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钊事略
石仲伟
董钊，字介生，1901年生，西安市西郊桃园村人。父董春向，清末武举。兄弟二人，兄董锐，陕西法政大学毕业，曾任国民二军连营长。二军失败后，回到陕西，在省教育厅工作，以后赋闲。
董钊幼小丧母，在其姊四姐家中攻读。姐丈薛耀庭，清末标统，辛亥革命时，同张凤翙、张云山、张伯英等发动起义，任秦陇复汉军第三团团长。1921年董钊考入省立第三中学，参加过当时西安学生反日反帝斗争活动。他爱好体育，常出现在足球、网珠的赛场上，成为当时西安较有名气的运动员。三中毕业后，正值黄埔军校创办伊始，于右任在上海出于培养青年效力革命之夙愿，因而一次向校方函荐了30名学生。陕籍学生中有关麟征、杜聿明、董钊、张耀明、张坤生，何文鼎等，军校当局因系于推荐，均免试入学。
董钊在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回到北方，在国民二军郑思成部五营任副营长，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被国民党组织派驻北京，以军事杂志社编辑名义，进行搜集军事、政治情报工作。北伐军进入北京后，被派往汉口担任四十八师党务特派员。当国民党部队在江西围剿红军遭到惨败时，陕军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被俘，王懋德继任师长，董经他人向蒋介石推荐，调任该师参谋长。在追击红军长征途中，王懋德师因被蒋派嫡系视为杂牌，颇受歧视，官兵数月不发薪饷，冬季不发棉服，处境困难，王坚辞回陕，董钊得到陈诚的支持，升任二十八师师长，率部跟踪长征中的红军至湖南、云南、贵州、四川一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该师奉命由华县移防蒲城，旋即又奉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之命，开往西安守城防，兼任警备司令。
抗日战争初期，日寇进犯风陵渡，董钊奉命率二十八师担任潼关要隘河防守备，坚决抗击，遏制了敌人西进犯陕的图谋。1938年台儿庄战事吃紧，该师又奉命开往增援，在山东郯城地区同日寇坂垣师团所属的山田铁联队遭遇，血战10余日，终将该联队打垮，缴获胜利品甚夥，该师亦伤亡官兵3000余名。徐州失败后，该师在开往苏北一带途中与日寇少数部队连续战斗，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嘉奖，以转战南北有功，提升董钊为第十六军军长，此时西安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为培植私人势力，将董部调至西安整补，在装备供养方面，以甲种军的标准积极充实。驻在西安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看到这种情况，认为蒋鼎文在培植私人势力，分割自己军权，对于自己盘据西北，总揽军政大权是个障碍，因此除设法积极排挤蒋鼎文离开西安外，对董钊更是心怀叵测，采取断然手段，经密报上级核准，于是年秋，将董起家的基本二十八师拨归第九十军建制，又将九十军一○九师陈金城部归十六军建制，并将原十六军预一师师长谢辅三、预三师师长周开勋免职，重新委派胡的亲信冯龙、陈鞠旅担任，使董成为有职无权的空头军长。董对胡的这种摆置深感恼火，心情沉重，对于一些例行公文，甚至是胡来的电令也搁置起来，不愿签行。旧二十八师官兵对胡宗南的这种作法也极其反感，不少旧部属要求采取对策。董却怕他们在外边乱说乱动引起麻烦。他明知胡是在蒋介石支持下这么做的，自己斗不过，又无法摆脱，所以时而对一些旧部说“这还能干！”时而又说“先干着再看！……”。
不久，董钊接重庆国民党军事当局电，令往重庆受训。这一讯息，使董钊喜出望外，深以为可借此机会另谋出路，摆脱胡的羁绊。他明知受训只有三个礼拜。却将日常办公、生活用品全部带走。当时石仲伟看出他的意图，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沉思了一下说：“还回来吗？”又说“人家不是逼着要咱走吗？”流露出对胡宗南的愤慨和不满，似有决心离开陕西之意。正巧在这一天，胡宗南派参谋送来进攻“囊形地带”（以马栏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的作战计划和命令。接到这份计划和命令后，石仲伟和作战科长杨鼎文（此人思想较进步）相商，利用董钊对胡的不满，即一面将送来的作战计划压下，一面催董钊当夜离部队南下，使胡的作战计划搁置起来。时间一拖延，局势起了变化，此事也跟着时间的推移而结束了。
时隔月余，董钊从重庆又回来了。他在重庆受训期间，先向何应钦陈述请求，想通过何疏通蒋介石左右。但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何应钦强调他是陕西人，胡宗南要立足陕西，控制西北，需要他的合作与支持，何应钦还要他和胡宗南密切合作，并说，蒋对他寄厚望，应以大局为重，不要搞个人意见，还要委他以重任等。有次董钊见到蒋介石，蒋说“你不能离开陕西”，董钊一看想法落空，于是怀着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郁郁心情返陕了。
1940年，董钊奉命把军部移驻三原，1941年又迁至合阳、韩城担任北起禹门、南至潼关之线黄河防务守备，指挥所部三个师阻击日寇西犯。
董钊初到，深感责任重大，为使敌人不易攻破防线西渡，分别将部队作了周密的部署，严加防守，董并亲自视察各处河岸之重要阵地，还草拟防守计划，想送胡宗南核示。岂料不仅没有得到胡的批准，而胡竟置董钊于不顾，直接向各师下达命令，重新作了调整部署，使董钊无权指挥。据说这是胡宗南的带兵秘诀，往往不通知军师长，直接下令其所属团长，任意调动部队，使军、师、团的隶属关系无形肢解，疑虑丛生，互不为用，他好乘隙驾驭，揽权于一身。
董钊在此处境下，苦闷消极。在驻守合阳县的官庄时，他为了消磨时光，想请一位老先生给他讲书，嘱石仲伟物色，石初有意在西安找位对新旧知识丰富又造诣较深的人士，他表示不同意，顾虑聘请的人不当，会引起别人怀疑，后来当地某绅士给他介绍了一位王秀才。王主要是给他讲易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学易经，他笑着说“学了易经会算卦吆！”
易经是周易中由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文字构成，却是为着占卜用的，同时也含着深奥的数学原理，最早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全部经义当系民间长期积累，经孔子整理成书，共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中保存了古代劳动人民某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易经的卦辞、爻辞，文词生涩，王先生理解不深，不少词句讲不清，而且有些地方简直是胡诌一阵。这位老学究迷信鬼神，他谈起鬼神之事，津津乐道，煞有其事，说他常常见鬼，有大鬼小鬼，这鬼那鬼，似乎鬼人同处一个世界。而董钊对这位老先生却很尊敬，迎进送出，薪金从优，每饭必热情招待，遇节日又馈赠礼物，有疾疗治。后来军部移驻韩城北的竹园村，王老先生没有去，董学易经也就终止了。此时九十军军部驻县城，军长李文与董同隶胡宗南管辖，处境不无相同，因而时相往来，过从甚密，二人闲聊玩牌，借以消闷。
董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终日闭门读书，对所属部队的调遣、指挥、教育、训练等全不关心，只是照例转转公文而已。
统帅部队的头头搞私见，对军国大事不无影响。但部队大多数官兵同仇敌忾，不愿当亡国奴，防守河岸据点兢兢业业，坚守岗位，随时准备打退来犯之敌。当时黄河东岸日军二十师团岸信介驻于运城，兵力分布于同蒲线及晋东南各县。晋南三角地带，侯马以南汾河两岸各据点属坂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的小林加强联队驻守。我方在晋东南有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部，晋南有山西的牺盟会敢死队，薄一波的第七专署，并派有青年县长在农村组织游击队。所有这些武装经常同敌人展开战斗，或不时在敌后方活动，使敌人难于应付。河西岸大荔一带的地下党与对岸山西游击队取有联系，经常向河东运送物资弹药，並组织游击队深夜偷渡河东，在敌战区与当地游击队合作痛击敌人。黄河东岸各地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英勇杀敌，不时痛击敌人的据点，同敌人展开战斗的枪声、炮声、喊杀声，隔河不断传到对岸，河防官兵闻声心情激动，斗志昂扬，时刻待命渡河与敌寇一拼死活。
1942年春节前夕，董钊鉴于广大官兵的请求，为表示支援东岸人民的抗日作战，经报上级批准，派预一师两个团由禹门南段深夜渡河，当时河水结冰，在冰上架着木板、木梯过河，连夜袭击禹门东侧北山上日军据点，那里敌人不多，一经接触，力克据点，并俘虏日军四人。胡宗南为了保存势力，对董钊强调，部队只能坚守河防，不能渡河出击。其实日寇此时在战略上无心西进，而是把主力南调，向缅甸、印度进军，主要是打通东南亚的通道，实现控制东南亚的狂妄野心。如果当时日军真要进攻陕西，集中兵力西进，可以预测，在胡董不和，官兵离心离德，河防守兵有限的情况下，是难以抵御日军侵犯的。
董钊在韩、合表现沉闷、消极，事事听从指挥，但仍得不到胡的信任。1943年7月忽然一道命令，将董的十六军军长免职，另调其亲信李正先接任军长，将董派往榆林任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这个总部在陕北榆林，总司令是邓宝珊。胡派董去做邓的副手，实际的意图是想借董之手把二十二军及新一旅抓到手受其控制。董对此作法却十分反感。先是胡宗南准备改编陕西的三十八军，撤销军长赵寿山，改派董钊任三十八军军长，董表示坚决不去。他私下对人说“三十八军是陕西旧部队，官佐大都是陕人，我是地方人，撤换他们会遭到同乡们的唾骂，这事咱不干！”后来胡通过蒋介石才派张耀明接了三十八军军长。
董钊一到榆林，那里的官佐十分惊慌，认为董钊来是带着特殊任务，议论纷纷。这种情况原在董钊意料之中，便即时向一些主要负责人表白：“这次来榆林不打算久呆，不会更动任何官佐。”并强调说，绝对服从邓总司令。与此同时，地方部队中也有不少权利熏心、好事钻营的人，认为董系黄埔嫡系，为胡宗南所信任，乘机想借其关系改编地方武装，设立正式师或旅的建制，自己便能出任师旅长。他们包围董钊，提建议，献殷勤，强调榆林在陕北防共反共战略上的重要性，要求国民党当局增补装备，由该部主要幕僚拟出扩军备战计划。1944年冬，就在董钊去重庆正要向蒋介石呈报时，事被胡宗南得知，认为董又在图谋拉拢个人力量，大为不满，强令董钊即日飞回西安。
1945年春初，胡宗南调董钊为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总部驻甘肃平凉。当时该集团军建制管辖的部队均在外省，集团军司令部实质上只是个无权的空架子，只有一个特务营。董钊深有感触地对人说：“这个官好当，没有啥责任”。特务营是临时凑合的，董钊有次集合特务营点名，他的侄儿董瑞合是个连长，对本连士兵大多不知名，被董钊当场斥责，并撤了职。
平凉属陇东，居陕甘要道，那里陕西籍商人不少，有的想同董钊拉同乡关系，想借此以官挟势，借以吓人，岂知董钊本人都不想依官欺人，但还是时有访者。有一次有人问董钊：“常见你不出门，为啥只坐在办公室”，董说：“坐官呢，就要有坐的功夫”。董不仅不问部队的事，对地方大小事也不管不问，有次他开着车到东关，在街中被一位妇女挡住喊冤，哭诉被人欺侮活不下去了！他问那位妇女：“你看过蝴蝶杯没有？”那位妇女说“我不懂！”董接着说：“那本戏不是说，武职官儿不理民事吗？”那位妇女听董钊如此说，大失所望，啼哭不已挡车不放，围观者众，董无奈下车向那位妇女说：“你先去向县长告状，我回去再向县长打电话，叫对你的事认真办理，给你伸冤。”才解了围。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出董钊的内心活动和不得志的处境，他是用消极等待和装聋卖哑的办法以求苟安。
1946年国民党挑起了内战，移防山西运城任集团军总司令的董钊正在部署内战时，国民党政府对军队实行整编。按规定的集团军整编为军，军整编为师，师整编为旅的原则，董钊被任命为整编第一军军长。此时胡宗南的长官部改为西安绥靖公署，胡任绥靖主任。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胡宗南调动大军企图向晋南解放区发动进攻，从陕西、豫西各地调进晋南的部队约达十万之众，令派董钊以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进驻运城指挥作战，胡宗南以长官部的名义，拟订作战计划，颁发下来，命令董钊遵照办理，並派几位高参驻运城董的总部监督执行。胡的部队进入晋南，一面占住各县城，在地方搜剿游击队，逮捕地下党党员和进步人士，一面派出大批谍报人员，到各地侦察解放区和八路军部队驻地情况，以备随时发动进攻。9月22至24日，胡宗南的王牌第一旅（原系第一师，此时整编为第一旅）黄正诚部在临汾浮山地区同八路军陈赓部队一接触，即被击溃，旅长黄正诚被俘。第一旅是胡宗南多年来培植的精锐旅，武器装备全是美式化，属蒋部队嫡系中的嫡系，在八年抗战期间，为了保持该旅的实力，从未调动使用过。由于该旅具备有种种特殊情况，人们都称为“王牌旅"。胡部队头一仗遭此惨败，损兵折将，消息传出，全部震惊。胡宗南得讯，极为沮丧，时而沉默寡言，时而咆哮如雷，大骂官兵不争气，丢了他的面子。按照国民党部队奖惩规定，前方打了败仗，负责指挥官必须向上级呈报，请示处分，因此董部参谋处撰写了一份呈报胡宗南的电稿，内有“训练无方，作战不力”等语，董一看，放在一边不签发，愤慨地说：“部队我没有训练过，作战也不是我指挥的，我怎能负此责任！”参谋长朱侠认为上报不宜迟，将原稿中的“训练无方”删掉，亲自拿去劝董受点委屈，顾全大局，董钊虽签了字，内心却极为不满。
董钊在晋南时，只带着一个特务营执勤，总指挥部驻在运城。胡宗南派了一个旅两个团兵力守城防，旅长兼城防司令。正当前方作战紧张时，一天深夜，董钊的副官处发现城防部队向城外出发，真象不明，副官处长李鸿基便给该旅长打电话，询问究竟。该旅长说：“我们奉胡长官命令，要当夜开往某地布防。”李鸿基接着问：“你们走，谁接防？”该旅长竟说：“那我们不知道。”继而该旅已全部撤走。李还以为总部接到电令，即赶到总部，把参谋长朱侠从熟睡中叫醒，说明城防部队要撤走，是否接到胡的电令。朱说：“没有。”朱也慌了，去见董钊，董钊说他既未见电令，也未接到胡的电话。此时三人面面相觑，百思不解。无可奈何只好立即调总部值勤的特务营，分途赶上运城四门楼警戒。由于城防部队的开拔，继而特务营城上布防，吵嚷声惊醒了四邻，居民以为战事要爆发，异常慌恐不安。朱侠、李鸿基各带着几名卫士，跑东跑西，在城墙上巡视查哨，直到天明。董钊坐在总部自己房间沙发上沉默不语，纸烟一支接一支吸个不停。第二天幕僚官兵都说“昨晚演了一场空城计”。
1947年春，董钊的整编第一军和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进犯延安，在陕北惨遭失败后，整一军残部南逃咸阳，改编后归第十八兵团李振统率。董钊被任命为第十八绥靖区司令官，下辖五个专区、四十余县，其性质属省政府派出的行政机构。
1948年，由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到处遭到失败，把持陕政达四年之久的祝绍周，横征暴敛，毒害地方，人民切齿痛恨。当祝绍周迫于民愤，不得不走时，胡宗南为缓和民愤，安定人心，才把董钊拉出来，作为祝绍周的替罪羊以维持残局。加之董钊又暂图苟安，因之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董同年7月就职。此时国民党的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省政府除极力在地方征兵征粮供给胡匪军作战外，别无其它建树。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董南逃汉中，11月间解放大军南下，董又去四川，随后又逃往台湾至死。
董钊的处世哲学，颇具“中庸”之风。他对人谦和，有礼貌，不摆官架子，从未见其危言厉色打骂部属工役。对家人，兄友弟恭。虽是继母，侍如亲母，每外归，必先进母室问候，然后才回卧室休息或与妻子儿女仆役们聚首闲聊。在家每饭必与继母同桌，即有客共餐，亦必延母上座。西安解放前夕，逃往汉中时，还先派人将其母送往成都。在公廨，每饭必和司令部秘书、参谋长、副官等几位同桌进餐，谈笑自若。他生活恬淡朴素，不象其他一些国民党官僚们所具有的那种高高在上、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骄横作风。
董钊在嗜好和私生活方面，有人给他概括为“董钊四爱”：一曰汽车，二曰猴，三曰马，四曰王朗哉。
他有红、灰色两辆进口小轿车，一只猴子，养着10多匹骏马。王朗哉是他的副官。这位副官尊敬长官，办事殷勤，善于搞事务工作，凡是董钊爱玩爱吃的东西，他总是能千方百计地采购到，因此很得董钊的赏识。董钊驻西安时，专门派人到甘肃、青海等地，不惜重金，买回10余匹骏马，派驯马专家饲养训练，每遇公暇，总要约几位幕僚到郊外去跑马、赛马，闲了就在院子内看猴子蹦跳玩闹，习以为常，即就是驻军韩城和榆林也都要把马和猴子带去。他爱汽车，当了总司令也是自己开车，平凉至西安700多华里，他自己驾驶一直开到目的地，司机仅是随行而已。董钊爱请客吃饭，凡到一个地方，拜访当地知名人士及士绅，设宴款待，时相往来，联络情感。
他虽常不打枪，但枪法不错。驻军三原时，一次在郊外见部队士兵打靶，几位军官让他示范一下，他举起长枪，一连三枪中环，官兵皆惊奇敬佩。他反对吸食大烟。他的胞兄是个嗜好深、烟瘾大的人，他派人将其兄监视在一个窑洞里，不准出门。谁料乃兄没出息，出来后，仍然忌不了烟，结果把家产荡尽，直至解放前夕，还在租住他人房子。董钊多年在外，实际上已和其兄分居。他的妻子儿女在西安先是租他人房屋住，1942年才在西安大差市小庙巷修建了一座大小10间私邸，后来为避日机轰炸，又在南郊杜曲买了几面土窑洞居住，所有款项费用是由其亲信李培青经手，从军部官兵缺额节余下支付的。董钊是旧制中学毕业，新旧知识一般，平时还能注意读书看报，提笔写字，在一些大会或对官兵讲话时，不叫别人代替他写讲话稿，亲朋、故旧往来书信多是自己执笔。1941年担任河防时，所有防务计划，均是他亲自起草拟稿后经参谋誊清上报的。
董钊的阴郁心情和处世哲学，主要当然是由于他个人的立场所决定的，但当时他所处的环境，也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权，是“个人至上”，“派系至上”。胡宗南的恣意横行是有所依，有所恃的，他是蒋介石嫡系的嫡系，就连名噪一时的何应钦、蒋鼎文、顾祝同等，也得让他三分，何况一个普通的将领——董钊。因而胡对董的任意摆布，和董服服贴贴的接受摆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同属黄埔一期学生，但蒋对其有褒有贬，亦属常见。身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中的董钊，不是不知这个政权的腐败无能，虽环境逼他就范，但自己的优柔软弱，甚至反动观点，也是决定他不能反省毅然与胡宗南决裂的主要原因，所以对胡加于他的压制处之泰然，而安分守命，就成为他身处牢笼而不愧悔的所谓‘明哲’，最后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落了个在台湾异乡抑郁而死的悲惨结局。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陕西民国人物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