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富平游击队的成长
王方民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妄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于六月二十六日，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而后，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一九四六年冬，胡宗南调兵遣将，以重兵包围我陕甘宁边区，积极作进攻的准备。敌人要进攻延安，首先必须打通我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所在地马栏。因为马栏是我解放大关中的前沿阵地，它又象扎向胡宗南的巢穴西安的一把尖刀。因此，马栏就成了敌我必争之地，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形势非常紧张，边区的党政军民从政治上、思想上作了自卫动员，并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作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敌人侵犯边区，我们就打向敌区去，和敌人来个大换防。
当时，我是关中分区司令部侦察科长。为了粉碎胡宗南对分区的进攻，驻在马栏的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区司令部，决定派我带领方光、任天兴、邵培田、贾全福、蒋志义、刘林等十几名同志，并携带武器和宣传材料，深入敌占区，宣传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具体任务有四：建立隐蔽据点，站稳脚跟，宣传和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种种罪行；发动和组织敌占区人民群众的反胡(宗南)运动，建立“陕人治陕”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武装地下游击队；侦察、搜集敌人的情报，测绘敌占区咸榆公路以东同官(今铜川)、富平山区的兵要地图。
接到命令后，我和这十几名连排干部，带上短兵武器，以武装工作队的名义，于一九四六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傍晚，从淳耀县(当时边区设临时县)的聂家河出发，冲过敌人层层封锁的碉堡线，闯过敌人咸同路的重兵驻地，一夜急行军，行程一百一十多华里，天黎明到达同官的陈炉镇东部的上店。这里是国民党第二保保公所的所在地，二保保长刘天升和一保保长王鸿俊，和我们有着密切的统战关系，后来均发展为中共党员。到上店的那天，已是八月十五日，正逢胡宗南部队在关中各县进行大清乡，封锁道路，严禁行人，挨村挨户清查户口。我们一进入敌占区，在刘天升的掩护下，在村里隐蔽了一天。这一天，虽然同官县保警队到上店来了一个分队清查户口，却被刘天升巧妙地把他们骗走了。当天晚上，我们十多个人就转移到陈炉镇的第三保里七坡。后来又转移到和富平白庙山接连的石马山，在一个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住了下来。我们住下以后，就地分散活动。开始，我们没有暴露身份和武器，只给当地群众收糜谷，干零活，做活不要钱，吃饭开饭钱。我们的行动，引起了群众的怀疑。群众的怀疑，我们也觉察到了。亮不亮我们的身份，我们作了分析，这里离边区近，过往经商路过这里常谈及边区情况，群众对我们的政策多少是了解的；再则，这里住的都是贫苦农民，是我们的依靠对象。于是，就以实言相告，说明我们是马栏来的老八路军，化装成老百姓为的便于活动，向群众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准备进攻边区的罪恶，并给群众讲明，万一打起仗来，我们打过来就要解放这里。还向群众宣传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我们说明，群众的疑团解除了，对我们分外亲热了，腾出热炕让我们睡，给我们烧水、做饭，帮我们放哨，侦探敌人的动静，给侦察人员带路，搜集敌军从潼关到西安、从西安到咸同线一带的敌军番号和有关军事情报。仅仅几天功夫，群众和我们简直成了一家人。有的同志说，到敌占区才几天，老百姓对我们就这样亲，和边区没有什么区别。人民的拥护，这是我们在敌占区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是我们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最可靠的保证和坚实的基础。在这里住了几天，我们从石马山又转移到陈炉镇上店的育寨村、龙王山一带。凡是我们活动的地区，如有人来找，群众弄不清楚的，绝不让见面。有时群众还主动盘问可疑的来往行人。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我们就耳朵灵，眼睛亮，工作很主动。
有一次，我们住在陈炉镇东部的上店、育寨两个村子。天黑以后，陈炉镇的镇队副罗巨瑞派人送来情报，说镇上来了国民党两营军队，封锁了镇上的消息，行动严密，叫我们马上转移。那天晚上，可真危险。我们的同志在两个村子，住的很分散，直到人睡静的时候才把人集合起来，我们前脚出村东，敌人后脚就进了村西，我们安全转移了，敌人包围了村子，却扑了空。事后了解，因为我们的频繁活动，给了敌人同官县地方政权严重打击，敌人拿我们没有办法，就请了国民党部队，来围剿我们，结果使敌人的愿望落空。
我们在同、富边沿地区活动了半个多月，建立了数十个隐蔽据点：同官地区有上店、育寨、里七坡、何家沟等；富北一带有底店、化石村、白龙沟、三尺堡、万家窑、三条沟、周家堡、大渠里、尚书村、西王家等。由边区到敌区，往返有了立足之地，活动有了藏身之所，不仅熟悉了群众，熟悉了地理环境，同时也摸清了敌情，为游击队的扎根、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次，我们奉命返回马栏，十多名同志，走了一夜，天快明时，走到文王山下楼子村的田河，发现前边约二百米处就是敌人的碉堡，看来，从这里冲过敌人的封锁线是很困难了。正好附近有一户群众，是一个三间庵间有楼的独家院，我们就决定隐藏起来，晚上再行动。到了这家门前，人还没起来，门还关着。叫开了门，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进门就封锁了消息，隐藏起来。不一会，邻村一个杀猪的老头来叫门，一进门就被我们扣留了。过了一会，杀猪的老婆领着两个国民党兵来找老头杀猪，一进门也被我们扣留了。不大一会，又有五、六个国民党兵来这家叫门，嚷着要买核桃呀、鸡呀什么的，看样子似乎要过什么节日。不管怎样，凡是进了这家门的，全都被我们暂时扣留了起来。小小的三间楼上，一天就扣留了四十多人，我们的心情也紧张了一天，好容易盼到天黑，等到黑静了，我们放走了群众，带着七个国民党兵，顺利越过敌人的碉堡，很快回到了马栏。后来才听说，我们这天的活动，很快就被群众神话般添枝加叶地传开了，不用说，群众很高兴。可是，却吓坏了敌人，他们的警戒加严了，士兵不准外出乱跑了，怕再被游击队抓走。敌人这样严，反倒对群众的干扰也少了。对我们的活动也方便多了。
一九四六年的十月下旬，胡宗南进犯我边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气焰也越来越嚣张。我边区军民的自卫还击，也处于战备状态。我奉命二次进入敌区，和我同行的有政治部派的雷震东、马爱云，陕西工委派的周惇，还有地下武装人员惠章杰等，共二十余名全副武装的军政干部，并带了两挺轻机枪。走的路线和前次一样，先到聂家河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由这里动身，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以急行军的速度，一个晚上，先到了陈炉镇的上店，以后又转移到富平的底店、曹村、赵老峪、老庙、大水峪，同官的红土镇、云蒙山、北神沟，蒲城的杨家河一带。
这一次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和扩大地下武装，摧毁敌基层乡、镇、保、甲制度，破坏敌人的征兵、拉夫、派款、征粮，秘密建立我们的地下政权组织，打开敌人的粮食救济贫苦群众，切断敌人粮秣、弹药供应线。动摇敌人，震慑敌人，使群众得到实惠，积极靠拢我们，以利扩大我们的地下武装，开展游击战活动。我们到敌区不久，我和雷震东、惠章杰，配合同官许天杰同志领导的游击队，摧毁了同官县红土镇乡公所，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又打开仓库，把二百多石麦子救济了当地的贫苦农民。这次战斗，打开了局面，扩大了政治影响，争取了群众，动摇了当地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使他们对人民的反抗斗争越来越难控制了。
对于敌人基层政权的首脑人物，我们都作了详细调查和慎重的分析，采取了不同的对待办法。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我们就坚决打击，彻底镇压；比较开明的人员，做好工作，尽力争取，热情团结，化阻力为助力。象流曲乡的乡队副沈成统，曹村南崔的保长陈有才，曹村二保保长刘德仓等，都被我们教育争取过来，为我们办事。还有同官红土镇二保保长左新荣，以枪支弹药作为向游击队的进见礼，又杀猪宰羊宴请我们。陈炉镇的乡队副罗巨瑞，想办法，找熟人，愿和我们交朋友，搞好关系，帮我们通情报等。
对国民党怀有不满情绪，和我们又有统战关系的进步势力和进步人士，是我们的依靠力量。象底店的惠显峰，老庙乡乡长张志林，老庙东留村的刘铁山，三条沟的吴云杰，同官里七坡的张巨贵老汉，赵老峪的总甲长路建祥等，他们都是从道义和物质上，积极声援、帮助我们，掩护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借粮给我们，帮我们送情报，报告消息，烧水，派饭，热情接待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给予热情地关怀和帮助。由于我们十分注意统战工作，所以吸引了好多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游击队，使我们游击队的成员，一下子猛增到七十余人，成为当时活动在同、富、蒲三角地区很有声威的一支人民武装。
游击队的发展壮大，敌人非常注目和害怕。他们调动乡保警队到处把关设卡，阻挠我们的活动。以富北来说，东有薛镇乡的保长赵有贤，西有曹村乡的乡长马中俊，同官县红土镇的镇长刘彦兴等，处处和我们作对，阻挠我们游击队的活动。当时，虽然斗争激烈，环境复杂，由于有可靠的群众基础，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活跃，按照上级的指示，胜利完成了任务。我们活动了一个多月，接上级指示把扩大了的游击队带回边区，进行了军事、政治和游击战术的训练，以适应斗争环境的需要。
敌人的凶相终于暴露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胡宗南以七个整编师共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的兵力，加上宁夏、青海、榆林等地的敌军部队，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余人，向我陕甘宁边区开始进犯。胡宗南的十五个旅，从南面分两路，沿咸榆公路，从两侧翼向我延安大举进犯；又用五个旅的兵力，在陕甘交界的*(左周右鸟)灵关，以钳形分进合击，妄图首先包围并吃掉我驻马栏的主力新四旅和警一旅。我驻马栏的陕西工委、专署、分区司令部等，所有机关、家属，和敌人在*(左周右鸟)灵关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由于我军事先控制了制高点，压制着敌人的行动，掩护机关、家属进行了安全撤退，随后我主力部队也冲出重围，摆脱了敌人的包围。这次，我又接到陕西工委和马栏司令部的指示，任命我为富平游击队支队长，邵武轩同志任政委，率领经过短期训练的七十多人的富平游击队，又从马栏出发了。我们这次出来，是边打边走，沿途经过陈家楼子、窑峪、香山、前后芋园、高山槐、上下金马、慕坳原、柳林河、同官原、黄堡等地，整整转游了三天三夜，来回和敌人兜圈子。第四天的天快明的时候，我们才到陈炉镇，进而转至富平的赵老峪、大水峪、底店、老庙以及蒲城、白水等县的三角地带，以富平游击队的名义，积极地开展了游击活动。
由于胡宗南已进犯延安，敌人的反动气焰非常嚣张，而保安团、自卫队等地方反动武装，也紧锣密鼓地配合敌正规部队，向我游击队进行清剿、扫荡。根据当时的敌我形势，我们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和敌人周旋。有时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活动，进行政治鼓动，发动群众；有时集中起来，避开敌人主力，寻找有利时机，狠狠打击敌人地方武装。赵老峪地区保长赵有贤，是一个反共的顽固家伙，经常伙同他的外甥和我们作对，设关卡，要路条，勒索过往行人，对我们开展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并在赵老峪的掌巴山清剿我游击队。为了煞一煞敌人的嚣张气焰，我游击队班长李积金，镇压了赵的外甥，并对赵进行了警告。从此以后，赵的嚣张气焰大大收敛，再也不敢对我们张牙舞爪了。我们的工作在这个地区也活跃起来了。
我们有时在当地活动，有时到较远的地方出击，到处迷惑敌人，整得敌人草木皆兵。一九四七年八月间，游击队派中队长任忠义同志，化装成有钱人，坐着一辆轿车，车内藏有武器，带着几名队员，准备进行一次远途袭击。他们由富北出发，到县城西的亭子村，晚上在这里住了一夜。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看到有人时，有的队员就有意地打着富平县国民兵团团长李鸿才的招牌说：“李鸿才老叫我们捎的买东西，又不给人钱…。”使人感到我们是很有来头的。第二天到三原县，由三原又转到临潼县徐杨的上寨村，在杨百忍家里住了一夜，又转到泾阳县的永乐店，在附近一个村子隐蔽了起来。这里离西安几十里地，可以说已深入到胡的心脏地区。任忠义等同志在这里活动了一个时期，作好了群众工作，疏通了乡公所的有关人员，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在一个晚上，任忠义同志以咸阳专署人员的身份，叫开永乐店银行的大门，对银行进行了突然袭击。敌人在这里驻军相当多，听到枪声，连锁反应，一时到处枪声响成一片。这次出击，虽然没有打开银行的保险柜，但游击队敢到这里来活动，足以使敌人受到很大的震动，吓得敌人的火车也中断了两天。
国民党曹村乡的马中俊，是个死心塌地反共分子，对我们在曹村一带开展工作极为不利，游击队早想除掉这个坏蛋。我们经过研究，运用离间计的办法，分化瓦解敌人，扬言马中俊和共产党有关系，引起敌人内部互相猜疑。这个办法很快发生了效果，敌咸阳专署命富平县政府和国民兵团，逮捕马中俊。县府派穆省三(我地下党员)去执行。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穆以杀西瓜为号，将这个罪恶累累的坏蛋枪毙在富平大奕学校。为了瞒哄敌人，以共党嫌疑持枪反抗拒捕为由，谎报敌咸阳专署，就此了结此案，拨掉了我们的一颗钉子。
我们富平游击队，在敌占区活动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除取得以上成绩外，还有大大小小不少战绩：
一九四七年夏初的一个晚上，我游击队四十余人，在黄堡镇二十里铺，潜伏在一个骡马店内，伏击敌由咸榆线下来的军车，约定的暗号是：“牛娃下来了。”时间不长，敌人从延安往下转运军事物资的二十辆汽车下来了，我们以十多分钟的速度，截击烧毁了最前面的一辆汽车，其余敌车仓惶北逃。这次伏击，缴获捷克式机枪一挺，卡宾枪一支，短枪一支，俘敌二十多人。继在富北捣毁底店保公所，收长短枪十余支。
在我走后的一九四八年春，捣毁敌老庙乡公所，缴获长短枪五十余支，打死敌乡队副一名，民团四十多人，经过教育，大都参加了游击队。
一九四八年春末，我六十多名游击队员，由教师惠章华作内应，于某晚开了薛镇乡公所后门，与敌乡长雷楼一亲自指挥的民团，激战一小时，缴获长短枪四十余支。
我们不仅能捣毁乡、保，消灭小股敌人，最后还能成排、成连、成营的消灭敌人大股部队。在富北大水峪的娘娘庙一战，就消灭了富平县国民兵团黄楚三的第二营，黄狼狈逃窜。这次战斗缴获长短枪二百多支，俘敌二百多人，给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在摧毁敌人基层政权，打击敌人地方武装的同时，我们还发动和组织群众抗粮、抗丁、抗捐，破坏敌人的征粮、征兵和派款。在破坏敌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我们曾在同官北关，割断敌通往金锁关、石柱原的军事电线，摇倒了不少电线杆子。在岔口以南，炸断了“104号”铁路桥梁，使敌人咸同铁路瘫痪多日。
我们富平游击队，在深入敌区的日日夜夜，神出鬼没，一直扩大到同、富、白、蒲、耀五个县的边沿。一年多的活动，打得敌人心惊胆战，再也不敢在沿山一带侵犯我游击队，骚扰当地人民群众。游击队的影响越来越大，战斗力越来越强，队员由十多人发展到三个中队几百人。解放和控制了方园几百里，计七个乡、镇公所，五十多个保的地盘，建立了地下党政基层组织，有力地配合了我主力部队的作战。更重要的是，富平游击队根据地的创建，给一九四九年关中东路早日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七年冬，上级调我回边区另有新的任务，游击队的工作移交给邵武轩、王维、周友才、田邵西等同志，我北上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