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筱余传略
高又明
柏惠民，字筱余，一字效愚，以字行。生于1888年5月12日(清光绪十四年四月二日)，世居陕西省泾阳县桥底镇柏家村。其父名柏森，字子余，是清朝的贡生，中书科中书。柏家在陕、甘、川、鄂、沪等地都设有商号和钱庄，经营药材和绸缎等，是陕西有名的巨富。筱余7岁时，子余公即不惜优礼重金为其延聘名宿马养之、柏厚甫等人为师，教诲启蒙。及长，筱余除读经书外，尤好阅报章，与同里姚文山、高又明等相友善、过从甚密，常讨论古今兴废暨中外时事，遂立修齐治平之志。1904年，入原工业学堂学习。由于该校的前身是宏道书院，所以师生的维新思想和排满情绪较浓，加之先生们采用了资产阶级的新课程，这就尽扫旧书院的积习，使柏筱余在思想上起了新的变化。
1908年(宣统元年)，柏筱余经高又明介绍加入同盟会。此时，在陕同志不满百人，且多是文士，他们虽有爱国之心，但究未能执戈起事。筱余对此深以为虑，认为常此空谈，只能是误身误国。加之当时同盟总会在海外，内地又无统一组织，所以即与高又明商议，由纪时若、张立卿、王治平、纪子文等主持，在三原设立“勤公社”，由沪购买书报，分发渭北各县，以联络学校师生感情，扩大宣传。
1910年春，井勿幕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再次返陕策动革命，与筱余会晤于柏氏花园之水榭亭，同耀县宋向辰泾阳高又明等十余人召开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草拟了具体规划，修订了章程，确定了通讯方法和秘密术语，还编写了革命歌谣。时经二十余日，对各项活动都做了周密安排。柏氏花园会议，是陕西辛亥革命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会议。筱余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不仅极尽东道之谊，而且意气风发，信心益坚，取得了与会同志的信任与拥护。筱余和井勿幕、宋向辰、邹子良一起，被推为同盟会渭北会务总负责人，总揆一切事务，相机指导各县同志努力进行革命工作。此时，三原有张警吾、蒲城有寇胜浮、富平有焦子静、泾阳有王菩僧、乾州有吴希真、礼泉有罗少鸿、户县有崔宝航、兴平有张复堂、武功有张仲良、白水有曹俊夫等人积极参加各县分会工作，会员达千人以上。虽然革命声势日大，但缺乏军事力量，筱余遂与西安郭希仁、张赞元、李桐轩等取得联系、复开会研究决定：西安同志联络新军，渭北同志联络刀客，建立革命组织，抗拒清朝政府。在此期间所需经费，大都由筱余出家资以促成。他首先出银5000两，罗少鸿出麦200石，交由井勿幕、邹子良等在马栏开设铁矿一处，冶炼制造手榴弹，并作为省内外同盟会员联络之据点。是年夏，为了能自制子弹，筱余复出银5000两，公推张奚若赴上海购买造子弹所用器材，后因沿途搜查，运输不便，乃改买炸药和宣传书籍多箱。秋，筱余及“勤公社”诸人与西安方面联络，在大雁塔开一秘密会议，拟定在三原腊八会之期举义。惟此时，会员中分为急进和缓进两派，各据理以争，相持不决。加之此时会务难进，清吏疑忌日深，筱余甚感不安，一日在花园与会员会晤时，感慨执笔漫书：“伏剑独立感慨多，吾侪壮志共消磨，赴汤蹈火男儿事，不取自由奈时何。”书毕仰面卧床不语。与会好友问何以如此激愤？筱余苦笑不答。其友拈笔送诗安慰筱余：“人定胜天在琢磨，通盘筹划妙机多，鲁阳挽日寻常事，莫向夕辉唤奈何”。不久，总会要在广州发动起义，派刘一峰(熊克武)等来陕策动响应。此事被清政府侦知，当时的陕甘两省都督升允，借口来三原视察，一面暗示筱余舅兄胡平甫(时掌教三原宏道学堂)说服筱余“改邪慎行”，一面布置侦察监视。筱余为避免不测，决心挟资出游，以观察大局，联络同志。时近年终，柏家各地商号管家聚集清帐，听说筱余又要取巨资外出，均不赞许，遂推举三位年高者向筱余进言：“资东近两年来用项太多，每每千金顷刻而尽，今闻又要挟巨资出游，故为资东忧虑。”筱余见众所言，均出至诚，便回答说：“诸君美意良言，我已心领。祖宗几世创业不易，各位多年苦心经营之难，我岂能忘。只是今昔时代不同，若纯以先训，施舍为善，则无补时艰。请诸君相信，我决不作不肖之人，望看以后事实，以代我言！”大家虽不甚明其中道理，但看筱余言谈诚恳，遂答应各负其责，让他放心外出。
1911年2月，筱余偕同高又明、王悟尘、王麟编等赴沪，沿途观光访古，默察形势。途经洛阳时，见当地马刀精良，轻而锋利，便以提倡武术健身为名，订购马刀、长矛各一千件，来复铳百余枝，分批运回陕西，密存于三原耀州等处。后来井勿幕领导的渭北民军起义，多数用的就是这批武器。3月，途经汉口，长江中部同盟会负责人谭人凤特派旦宅晹、吴礼仓来汉口接待，并进行机密商谈。当时因有运动张勋卫队营的任务，营长任庭耀又正好是陕西人 就嘱意筱余以乡谊联络，以便进一步开展工作。为此筱余等在汉口逗留月余始赴沪。
1911年4月，筱余一行到达上海后，筱余即捐银8000两支持于右任主持的民主报馆开展业务。当时，宋教仁、于右任、陈英士、谭人凤诸人主持总会工作，筱余尤为宋、谭以器重。他除赞襄党务之外，还常虑陕西军火运入不便之事，便嘱高又明继续精研制造炸弹、炸药之学。一日，他与陈英士相晤，即拿出银万两捐助革命，以支持总会工作，并说：“这是我这次远游的志向！”此时，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殉国，同盟会员中来上海者日多，一切大事多由民主报暨飞霞路总会负责安置招待。虽然广州起义失败，但民情激昂，青年学生纷纷退学各回本省推动革命。筱余则每日招待陕、甘、川等各地欲返籍之学生，如无路费，即酌情资助，使其顺利归里以推进工作，并联合青、宁、陕、甘、豫五省在沪同志，组织同乡会予以声援。筱余又与赵菊樵、励树雄、徐朗西等组织“平民救济会”，提倡工人储蓄，用以救急。因筱余竭尽全力办党务，热心社会事业，孙中山先生给了高度评价，亲书“博爱”二字赠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陕西急起响应，旋成立陕西军政府。时战事更加激烈，西路礼泉失守，东路潼关告急，在清军的东西夹攻之下，民军枪械弹药严重不足，乃电沪告急。筱余闻讯，急请于右任介绍，慨然以他的家产做抵押，向上海洋商购买步枪万余支，大炮四门、子弹数万发，运至陕西，使陕西民军士气大振，危机得以解除。此项款约银13万两，后虽由军政府如数支付，但在革命紧急关头，筱余毅然以家产作质，其豪侠气概，实属难能可贵，此举当时即为众人所称颂。
1912年冬，筱余在家信催促之下，整装返陕，到家之后，才知家道有变，景象大非昔比，甘、陕十六、七处商号均已倒闭；汉口商号所存货物一炬无余；上海则负巨债等其归里偿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为他发愁，而筱余却说：“我还有四川商号，可资复兴。只要国富民强，我一家虽穷犹胜于富。”所以，他处之坦然，仍以教育、提倡实业为已任。1913年春，惊耗忽至，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筱余闻讯，失声痛哭，他叹惜地说：“国家今后又要多事了。”从此忧愤成疾，时有言语错乱，遂足不出户。后改柏氏花园“水榭亭”为“隐忧亭”，以寓怀念宋教仁先生之意。
筱余不仅竭尽全力投身革命活动，而且对国家民族的公益事业也很热心，尤其对培养人材，更是十分重视。他认为设立学校是树人的基本，早年即在泾阳石桥镇设立惠民小学，在柏家村设立效愚女子小学校，免费供给学生书藉、用具、制服。并捐出一万两银作为泾阳县的教育基金。另又在三原设立两所学校，一为英、算专修学堂；一为女子小学堂。为此，当时泾阳县令蔡元儒、陕西巡抚曹仲铭分别赠以“文明先导”、“信古好礼”匾额，并专摺保奏清庭，奉旨戴蓝顶花翎，加封道员职衔。世人皆以此向筱余祝贺，而筱余则一笑置之。1910年陕西谘议局成立，筱余被选为议员。在该局举行开幕典礼时，西安府官吏传谕：议员必须站班侍奉。筱余则率先反时，他说：“我们代表民意，不是府僚属员，为什么要站班侍奉呢？”当即愤归。时泾河涨水成灾，筱余出银5000两以赈泾河沿岸之灾民。在沪时，闻安微沿江数十县尽成泽国，难民络绎于途，筱余又捐银3000两派人分途救济。由沪归陕后，由于时局动荡，商号倒闭，所留遗产，或被侵蚀，或被霸占，因而一厥不起，巨富之家一时变为清贫之户。复又旋遭荒年，周转不灵，欠三原忠信魁白银三万余两，无力归偿。忠信魁经理杨惠亭于1926年秋，勾结贿买当地驻军魏凤楼以“拉票子”的方式讨还债务，并串通三原县长马某将筱余逮捕入狱，镣铐具上，苦痛备尝。后经友人各方周旋，以物作价，始还清此债，于1927年出狱。筱余因在狱中受尽折磨，致使身瘦骨立，举步不能，手足麻木，病卧兴平。于右任曾亲往看望，但爱莫能助。杨虎城主陕时，迎筱余住西安，予以参议名义，月送俸薪，以维持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筱余在西安六谷庄居住，虽薪水淡薄，不以为苦。一日好友探视，见生活如此凄凉，忆昔感今，恻然泪下，而筱余安慰朋友说：“君不闻四野哀音，如此荒年，我苦点算什么！”好友则强颜笑谈，尽欢而去。友归，筱余则以手弹床，歌曰：“天地为庐舍，精神寄太虚，形迹虽潇条，吾乐一如昔。”他对抗日战争，尤为关切，每闻捷音，欣喜若狂；若闻失地，则拍案击床；目睹敌机横空，尤为激愤。一日邓宝珊、高又明等老友去看望筱余，他照常询问国家大事，对个人生活则避而不提。后由于病势日重，体质日衰，便于1937年返里静养，谁料到乡后，病情恶化，医药无效，不幸于1940年2月13日(民国29年1月6日)逝世，享年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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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高又明存录的有关柏筱余资料
民国36年12月30日，收到于右任先生书一小册，内首章载述柏君筱余生前事迹。又与余信一封，并叙其事，兹附录于后。信云：
“又明老弟同志……寄上《泾原故旧记》一本，有误处希指正为荷！小余兄之长处，至今犹念念不已也。专肃即颂时祺。
右任(印)
十二月三十日
其书《泾原故旧记》序文及柏君之记述，录如后：
余原籍泾阳，生于三原。始就傅泾阳北乡，十一岁复入三原读书，十八岁后往来泾阳原三大书院间(味经、崇实、宏道)。自髫年迄壮岁，一时志同道合之学友，以学问事功相砥砺者，多有所表见于世，其抑郁而死墓有宿草者，亦不胜其悲。天定胜人欤？吾知之矣，环境之造成也。以渐而群生感受也至酷。百余年来，吾国材智之士，力不能竟其业，学不能得其地，才不能致其用，穷苦困阨中道而仆者，乃社会之普遍现象，而北方尤甚。余之得友其人及身闻见其行事者，特千万分之一耳。昔在北京吊茹怀西诗“九原莫道人情薄，老友吞声送纸钱”，今之濡毫作记，亦吞声纸钱之意也。
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一日于右任记于成都西门处高埂子寓庐。
柏惠民，字筱余，泾阳西北乡人，自幼即豪放不羁。家素裕，闻余违难海上，有所作为，壮之，遂挟资往游，时方二十一岁，自云欲遍交天下豪杰。见余，助《民立报》八千金。晤陈英士，赠以万金。曰：“此余远游之志也。”民国成立，公绝口前事。其扶持同志之心，则始终如一。民国十五年，以商业上之牵连，被拘入狱。及释，已痴迷不省人事，长卧兴平县某宅中。十六年，余往视之，连呼其字，公似闻声而习翻身，瞪视复睡去。展转炕上十余年，忽于睡中长逝。时二十九年某月某日也。国民政府有令褒扬。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陕西民国人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