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实在在地走自己的路(图)
潘雪芬
一位诗人在送青年同志的赠言中有这样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几句：
人生的里程，
谁都要留下脚印。
只有实实在在地走，
才是一首可读的诗。
我很喜欢这首诗。我在风雨漫漫的40余年文艺生涯中，就是沿着崎岖不平的人生旅途“实实在在地走着”，留下一行行的脚印。用智慧和汗水，谱写出一首有痛苦、有幸福、有阴雨、有阳光的诗篇。我愿将这诗篇在省政协编辑的《走上文艺之路》专辑里，奉献给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
背井离乡 飘泊入陕
1941年1月16日，“上帝”让我出生在北依黄河、南靠大别山的河南省偃师县府店街一个地主家庭——潘家大院。父亲在幼年时，由于生活所迫被卖入潘家为长子，将原名焦金贵改为潘庆升。我在16岁时方知本不姓潘，但潘雪芬已叫了16年了，哎！姓焦也罢，姓潘也可，就这样叫吧。
听母亲说，我一出世，她便一脚将我蹬到床头，恨我又是个女子。所以我哇哇刚落地便受到了强烈的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的洗礼！奶奶视爸爸、妈妈、姐姐和我为眼中钉，曾多次陷害我们，甚至饭中下毒，造成我母亲再不能生育……当我一岁时，奶奶名为分家，实乃将我们4口人赶出潘家大院。
1942年家乡大旱，颗粒不收，又处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我们唯一的亲人——舅舅也因日本兵抢走他的耕牛时拼命追赶而被砍死在村口的路上。迫于无奈，父亲只好带领全家人逃荒入陕。
父亲入陕，与几位河南曲剧艺人在眉县槐芽镇组成了一个道具极缺、乐器简单、名曰“庆升曲子”的民间班社。父亲自任班主。他是个曲剧戏路很宽的演员，而且有文化，常编写简单的剧本。母亲李艳桃，勤劳手巧，随团和几位家属做戏衣、彩鞋。我母亲人缘相当好，大家都很尊重她，人称“老嫂子”。父亲领导的“庆升”曲子班可用“吃舍饭，住庙院，跑高台，唱曲子”这几句话概括常年生活。这个计有20人左右的曲子班社，经常在关中西府的岐山、蔡家坡、宝鸡、眉县转村走镇流动演出。那时候，公路极少，交通不便，每次外出或转点，碰上富裕村镇定戏，乘三辆马车，两辆装戏箱和道具，一辆装行李坐人；碰上贫穷的村镇定戏，只来两辆马车装戏箱道具，大家背着沉重的行李靠两条腿长途跋涉。夏日转点，多遇稀泥烂路，那摇摇晃晃的硬脚马车沿着愈轧愈深的老车辙艰难地前进，远远望去，活象蜗牛缓慢爬行。车上陡坡或陷入稀泥深坑，大家还得帮着推车。我和姐姐有时由大人背着，有时也跟着大人跑。冬日转点，有时遇西北风夹着雪花，碗口粗的树木常被狂风折断，那“咔喳咔喳”的树枝折断声令人心惊。严寒摧残得人人双脚又红又肿，双手布满冻裂的口子。住宿条件更差，每天晚上大家结束一日两场的演出后，不是住在牲口草棚，就是蜷宿祠堂、破庙或到处裂口的破窑洞。住窑洞的人常在起床后，发现自己身旁有“殡灵”（暂不葬埋的灵柩），让人不寒而栗。我们一家住破庙的时候最多。四周用破布一隔，就算内外有别了。大家每到一地演出，前后台两盏汽灯算是灯光设备，芦苇席、破帆布、土布帐子在土台四周和台顶一遮一围就算是帐幕。在这样的舞台演出，夏天汗流如注，冬天浑身发抖。吃饭派往各家，我们和农民一样，粗茶淡饭，糠菜充饥，只要填饱肚子，就算万幸。遇到连阴雨或大雪天，村镇便不管，各自寻食求生。如果乞讨落空，只得爬山坡，上野地，有的生吃未熟的庄稼，有的摘吃野果充饥，稍有不慎，就有人拉肚子病倒或食物中毒。
我谈这些，今天的青年读者，很可能要么不信，要么吐舌：“唉！都到了啥时候了还谈那些干啥！”但我认为，回忆儿时的辛酸，对照今日的生活，会触发我们热爱今天的美好生活、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心灵火花。
随父从艺 少小登台
我虽年幼，但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从呀呀学语开始，就模仿父亲和其他成人演员的演唱，整日手舞足蹈，惹得班里的叔叔们捧腹大笑，交口称赞：“这丫头，聪明透顶，尔后必是戏台好料。你看她比划得多带戏。”对此，父亲多次仰天长叹：“人生最不幸、最没出息的一步之错，莫过于误入‘下九流’的歧途。”因此，他发誓不许子孙后代登台演出。见我已有误入“歧途”的迹象，多次吓唬我：“不争气的死丫头，再要学唱戏，我就把你脚裹起来，看你还疯不！”我是父母常夸奖的孩子，面对父亲的严厉训斥，毫不示弱。“爹，您说唱戏不好，为什么您偏唱戏。”这既简单又结实的一句，直顶得父亲长吁短叹，“我把这死闺女全没办法。”倒是妈妈帮腔为我解围：“他爹，咱背井离乡之人还讲什么，只要孩子有个本事，混碗饭吃就行了。”天长日久，父亲改变了观点，一咬牙，狠下了心：“也罢，算我终生无能，那就举家同台为业吧。”
父亲开始教我和姐姐练幼功，学认字，吊嗓子。我们姐妹年龄虽小，但确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每日雄鸡报晓，星斗未散，我们就和大人一起练功学唱，有时至中午或下午，父亲利用给其他演员排戏的空隙时间教我们认字。纸张价格昂贵无钱购买，父亲就将地上的纸烟盒一张一张拾起，剪成纸片，用毛笔写上“人”、“手”、“足”等字画简单、易认、易写的生字，要求我们天天认5个字。这段生活可以算作我走上文艺之路的前奏曲。
1944年秋，国民党军队在距槐芽镇西边5里之遥的千秋村设有一个伤兵医院。一次，父亲应邀率班社去伤兵医院演出，颇受欢迎。医院院长在欣喜之余，一拍父亲的肩膀说：“潘老板，我们医院有四、五百名伤兵，河南兵不少，我看你们唱得不错，能不能把剧社让我们包起来，算作伤兵医院附属剧团，你看怎么样？”
“中！”父亲高兴得连说，“那就谢谢长官。”当时我们仍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
然而，事与愿违，剧团被伤兵医院接收演至年底，临近春节前夕，那位院长突然以不满的口气对父亲说：“你们老演《卷席筒》、《阎家滩》、《杀七口》、《宋士杰》、《雷锋塔》、《真假罗成》等戏，把大家都看倒胃了。春节即到，你们得演大家从未看过的新戏，否则，收摊子滚蛋，我们不包了。”
这一“军”“将”得真狠。全班20多人，除父亲略识笔墨，有一定文化素养外，其他人全是睁眼瞎，不说编写剧目，就连学戏都是口传心授，由父亲说一句，他们记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全排新戏，实在是个难题。好在父亲聪颖过人，应变能力很强，他在危急中充分发挥自己擅长编讲故事、能出口成章的优势，针对每个演员的行当和特长，为他们凑合编写正史或野史剧本。然而，他将压轴节目中的两个角色，出人意料地给了我和姐姐。父亲认准我姐妹俩天资聪慧，幼小活泼，准能取悦观众。因此，父亲特意编写了一出以民间野史为题材的曲于戏《金银屏种豆》。剧本大意是，张老汉本是小康人家，有几分水田，但恶绅毛发祥为并吞张家财产，勾结官府，迫使老汉带领长女金屏与小女银屏外逃南山脚下避难。他们在山脚下搭起茅庵，点瓜种豆，自食其力。《金银屏种豆》就是反映两个少女随父亲种豆的一出很有生活气息的折子戏。父亲在剧中扮演张老汉，姐姐扮演金屏，我演银屏。
当时，我5岁，姐姐7岁，全是不懂事的孩子，任凭导演有多高水平，要给我们姐妹排戏，确非易事。姐姐性格温顺，还较听话。我就不同了，我性格倔强，任性起来，可是九头黄牛拉不回，任凭打骂，死不求饶。父亲只好因势施教。针对我反应灵敏、胆子大、嗓音高昂清亮的特点，在曲剧中为我安排了梆子戏的高腔唱法。俗话说：“高腔”打“凉壶”（凉壶指外行之意），一腔遮百丑。父亲对我姐妹排戏，谈不上怎样刻划人物性格，只要不怯场，不忘词，大胆表演，大胆去唱就行了。父亲对我们说：“不怕胡唱，就怕不唱，要是真忘了词别怕，爹在场上随时给你们提词。历来唱戏的不怕看戏的。你们全当在麦场上排戏。”就这样，父亲连哄带夸地给我们排练了十几天戏。
1945年的新年，正是农村走家串户、热闹非凡的时候。初二不到中午，村子中央的十字口土台子下已经是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伤兵医院的院长神气十足地递给父亲一根香烟鼓励说：“潘老板，今天就看你的了。不要给咱医院脸上抹黑啊！”
“请放心，”父亲满怀信心地说。
锣鼓点一响，观众从未看过的新戏开台了。一折一折上演，观众的情绪很好。最后，当压轴戏《金银屏种豆》一开场，台下观众马上交头接耳起来，“快看，两个小丫头登场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议论着。随之，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穿黄袍戴草帽、白发苍苍扛着锄头的老汉，正是父亲扮演的张老汉。我姐姐穿一身绿衣裙，我穿大红棉裤袄，头扎大辫，手提竹篮上场。我当时只觉台下很乱，有些紧张，心想大声唱，否则观众静不下来。
父亲唱：“父女三人来锄地，”姐姐唱：“俺姐妹挎篮点豆不迟怠呀，”我接：“常想母亲泪湿衣，俺姐俩，到田里小小年纪学下力，姐姐大3岁，我是作妹哩，她是属虎的，我是属蛇的。人人都夸俺是好闺女。”唱完后台下好象更乱了，我听不清是咋回事，站着不动了。父亲用锄头稍稍地碰我一下说：“快动作呀！”我似乎一震惊，赶快接连作点豆的动作。谁知这时舞台上满是柿饼、花生、核桃、糖果、铜板等。我高兴极了。调皮劲一下子上来了，全忘了自己正当着众多的老乡演戏，表演也停了，唱腔也止了。我在蹲下点豆的同时，随手将台上的花生、核桃、糖果都拾到篮中，我越拾越快，越拾好象还越多。乐队笑着喊道：“噫！二妮，咋回事，不敢拾了。”父亲气得直跺脚：“芬！快别拾。”我一看周围的叔伯们又笑又急的样子，把篮里的东西赌气地又全倒在台上。台下的掌声、笑声更是强烈，并叫着嚷着：“让孩子把吃食捡了再唱……。”原来这是观众给我撂的。
“乡亲们！”父亲忙向观众道歉，“这两个孩子全是俺的亲闺女，小的不听话，年幼无知，出现‘黄台’，请多包涵。”
“没关系，这是俺们对孩子的疼爱，叫孩子拾完……。”观众又嚷道。
姐姐终究比我大3岁，较为懂事。呆呆地站着并拉了我几下，我赌气地站在台上……今日回想起来还觉得好笑。这一年，拜年的压岁钱班社里的叔叔伯伯都给的多。母亲用压岁钱给我和姐姐一人做了一件花棉袍。
忍泪骨肉分离 有志投奔名师
1946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始，槐芽镇国民党军队的伤兵医院于同年7月全部搬迁南逃，父亲带领的“庆升”曲子剧团也西迁宝鸡谋生。
宝鸡是豫籍居民较多的城市，特别喜欢河南洛阳曲子。因此，“庆升”曲子剧团一到宝鸡就深受欢迎，在河滩剧院立住了阵脚。爸爸的徒弟中，唱青衣的马德山、李文奎很受欢迎。我的师兄李金建，时年22岁，他眉清目秀，英俊洒脱，是《真假罗成》等戏中的武生、红生，演出很受观众欢迎。但刚到宝鸡演出一年，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时国民党军队驻防宝鸡的一位团长的姨太太与其妹，看过师兄几场演出后，魂不守舍，顿起淫荡之心。每晚演出，她姐妹二人准时必到。等戏演完，师兄卸装，她姊妹就用一辆洋车把师兄接到去向不明的地方，往往夜不归宿，直到翌日开演前，才疲备不堪地返回。对此，爸爸多次训斥师兄：“台上演戏，台下做人，这是梨园子弟的基本做人标准。”师兄羞怯地回答：“徒弟惹他们不起，身不由已，承望师傅宽恕。”过不多久，师兄又染上了吸毒恶习，眼看着一天天面黄肌瘦，形容枯槁，遂于1946年深秋病故于宝鸡。
师兄的不幸病故，对父亲的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失去了主演，倒了“台柱”，观众减少，景况一日不如一日，迫使父亲东返西安寻找故友谋生。
1946年冬季一天，我一家半夜在西安下车，举目无亲，无处过夜。我娘儿们相互偎依在一避风处直到天明。父亲左右打听熟人和老乡，寻一栖身之地。多亏火车站上几位卖小吃的老乡十分怜悯我们，多方支援，搭棚送食，暂在东八路上有了个立足之地，可谓：“穷帮穷，故乡情。”为求生存，我父亲曾做各种营生勉强糊口。不久，父亲和曲剧界有名的须生兰辑吾、名丑王振东联络上了。他们情同手足，愿为曲剧共谋大业，父亲又招回了原有的人员，在西安东五路原国民市场重新开锣演出。我们的外把角戏不少（不单单是旦角戏），很受观众欢迎。此时可谓曲剧在西安的鼎盛时期。当时国民市场内热闹异常，有说书棚、落子戏（评剧），我们曲剧在当地称为大戏场。我是天天到处看戏，所有的剧场都不拦我。当时，著名豫剧艺术家樊粹庭先生创办的狮吼儿童豫剧团已在古城西安演红。一次，正逢狮吼剧团在国民市场演出，我可以得天独厚地免票看戏。这下可乐坏了我，看了午场看晚场，成了不加自封的“小戏迷”。他们的演员阵容年轻整齐，表演细腻，特别是武打带劲。他们演出的《无敌楼》看得我手脚发痒，真想跑上台去和他们一起演。我羡慕他们象学生又象部队，整天整队来往。天长日久，脑海中时不时就飘浮着狮吼儿童剧团的精采演出，我决心参加狮吼剧团，向父母亲提出了请求。
“不行！狮吼剧团可是正规科班，练功苦得很。”父亲认真地说道。
“我不怕苦，我现在都有功，准能赶上。”
“那里纪律严，不听话就打人、体罚。”
“我听话，他们不会打我，我好好练功，能罚我？”母亲说：“听说那里一年只放几天假，平常见不到家里人，你不怕？”
“不见有啥可怕的，将来我学成红角了再见您。”一句话顶得母亲哭笑不得。二老知道我是扳不过的犟性子。在我天天月月的要求下，二老只好同意。但因为我刚刚8岁，门牙还没换齐，实不放心，索性叫我姐妹俩同去考试，互相有个照应。
一天下午，我们父女三人同去南广济街樊先生的家中，受到樊先生的接待。一番寒暄之后，父亲一指我们姐妹说：“樊先生，想把两个孩子留在狮吼学艺，你意下如何？”
樊先生端详我姐妹良久，说道：“大女儿可以，这小丫头太小，强行练功恐怕孩子吃不消。你不如先把小女子带走，容后再说。”
“不中！不中！”我急着说：“大人常说‘称锤虽小压千斤，白杨树长得高白不结啥’，我虽比姐姐小，可我不但会唱曲子，还会唱梆子。”
“真能唱吗？”樊先生笑着连声说：“那你就唱几句，叫俺听听吧！”
“俺姐俩到田地，小小年纪学下力，姐姐大3岁，我是做妹哩。她是属虎的，我是属蛇的。人人都夸俺是好闺女。”我鼓足了劲，一气唱完。
“可以！可以！”常师母以不容分辩的口气说，“我看这小丫头满行的，咱就收下吧！”
“回去吧！”樊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你太小了，受不了苦，牙都还没长齐嘛。”
“俺不回去，我能吃苦，我都过了8岁生日了。”
“哈、哈、哈！”樊先生突然变得和颜悦色起来，一下子把我抱在怀中对父亲说：“老潘，这丫头行啊！有股子犟劲，很有个性楞角。我一生不怕调皮捣蛋的人，不怕骄傲的人，不怕自负清高的人，不怕有缺点的人，就怕四平八稳的人，就怕没有才气的人，两个闺女，我全收了。”
此时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当日父母送来我俩的铺盖衣物，再三叮咛我们要好好练。我虽好强倔犟，远非软弱女子可比，但我当时终究是孩子。平日觉得父母亲唠唠叨叨，管束太严，常盼真的能远离父母，可今日……临行前父亲反复嘱托樊先生：“孩子年幼无知，一切拜托樊先生了。”樊先生意味深长地说道：“教出成才的学生，咱们相见。”这时，也只有这时，我和姐姐才真正感到骨肉分离的痛苦，顿时泪如泉涌。不久，父母亲随著名演员崔兰田奔赴河南落足。经此一别后，天各一方40余年啊！
宏图在胸 苦练幼工
我一进团，就生活在一个纪律严明，练功排戏演出极为紧张的环境里。樊先生对日常的训练抓得很紧，练功场上挂着“戒骄、戒躁、戒娇、戒惰”的醒目标语。要求学生在练功时知难而进，有了进步不骄傲，遇到失败不灰心，专心致志，不遗余力。学生每天7点起床，先集合跑圆场，以后10分钟时间让大家上厕所，接下来练腿功、腰功、跌扑直到12点。吃过中午饭，从下午1点开始又练架子功、把子功到5点，年长的学生有的听老师讲文化课，有的由导演排戏。下午饭后，年纪小的学生则拿着粉笔在地上学写字；年纪大的学生整队上舞台演出，小的继续练功直到夜晚12点大的学生演出回来。从每日活动安排上看，学生几乎没有外出玩耍的时间，也就是这样惜时如金的学习练功制度才培养出了一期又一期技艺精湛、作风过硬的学生。
练功学习如此紧张，但师生的生活条件却差到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忍受的程度。当时社会动乱，物价一日数涨。贷币贬值，经济上的压力很大。为了筹集资金，樊先生几乎卖完了自己的所有家产。在此情况下，全团过着一日三餐吃稀汤面的生活，面中还带着霉味。樊先生也和大家吃一样的饭，所谓对他的特殊照顾就是每顿多了一碟辣子。劳累和饥饿结伴，导致多数孩子尿床、生虱子、长疥疮。樊先生把对事业的忠诚和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批孩子的身上。孩子们有了虱子，樊先生和他们一起捉，孩子们生了疥疮，樊先生亲自给他们治，孩子们尿湿了被褥，樊先生亲自给他们晾晒。
说到童年练功，还有许多辛酸的故事。寒风凛冽的冬天，冻疮成了我最大的威胁。为练好顶功（倒立），一双满是严重冻疮的小手放在冰冷入骨的地上，承受着体重和严寒的摧残，是非常痛苦的。可我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坚持天天苦练。腊梅寒霜开，精艺苦中来。我在入团第二年的一次考试中，飞脚、前桥、抢背等都得了满分。在短短的时间内，我的顶功达到了全团的最高水平。一次顶功倒立可长达1小时零10分钟。
喜迎新生 初获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一条广阔的艺术道路呈现在樊粹庭先生和狮吼儿童剧团面前。樊先生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持的“文艺政策讲习会”之后，无限感慨地对全团同志讲：“党对我们确实是很爱护，很关心的。我们今天不再是‘下九流’的旧戏子，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康庄大道上走下去。”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好转，思想上的开阔使樊先生的艺术才华也显得更加活跃而富有光彩了。1949年11月，他首先恢复和改编了大型古典传统豫剧《邵巧云》，同时破天荒地让我这个入团不到一年的黄毛丫头扮演主角邵巧云的儿子聪儿。
《邵巧云》是一出褒贬分明、除恶扬善的历史名剧，作为全剧一号角色的邵巧云，前半生对意中郎涂逢源一往情深，献出纯真爱情；后半生却遭到攀结富贵、另寻新欢的负义郎迫害。我所扮演的邵巧云的儿子聪儿是位年仅6岁、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私生子。我演的角色是在邵巧云离开家乡，走投无路，逃奔襄阳在机房织布谋生的困境中出场的。角色虽小，但在父母对立、正反角色泾渭分明的戏剧矛盾冲突中起着传递感情、牵动全局的作用。演好了，母子情长、骨肉难分的人情味便能感动观众；演砸了，就只能形如呆鸡，索然无味，感动不了观众，深化不了剧本主题思想。正因为如此，亲自导演这出戏的樊粹庭先生，对我花费的心思很多。他针对我只有8岁、常常思念父母的心理，启发引导。他用循循善诱的排导法，反复提示我：
“雪芬想不想妈妈？”
“想！”我肯定地回答，同时泪已盈眶。因为自进团后，父母亲一直没来看过我。
“对！”樊先生又对我说，“你演的聪儿，就是一个很爱妈妈又很懂事的乖孩子，跟你一样，就用这种心情去表演吧。”
我的每一句道白，每一个动作，都是樊先生手把手教的。樊先生对戏剧界几位朋友说：“称锤虽小压千斤，我敢保证，扮演聪儿的雪芬一登场就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949年隆冬，天气异常严寒，还不到农历腊月，就已下了几场大雪，遍地白雪冰碴，早晚气温低到零下七八度。然而，当11月份《邵巧云》这出戏公演一挂牌，首场戏就是个炸堂满。锣响幕开，台下观众立即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剧情进入高潮，演至《机房》一场戏，当愁眉紧锁，面色憔悴，身着灰披衣的邵巧云引着一个左手紧握经卷、右手挽着娘臂、胖乎乎浓眉毛的天真男童出场时，台下顿时骚动起来：“呀！这小娃真乖。”随着剧情的发展，进一步吸引住了观众。
邵巧云坐定机房，边织边唱，回首往事，抒发感情。聪儿动作简单，只是在娘身旁坐下看书。但聪儿双目盯字、手翻经卷的轻巧动作，入木三分地刻划出角色聚精会神攻读的神态；那双手捂肚皮、撅嘴摇头、直喊“妈，我饿了”的一句道白，愈显少儿只知饥饿要吃，不管家境贫寒的天真烂漫心理；那受严母训斥，继续立正背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奶腔，都从不同侧面塑造出了一位机灵可爱，乖巧聪慧的少儿形象。接下去，涂逢源春风得意，当了襄阳的县令，强迫发配邵巧云，公差押解途中，聪儿的戏也逐渐多了。当看到妈妈戴刑枷步履艰难直喘粗气，还遭到公差斥责的痛苦惨状，聪儿双脚直跺，急切切喊出：“妈，您渴了，我给您打水去。”妈妈点头同意后，在做取出布袋铜碗去河边取水的动作时，我按照樊老师说的那样，两臂伸直，上下闪动，两腿迈起颤步，两脚一踮一踮，战兢兢胆怯怯地做舀水动作。尽管面前既没有滔滔河水，也没有蹲脚乱石，但一连串的戏曲程式活用，将一位少儿下河打水，踩着石头过河的逼真形象活现台上。此情此景，激起观众的一片掌声和喝彩。
扮演邵巧云的演员是名闻遐迩的大师姐关灵凤。当她带着我退回后台时，只见樊先生和一位身着黑呢子大衣、头戴水獭帽，气宇轩昂的陌生人在亲密地交谈。那位先生一见我和关师姐，就微笑着连连点头。他走过来把我抱起说道：“小丫头，不错！演得很好，你们母于俩，确实赢得了观众。”事后方知，那位先生就是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前辈。有缘让程先生看到我建国后的首场演出，我至今想起还觉得十分荣幸。
赴朝演出 经受考验
我做梦也没想到，1953年10月，樊先生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演出团第一分团成员之一，在本团精心挑选演员、认真编排节目时，竟然选中了我这个12岁的少年，并指令孙建章师兄给我排导了突出爱国主义思想的武打戏《岳家庄》，由我扮演主角岳云。接到通知，我高兴得连蹦带跳，一连几个晚上都很难入睡。我拼命地练舞锤。
我们赴朝慰问演出，是全国范围内的第三次。前后三次赴朝慰问演出的文艺界名家有梅兰芳、侯宝林、常香玉等人。我这个小小的黄毛丫头在名星荟萃，规模宏大的演出队伍中只能是沧海中之一粟，默默无名。然而，当我把记忆的触角伸向遥远的过去，伸向那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感情的潮水便奔涌在胸膛，往事历历在目。我永远忘不了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业迹，永远忘不了朝鲜人民对我们赴朝慰问团表现出的深情厚谊，永远忘不了出国前贺龙元帅在沈阳给我们作战前报告《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时充满的必胜豪情。啊！那是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时期，是一个永远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时期。
我们一踏上朝鲜国土，就直奔紧临三八线的金川郡、长丰郡以及中美实现停火的谈判地点板门店，作历时两个月的慰问演出。
在焦土一片、刚刚停火的前沿阵地演出，实在是一场毅力和勇气、精神与情感的考验。我们的驻地不是坑道战壕，就是泥土垒墙、茅草盖顶的简易房子。晚上演出结束，大家就打开行李卷，将出国前国家统一配发的油布往冰冷潮湿的地面上一铺，盖上被子，压上棉衣和大衣就寝。即使是这样，也难抵御零下20°的严寒。前半夜当“颤团长”睡不着，后半夜勉强打个盹有点暖意，却又天亮得起床紧急集合，不是忙着准备午场演出，就是打起行李卷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转移新点继续演出。我们演出的舞台全是临时搭起的野台子，几十块木板，几十根椽子，在空旷的山地里一搭架，挂上帐幕，就是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豪华剧场了。
环境如此恶劣，生活如此艰苦，但全团上下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最富有凝聚力的伟大口号声中，在同一行动中迈进、奋斗，眼睛盯着一个方向，心中藏着一个目标，脚下踩着一个节奏：那就是把全国人民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朝鲜前线，把黄继光、邱少云、蔡金同、刘光子等志愿军英雄的献身精神和闪耀着共产主义信念的思想火花带给祖国人民。由于有了这个思想，有了这个目标，也就一切无所顾及，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我们团演出的节目计有《三打祝家庄》、《再生铁》、《通天犀》、《黄鹤楼》、《岳家庄》等大小七八个剧目，在志愿军的英勇精神鼓舞下，演职人员顶风雪、冒严寒，认真演出，一丝不苟。我们先后转点20多次，总计演出50多场次。每天从早到晚的转点、演出、搬运道具、听英模报告等项活动的时间，少说也在15个小时以上。在行程百余里，历时65天的紧张日子里，没有一人掉队，没出一次演出事故，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在全团年龄最小，肉嫩皮薄，那朔风严寒成了和我故意做对的劲敌。我的两只小手冻得又红又肿，白天发疼，夜晚发痒，实难忍受。人常说祸不单行，冻疮已折腾得够我受了，没想到慰问演出临近结束时，我的右肩窝又生了黄水疮，高温不退，右臂抬不起来，眼看着不能坚持在长丰郡的最后一场演出，急得我直哭鼻子。一向疼爱我的樊老师火了：“你是咋了！黄继光在敌人碉堡面前是不是一哭就解决问题了。”说也奇怪，樊先生的几句训斥，立即在我脑海里勾勒出黄继光抱起炸药包飞身扑向敌人碉堡的光辉形象。我顿感眼前一亮，疼痛减轻，大声向樊先生表示：“不疼了！我能演。”等我坚持演完退入后台，就感到骨架要塌。领导和演员都围过来，部队首长送来了顶好的药物。樊先生与爱人常警惕很精心地照顾我并安置我住在他们房子内，半夜夫妻轮流叫我服药。
我们生活的艰苦，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深厚情谊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我们无论走到哪里，盛情的朝鲜人民就放声连喊“满塞！满塞！”（万岁之意）。我们也齐声回敬“朝鲜人民满塞！朝鲜人民满塞！”我们每到一地演出，志愿军官兵总要列队敲锣打鼓欢迎。我年龄小，个头低，往往被志愿军们抱回营房。有一次，我在金川郡一个点演完《岳家庄》，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被小岳云“少小英雄志气雄，要为国家立大功。将门之子疆场勇，岂肯埋没在书坑”的几句唱段所振奋，立即报以热烈掌声。小岳云在金兀术派出雪里花豹、张兆龙包围岳家庄的险恶形势下，临危不惧，独战群寇的“四股挡”双锤飞舞的武打技巧，也搏得台下阵阵掌声。等我演完退场，几个志愿军战士和朝鲜群众又从后台将我抱到台下，有的给我衣兜塞苹果、饼干等吃食，夸奖个不停，有的留名签字，送避弹衣、照明弹等战利品以作纪念。一位年仅17岁的四川籍小战士李宇林掏出我的笔记本，紧握手中的钢笔，留下小诗一首：“人小演活小岳云，技精艺高真感人。我当卫国保家邦，学习岳云小弟弟。”时过境迁，友情难忘。等我来年元月回国不久，李宇林等几位年轻战士还给我写信问候，并赠送两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
我随团赴朝演出距今已有37个春秋了，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幕战地生活，依然金子般地留在脑海里。
兼收并蓄 提高演技
党的文艺政策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豫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开拓了道路，樊粹庭先生更是雄心勃勃，决意从招聘人才、抓好教育、打好基础入手，振兴狮吼豫剧团。从1955年到“文革”前的12年时间里，他先后从首都北京高薪招聘黄玉振、何德亮、徐鸿瑄、马盛雄等京剧名家为本团青年演员练功排戏，提高技艺。樊先生把我列为重点培养的青年演员之一。为了端正我的学习态度，克服骄傲自满情绪，樊先生曾找我去他家谈话。
“小芬，你觉得自己的演技怎样？”樊先生关切地问我。
“比以前大有进步。”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你的自我感觉太好了。”樊先生板起面孔对我讲，“如果要我给你的演技打分，顶多得50分。你记住：戏曲是个综合艺术，要求演员唱做俱佳，文武兼备。这样的演员实不多见。你虽演了几个戏，也算出了一次国，就羽化而登仙，飘飘然起来啦！那可不行！说真的，你的唱腔，清亮有余，挂味不足，距离抒发角色感情尚有一大截距离。你的做工表演虽比一般学生出色，但只知老师咋教，自己咋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的短打和扎靠交战功夫，只有外表架势，缺乏深沉内功，没有惹人注目、引人入胜的绝活儿。我给你说这些话，不是泄气贬低，而是要你明白：艺无止境，必须勇于攀登。我很想培养几名唱做俱佳，文武兼备的演员，但很遗憾，一些有功底的男娃变声期前有声有功，变声期后有功没声，只成半个演员。你的嗓音确实不错，也有一定功底，外加大胆泼辣，经得起摔打，是个理想的可塑之才。问题在于，遍观全国各种剧种的女小生，既有唱功又能武功超群、能演扎大靠善使各种兵器的开路先锋或三军元帅的，尚无先例。我想为你多开小灶，先从排演突出一个方面特技的小戏入手，继而向挑大梁、演大戏，施展全部技能发展。这一设想如能实现，我就可以针对你的功底编剧本。照你目前的功力，那是万莫能及的。你感到前些年自己一登场颇能引起震动，那是观众看你小小年纪竟能放开手脚表演，出于爱小和鼓励，才为你喝彩鼓掌的，你说对吗？”
樊先生的一席话，既中肯，又耐心，有批评，有鼓励，啥味都有，听得我热血奔流。但我的泼辣劲和凡事一经认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犟劲也上来了。当即向樊先生表态：“老师，请放心，您指引的路子我能走下去。开弓不射回头箭，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不会令您失望的。”
“这就是了。”樊先生高兴起来了，“你有这样的勇气，我就放心了。”
那次谈话是樊先生对我倾注心血、精心培养的开始。从1955年3月到1957年，按照樊先生对我安排的培训计划，先后由身架有功、戏路宽广的著名京剧武生演员马盛雄给我排导三国名剧《战濮阳》，我演主角吕布。随后，又由手、眼、身、法、步贯通，号称京剧正宗俞派（俞华亭）继承人的黄玉振给我排导《恶虎村》，我演黄天霸；由以手功清楚、脚下干净而著称的京剧短打武生演员何德亮给我排导他在北京演红的拿手好戏《乾元山》，我演哪吒；由出身名家、生父为京剧正宗旦角演员徐碧云，并以飞脚轻快、短刀技艺超群而著称的京剧武生徐鸿瑄给我排导《狮子楼》，我演武松；由以唱做俱佳、文武兼备、扎靠武打独树一帜，曾经与轰动京华的京剧武生李万春排过戏的京剧须生演员项鼎新给我排导《薛平贵别窑》，我演薛平贵。1956年9月，山东京剧团来西安献艺。该团短打武生袁金凯以身上干净、脚下规矩、腿功技艺高超、文武不挡演红《金钱豹》和《野猪林》而名闻全国。樊先生不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慕名请求袁金凯为我传授他演《恶虎村》一剧的“走边”技艺。袁老师被樊先生的虔诚精神所感动，豪不保留地将他演林冲时融京剧“东西南北”四路太极剑于一身、并在全国独舞长穗剑的绝活儿传授给我。1959年6月，我团赴银川演出。樊先生一到银川，立即拜会银川京剧团以演红《乾元山》而出访过18个国家、被全国文艺界誉为“塞上之花”的女武生俞鉴，恳求这位艺术大师为我再排《乾元山》。
上述名家各有所长，都有牵动人心的精艺绝技。我从他们身上吸取营养，充实自己，一方面使自己能够较好掌握枪、刀、剑、戟、圈、斧、大带、马鞭、叉、棍、锤等所谓十八般兵器；一方面使我的腰功、腿功、架子功以及翻打跌扑技艺得到全面发展。然而，我为掌握这些充满内在功力的绝招技艺而付出的心血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多年来，每天5点半起床，比别人多练功两个小时，成了我的生活规律；为掌握各类兵器，在对打或单独练习中，身体伤痕斑斑，练功衣常是汗湿不见干。我对“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功夫要练好，三百六十个早”，“一天不练手脚慢，两天不练丢一半……”等等流传于文艺界的口头禅算是有了真正的理解和体会。
然而，饱蘸心血的耕耘，使我进入了丰收季节。从1955年开始，上述名家给我排导的《乾元山》、《战濮阳》、《杀狗劝妻》等唱做并重、突出武功的历史名剧，不仅在西安和甘肃、河南、河北、宁夏、山西、四川等地轮番上演，获得好评，而且樊先生认准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针对我的技艺特点和内在功力，从1956年元月开始，以半年时间为我创作出以反霸除奸为主题的新编历史剧《松树坪》，分配我演主角杨雪。杨雪是明末京城禁军教头杨玉坤的儿子。杨玉坤返回故里松树坪，对地方恶霸洪得戎为大太监魏忠贤修祠堂不惜搜刮民脂民膏的罪恶行径严加训斥。洪畏惧杨的威武，佯装改弦更张，并与杨八拜结交，收杨雪为义子，背地里却勾结官府，以图谋造反的罪名将杨玉坤处死。杨雪与母亲寄居洪府，明白事实真相后，刺杀洪贼未遂，只得入山苦练武艺。杨雪武艺超群后，直捣洪府，杀仇敌，报父仇，为民除害，情节曲折，悲壮感人。樊先生让主人翁姓名带“雪”字，意指这出戏专为突出我的舞台技艺而编写的。
这出戏的唱功特点是板式复杂，音韵多变，跳荡起伏，落差很大，远非我演其他戏可比。这出戏的做功与武打的难度更大，各种程式表演与武打技巧几乎应有尽有。为保证演出质量，樊先生亲任导演，常警惕老师任副导演，黄玉振与何德亮两位名家任技术指导。我在领会导演与技术指导意图、吃透角色内在性格的前提下，综合名家所长，从剧情和人物出发，唱随心生，活用程式和武打技巧，收到好的效果。《访友》一场戏的中心是洪得戎请求杨玉坤令儿子杨雪露几套拳脚。我在练拳时，充分发挥何德亮老师拳术既有戏曲风格又有武术特点的专长，以武术的套路为开端，以戏曲的‘扎头滚身”和“飞脚亮相”程式为收尾，轻巧自然，不落俗套。《惊醒》一场戏集中反映杨雪于深夜被母亲伤心落泪、感叹丈夫冤死而惊醒，继而披衣偷起，抒发对父亲深切怀念的唱功重头戏。按照樊先生强调的“韵味隽永，刚柔相济”的唱腔技巧，合理调度不同的嗓音共鸣位置，唱到“父亲言犹在耳难相见，好似塌了头上天。哭爹爹哭得我肝肠断，我杀了仇人才心甘”这几句冲击肺腑、肝肠裂断的唱词时，先收后放，由弱到强，充分表现了杨雪此时的复仇心理。每唱至此，观众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夜袭》一场戏，突出杨雪刺杀洪贼报仇心切，夜入洪府，以“飞脚过桌子”虚拟翻墙跃入，继而以“扫堂旋子”、“飞天十响”等终止音乐，尽显演员腿脚功夫的连套武功，体现角色越墙成功后的威武自得，刺贼必成的内心活动。戏曲上把上述连套武功表演称为“走边”。我在这场戏中的“走边”技巧发挥较好。《除霸》一场戏是全剧的高潮，武功练就的杨雪以“拜寿”为名，手持利剑，混入洪府，与仇敌剑枪对舞，白刃格斗。我取俞鉴老师传授给自己的短打真谛，揉进“转身旋手”、“手板飞脚”、“转圈扫堂”等短打技艺。在愈战愈勇、制服仇敌的关键处，以快、稳、准的灵活招式，将“盖剑”、“转身”、“剁头”三个精艺交替使用，轮番数次。扮演洪德戎的演员刘如明与我配合默契，甚为精彩。看到洪贼倒地，饮剑身亡，动情的观众几乎站起来热烈鼓掌。
这出戏搬上舞台后，连演二、三十场，场场满座，很快成为剧团优秀戏曲保留剧目之一。
樊先生也很满意，他多次鼓励我：“以前我给你安排节目，是因人排戏，现在你的技艺全面发展，转到以戏派人了。好！你可以挑大梁了。”此年我刚刚17岁。
《松树坪》演出获得成功后，樊先生确实把我当作本团骨干演员之一，陆续让我饰演《对花枪》中的罗成、《杨满堂》中的胡延庆、《狄青风雪夺征衣》中的狄青、《牛郎织女》中的小牛郎、《十一郎》中的十一郎、《汉江女》中的黄永孝、《恩仇记》中的施子章、《假婿乘龙》中的薛玖庭、《女皇别传》中的中宗皇帝等。上述角色身份不同，性格迥异，或以抒情动唱见长，或以扎靠交战而感人，或以短打格斗而令观众赞叹不绝。《十一郎》一剧演出后颇有震动，甘肃秦剧团、河南和西藏豫剧团曾先后派员来我团学演此剧。有的观众硬是迷在此剧中，他们见我不叫潘雪芬，而叫十一郎。陕西省电台文艺部还将《狄青风雪夺征衣》录音播放，广为流传。
然而，一个演员的文艺生涯不可能只是姹紫嫣红，也有伤心愁事。1966年，新中国的历史翻开了苍白的一页。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文艺战线成了重灾区。在历史剧停演、女角不能演男角的逆境中，我奋起抗争，依赖自己“文革”前的扎实功底，以变应变，改扮女角，先后在《红灯记》、《新人骏马》、《杜泉山》、《海港》、《蝶恋花》、《红嫂》等现代戏中，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李铁梅、赵小莲、柯湘、方海珍、孙嫂等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妇女形象，总算没有年华虚度。
当然，要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改变无所事事的困境，总得付出代价。我认准一条：“忙”是一个演员的生命线。我顽强拼搏，从深入体验生活入手，学习科学发音方法，终日处在苦练上演现代戏基本功和改变唱腔的苦苦探索中，用心血和汗水谱写自己文艺生涯的又一页。
春回大地 重获新生
进入新时期，春天又降临神州大地，传统的古典剧重新上演，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我团于1977年赶排了《假婿乘龙》、《桃梨梅》等优秀剧目，上座率达到了高峰。这两个剧中我扮演的是小生，《假》剧连续演出长达一年。这几个剧均被省电视台录像。排练大戏的同时，团内决定排演《打焦赞》和《挡马》等折子戏。当时的团长兼书记柳斌同志动员我和陈留成分别在《挡马》一剧中扮演杨八姐和焦光普。我们接受任务后，感到困难不小，一是因为十年内乱期间许多优秀历史剧的剧本被放火烧尽，重新排演必须苦思冥想地恢复本子；二则，《挡马》是出武打动作过硬的剧目，高难度技巧甚多，我和陈留成都已37岁，必须重新苦练，恢复武功；三则重排此剧一无导演，二无教练，我俩只好既当导演又当演员。
面对实际困难，我和陈留成深感处在艺术的青黄不接中，重任落到了我们中年人的肩上。在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重新整理剧本，在唱词与道白的编写上突出人物忧国忧民、勇于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戏剧情节的构思布局上运用悬念使全剧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人意料之外。诚然，构思是个再创造的过程。我和陈留成在编排中，常为一个武打技巧的处理得当而相互勉励，又为面临的障碍无法逾越而叫苦不迭，耗费了多少心血，连我们自己也无法估算。
艺术贵在创新，贵在创造好人物的性格。针对剧中角色的心理状态是内紧外松，互打互防，一个要走，一个要留，一个因识破对方而喜出望外，一个视对方为奸细而恨之入骨的特点，作了较好的艺术处理。在新的武打设计上不落俗套，对深化杨八姐武艺超群、智勇双全的个性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这出戏于1978年春初排试演后，得到市文化局的赞扬，被作为招待文化系统的演出节目。刚一公演，就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西安晚报》发表了丁树荣撰写的《喜看豫剧》‘挡马’的文章。省电视台也曾两次录像转播。我们多次为省市外事活动演出。我39岁时以《挡马》参加了1978年在西安举办的名老艺人展览演出。今年50岁的我在赴河南演出该剧时，仍和陈留成同台，而且配合默契，公演后观众给予好评，全演出队的同行都为我们如此年纪而功夫过硬大加赞赏，并有甘肃、青海、河南、宝鸡豫剧团与西安易俗社、五一剧团等文艺单位派人来我团学演此剧。
借《挡马》的“东风”，在我40岁时又攻下了高、难、尖端的武打戏《双枪陆文龙》、《八大锤》。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40岁演出八大锤的女性，全国独我莫属。所以有人称我为豫剧界的女武生。《西安晚报》有文章报道“她把陆文龙演活了。”此后，我一头扎进献身艺术的新时代大潮中，终日排练、演出、导演、绘画、剪纸。从早到晚，从冬到夏。伴随奉献而来的是收获。从演《挡马》到现在，我又陆续上演了《假婿乘龙》、《薛玫庭》、《灵堂花烛》、《刘廷玉》等戏；在《王佐断臂》中饰演陆文龙，在《樊梨花归唐》中饰演薛丁山，在《红珠女》中饰演赵海，在《罗通挂帅》中饰演罗通，在《皇帝告状》中扮演皇帝，在《汉江女》中扮演黄永孝。上述剧目中的一、二类小生主角全落在我的肩上，有的以抒情突出唱功，有的以武打、扎靠见长。其中大部分剧目被省电视台录像播放，成为保留剧目。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虽应工小生，但酷爱事业，潜心钻研，戏路较宽，自从艺到现在，上演大小剧目近百个，塑造了年龄、性别、个性不同的人物形象近百个。
1988年秋，我参加了全国豫剧中青年大奖赛。以47岁的年纪，铤而走险，演出《八大锤》一折戏，荣获西安市豫秀奖。同年1月，给我的儿子——西安易俗社的青年演员刘乃艺——排导了《夜奔》一剧，他在参加西安市石榴花大奖赛中获奖，我获园丁奖。紧接着，我于同年5月又荣任陕西省第六届政协委员。我是全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西安市戏剧家协会理事。1987年，我加入民盟。1989年被聘任为省民盟艺术团团长。与此同时，我还不断拓宽戏路，在《费姐》剧中扮演泼辣旦陈姑妈，观众评价甚好。一次，在西安郊区十里铺演出此剧时，观众为陈姑妈鸣放鞭炮，而且上台给我披了红。伴随演出实践不断丰富，我还兼搞导演工作。业余时间学习剪纸技艺，将自己常演的《陆文龙》、《杨八姐》等剧目中的陆文龙、杨八姐通过剪纸艺术表现出来，常在报刊发表。从事新闻工作多半生的孔祥光老人为我赋诗一首：
6岁从艺自超凡，
文武生旦戏路宽。
演谁象谁已微妙，
风流潇洒韵翩翩。
艺优品馨人温文，
见托剪纸更传神。
表演剪纸融一炉，
翠岫双辉更淡春。
心无片暇精钻艺，
傲雪寒梅自清芳。
这首诗对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我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繁荣豫剧的事业上，为弘扬民族文化，为振兴豫剧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张广效撰写）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走上文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