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贵事略
冯钧平
联合回汉 发动陕西起义
马玉贵(1885一1957)，字青山，湖北省谷城县城关人，回族，兄妹四人，青山行四，自幼家贫，3岁丧母，5岁丧父，随大哥马玉山生活。光绪末年，马玉贵因生活所迫，入伍为新军。几年后由湖北分到西安，任陕西新军混成协二标一营左队正目，后升为什长。
马玉贵从小就饱尝压迫剥削之苦，具有忧国反清的思想，在新军中，他参加了秘密反清组织哥老会。马玉贵为人豪爽正直，遇事沉着冷静，在士兵中享有威信，与张云山、万炳南诸人同为会党巨子。
光绪末年，西安有城关户24400余户，人口11万，其中有回民1万人。西安回民从事小商贩和出卖劳力者居多，他们长期以来受着清王朝的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与哥老会一样，有着共同的反清要求，是西安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反清力量。回民中有不少人加入了哥老会，马玉贵此时已是新军中哥老会的重要首领。结识了不少回民朋友，被视为西安回民反清活动的组织者与领导人。
陕西同盟会主要负责人看到马玉贵在新军与回民中的影响和号召力，即派钱定三、张聚庭、张仲仁等进行联络，不久马玉贵便加入了同盟会。
1910年7月9日，马玉贵参加了由新军、哥老会、同盟会三方首领在西安大雁塔举行的歃血结盟仪式，宣誓“同心同德，共同反清。”结盟者称作三十六弟兄，接受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想。马玉贵作为新军哥老会和西安回民的首领，参加大雁塔结盟会议，不仅加强了哥老会与同盟会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回、汉民族间的团结。
大雁塔结盟以后，陕西同盟会、新军、哥老会等方面加强合作、积极酝酿起义。马玉贵在新军、回民中多次进行动员组织工作，为新军与回民参加起义作好了准备。起义前夕，马玉贵与麦苋街回民杨三等人多方联系回民青年500余人，组成一个营，由小皮院回民邬登赢为营长，随时准备同革命军一起行动。
西安起义原计划在1911年10月6日行动，因准备不及向后推延。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西安的局势极为紧张。10月22日早上，同盟会、新军、哥老会三方首领在西安西郊林家坟树林中开会，参加会议的有30余人，马玉贵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公推张凤翙、钱鼎为首领，决定即日起义。会后，各首领立刻分头布署行动。马玉贵也及时把起义决定通知了新军中的“哥弟”和城内的回民。
起义的第一天，革命党人的行动十分顺利，而当第二天攻打满城时，起义军民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满城是西安城内之城，它的东、北两面借西安城墙为墙，西、南两面另筑有城墙，西安的旗兵及满族官员、眷属居住其中。10月24日黎明，起义军分西、南两路攻满城，城中的数千名旗兵拼死抵抗，直到午后三时，起义军还没有攻下一座城门。随同大统领张凤翙攻打南门的马玉贵，得知大、小差市之间有一小段城墙早年崩塌，后有人在此盖了私人住宅，遂令士兵把该房后墙挖开。此时，马玉贵、刘世杰血涌额头，目眦睛突，率先领兵冲进满城，扑向顽敌，展开了酷烈的巷战，为起义军拿下满城立下了战功。
攻下满城，标志着陕西起义的成功，在起义军全力攻打满城之际，城内一些散兵及无业游民趁火打劫，有的商号遭受劫掠。25日战事结束后，马玉贵、张云山等哥老会头目已有了自己的队伍，他们不时带队出巡，协助稽查处捕杀了个别坏人，经过一番镇慑，安定了省城人心，市面秩序恢复了正常。
深明大义 维护革命团结
西安起义时，由于同盟会人员较少，作战主要依靠的是新军中的哥老会成员。这时，新军中原有之组织、建制已荡然无存，而哥老会头目人的号召之力却大于革命组织，马玉贵、张云山、万炳南等人的“哥弟”，遍布新军之中。城内战事结束不久，起义中缴获的七、八千枝步枪，18门山炮和马匹等，几乎全被哥老会的几个头目获得。因此，他们自然地变成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万炳南、张云山等人，认为起义成功，西安已成为哥老会的天下，军政府的最高权力，应属于自己，因而就不顾大局，争着当首领、作大官。
10月25日，张凤翔、钱鼎、马玉贵、张云山、万炳南、刘世杰、马瑞堂等十余人，在军装局会议，着手正式成立陕西政府机构，定起义诸人名位，未有结果；26日，众人又在督练公所会议，万炳南要挟要作大统领，也有人提议举马玉贵为兵马元帅，意见分歧，不欢而散。同盟会与哥老会已有分裂之迹象。郭希仁当晚与马玉贵、张云山在军装局后门外磋商，告以和衷维持大局。马、张二人均慷慨答应。马玉贵且有既不为名，又不为利之恳切表示。10月27日会议前，哥老会的马玉贵、吴世昌、马瑞堂等人，特意先见万炳南，表示大家愿推他作副大统领。迫使万炳南同意作副职。一场争夺大统领的风波，在郭希仁、马玉贵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就算平息了。然而一波初平，一波又起，在大家协力解决万炳南争作大统领之际，张云山却因未定自己的名位而不满。令其“哥弟”揭起“洪汉”旗帜，大事招兵买马。这样，张云山、万炳南就与张凤翔领导的秦陇复汉军形成对抗局面。马玉贵以大局为重，积极与张凤翙等人合作，对有人举他为兵马元帅之事婉言推托，并推举张云山为兵马都督，以避免革命组织的分裂。在10月29日的大会上，正式宣布大统领为一正两副，下设兵马、粮饷、军令正副六都督。马玉贵被推举为秦陇复汉军总理粮饷兼管军务大都督。
陕西起义成功，本是同盟会与哥老会等各方联合之力。但会党中除马玉贵等人外，一般人以为纯系哥老会之功，认为起义成功乃会党出头之日，于是在省城及各县大肆扩大“码头”(哥老会秘密组织)，到处散发“票布”(哥老会秘密联系人之执据，即会员证)。哥老会头目马玉贵、刘世杰、马瑞堂诸人，主张取消。而张云山坚执不肯，他所发的告示，除盖有兵马都督关防外，还必须加盖“洪汉”之会党戳记。各“码头”在一些州县滋扰横行，干涉行政，这对起义之初的军事、政治形势极为不利。郭希仁、马玉贵、张玉衡等人多次劝阻无效。马玉贵和张云山在哥老全会虽“山堂”不同，但同为头目，加之俩人部下都有许多回族兵弁与朋友，因而私交甚好。在扩充还是取消各州县“码头”的问题上，俩人却多次发生冲突。有一次，马玉贵劝说张云山，张不听，马就强行将张云山所印的一大包“票布”携走，又和郭希仁等再次对张进行劝说，张云山才表示赞同，后即由马玉贵、张云山、刘世杰等六都督会衔出示布告，宣布取消各县“码头”，改办民团，受县官节制。从此才根除了“码头”之害。
秦陇复汉军设立了六都督后，大统领张凤翙的总司令部又下设军政部等八部，军政部部长由同盟会的党自新担任。军政部与六都督的职权有抵触，政令不一，双方时有摩擦。后马玉贵推举其副都督马瑞堂与陈树发为军政部副部长，协调军政部与六都督之间关系，从而使军政部的工作得以顺利推动。
马玉贵在不断维护同盟会与哥老会两组织团结的同时，还十分重视陕西回、汉民族间的团结。西安回民曾同革命军一起起义，攻打满城。复汉军政府的安民告示中也明确提出“汉回等人，一视同仁。”但有一些坏人却制造了“杀完旗人杀回回”“回回要造反”等离间回汉民关系的谣言，致使西安回民终日慌恐不安。这时，马玉贵以粮饷都督的名义，发布《严禁挑拨回汉关系告示》，指出：“此次兴兵举义，宗旨复汉灭清。回汉不分畛域，早经宣布分明。近有无赖之徒，竟敢捏造凭空。扬言回汉不合，是非播弄于中。……倘再造谣生事，拿获立正典刑。”马玉贵的禁令使坏人受到镇慑，回坊人心也逐渐安定。
1912年年初，袁世凯政府对陕西等起义的省份不放心，命令陕西迅速缩编军队。陕西当局仰承袁的旨意，于3月提前完成缩编。马玉贵、张云山皆为会党巨子，又同为复汉军六都督之一，征战有功，名位相当。且马玉贵一直为党、会团结奋力。然而军队缩编时宣布，张云山为第一镇统制，而马玉贵为第一镇第二协统领，屈居张之下。对此，马玉贵深明大义，毫无怨言，真正作到了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使誓言掷地有声。
忠于职守 保障军事供给
马玉贵被任命为秦陇复汉军总理粮饷都督后，立刻就履行其职责，加强了对接收旧藩库银两的管理和保护。他与军令都督刘世杰赴各起义军营房，令长官集合队伍，马玉贵逐个点名核实，每人发给现银八两，以作起义之奖赏。同时又按各营队的实际人数发给粮饷。兵马都督张云山因马玉贵赴各营队核实人数，他的部属未能及时领到粮饷，便立即叫骂起来。马玉贵秉公办事，不恂私情，他先让张云山打借条预支现银一万两，待点名结束后，再让其按实际人数补办手续。
就在起义军占领满城之际，由于个别营队纪律松驰，一些无业游民又来滋扰，使满城中的军械与财物损失较多。马玉贵立刻以粮饷都督的名义发布《严禁偷运满城草料和私藏军械告示》，接着又发布了《收缴枪械子弹告示》，这样，不仅使起义军补充了枪械弹药和粮草，而且也收缴了民间枪枝，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马玉贵曾多次与张云山等在省城中心的南院门登台演说，他们“不惜舌敝唇焦，反复开导。其要旨劝民速办民团，以资保卫，勿听谣言，以安生业。投营效力，以图自强。速交军械，以重军需，化分畛域，融合回汉。行用口票，维持市厘。听者如堵，无不拍掌欢迎。亦可谓心乎民者矣。”
陕西起义不久，逃往甘肃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带数十营清军进犯陕西，长武、彬县等地相继吃紧，张云山率秦陇复汉军进驻乾州防御敌军。马玉贵也来到乾州，他督促地方士绅办理粮台，征集车辆，指导征运军需粮饷。这不仅保证了冉店桥之役起义军枪弹粮草的供给，也为张云山数千将弁坚守乾州城数月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起义不到两个月，由于军需、民用的开支过大，原藩库的存银已拨用一空，加之各州县纷纷起义，全省的粮赋厘税也陷入停顿，一时财政粮饷发生恐慌。数万名将士前线用命，不可一日断炊，统筹粮草军食，成为当务之急。马玉贵作为总理粮饷都督，重任在肩，临危不乱，和军政部、财政部一起，采取了种种应急措施。他发布《保护商业告示》，讲明军需饷项，全恃厘税所入，时行商、坐贾、贩夫要一律保护，对留难抢夺者严惩不贷。马玉贵还以总理粮饷都督名义，先后发布了《劝民捐助粮饷公告》、《严禁伪冒催粮官弁告示》、《谕民踊跃交纳粮草白话告示》等，号召人民踊跃交纳粮草支援前线。对运送粮草的车辆，按规定发给运输费用。在驻兵的州县，均设有粮台，专司粮草供给。他派赴各县催粮官员，必须持他签发的公文，到各州县与地方官合作征收粮草，严防催粮官员抑勒百姓，竭泽而渔，骚乱闾闫。对伪冒催粮官弁，滋扰、破坏征粮工作的歹徒，准许地方重办以至处斩。
在起义半年多的时间里，由于东西两路战事紧张，秦陇复汉军从起义之初的五千人猛增到七、八万人，每日的军食成了最棘手的问题。马玉贵历尽艰辛，设法组织筹集，保障了前线将士军需粮草的供给，对稳定陕西革命局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出生入死 捍卫革命政权
陕西是全国响应辛亥武昌起义最早的省份之一。起义军占据省城西安不久，清廷就分东西两路进攻复汉军政府。12月10日，潼关失守，复汉军张钫部退守华阴，大统领张凤翙带其卫队数百人驰援张钫。这时，马玉贵坐镇省城督办粮饷军务不能分身，即令其参谋谢彩巨，带粮饷都督卫队两营回汉战士数百人赶赴华阴，参加了收复潼关的战斗。潼关二次收复后，西线战场乾州又飞书告急，马玉贵当即率所部一标及炮卫队一营，偕同张凤翙东路返回省城各军驰援乾州，12月底，复汉军分三路向清军进攻，张云山为西路，张凤翙为中路，马玉贵为东路。布置既定，1912年元月3日至5日，秦陇复汉军与清军激战于乾州铁佛寺。3日会战之时，东路马玉贵率所部回、汉将士数百人突进敌营，但因其他两路接应不周，后继无援，而被数千名清军包围。马玉贵见情势危急，军心动摇，乃誓死督队，振臂高呼，奋勇杀敌，赖官兵用命，杀出重围，安然脱险。在这一战役中马玉贵腿部受伤。后驻守礼泉。
1月下旬，潼关第三次失守，复汉军东援潼关，省城空虚。因急切无人，马玉贵即令邱彦彪督各营守礼泉，又调敢死队杨仁山一标驻扎南坊镇，以堵南来要路。布署就绪，马玉贵便率炮卫队急返省城坐镇。清军闻马玉贵返省城，即强攻礼泉，邱彦彪败退咸阳，清军尾追而至咸阳北原，省城一日数惊，人心恐慌。马玉贵、郭希仁等与在西安的首领商议后，令刚从东路返回的吴世昌赴咸阳，会合邱彦彪、杨仁山等部挡西路，马玉贵立刻率所部谢彩臣一标和炮卫队一营赶赴泾阳，扼守临泾渡口，遏制住了清军进泾阳、三原威胁省城之要道，保卫了复汉军政府后方之安全。至2月27日，陈树藩、胡景翼两军从临泾渡口安然过泾河，以会攻礼泉之敌。这时马玉贵也率部过河参战，复汉军分为三路，马玉贵为左翼、陈树藩居中、胡景翼为右翼。三路大军与清军会战于礼泉，迫使升允龟缩礼泉城内，不敢再言东进咸阳、西安之事。
在西路战场上，马玉贵以骁勇善战而闻名。一次，他带200余人巡哨，忽遇清军2000余人，遂与之战于唐陵以北，激战数小时之久，毙敌数百人。又一次，他率队与敌遇于抑密，即令士兵占据有利地势，节约用弹，不准妄发一枪，待其接近时，下令用开花击其前锋，敌无一走脱者。到晚收队，我军无一伤亡。当时人们称赞此次战斗是“自军兴以来，未有如此之万全也”。
马玉贵不仅在战场上有勇，而且在战略上有谋。他在给军令都督刘世杰的信中写道：“用兵之道部署其第一也，部署不密虽刚必折，折未有不怯，怯未有不败也。凤、乾、札之挫，率多由此各自为营，各自为战，此不服彼遣，彼不服此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此次行军，万不宜再蹈覆辙，致误大局。须将全军兵弁，一一筹划。……倘不密布署，仍照前之杂乱，势必强者怯弱者逃。尚欲制胜耶？况东西救援，不远即至，迟一日即厚一日之势力。万不可漫无部署卒然进，使敌乘隙得势，复挫大军锐气也。尤可虞者，天雨路滑，步军行数十里即气乏矣。以气乏之师而卒然遇敌，能不败耶？再通润沟不时告急，此为泾原要紧关口，尤不可为之不防也。”马玉贵作为复汉军主要将领之一，他针对东、西战场上遇到的具体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其观点不仅很有见地，而且对复汉军以后的行军打仗，无疑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团结回民 分化敌军阵营
在西线战场上与秦陇复汉军对峙的，是升允带领的数十营甘军。其主力为河州马安良以回民为主体的十六营振武军，和张家川崔正午以回民为主体的五营骁锐军两支部队。1911年12月，崔正午率五营回军相继攻陷固关、陇州、经千阳直趋凤翔，与复汉军万炳南部对峙。粮饷都督马玉贵便以回民关系，派西安清真寺三位阿訇，带上写给崔正午劝其休战的信去凤翔见崔正午。崔顽固不化，将三位阿訇扣押。后三人策反崔的部下，才得以逃脱。又西行至甘肃张家川，见到当地回民首领李得仓之子李占鹏，陈说马玉贵劝崔休战之事。李让三位阿訇复命马玉贵都督，张家川回民决不效崔正午之所为，如崔再执迷不悟，将打击其后方，以援陕西起义。
在马安良的振武军围攻乾州之际，马玉贵曾多次以回民的身份，致书于马安良：“率同胞以害同胞，于心何忍。陕甘交战，辛苦于冰天雪地之中；主客两伤，死丧于弹雨枪林之下。人神所共忌，回汉之所不容。”马玉贵并用同治年间清军残酷杀害金积堡数万回民之历史教训，说明清廷与回民不共载天，启发马安良之民族感情，劝其弃暗投明，勿为升允愚弄。马玉贵又同北京知名阿訇王浩然等人士联系，多次函电劝告马安良息兵。在争取马安良的同时，马玉贵还向甘军发了《复汉军经理粮饷兼管军务总都督马晓甘军示》，其中写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保民者王，殃民者贼……，仰回、汉诸军均知，但能舍逆从顺而来，无不推心置腹……与之重饷，他年爵赏，共指河山”。马玉贵等人以回民关系，对马安良、崔正午及其回军的分化、团结工作，是促成马安良决心停战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安良的停战，迫使升允议和。
在复汉军与甘军议和之际，马安良要求送交在西安被扣的升允眷属。不久，马玉贵将升允的家眷，礼送出境，交于甘军，以示复汉军遵守信义。此后，入陕甘军逐次撤去。
1912，甘肃宣布拥护共和，但陕甘之间局部还有摩察，马玉贵代表陕西革命军政府去兰州，与甘肃方面达成停战和议。他多次在兰州的群众大会上和甘肃各界人士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和对回族人民的压迫屠杀，热情歌颂创建中华民国与五族共和的伟大意义，呼吁西北回、汉各族加强团结，建设国家。在兰州，马玉贵和马安良、马福祥等回族将领互换庚帖，结为金兰之好。马玉贵在辛亥革命中，不仅联合西安回民在反清起义中建立了功勋，而且对联络西北回族上层人士投向共和方面，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谢事远游 保持平民本色
民国初年，以张凤翙为首的陕西当局，起用了一批旧官僚，投靠袁世凯，打击了一批革命党人。马玉贵也遭到了排挤和打击。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8月初，川军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陕西军政府为了讨好袁世凯，也为了借此机会削弱马玉贵的兵权，派他率一个混成协(相当加强旅)入川“讨伐”熊克武。9月中旬，当马玉贵率军经秦岭过栈道到达四川夔州之际。熊克武早已放弃重庆他往。此时，马玉贵接到袁世凯电召，赶到北京的第二天，袁世凯以马玉贵“援川不力，逗留不前”的罪名，将其扣押于军警执法处。袁世凯觉得马玉贵不象革命党，不久即放他返回四川前线本部。但当他返川途经汉口时，袁世凯又给湖北督军王占元发了一个电报，令将马玉贵扣押，派一连宪兵送往北京，仍押在军警执法处。后改为软禁，行动有所自由，但不能离开北京。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马玉贵才获得完全自由，被任命为陆军部少将咨议的职务。黎元洪还赠给他一枚金质武汉纪念章。
马玉贵在北京被扣押，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虽保住了性命，却丢掉了在陕西的一切权势。在马玉贵护送升允家眷出境分手时，升允的夫人为了感激马玉贵礼送之恩，特将他家在周至、户县的万亩水浇田的地契送给马玉贵，他接受了这笔馈赠，准备一旦解甲归田，便可以躬耕为生。当他在北京被扣押时，这项田产被袁世凯在陕西的心腹陆建章下令没收了。
1916年马玉贵恢复自由，只有一个陆军部咨议的空衔，闲住北京，没钱没势。在北京，马玉贵一面与西北的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在官场上应酬，一面又与北京著名阿訇王浩然等往来谈论教门。他年轻时只知道保持民族习惯，此时开始接触并真正信仰宗教。他认为自己轰轰烈烈革命一场，后来大难不死和权势旁落，完全是真主的前定和安排，个人是没有能力的，聊以自慰而已。
家乡谷城的清真寺，原来规模很小，寺院内房屋不多，也不雅致。但马玉贵对它却有一种特殊感情，对家乡的伊斯兰教活动也很热心。1917年，马玉贵去信给胞兄马玉山，商量整修谷城清真寺，得到了回民乡亲的积极赞助。在他的带动下，筹集了不少资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谷城清真寺修建完成，寺内景致典雅，古香古色。至今，礼拜大殿的屋梁上还有“都督马玉贵和胞兄马玉山重修”的字迹。
马玉贵和马福祥、马鸿逵的关系密切，1923年马福祥任绥远督军时，马玉贵被任命为警备司令、参谋长和副官长。在北伐战争期间，他曾任西北军马鸿逵师的参谋长。
1932年马福祥死后，第二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邀请马玉贵同去宁夏。宁夏回民多，教友好，他也愿意去宁夏安度晚年。在宁夏，马玉贵任省政府参议。抗战前，他曾代表马鸿逵送九世班禅回青海。抗战期间，他到绥西慰劳抗日将士，还多次到回民聚居的同心县发放账济粮款。抗战后期，马玉贵受马鸿逵委托，专程去西宁会见马步芳，调解马鸿逵与马步芳之间的裂痕。由于二马矛盾过深，调解自然不会有大的成效。
在宁夏，马玉贵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更加虔诚，每天五次礼拜，每年一个月封斋，都是穆斯林必修的功课，数十年来，他从未间断过。各地修清真寺，多请他出面募捐，他也乐意帮助。至今，在西安、兰州等地一些清真寺中，还有当年以都督马玉贵名义赠送的匾额。他不仅帮助修建清真寺，有时佛教、道教修寺建庙，也请马玉贵出面向当地官绅化缘募捐。
马玉贵性格豪爽、乐观，他身在官场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他生活简朴，自甘清苦。在宁夏，上自省主席下至马夫佣人、三教九流，他都与之往来。官场上都叫他“马老汉”，老百姓称他为“马参议”。遇到马鸿逵发脾气要枪毙人或者要把人家的羊只、财物充公一类的事，人们都要请老参议去劝说求情。解放前出版的《西北革命史征》中记载，他先为粮饷都督，后来“谢事远游，见者不知其曾为都督也”。1949年9月，银川解放。1951年春，马玉贵偕夫人王氏、子寿千迁北京。夏天，寿千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回族历史至今。
解放时，马玉贵已年逾花甲，终日礼拜养身，过着悠闲安静的生活。1957年9月25日，马玉贵患脑溢血去世，安葬在北京西郊回民公墓，寿千为父亲立碑，碑文曰：“忆惜日辛亥首义，念七树勋，总督秦疆，声威显赫；看今朝革命成功，古稀归真，安厝京郊，身后哀荣”。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中央民族学院马寿千先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资料：
1。郭希仁：《从戎纪略》。
2。王陆一：《辛亥革命纪事》。
3。张 钫：《辛亥革命杂记》。
4。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
5。马寿千：《辛亥革命陕西都督马玉贵》。
6。《帝州报》、《秦风日报》、《国民新闻》、《秦中公报》。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陕西民国人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