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鼎事略
韩维墉 刘安国
李元鼎，字子彝，一字子逸。1879年1月16日生于陕西省蒲城县西南乡之荆姚镇。
李子逸少年丧父，由其祖父、清汉中府学教授李云萼教养成人。云萼先生立身行事，颇严义利之辨，慎出处之节。以故李子逸一生，在辞受取与之间，一毫不苟。
李子逸补县生员后，选入三原宏道书院肄业。后又经陕西当局选派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当庚子后，外患侵凌，国耻日深，富强之说，腾于朝野，学生尤为激昂愤慨。东京留学生纷纷组织或参加革命团体。李子逸先行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继又参加了东京陕西留学生创办的《夏声》杂志社的工作，并被选为该社负责人之一。《夏声》为当时西北鼓吹革命的有力刊物。他不时以“礨空”笔名发表文章，抨击清朝政府，宣传民族革命。
辛亥前，李子逸由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到陕西，任教于西安府实业中学。同时，担任陕西省谘议局秘书长。在此期间，他经常与郭希仁议长、李桐轩、井岳秀诸议员，及实业中学校长张渊(深如)、教员杨铭源(西堂)、职员刘守中(允臣)等人密谋策划革命工作，并设计创造了“通讯横斜格”与“纵横连系法”，用之于秘密通讯，西北党人所谋从无败露。
1910年清政府下诏增征田赋税银，舆论哗然。李子逸在谘议局力主豁免。他根据满清入主中国后“永不加赋”的祖制，以及“如果任意在田斌上增派税银，皇上死后不得入太庙”的规定，据理力争，迫使清朝政府传旨取消增税。
1911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日)，陕西响应武昌革命举行起义。李子逸即参加以张凤翙为首的秦陇复汉军政府工作，文告教令多出其手。民国建元，被委为陕西教育司司长。在任创办“三秦公学”，并选派东、西洋留学生百余人。后又在同州(大荔)创办了第二师范、在凤翔创办了第二中学。
袁氏窃国，洪宪乱萌，陆建章以袁的亲信督陕，残酷镇压革命，杀害党人张深如、王韶文等十八烈士，李子逸乃愤然去职，漫游故都，考古揽胜。归来闭门读书，并以吟咏自诲。同时鉴于党人在白色恐怖下有分歧趋向。乃与宋元恺(相臣)、樊毓秀(灵山)、郭希仁等组织“乐群学社”，联合同道，积蓄力量，以图后效。
李子逸在1914年卸任教育司司长后，经费节余白银三千两。秘书常某循旧例建议：以一半留司长，其余由秘书、科长平均分配，当遭李子逸严词拒绝，令之如数上缴。
1917年陈树藩攫取陕西督军兼省长后，背叛革命，倒行逆施，先后屠杀革命党人李歧山、康毅如等。李子逸乃微服潜渡渭河，奔赴三原，参加了以于右任为首的陕西靖国军，任总司令部秘书长，从事“护法倒陈”运动。1921年靖国军解体，杨虎城不愿受北洋军阀政府的改编，移兵武功继续抵抗。李子逸随于右任至凤翔运筹赞襄。旋因局势日非，杨虎城率部撤退至陕北依井岳秀，于右任亦经甘转川回上海。李子逸在陇南与于相失，只得折回西安。当局延聘不出，乃执教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私立民立中学，任国文教员。
1926年春，国民第三师师长杨虎城以器械不良、训练欠佳之师，抗拒了十倍与已的镇嵩军，坚守西安八个月，保障了西北，策应了北伐军事，其功固不可灭。但随时坚定杨的信心，鼓舞士气，李子逸亦与有力。杨与李有同乡之谊，素佩李之为人，他们在三原、耀县、武功等地又有长时期的同事关系，相知较深，故当杨在围城中遇到难题，辄趋李问计，李为之分析时局，并举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事例为证，勉其坚定信心，加强团结。围城其间，各校经费来源断绝，对教员经常是欠薪不发。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王子年体念李子逸家中人口众多，生活困难，送去银币30元。李询问来人是否全体教职员都有份，当他知道对自己是特殊照顾时，即时交其带回。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于右任邀李子逸南游，李在遍历苏杭等地名胜古迹后，先后被聘为南京中学国文教员，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后相继任审计部副部长、监察委员、审计部部长等职。1935年辞职回陕。
李子逸在主持审计部工作期间，南京政府中有人向蒋介石献策：军费开支庞大，何必一定要审计部过问，徒滋干扰。建议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设立第三厅(审计厅)，主管其事。该厅成立伊始，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谘审汁部，交审计部照发支付命令。当时蒋介石的命令，全国上下均以为神圣不可侵犯，审计部大小官员均主张照办，连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主意不定，唯独李逸之力排众议，刚正不阿。他的理由是：审计部行使审计职权，是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连国民政府主席的账项都可检查，凡对不符合开支规定者，有权停签支付命令。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审核权理应在审计部职权范围之内。如果认为不妥，可由中央政治会议先行修改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将军事委员会另行独立方可，否则是不能同意的。并即以此理由咨复了军事委员会。次日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刘厅长亲到审计部表示歉意，并愿撤消原件。临走时还一再说：“此事万万不可让委员长知道。”
1933年于右任为了推行监察、审计制度，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察、审计分支机构。当时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在他的指示下，国民政府财政部拟订了一个有关财政预算的规定：新预算大于旧预算者，按照旧的执行；新预算小于旧预算者，按照新的执行；未列入预算者严禁开支。这样，各地监察署和审计处的增设经费，当然就成了问题。后经提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研究，李子逸以审计部长身份到席。会议主持者孔祥熙要求大家对此发表意见，李子逸慷慨陈词：设立监察、审计分支机构，有其特殊需要，应与其他新设机构区别对待。如果监察、审计职权能真正发挥作用，每年不但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不必要的开支，同时在整饬吏治方面，将能收到不可估量的效果。他并提出国民政府洛字第13号有关财政方面的“国难期间各方面的开支以八成执行，国难以后不予补发”的命令。愤怒地指出：同属国民政府隶属下的机构，事实上两样待遇。没有收入的如审计、教育等部，只能按命令执行，相反有收入的如铁道、交通等部，非但不执行命令，更有每月以十二成支付职工薪给者，年终还有发放双薪的。这能说是为国家节省开支吗？由于他的据理力争，终于通过了监察院、审计部提出的设立分支机构的新预算。事后上海某小报曾以“李部长在中政会上摔破火柴匣声震屋瓦，获得新预算的通过”作了报道。
1934年，审计部总务处出售了历年积存的汽油桶、废报纸和其他物件，得款约两万元。总务科长认为此款在预算之外，建议科长以上人员分润。李子逸听后大为不满，对其严加申斥。他说：“审计机关的人员私分国家财产，与理与法均属难容，己身不正焉能正人！”后即令以此款购置了汽车，供职工外出办公及上下班乘坐。
1935年4、5月间，蒋介石派其侍从室人员给李子逸送来五十万元的支票，此举无非是想把李拉下水，使其在他非法的财政开支中给以方便。李子逸洞烛其奸，认为南京是不能再留了，就一面派人将支票送还侍从室，一面向于右任递了辞呈，随即携眷回到陕西。从此与南京政府脱离了关系。
1937年抗战军兴，国民党号召共赴国难，并标榜民主，遂设立了国民参政会，躬请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李子逸被遴选为第一、二、三届参政员。1940年元月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团长，团员有卢冀野、梁漱冥等十余人，李率该团遍历山西、河南、湖北等省抗日前线和广大后方，回重庆后写出了反映闫锡山、汤恩伯、胡宗南等消极抗战及人民生活疾苦的真实报告。但报告送出后石沉大海，而中共方面却将全文登载于《新华日报》上。李子逸在参加了第三届参政会后即又回到陕西。
抗战期间，各省也成立了参议会，李子逸在各方敦促下，于1942年出任陕西省第三届参议会议长，1943年连任。在任期，他领导参议员为减轻全省群众负担，与省当局及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斗争。特别对征购军粮和田赋改征实物等问题，每次向上反映，甚至在蒋介石来陕时，又向其陈告军食与民食并重之说。虽面承嘉纳，但难见诸实施。他历年奔走呼吁，声嘶力竭，中怀郁愤，不可告语，临终仍以使陕西人民负担未获减轻为念。
时西安东关“八仙庵”东侧空地，群众挖出窖金一箱，经层层上报转手分接，一箱变成半箱，舆论大哗，省主席熊斌为熄灭众怒，将余金铸成金牌，交商会出售，以其所得，建筑一个“中正堂”，以敷衍了事。李子逸和省参议会议员，曾为此召开秘密会议，酝酿弹劾。熊斌闻知，派李之亲戚某人前去劝说行贿，该人由于素惮李之为人正直严峻，几经宅门而不敢入。不久熊斌调离，此事也不了了之。
杨虎城将军请缨抗敌而遭蒋介石禁锢后，其太夫人于1943年病逝，李子逸担着极大风险，慨然出面经纪，并自任“题主”，其风仪为时景仰。
李子逸文喜桐城，诗崇简斋，他教读语文时，必兼教《说文解字》和文法，以《马氏文通》为教材，对照日文、英文讲解，使学生触类旁通，当谓陕西人能懂文法者，只有他与景岩征(名志傅，日本早稻田毕业，解放后任陕西省教育厅长)二人。语文之外，并要求学生习大字，而又必须写《龙门二十品》，故其门下者多能文兼书。
李子逸为人光明磊落，心直口快，无私无畏，故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平生曾为靖国军名将董振五和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撰纪念碑，并为李仲特、王典章等人撰墓志。文笔古朴犀利，为世传诵。集诗约五千余首，类多伤时纪事之作，惜未印出流传。
李子逸于1944年病故于蒲城县荆姚镇旧宅，终年65岁。当其弥留之际，曾口占一联：“一事无成胡遽死，百年如寄自当归”。表达了他壮心未已，然犹视死如归之旷达襟怀。其好友于佑任、茹欲立(卓亭)曾各挽一联。于联为：“天留议席先生老，泪湿关门后死难。”茹联为：“一往有深情，论文自愧非敌手；卅载交游衍，感旧多愧不识音。”尤见推崇。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陕西民国人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