在视察内蒙期间，乃有凭吊王昭君墓之行。
胡景翼督豫，张作霖的部队集结在津浦铁路线上的徐州地区。萧耀南的部队集结在湖北，吴佩孚龟缩武汉，与周围军阀结成同盟，命憨玉琨部队攻占洛阳一带，勾结留陕的吴新田、刘镇华为后援。刘先生居郑州与诸将领商议，决计以少数部队监视对抗东面和南面，将全部主力集结埋伏于郑州以西的两厢山区。经两个星期的顽强激战，包围全歼了憨玉琨、刘镇华十余万部队，占领洛阳，豫西战役获得全胜。战后政局急需整顿，孙岳曾推荐刘允丞任河南省长，北京驰电促其视事，刘先生函孙曰：“……弟赋性迂拙，于官场最不相宜，且生平硁硁自守，雅不欲凭藉时势而变初衷。叨在契末，实非谦让。我辈同营八极，经纬万端，兄之责弟当有远者、大者。……”此足证明先生一生重实干，轻名位之恬谈胸怀。先生鉴于孙中山在京备受段祺瑞掣肘，故与胡景翼密商，迎孙来汴建立中央政府，出兵北伐段祺瑞。乃与鲍罗廷、加拉罕等频繁往还。后加拉罕奉斯大林之命，特赠刘允丞金质怀表一只，表链上系以红五星，并嘱加转告，如来苏俄，即可持此作为晋见斯大林之信物。忽闻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不胜悲痛，遂专车赴京与党人同营治丧事宜。谁知祸不单行，4月10日胡景翼突然在美国陆军医院病逝。先生连遭挫折，肝肠寸裂，痛不欲生，大有舍此二人，有谁知我之慨。
岳西峰继任豫督，虽与先生亦为多年之交，但与革命路线相背。先生初则多方劝导，后观其目光短浅，刚愎自用，贪财好利，性情懒惰，不治军旅，孺子不足为谋，只好避居辉县。及豫局土崩瓦解，汴、郑不能守时，刘允丞主张取道京汉线，南行西折入荆紫关以归陕，此《孙子》所谓：“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而岳西峰竟不谙此意坚持错误，派兵将先生所乘255号专车，强行由京汉线改挂到陇海线而西，被刘镇华与闫锡山重兵阻于陕州。先生仅带侍从邢复宽一人，微服渡黄河，取道山西，被闫军查出衣角有一纸电报稿而絷留于运城达半年之久。因此，后有“留运城”之自号以记其痛。先生留运城，各方营救者有山西名耆张瑞玑、赵次龙、赵丕廉等多人。还有冯玉祥、于右任等由五原誓师，进军甘、陕，专电致闫，始得脱险。后潜居平遥，调护身心，又自号“晋阳长”，闭门读书，专攻史地。常与往还者，有张瑞玑，李亮工、赵铁山、柯璜、赵丕廉、杨晓初、牟文卿、黄彦英、岳友其等人。闫放刘而又慕其能，欲去隙修睦，多次请求见面，而先生多方拒绝，其骨鲠之节，由此可见。
1927年蒋介石亲挽先生至南京共议国事，会谈多次终于意见不协。1928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倦游五湖，寓居苏州网师园，潜心读书。
1929年，蒋、冯、闫中原大战起，汪精卫等在北平组织扩大会议。先生本无意北返，因赴沪吊田梓琴丧，就见于右任，值经亨颐在坐，共劝于出面调停南北以为国包荒，于右任游移，请刘先生暂归苏州，行装刚卸下来，当地国民党部带公安人员忽来检查，企图加害，先生应急脱身，不得不同经亨颐、续式甫等于8月1日买舟北行，至北京，始参加了扩大会议。10月冯、闫失败，先生返平遥，密切关注大西北之发展趋向，复与杜斌丞、王复初、段泽青、杨明轩、李象九、甄寿山、杨虎城、杨晓初、黄彦英、牟文卿、许权忠等信使飞驰，意在组织西北力量，有所作为。在郑州曾说：“全国反蒋失败，今虎城入关，西北大有可为。”邀集各方代表共商西北大局，曾提出：“虎城先头部队及其行营可驻潼关，后尾摆到洛阳，另派一团兵力先接收西安城防，则大西北之门户为我控制，进退自如。让甄寿山率领西北民军向凤翔集结整顿，以便进窥宁夏，从事屯垦。让邓宝珊前往新疆(因邓曾在伊犁参加辛亥革命)，持昔年斯大林命加拉罕所赠之晋见信物——金怀表，以取苏联援助，解决武器弹药之来源，俾国际路线畅通无阻。”并曾告邓宝珊说：“西北全靠你。”后因陕西甄寿山之被杀而形势突变，新疆之行未果，邓亦将原表退回。
1930年，津、广党人共谋倒蒋，先生未参与，蛰伏山西太谷凤山佛寺中以读书自娱。常来往者有：李兴中、支应麟、马文彦、罗豁等。当年陕西灾荒年景，关中饿殍载道，哀鸿遍野，中外义赈会举办救灾施赈，先生亦多方联络，代民呼吁，而自愧无力，后经多方筹措，在家乡富平柏玉村赈济，全村每个人五元、儿童三元。虽系杯水车薪，然亦可见先生关怀乡里，解囊相助之义。
1931年“九一八”变作，先生慨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时冯玉祥将军住山西汾阳峪道河，常派代表支应麟来平遥，先生请支代邀冯共赴国难。后与冯、闫、赵(戴文)等在太原兰村会晤，旋即与冯各带随员同乘专车出娘子关经丰台、转津浦线至济南。韩复榘殷勤款待，稍停，复乘专车进京。时虽南北缓和，而和战之见分岐，后竟至坐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于不顾，急忙迁都洛阳。在洛阳西宫召开会议，演出一幕汪精卫策划选举蒋介石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丑剧。刘允丞在会上愤慨地说：“要想让我投票选蒋介石当委员长，除非叫他自己来，跪在大家面前发誓，从此以后以人民为主人，他做仆人，并保证坚决抗日。否则，他不能当委员长，我也绝不选他。”接着一位姓王的发言，激昂质问：上海抗战，长城抗战，为什么不支援等话。话未完急得刘峙大吵大闹。
1932年返郑，曾参与新乡(华北办事处)救亡活动，继而联络300多人成立了“华北救亡会”，因忤蒋介石意，被迫解散，以其有呼应上海十九路军、长城二十九军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嫌，而几遭不测。刘允丞爱国大志未伸，悲愤赋诗《忆南京》一首：“伦荒不与大夫俦，时梦秦淮月夜舟，此日蒋山头上望，六朝滚滚赋东流。”
1933年，先生以国民政府委员带随员谭超一、杨大乾、杨可均、柯善骥等多人入内蒙，东起察哈尔，西至宁夏，遍历各盟旗。对于山川形势，天象气候，兵要地理，历史事迹，民情风俗，种族关系，群众疾苦，均有采录，汇编成册，约30万言，提供国家经营内蒙、备战抗日的可靠参考。刘允丞考察内蒙归来，住郑州关中里寓所，在门额上自题：“非吏非隐居”。足见鄙弃名位而又反对消极隐逸，素以平民自视的坦荡胸怀。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在一次会议上公然辱骂西北人民为野蛮未开化之人，要给“陕”字加“犬”旁。刘允丞闻知戴将去西北，即以“陕西难民同乡”名义草拟一书，从“陕”字可否加“犬”旁作了透辟驳斥，进而对戴季陶的劣迹作了无情揭露，书写印制了很多份，交由任启明专程从郑州送陕西，并嘱任过陕州后，每站下车寄陕西各机关团体学校若干份。这对1933年杨虎城部队、西安学生和工农商各界痛打戴季陶，并推倒烧毁其小卧车的群众怒潮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1934年，刘允丞二次复入蒙旗，偏重调查实业，其目的在唤起工农民众，巩固西北堡垒。他在1935年9月19日致华侨名流林义顺的信中说：“弟自西北归来，瞬经半载，国事轗轲，感愤何既，窃思四省沦亡，华北危殆，惟有西北较远处从实业方面着手，建立坚固之堡垒，以为它日民族复兴基础。年来奔走西北各地者，盖为此也。去冬自宁夏东旋，道经张垣，适逢察东时局紧张之际，民情激昂，将士愤怒，一经抵抗，敌竟不敢轻犯。可见国土丧失，不战之罪也。孱弱之躯，时为病累，抵平后，即入医院，诊察结果尚佳，乃以诸事麇集，旋又来郑处理。不幸河北事件相继发生，全国为之动摇，我方一再退让，遂暂告平息。然危机犹伏，时有爆发之虑。……”先生主张“一兵工农”，即兵工农结合一致。服膺颜习斋兵农合一学说，承孙中山工农政策，使兵工农合一，战时皆兵，平时亦工亦农。先生常讲：“中国之大后方，应在西北，而不在东南。”他在1935年7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中法越专约已签字，今日宣布。若政府偏居西南，应赶修八莫至昆明间铁路，以求接济，此南政府也。北人必不能随之南迁，应与俄合，以立北政府。合俄则须信共产主义。人谓共产党杀人放火，试观今日政府，主政以来，水旱、瘟疫各灾，死者累累，不知赡恤，伤亡之数，几至五、六百万，而兵争不与焉。共产党决不如此惨毒也。况革命无不流血者。果俄国不为新帝国主义，与之携手可也。追从之亦可也。予谓：兵家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外交策略非至运用机轴时，虽至亲不可轻易言之。”
1936年，寓居三原北城，除读书外，常约三原老友郭自兴、刘乐山、胡景瑗、房仙洲、张愚生、伍五斋等慨谈国难，冬春围猎，借以勘察地形，锻炼身体，准备应变保家卫国。西安事变，杨虎城将军以归三原东里堡探母为名，来访先生，有所咨询。刘允丞先生说：“既絷之，必杀之，以谢国人。”又说：“有君如无君，无君为有君。”后中共代表团提出，迫蒋答应抗战即可和平解决，先生深感钦佩。又闻张学良亲送蒋回南京，长叹而赋打油诗一首：“陇海通车邮，闻之喜悠悠。往事何堪说，人间有阳秋。纸糊面自厚，铁打肠亦柔。千载一转瞬，得失任取求。”并语人曰：“必以败盟而告终。”
1937年1月，南京当局和友好迭电敦促，始赴南京，后寓居上海爱美虞限路，钻研时事。5月31日记者访问，“问：陕西北山红军如何结束？东北日伪西进如何应付？答：予谓均非所急，众人仰望者，惟视蒋介石主张以为趋问。实际蒋介石专候与英国交涉借款成功耳，即日本亦视英国定议而动，不惟不敢加兵于俄，亦不敢加兵于中国。北山红军，日本无权过问也。可惜连年用兵，专取打伐，以和缓日本。今因西安事变，容共抗日，而日反无言。可知东四省之失为白送，江西用兵至于陕甘为徒劳，畏日本以贻误国者，可以省矣！”由此可窥爱国忧时，联俄联共，坚持抗日之政见。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炳南持杨虎城从旧金山来电，嘱转商诸友好，要求归国请缨杀敌。刘允丞告王转杨：既然归国，何必出国？相隔数日，能见容取信于人乎？劝其抑情周览，增进知识，国家多难，必待起用。然后奋志疆场，未为晚也。此可知先生待人之真挚诚恳。
8月7日致函闫锡山强调三件事：“一、近日平、津陷落，恢复以前，用全力固守平汉、平浦两路。敌将乘其有备，大举攻察绥。察绥若破，敌则长驱而进，断绝我与俄国往来。此等封锁较海面尤为坚固，故须坚决主张联俄。欲联俄，必先死守察绥。察绥乃二虎争食之所；二、民众无组织，人心易于动摇。战前、战中所苦者民，战后弃民不顾，其民更苦。被弃之民，弱者填沟壑，强者流为汉奸。必须先组织民众，民之在我者，整齐步伐，以壮军容。在敌者，潜形勾引，令敌内溃内防，以分敌之兵力；三、当组织临时发动机关，主持运用连合，其义在民族救亡，故不为一党或地域所限，包括华北七八省，西通新疆与俄相接连，内中民族问题亦属之。”
8月25日致函傅作义将军：“……溯至去岁绥东抗战胜利以来，全国人士乃有中华民族不可轻侮之转变。现时举国团结一致抗敌，故察绥不惟为国防前线之要冲，更为国际路线之枢纽。守土卫国其功岂在一隅！今者人人争以金银饰物贡献国家，守中愧无所有，昔年俄大使加拉罕以国家名义所赠金表，自中俄断交以后，存置箧中，已过十年，今谨以奉呈左右，区区微物，或有助于将来，聊寄深情，何敢自比于救助国家也。”
同年“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先生感慨万端，在日记中写道：“按今日为‘九·一八’者，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倭寇占我沈阳之日也。今竟六年不能恢复，而寇患日益加深。两月以来，天津、北平、宣化、张垣、大同相继陷落，沪战愈月，日夜从血泊中争尺寸地，亦云烈矣！然六年血账至今未结，功过岂不分明哉！追思‘九·一八’之祸起于民国十九年蒋、冯、闫中原大战。大战之起，由于编遣不公，其功过可知者一也。张学良父子，世居东北三省，虽不为人所重视，然以土著之资，颇显声威。故学良于其父作霖死后，犹能内外辑睦，乃不自安，寻衅于俄而惨败于俄。闻嗾之者王正廷，不知王正廷又为何人所嗾。其功过可知者二也。中原大战相持之际，蒋力已竭，闫、冯亦无力进展，三家分遣代表求援于张，张利用美女重金以从蒋，遂得开府北平，绾毂黄河以北各省，豫皖则有名无实，晋鲁则彼此利用。陕西之杨虎城新受蒋氏卵翼，扩张势力于甘凉，浸浸有得陇望蜀之想。张之根本仍不出东三省，尽人而皆知之矣。张从此舍本不图，蒋亦幸其远离巢穴，易入牢笼，且深悉其有郭松龄、杨雨亭旧部潜藏其后，是以兵无定帅，民无定志，日寇仅以百余人扰乱沈阳，驱昔日所谓马贼、所谓胡子军者，如驱绵羊。警报至北平，张正观剧，部下不敢禀闻，及知之后犹曰：‘何必大惊小怪，严守和平，勿与冲突’。后电达南京，南京告以退让，听候国联会议处理。至今张、蒋互相诿过，犹在于此。其功过可知者三也。东三省坐视沦没，以后锦州尚有重兵驻守，倭向张交涉，请其让出，此局一成，誓不再往西进跬步。蒋亦以其言可信，令张受之。予此时将南下应付国难，与冯焕章、闫百川、赵次龙会于太原兰村，提请中央以十万大军死守锦州。初不与通过，及通过又延不实行。日寇喘息少定，一鼓而下热河，以成今日危局，其功过可知者四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不与增援，而又加以掣肘，虽三尺童子亦能言之，而立朝堂者不敢公言，遂有淞沪协定，其功过可知者五也。长城抗战，杂军义勇队不下二十万人，予与张溥泉、丁鼎丞亦由华北组织民众以为协助，蒋亦从庐山北上至石家庄，各省疆吏纷集，群情愤激，莫不欲甘心张学良以谢国人者，蒋从众议，易以何应钦。声言收复四省，饷糈械弹一无准备，阳曰挺进，阴实抑制，它不必论，杨杰为中央大员，督师密云，关麟征为中央直属部队之师长，特派出征古北口，均遭撤责。于是而有塘沽协定，其功过可知者六也。冯焕章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已攻下多伦，谋窥视热河，何用间谍宵小百计破坏，使冯潦倒于泰山下者数年，其功过可知者七也。北方既入掌握，卑礼厚币延段祺瑞入都以定通车通邮之策，日寇所谓五条件者也。流血革命党军，政府不敢公行，而凭北洋亲日首脑之言，憨然行之，其功过可知者八也。何梅协定，断送北方殆尽，人于溥仪之傀儡国，殷汝耕之伪组织，俱不暇追求，惟罪何以画河为守兼及于汪精卫，予又与张溥泉率北人流寓南京者三数百人，创立华北救亡会，较前此之新乡华北办事处为更进一步之督促。蒋令汪，汪令宪兵司令谷正伦解散，且欲横加逮捕。予面诘汪，汪引蒋以为重，曰：“蒋先生谓未亡何以言救？予谓既亡则不及救矣！以后宋哲元代何收拾北方残局，以至卢沟桥战起，平津失守，虽耻辱百端，而矛盾之迹远伏于汪黄(郛)，饵曰，蒋何撤兵弃地以启戎心，其功过可知者九也。国难六年，剿共已占五年，以抗日之兵力、财力，销灼于内，惟求取信于英、美、日、德、法，意与我不相为谋之国。壮士之血略尽，叔伯之耳无闻。幸张学良翻然改图，联杨虎城，与红军提携，劫持首领，发动抗日，以成今日之全面抗战。自南阻北，日死于敌人炮火之下者，千余人或数千人。近见抗敌会宣传委员会发动之精神国防运动大纲，谓我们只有一个主义，曰三民主义；我们只有一个政府，曰国民政府；我们只有一个领袖，曰蒋委员长；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曰日本军阀。言之诚是也。然政府主席为林子超，林应居于领袖，而蒋介石好高务大，自称领袖，六年血账应结于蒋氏一人。书曰：“一人有庆，万国赖之。其功过可知者十也。”
1938年初冬，日寇攻陷广州、武汉，当局拟放弃关中而苟安陕南与四川，刘允丞先生致函阻止曰：“不守河东则关中不固。无关中不惟无壮丁，亦且失饷粮矣！四川虽称天府，如精金外漏、不能一朝有也。”并与张溥泉等联袂赴重庆，多方指陈国策之失，遂促使蒋介石、白崇禧在武功农学院大招文武会议，方有坚守陕西以安北方之决议。
1939年元旦，在重庆参加陕西会馆团拜时，先生大讲秦人以往光辉盛德，并说：“予北人也，不忍北人之水深火热，将归而与共危亡。然其时荆、襄、南阳同罹敌锋，夫地理之势，随山川而东，此时北归，正中敌分我为华北、华南、华中之毒计矣！”乃与冯玉祥同乘轮船往来视察荆、宜，慰问刘汝明、冯治安等部将士以鼓舞斗志。复经长江三峡，闻豫郑大捷。5月3日回重庆约一时许，即遭敌机轰炸，宿舍被毁，数人掩覆，即赴成都。1940年10月16日离渝飞陕。在西安曾往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林伯渠会晤密谈，不久即返三原寓所。
1941年春，在三原北城，除连日检阅各军步骑兵部队外，还邀归侣：胡景瑗、薛鸿哉、温怀强、张明轩、伍五斋等多人及乡曲健儿，以聚猎为名，进行现地勘察。并与胡景瑗、冯子明、杨瑞轩、李虎臣、薛鸿哉等国民二军时诸将领约定，倘日寇犯陕，当即分路起兵卫国保乡，痛击日寇。并向省政府推荐关中十县县长人选，俟日寇进陕则由各县长率民抗战。还在百忙中不断学习，抽演《四史》，温习《左传》，经王子元(西北农学院创建人)介绍，听取三原东关教会英国牧师乔惠济来讲欧洲史地、民族、殖民与两次欧战经过实况。著有：《郡国志补注》、《明邢玠征倭考》、《说文补注》、《水浒读后记》及《六十自叙》，并以函电与面谈指导各主要战场。积劳成疾，胃病三天，医治无效，于1941年10月23日晨寿终三原寓所，享年6l岁。临终还电示高桂滋将军作战方略，数日后高桂滋等将军在灵前纷纷报捷祭奠。国葬于陕西华阴烈士陵园。大量书籍、文物、日记、祭文悼词以及函电底稿，全部捐献国家，至今珍藏在甘肃省图书馆东楼。
附 录：
刘允丞先生之碑
(巢县冯玉祥敬撰并书)
先生姓刘氏，讳守中，字允丞。世籍陕西富平县。曾祖大贤妣氏马。祖世保，妣氏李。父德智，字仲贞。妣氏韩。仲贞公受业于三原贺复斋先生之门，经明行修，一时称许。有子五，先生其第三也，早岁肄业清麓书院，为复斋先生再传弟子。性刚毅，貌清癯，器宇深沉，研求义理之学，崇尚气节，敦厉品行，识者多以远大期之，而先生亦慨然有济世匡时之志。适值清季，愤国是日非，外患益甚，遂结纳豪俊，如井勿幕、郭希仁、曹寅侯、李岐山诸先烈，先后入同盟会共誓革命。辛亥武昌起义，辄首先响应参与军幕，转战于各地，居中筹画之计为多。迨共和告成，陕局甫定，井勿幕、曹寅侯皆迫于不得已解兵柄而去，先生以事不可为，亦翩然远举，潜迹燕京。无何，袁氏窃号，海内骚然，当时陕西督军袁党也。先生散家财以结客，与胡景翼、岳维峻、董振五、邓宝珊诸公谋在三原共图义举。事泄，因之殉难者王绍文等二十余人，先生愈愤，奔走号呼，所在义军蜂起，关中大震，卒使陕督不安其位以去。旋护法之役，先生复促张义安、董振五、邓宝珊辈发难三原，号靖国军。遥尊广东护法政府，以为声援。推胡景翼为之主，井勿幕佐之，分道进兵，声势张甚。不幸张义安战殁于户县；井勿幕遇害于兴平；而胡公景翼亦被诱执，囚而不放；先生虽历尽艰苦，终能化险为夷。而同志丧亡，私心痛之。嗣曹氏当国，政以贿成，天下岌岌，复将大乱。时玉祥驻节燕蓟，惄然以忧。赖先生为笠生代表，因与孙禹行二公谋议，始得树立国民军旗帜，一举而扫荡以尽焉。溯自辛亥以来，神奸钜蠹，曾出不穷，革命之事，亦屡起屡仆。先生几无谋不与，无役不从，其有功于国民革命．顾不大哉。民国二十年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二十五年复被推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翊赞枢机，优游论道，老成硕望，海内尊崇。而先生之谋国忧民，犹始终如一日，曾两入蒙古，遍历盟旗各地，于山川形势，民间利病，以及物产之所宜，凡关于国防民生者，无不周谘博访，钜细靡遗。迨倭寇之侵入中原也，或视察黄河沿岸，或巡历荆宜、三峡，抑或慰劳将士，亲出入于疆场，仆仆道途，不避艰险。当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之际，先生则倡言关中不可轻弃。谓不守河东则关中不固，无关中不惟无兵可征，抑且无饷可筹。四川虽号称天府，然局促一隅，不足以图恢复也，因向中枢直陈得失，辄被采纳。乃天不慭遗，竟以积劳过剧，于民国三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因病逝世，享寿六十有一。呜呼悲哉！先生性慷慨，好游侠。平居读史，常慕季布、侯嬴之为人。故喜交纳，能折节下士，往往得一英才，数语激发，辄使其振奋自图，蔚为国器。其于故旧，尤为笃念，曾倡议设立陕西革命先烈崇祀抚恤委员会，及陕西革命先烈华麓祠墓造林董事会，风义之高，有如此者。晚年精研小学，讲求历史地理，尤好谈兵法，酷嗜孙子十三篇，多能阐其奥义。至政治主张，就其常以告人者，则曰：“一兵工农”。一兵工农者，即兵工农合一之谓。盖先生素服膺博野颜习斋先生兵农合一之说，亦即承先总理农工政策之精神也。辞曰：华岳钟灵，笃降忠贞。崛起革命，义不顾生。无役不与，有志竟成。照人肝胆，节似冰清。谋国谠论，树厥风声。功赞枢要，望系舆情。忝余为友，相见以诚。岂惟道合，抑且心倾。追念曩昔，撮述生平。庶几亮节，永作典型。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长安孙应福刻石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陕西民国人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