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东府武工队的成立和合阳等县游击队的革命活动
张铁
东府武工队是解放战争初期，陕西省委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组成的一支三十多人的地方武装。它以韩城巍山山区为立足点，分别在白水、合阳、韩城、澄城、黄龙等县，依靠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东府各县游击队的建立，不仅分散和牵制了胡宗南部队的兵力，对收复革命圣地延安做出了贡献，也为十八、十九兵团西渡黄河，向西北和西南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它本身在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逐步由地方游击队发展成为正规部队。
我当时是东府武工队的副队长，并参与合阳县游击队的创建工作，现就记忆所及，将东府武工队的组成和合阳游击队的革命活动记述下来，希望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们补充、批评指正。
一、东府武工队东进巍山，合阳游击队的创建
抗日战争期间，我一直在延安从事地方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针对蒋介石随时可能背信弃义，发动内战的客观形势，抽调大批地方干部到中央党校第六部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学习目的是训练敌后武工队队员，学习内容主要是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和曾山同志在福建利用“两面”政权(以充任国民党统治区社会职务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创建地方武装组织的经验，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好准备。我当时是训练班的学员之一。
在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到了一九四六年秋，西北局组织部的张光潜同志介绍我到马栏，具体任务由驻在这儿的陕西省委分配。
我到马栏后，省委立即分配我到赵伯经(西府工委负责人)和刘懋功(关中军分区参谋长)领导的西府工作队。我们西府工作队二十多名队员随同近一营正规部队在麟游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两个多月后，即回马栏整顿。
到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省委鉴于东府党的地下组织比较活跃，群众基础也好，决定组建一支三十多人的东府武工队，任命王敏(本名何养民)为队长，我和孙文登、刘振忠为副队长。
东府武工队成立后，决定从耀县柳林镇出发，越过咸同铁路东经富平、白水、澄城、合阳，然后北上韩城境内的巍山山区。但是，敌人对关中分区警戒森严，尤其是对南线的旬邑和耀县盘查更严。武工队决定在夜间行动。
十一月十八日黄昏，武工队携带“勃朗宁”、“捷克”轻机枪两挺，步枪十二支，手枪五支，手榴弹一百二十颗，各种子弹两箱，出柳林，越过咸同铁路，第二天拂晓赶到富平底店地下党员雷震东同志的活动据点。而后连续三个夜晚，经白水县城北尧头村、澄城县西南部的前家河村，赶到澄城县东北部武工队队员薛仲舒同志家中(村名忘记)。
在薛仲舒家，东府工委委员戈文(即何邦奎)特地赶来欢迎我们，并向我们传达了东府工委的指示。要武工队化整为零，分散到东府各县，依靠地下党组织，扎根串联，宣传组织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随后，戈文与每个队员谈话，将每个人到那里，与谁接头，以什么身份作掩护，都一一作了安排。第二天晚上大家就分头出发了。
巍山由黄龙县伸延过来，横穿韩城县南部。当时决定我和王敏、孙文登在韩城境内巍山西段活动，我的立足点是碾盘塔，在这里负责合阳县游击队的筹建工作，王、孙二人的工作点当时未告诉我。我被戈文亲自带到碾盘塔地下党员陈才旺同志家里。陈才旺是从商洛逃荒到这里安家落户的贫农，四十多岁，还没有娶妻成家。为了便于工作，经他联络，让我给一个姓赵的农富拉长工。
我在赵家干活很卖力气，起早摸黑，将家里活安排得有条不紊，地里活也干得很得劲，深得赵家夫妇喜欢。到了一九四七年元月下旬，我拜赵东家的老婆为干妈。这样就可无忧无虑地到处活动，扎根串户，暗地里发展游击队员。春节过后，为了便于活动，我和碾盘塔及其附近几个村子的杨永发、范占奎、何乾娃等二十多名贫穷青年和长工结拜为兄弟，我排行老九，更名“秦虎儿”。经过一段工作后，他们大都成了合阳游击队的队员了。赵东家明知陈才旺是地下党员，也觉察出我有特殊任务，但他们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一切任我所为，从不干涉。就这样，我们合阳游击队逐渐发展起来，很快有了三十多人。游击队成立了，最迫切的是枪支弹药问题。当时，与韩、合隔河相望的山西河津、荣河一带是巩固的解放区，东府各县游击队的武器装备大都是从那里运过来的。
合阳游击队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一天拂晓，我和段守真同志带领二十多名年轻力壮的游击队员由碾盘塔起程，出虎翼沟，下门子底，过桥子玄、翻三甲村沟，以急行军速度，天黑前赶到合阳县东北黄河岸边的铜蹄村一个地下党员家里(名字忘记)。由那位同志从家中后院的地窖里取出由河东荣河、河津解放区运来的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和四、五箱子弹，还有手榴弹和其他日用品。每个人负重百余斤，在敌人盘查很紧的险恶环境下，大家顾不得休息睡觉，连夜返回碾盘塔。通过这次抢运，加上以后在战斗中从敌人手中不断缴获的武器，使我们的武器装备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游击队的革命活动，使游击区域不断扩大，西到黄龙市儿坪，北与黄龙庙后川相连，南抵韩、合两县交界的门子底和芦子河，东至虎翼沟、苏家坪、范家岭、马家山一带。还发展杨永发、范占奎、何乾娃等为共产党员。
二、虎翼沟会议与合阳游击队受挫
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东府工委委员吴沙浪同志由陕北带来第二批武工队干部，在韩城与宜川交界的野户川山区又开辟一新的游击区，同时调孙文登到野户川创建韩宜游击队，再加上洛川地区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的韩城游击队的配合，使韩、合、澄、黄等县的游击战争广泛开展起来了，搞得敌人心神不安，对胡宗南部队牵制很大。
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部署，东府工委在碾盘塔东北虎翼沟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具体措施。
会议由东府工委书记史青(即苏佐亮)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东府工委副书记白云峰和委员王敏、戈文、吴沙浪；澄城县游击队负责人刘振忠、韩宜游击队负责人孙文登、合阳县游击队负责人张铁；还有省委派往东府各县开展地下工作的周云、段守真、张超、任鸿才等共计三十多人。
会议传达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的“发动群众，四面出击，以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与会同志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和游击战术的基础上，总结各地开辟游击区的经验。在统一思想，明确认识后，东府工委特别强调在分散活动中一定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和克服游击习气；二是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坏人混入组织；三是在武装斗争中坚持建党、建政、建军。
虎翼沟会议后，各县游击队斗志坚强，活动更加活跃。合阳、韩宜和澄城游击队，都由开始组建时的十多人发展到四、五十人。另外，在合阳还成立了史建堂领导的合阳西北游击队，李孝民和乔邦耀领导的合阳东北游击队。由于各地武装斗争迅速开展，经东府工委研究决定，将各县游击队改编为游击中队，根据各县游击队员人数的多少进行编制。当时，澄城县有刘振忠领导的一个游击中队；韩城有两个游击中队，即田得霖领导的一中队和吉文超领导的二中队；合阳县有三个游击中队，即段守真领导的县中队(我任指导员)，史建堂领导的西北中队，李孝民和乔邦耀领导的东北中队；另外还有孙文登领导的韩宜中队。原各县游击队的负责人均被任命为中队长。
一九四七年四月到五月，我们合阳县中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合阳县北部的皇甫庄平原，与澄城县游击队中队的活动区域连成一片，有时协同开展活动。第一次协同作战是打击冯原联保处。澄城县北的冯原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国民党的冯原联保处共有保丁五、六十人，装备优良，在冯原村中心还修有坚固的碉堡。他们经常到附近各村催粮要款，鱼肉百姓，广大群众对他们的罪恶行为恨之入骨。因此，刘振忠与我中队接头联系，确定联合作战，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五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中队共出动一百多人突然包围了冯原。敌弱我强，保丁很快龟缩到碉堡上负隅顽抗。断断续续一直打了大半夜，鸡叫后，我们唯恐澄城敌人增援，因而很快撤军。这次战斗，使冯原联保处的敌人深感游击队人数比他们多，战斗力比他们强，战略战术比他们好，因而罪恶活动有所收敛，再不敢轻举妄动了。从而威慑了合、澄两县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另外，活动在合阳县东北和西北的两个游击队也频繁出击，使反动当局更加恐慌不安。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又将巍山碾盘塔游击区扩展到合阳的甘井、百良、南北龙亭、王家洼等地，控制了韩城县南和合阳县北。
就在我们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游击活动地区日渐扩展的时候，东府工委派地下党员周云赶到虎翼沟，又召开了一次游击中队负责人会议。周云在会上对大家说，根据确切情报，以国民党合阳县县长周宏为首，纠集韩、澄、黄、合四县保警队向黄龙山的将军庙地区进行清剿，扬言要扫清黄龙以南的“土八路”。对此，省委决定东府和洛特两个系统的游击中队，要很快撤离到边区固林县(位于延安以南，宜川以北，是陕甘宁边区所设县，现已撤销)的红甫梁集结待命，并由史青、周云等同志组成黄南(黄龙以南)指挥部，带领各游击中队迅速转移。
一九四七年七月，各游击中队随黄南指挥部由虎翼沟出发，经庙后川，过青草岭，向西北方向到黄龙县瓦子街，继而北上，于八月初到达红甫梁。黄龙军分区司令员王宝山和黄龙地委书记王俊接见了我们，并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将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粉碎国民党企图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反革命阴谋的指示。他还讲到，王震领导的二纵等主力部队准备出击，打到蒋管区，解放黄、韩、宜(宜川)。王宝山和王俊同志还要求各游击中队迅速休整，总结经验，马上随主力南下。
九月二十五日，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成立，以王世泰为司令员。中秋节过后，我们东府和洛特各游击中队随二、四纵队一同南下。临行前，王震司令员给我们全体游击队指战员讲了话，做了战前动员。
随大军南下时，我们合阳三个游击中队担负着阻截合阳以南敌人北上，保证主力部队与其他各游击中队很快围歼韩、宜之敌的任务。我们在巍山以南，韩、合两县交界的各村庄严阵以待，作好阻截敌人北上的准备。由于解放军两个纵队出击，声势很大，南线敌人始终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十月十一日，我二纵攻占韩城，歼敌九十师五十三旅一个团，随后北上，十月二十一日，与四纵及其他各游击中队一起，又攻占了宜川，歼灭敌河防宜川指挥部及新编第九旅之二十七团，俘敌中将指挥官许用修，少将县长徐沛等人。这是我军第一次解放韩城与宜川。
此时，上级决定将合阳三个游击中队改编为三个大队，任命段守真为县大队队长，县委书记白云峰兼任县大队政委，任命我为副政委。史建堂、李孝民的两个中队分别编制为西北大队和东北大队，并任他俩为大队长。当时，还建立了合阳县临时县政府，戈文被任命为县长。县委和县政府机关是流动性的，县大队走到那里，县委和县政府也跟随到那里。此时，其余各县的游击中队也改编为游击大队。洛特领导的韩城两个游击中队与东府工委领导的韩宜游击中队也都分别扩编为游击大队，原来的中队长继任大队长，主要活动范围仍在韩城境内。
攻克韩、宜之后，二纵东渡黄河到山西，四纵赴洛川一带。这时，向南逃窜的敌人突然掉头北上，胡宗南的六十一旅不但重新占领韩、宜两县，而且又大举南下，很快进驻合阳北部的皇甫庄。我们没有预料到敌人会有南北夹击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因此，当六十一旅赶到皇甫庄时，我们县大队的少部分队员仍住在这个小镇子，形势万分危急。幸有群众掩护和熟悉地理的有利条件，很快转移到巍山山梁的火烧沟掌。
敌人南北夹击时，我和县委、县政府的大部分人员还在韩、合交界的乔子玄小平原上。敌人袭击了皇甫庄后，又转往东北向我们包剿而来。这时，乔子玄平原南边的公路上，平原北面的丘陵川道里都是敌人。在此情况下，县委和县大队决定突破敌人包围上巍山，敌人尾追不舍。我们从未与人数如此之多的敌人交过战，只好边打边退，与敌周旋，第二天拂晓才甩掉了敌人，安全地进入黄龙的庙后川。但在同天中午，撤离到碾盘塔的韩城游击大队，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敌人包围。敌人兵多，一经战斗接触，游击队就伤亡了好几个同志。最后，全体游击队员集中火力向敌人包围比较薄弱的西北方向猛冲猛打，才突围转入庙后川。
据谈，我们和韩城游击大队突围后，乔邦耀副大队长带领合阳东北游击大队大部分队员在韩城东南的龙亭、幸庄、三甲村一带与敌周旋时，麻痹大意，在敌人刚刚住过的北龙亭宿营。敌人得知消息后，以绝对优势兵力把东北大队赶至北龙亭东北方向的爱铁沟岸，致使多数同志牺牲，个别动摇分子也乘机投敌，这样，东北大队基本上就被敌人搞垮了。
三、东渡黄河整训
胡宗南六十一旅和国民党地方保警队的联合清剿，使各县游击大队经受考验，也暴露了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指挥作战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乔邦耀所率合阳县东北游击大队被敌人吃掉的沉痛教训，说明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顿是完全必要的。黄龙地区党政军领导决定调韩、合两县的游击队到山西的荣河一带集中整训，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一九四七年农历腊月中旬，我们合阳县的县大队和乔邦耀大队仅剩的十多人首先过河。过河时，全靠山西荣河地区的老梢公用羊皮筏子摆渡。每只筏子只乘坐四到八人，而且还要求成双过河，否则筏子失去平衡，就要翻筏落水。
敌人发觉我们偷渡黄河的行动后，加强了河沿岗哨，给没有过河的合阳史建堂西北游击大队和田得霖、孙文登等同志领指导韩城县游击大队过河带来很大困难。为了确保河西同志安全东渡，组织决定我和陈才旺同志二次返回西岸接应他们。
我们西渡黄河到黄龙庙后川与东府工委书记史青同志相见后，他说史建堂大队尚未集中起来，要我们把韩城游击大队先接应过去。这一新任务使我们忐忑不安，原因是韩城大队三百多人过河费时间，白天又不能行动，只能夜晚摆渡，很不方便。史青同志布置任务后的第三天晚上，我和陈才旺首先赶到合阳铜蹄村渡口。不多会，田得霖、陈仓等同志带领韩城游击大队也到渡口。但一直等到鸡叫，还未见河东有羊皮筏子过来。
为了免遭敌人袭击，我和田得霖、陈仓商议后乘夜色把部队拉回我的家乡大朋村。天亮后，我作向导，翻过村北一条深沟，上了一个小山岗。这座小山岗上面有个无人居住的空堡子，东西两侧都是大深沟，好象伸向大海的半岛。大朋村南边有条公路，敌人沿公路设有许多岗卡。如果被敌人发觉，就有覆灭的危险。大家在小山岗上作好一切战斗准备，以防万一。那阵子真是渡日如年，好容易熬到太阳落山。黄昏后，我们立即带部队进大朋村，通过地下党组织，叫全村群众给游击队备足干粮，立即又向渡口行进。部队到渡口约等半个小时，河东的五、六只羊皮筏子就急忙划向西岸，相继把大家运过河去。十天后，我和陈才旺又把史建堂的游击大队接应过河。
整个“诉苦”、“三查”教育结束后，组织决定把合阳县的几个游击大队合编为游击支队，由左文辉任支队长，米生发、史建堂任副支队长。支队设立党总支，我任总支书记。将韩城游击大队和韩宜游击大队合编为韩城支队，由田得霖任支队长，孙文登任副支队长、陈仓任总支书记。
四、大举反攻，解放东府
一九四八年三月，西北野战军取得了瓦子街战役的巨大胜利。这次战役全歼胡宗南军三万人，改变了西北形势，对我们东府各县的游击队以巨大鼓舞，为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大规模的反攻，增强了战斗士气。
一九四八年四月初，正当我们合阳支队在合阳县北皇甫庄时，突然接到黄龙军分区命令我们连夜东进，配合从山西返陕的二纵十五团在合阳百良镇围歼国民党韩城县县长赵玉林带领南逃的二百多名保警队。韩城支队也与我们一起协助主力部队作战。
我们于接到任务的当天午夜前，赶到百良镇西，韩城支队也按时赶到百良镇东。两个支队很快分散包围了百良镇。鸡叫时，二纵十五团赶到，立即开始了攻城战斗。百良镇城西南的敌人兵力较强，我们合阳支队配合十五团担任攻城突击任务。由于敌人火力较强，几次攻打不下，游击队和二纵十五团死伤好几名同志。早上八点钟，十五团调来四、五门迫击炮和山炮向敌人猛轰。这时，我们支队与十五团一起，乘炮火的浓烟烈火，一涌进城。战斗中，除赵玉林化装顺沟逃跑外，韩城县的其他敌军政人员均被我们一网打尽。至此，消灭了韩城仅有的一点残余反动武装，韩城二次获得解放。
百良镇战斗结束后，合阳支队于五月初配合二纵主力向合阳县城逼进。合阳反动当局闻听韩城解放，已成惊弓之鸟，士气低落，人心慌乱。因此，闻知我们到来，立即弃城南逃。我们在追歼中，将合阳县县长周宏击毙在县南的金水沟岸。合阳县获得解放，县委书记兼合阳支队政委白云峰与县长戈文进城留守，开展建党建政工作，游击支队在县东南的牛庄驻防。
一九四八年六月初，从山西入陕的国民党合阳还乡团团长雷哼哼(外号、真名忘记)带领三、四百名团丁偷袭我们。我们得知敌人要来进攻的消息，于六月中旬一天晚上将部队拉到村外埋伏，直到第二天拂晓不见敌人行动，错误地估计敌人不会来了，随下令部队回村休息。就在我们进村后不久，敌人突至。每人拿着一条绳子，扬言要活捉我们。敌人进村后，与我们展开了巷战。住在距离牛庄正北只有十多里的黄龙军分区二十三团听到枪响，立即起来支援我们。敌人遭到内外夹击，拼命突围，伤亡很大。
合阳解放后我们支队继续南下，到朝邑黑池镇(今属大荔)一带。这时由我负责支队政治处工作。我们政治处当时办过油印刊物《梁山好汉》(皇甫庄附近有一座山叫梁山，也是合阳支队的重要活动区之一，故把合阳支队称“梁山好汉”)，宣传报导每次战斗中的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也反映前一段部队在“诉苦”和“三查”教育中的情况，推广典型经验，指出存在问题。这个油印小刊物在那个时候对于鼓舞士气，教育部队克服游击习气，不断增强组织纪律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的设备简陋，人员不多，行军中，一匹骡子就将全部家当驮走。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们配合二纵主力在澄城西北的壶梯山消灭了胡宗南的三十六师后，把战线向前推进到与白水交界的洛河沿岸。我们与起义的朝邑保警队(一千一百多人)一起解放了朝邑、平民两个县。在解放朝邑时，史建堂同志负了伤。
一九四八年入冬后，各游击支队集中在合阳大过村休整。经黄龙军分区研究和上级批准，将合阳、韩城、澄城三县的游击支队合编为黄龙军分区二十二团。二十二团下设三个营，澄城支队改为第一营，韩城支队改为第二营，合阳支队改为第三营。任命聂德荣为团长，田得霖为团政委，张高学为参谋长。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我们团与二纵主力部队一起解放大荔后，上级又命令我们准备过渭河，负责解放潼关以西沿陇海铁路沿线的各县，并接应十八兵团由山西渡黄河入陕作战。
五月上旬，在渭南地下党的配合下，我们团顺利过了渭河，然后兵分两路：三营攻打渭南，二营攻打华县。我们攻打渭南时，国民党渭南警备司令部武纬率领一个团起义，并在渭南南原与胡宗南的八十四师殴阳明团激战一个上午。殴阳明团溃败，向秦岭南逃时被我一、三营全部消灭。
二营攻打华县也较顺利，县城很快攻开，但由于南原防守兵力不足，致使部分敌军和国民党华县政府人员逃进秦岭，盘据华山天险，继续与我们顽抗。但他们终究是瓮中之鳖，后来黄龙军分区命令二十一团围歼了华山之敌。电影《智取华山》，就是取材于攻克华山的战斗。
渭、华二县解放后，我团又奉命向东攻打号称“鸡叫一声听三省”的秦、晋、豫交界的潼关。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我们团按作战计划，迅速包围了潼关。一、二营执行攻城任务，我们三营仍防守南原控制制高点，一切部署完成后，第二天发起攻击。
攻城开始后，上级又决定在我营抽调部分兵力组成攻城突击队。由于城内有地下党组织策应，突击队在城外部队的猛烈炮火掩护下，首先打开西门，然后消灭了城内大部分敌人，只有少量敌人由东门突围逃入南山，潼关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宣告解放。这时，就为在风陵渡渡河的十八兵团创造了条件。
我们团进驻潼关后，集中力量打扫战场，积极宣传群众，修复铁路，促使十八兵团提早了过河时间。
在我们解放潼关之前，十九兵团从韩城的禹门口和芝川镇过了河。经过东府向三原和咸阳一带挺进。在我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西安守敌慌乱逃窜。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宣告解放。我们团在完成上级布置的解放潼关任务后，于六月初进驻西安。十月一日开国大典过后，我们全团誓师于长安县子午镇，奉命越过秦岭，进兵大西南，为解放西南蒋管区的劳苦群众而继续战斗。
(张广效整理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