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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洛武工队的建立
　　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我们陕南独立团①随太岳兵团在豫西之陕县、灵宝、阌乡、芦氏等地打了几个胜仗之后，为粉碎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配合中原部队作战，牵制敌人，调动敌人，又跟随太岳兵团第十二旅、民主联军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开进商洛。   
　　九月中旬，十二旅、十七师、独立团和豫西军区第二分区机关(后改为陕南二分区)横跨陇海铁路，翻过秦岭山脉，分数路进入商洛地区。
　　十月初，独立团来到洛南县的峦庄。部队刚住下，分区司令员孙光和政委王力就把团政治处副主任陈效真叫去，谈了准备组建武工队的意图。接着，刚刚成立的二分区地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重建商洛根据地问题。会议指出：为了配合中原部队和陕北战场作战，一方面，独立团主力担任外线机动作战任务；另一方面，从独立团抽调一部分同志同在原地一直坚持斗争的蔡兴远等同志一起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打击敌人。会上，宣布了武工队组成的具体方案；蔡兴运、田申荣为正副队长，陈效真为政委，从独立团三连抽一个排，由指导员高凤山带领。同时，调地方干部何史挺、薛前引参加武工队，开展工作。武工队组成后，经过黄柏岔、上庄坪等地，到商县、洛南之间的青棉沟。
　　青棉沟附近，山岭绵延，沟深岔多，居住着近百户人家。这儿曾是老游击区，群众同党的关系十分密切，虽离敌人据点较近，但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是具备的。因此，武工队确定，以青棉沟为立足点，开展游击活动，并逐步向四周发展。首先，武工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在何史挺、薛前引等同志的带领下，分头寻找由于客观原因而和组织中断联系的老游击队员和其他革命骨干。没几天武工队就和贺生荣、刘生才、李念善、杨青文、孙好义等接上了头。从此，这些人就成了武工队联系群众的桥梁，他们没明没黑地东奔西跑，传播武工队到来的喜讯，揭穿敌人制造的各种谣言，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开展工作。
　　二、打击土顽，发动群众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武工队决定集中力量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土顽以坚决打击。首先选定的打击对象是留仙坪保长孙举堂。
　　孙举堂又名孙棒棒，是国民党的一条忠实走狗。他仗着手下的几十杆枪，三天两头地“拍浮油”、“打露水”，敲诈勒索，糟塌女人。穷人稍有反抗，就扣上“给游击队通风报信”的帽子，害得你家破人亡。更恶毒的是，当我中原突围部队撤离商洛后，他曾配合国民党军队在留仙坪、庾家河一带烧杀抢掠，十几个老游击队员家的房屋都是他带人烧的，还派人暗杀了我四、五个伤病员。
　　一天夜里，两个老乡向武工队报告：孙棒棒在苍龙岭催粮逼款，捉鸡抢包袱，还开枪威胁群众，说明天粮款交不齐，就枪毙四、五个人。当晚，孙棒棒就住在苍龙岭的地主王炳银家。武工队得到这个情报，觉得机会难得，立即到了苍龙岭，两个老乡也抬着梯子随行。到了王炳银家，留下两人在大门口警戒；陈效真带十几个人把王家的四合院包围；蔡兴运、田申荣带一个班爬上房顶，看没有哨，便摸到上房左侧。这时，孙棒棒正在炕上和一个女人抽大烟，他带的其他人钻在西厢房打麻将。队员们大吼几声：“你们被包围了，快缴械投降吧，不然就烧房子、摔手榴弹！”吓得这些人一个个把枪从屋里撂出来，举着手当了俘虏。队员们跳进院子，抓住了在上房墙角发抖的孙棒棒。这是武工队成立后的第一仗，没费一颗子弹就抓了二十几个俘虏，缴获长短枪二十多支，子弹数百发。
　　第二天，武工队把孙棒棒押到他的老家白庙沟公审。白庙沟周围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其中有被孙棒棒折磨致残的老人，有被奸污的妇女，有被害死父母的孤儿，有房屋被烧无家可归的群众，一个跟着一个哭诉孙的罪行。在群众怒吼声中，孙棒棒被枪决了。  
　　除掉了孙棒棒之后，群众提出要惩治的对象很多，其中有叛徒梁升元。  
　　十月底的一天，安沟有一家为病故的老人过三周年。武工队得知梁升元要去的消息，遂以“祭奠”为名，将梁抓获。当着群众，宣布了他在革命的困难时刻叛变投敌，与敌人同谋残害商洛游击队司令员巩德芳，把埋藏的枪支全部交给国民党乡公所的种种罪行。武工队以人民的名义，处决了他。这样，既消除了群众心头之患，又警告了那些做坏事的人：投靠国民党没有好下场。
　　在打击土顽时，武工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那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能消灭的就坚决消灭；对一般的土顽和做过坏事的给予警告，只要他们不和敌人串通起来破坏革命，或欺负群众，我们就暂时不触动。这样做，不但保护了广大群众，而且把可以争取和能够争取的人，争取到我们的周围。如原来曾被梁升元裹胁跑掉的一些人，在我们政策的感召和其家属的劝导、动员之下，又纷纷投向武工队。 
　　这时的形势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在外线机动作战的独立团，不断寻歼敌人的保安团队；在附近活动的第二武工队和第三武工队(按成立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作者所在的武工队称第一武工队)也搞得很热火；在第一武工队活动区域内，群众一天天发动起来，武工队也不断发展壮大，活动范围逐步延伸到北宽坪、庾家河、芦道一带。
　　不久，却发生了波折。由于大家发动群众心切，新参军的农民也急于报仇，导致在新开辟的区域内，斗土豪、分浮财的斗争操之过急；对地方保甲不区别对待，本来应该争取和团结的，没有争取和团结好。这样一来，在敌军中或政府中干过事的，整天胆战心惊；和我们有关系的上层人士，也顾虑重重，不敢靠近我们，更不敢给我们办事了。再加上敌保安团队经常派特务、侦探四处造谣，搜集情报，暗杀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形势对我很不利。
　　正在这时，地委在马家店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精神大意是：要充分宣传党的政策，深入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在摧毁敌人乡保组织时，要区别对待，并号召大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等。会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总结检查了上一段的工作。
　　此后，我们加强了宣传，并在行动中注意了党的政策，社会秩序日趋安定，群众和我们的关系又亲近了。原来一些躲起来的富裕户和上层人士，态度大变，捐送粮款，支援我们。我们还切实注意解决与群众利害相关的问题。如有一次，我们得知国民党士兵在松树沟抢劫群众的财物，立即派侦察班几个人去营救，不但夺回了被敌人抢去的财物，而且为夺回一头牛，一位同志英勇负伤。群众很受感动，普遍传说：武工队为了庄稼人一头牛，把命都豁出来了！
　　当时，国民党当地政府的苛捐杂税、粮款摊派名目繁多，数字很惊人。什么不负义务捐、预算不敷捐等等。按人头计算，在中原突围部队撤离后的三、四个月内，每人负担法币五十万元，折合五斗包谷。在山区收获很低的情况下，老百姓实在受不了。因此，我们就组织群众进行抗粮、抗款、抗丁、抗夫。为了不遗祸于群众，由武工队出头露面，并在军事上密切配合，搞得敌乡保毫无办法。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春，在老君、棣花、商镇、庾岭、镇南、寨镇等七个乡的十五个保的范围内，粮、款、丁、夫全部抗拒了。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组织群众摧毁敌保甲组织，逐步地建立乡、区人民政权和民兵、农会组织。在共同对敌斗争中，武工队的群众基础更加扎实了，一块以青棉沟、留仙坪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形成。
　　三、粉碎敌人的第一次“清剿” 
　　一九四八年新年刚过，敌人的“清剿”部队整编六十五师和敌整编一三五旅的五个营以及商县、洛南的地方武装共二千余人，摆出分进合击的态势，企图寻歼我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然后消灭武工队，达到其摧毁游击根据地的目的。
　　敌兵压境，分区机关决定南渡丹江。临转移前，孙光、王力向蔡兴运、陈效真当面交待：上级决定分区和主力部队向外线转移，留下武工队牵制和打击敌人，安定民心。切记要保存力量，对敌正规军一般不要打，对地方武装能吃掉就吃，吃不掉就走，环境艰苦，要紧紧地依靠群众。
　　敌人打头阵的是乡保武装，他们依仗正规军作后盾，一进入根据地边缘就烧房屋、抢财物，还大搞移民并村，用刺刀逼着群众从山沟搬到河川，企图割断武工队与群众的联系。 
　　为了打破敌人的企图，武工队暂时化整为零，同地方干部和民兵一起，组织群众藏粮移物，以空室清野对付敌人。“护房藏粮反搬家”成了一个战斗行动。在武工队和民兵的掩护下，青棉沟的群众首先挑着粮食，赶着牲畜，揹着衣物向深山转移。晚上，人们在村周围的树林里或山沟凹，挖下暗室暗坑，把搬不动的东西埋藏起来。此后，在老君峪以东的扫帚沟、王沟、蔡川、两岔口等地也动起来了。
　　留仙坪的群众正在转移时，敌人的正规军已在道口山隘设了卡，阻止群众进山；乡保武装也挨家挨户撵群众下川，叫嚣什么：五里以外的沿山群众，限三天内搬到老君河川道，谁要不搬，别怪我们不客气。在敌人恐吓之下，有群众想找人求情或合伙凑钱求得不搬或缓搬。武工队发现这种情况，便秘密走村串户，揭露敌人的阴谋，还通过积极分子诉说一九四七年春敌人实行移民并村的苦头，提醒群众不要受骗。乡亲们表示宁死也不搬。敌人撵不走群众，就点火烧房、填水井、搬碾磨、砸锅灶，从各方面断绝群众和我们生存的条件。
　　这一来，更激怒了群众，他们说：“烧了房，毁了家，对敌斗争无牵挂”，“敌人再凶把山背不走，地搬不动，有山有地我们什么都会有”。群众横下一条心，用各种办法对付敌人：或在烧过房子的墙边临时搭个草棚，敌人来了就走，没来就住，或在没有烧的瓦房上揭露几根亮椽，放火时难以点燃；或用泥封住门窗，屋后墙留个小洞，白天走，晚上回，或将劈柴、干草远移屋、场；有的还把家中的锅、碗、筷装筐藏好等等。这样，敌人来了，找人不见，要吃没粮，没家俱用，想呆都呆不住。 
　　敌人见移民并村不行，就三天两头搜山。武工队在群众掩护下，从这个庄搬到那个庄，从这个山沟挪到那个山沟，成天与敌人绕圈子。遇到敌人大队人马，就分散隐蔽，按兵不动；如碰上小股敌人，就利用有利地形，狠狠地揍他一下就走。有时夜行几十里，迂回到敌人后方，袭扰敌据点，打击保公所，教训反动保长。总之，尽可能使进山“清剿”的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首尾难顾。
　　二月间，武工队由丹江南返回青棉沟，继续分散活动。一天，接老乡报告：敌人在苗沟烧房抓人。武工队当即组织了三、四十人和一部分民兵、群众，在窝旦沟口设了个口袋阵。当敌人返回时进入我伏击圈，四周山坡上枪弹齐发，并放声呐喊，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毙、伤敌四十四人，俘敌三人，缴获长短枪十七支。这次战斗，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仗，打得敌人几个月不敢进山，第一次“清剿”宣告失败。同时，大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
　　这时，接到分区领导二月十日写的一封信，指示第一、第三武工队合并，统称商洛武工队，第二武工队取消。合并后的武工队队长蔡兴运，政委陈效真，副队长田申荣，参谋长韩斌。辖三个连，共三百多人。接着，在菴底扫帚沟成立了中共商洛工委②，书记陈效真，委员有蔡兴运、田申荣、韩斌、何史挺，后又增补李正文为副书记。工委成立后，先后于三月十日和四月八日在两岔口、石板沟召开会议，研究了扩兵建政、整顿部队、春耕生产、恢复战争创伤等问题。到了五月底，那些遭敌人洗劫的地方，整修的房舍不断出现。从此，全面展开了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  
　　五月三十日，地委商南会议决定，调武工队去商南集中整训，根据地留工委副书记李正文及何史挺、薛前引等地方干部坚持工作。
　　四、粉碎敌人的第二次“清剿”
　　武工队刚走，敌人乘机又对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清剿”，其兵力主要是地方武装，重点目标是根据地内的留仙坪和北宽坪。他们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耍弄手腕，借以加快其进攻速度。例如：在“清剿”开始时，驻扎夜村的敌人以“借路”为名，企图从青棉沟打开缺口。他们叫联保处出面，和我青棉沟区的领导联系，诡称国民党一部分正规军要进会峪沟，再由此去洛南灵官庙，并有自卫队带路，还保证沿途茶水不扰。区干部一听，就产生了疑问：从会峪沟到灵官庙并非大路，敌人那么多人马，为啥要选这条路？这不是借路，明明是耍花招。紧接着，敌人又派人传话说，这条路选定了，叫过得过，不叫过也得过。眼看敌人要行动了，区干部赶快把区干队(即区武装)、民兵和群众组织起来，做好战斗准备。 
　　果然，第二天敌人就进到楼房沟和栲树岭，搭菴子住下，到晚上便进村欺负老百姓。区干队和民兵三、五人一组，常埋伏在村口屋后，有时以院落为战场打击敌人。有时还在夜静的时候，摸敌人的哨位，搞得敌军昼夜不宁，住了三天就撤走了。撤退时，盲目地打了几十发八二迫击炮弹。我区干队在追击敌人时，抓了四名俘虏。
　　在北宽坪，王腾霄、雷俊仕率三个保警中队和乡公所的自卫队三百余人，占领了五峰山。他们同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威胁欺骗群众说，“蔡、陈武工队过了黄河”、“保警队进山是找共产党，不打百姓，只要你们推个保长负责出粮出款，我们就马上下山”。群众心里有底，那有不吃人的狼，根本不上他们的当。在区、乡干部的秘密组织下，敌人催粮要款，群众就坚壁清野；敌人进村抓丁或清乡，大家就向山里转移；敌人要恢复保甲，群众就有意说一些不愿跟共产党走的话，以应付敌人。有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选个“白皮红心”的人表面应酬，搞得敌人一筹莫展。  
　　软的不行，敌人就来硬的，他们把宽坪街、栲树沟、娘娘山、五峰山、宽坪东西湾、桃河阴芦寺、姚沟、大小瓦房沟等村庄，大部分都烧了。更残忍的是，雷俊仕把三十五名妇女拉到五峰山，有五名妇女被轮奸致死。
　　面对敌人的凶残和暴虐，尽管区干队人数少，民兵大部分没武器，仍然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当敌人固守五峰山时，我民兵二十人(只有六支枪)在对面的葫芦七岭，隔河和敌人打了四天四夜。敌人想过河上岭，民兵们在草丛之中，东一枪，西一枪，打得敌人六神不定，弄不清虚实，不敢妄动。
　　六月二十日，武工队整训完毕，根据分区指示，率三个连立即返回根据地。当队伍行至桃坪以西的三桥岭，先头部队和峦庄的阮开玉流亡乡公所自卫队遭遇，战斗一打响，敌人就跑了。武工队直插留仙坪。这时，从五峰山撤退下来的王腾霄、雷俊仕保警队，已把留仙坪一带的房子烧光。武工队不顾长途奔战的疲劳，立即投入打击保警队的战斗，打得敌人仓惶逃走。
　　在战斗间隙，武工队把部队分散下去，帮助群众突击麦收、秋种。反对敌人“清剿”的战争，使群众、民兵、武工队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村村沟沟的山梁上，普遍建立了哨站，规定了联络暗号，一有情况哨兵就传呼：“狼来了——”“牛吃包谷了——”一站传一站，这山传那山，使我们预先就知道有了敌情。如七月十二日打的两仗，就是哨站传呼报告的消息。一个是栲树岭战斗。听到哨站报告敌人从苗条二沟进来的消息，住在安沟的田申荣副队长立即率二连攻占了栲树岭寨子。炮手刘玉山，用太行造小炮摧毁了敌机枪阵地；民兵队长李念善，“叭、叭”两枪击倒了敌人机枪射手；排长彭厚启乘机带队攻入敌群，占领了制高点。武工队员、民兵奋勇冲杀，击退敌整编三十一旅一个营和地方武装共五百余人，打死二十余人。敌人逃跑时掉在稻田里的鞋，被群众拣了两背篓。二是菴底岭战斗。当时，蔡兴运、陈效真率一、三连同地委派来的二专署王杰专员住在扫帚沟，接哨站报告，敌人由红椿树村开来。一连奉命立即占领菴底岭，阻击敌三十一旅某营及地方武装三百余人。激战三小时，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伤敌十余人，掩护了部队的安全转移。
　　到了七月二十日以后，敌六十五师和三十一旅主力东移，造成我武工队活动的有利局面。我们决定把三个连集中起来，狠狠打击一下洛南的地方武装。
　　七月三十一日，武工队行至黄台，三连指导员报告说，洛南自卫团团长王离仙带人从景村方向过来，现正在黄台西面山上运动。我们即命一连连长带一个排，把黄台西面的山头拿下来。同时，蔡队长又带二连顺河道迂回到敌人背后配合一连战斗。一连连长上到半山腰，用机枪一扫，就打死打伤两个敌人。王离仙一看形势不妙，赶忙率部下往清水沟方向跑，一连翻过山梁追，途中抓了两个俘虏。从俘虏口中得知，敌整编六十五师的部队也来了。一连连长一面令部队尾追王离仙，一面派两个战士把俘虏押到指挥所。此时，陈效真及王杰同志带少数人已上到黄台东面的山上，见西面山上敌人很多，便组织火力对敌扫射。这时，尾追王离仙的一连，也调转枪口向西山头敌人开火，但机枪发生了故障。敌人见我一连火力较弱，遂拼命向他们扑去。一连班长贺前民，壮烈牺牲，接着又倒下一名战士。在这危急关头，蔡兴运带二连冲上山，拦腰切断了敌人，给敌以重大杀伤。敌人见已被我包围，便拼命冲下山，向洛南方向逃跑了。这是第二次反“清剿”战争的最后一仗，毙敌副连长以下二十多人。  
　　五、粉碎敌人的第三次“清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敌人在两次“清剿”被粉碎后，仍不甘心失败，又向我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清剿”。其兵力有：敌三十一师(此时整编旅已改为师)的四个营，罗靖华的陕西保安第十二团，洛南、商县的自卫团队，合计约两千人。
　　这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西北野战军也挺进关中。为配合西北战场和其他战场作战，防止敌人东进和北撤，分区以赵川为中心，在商南、山阳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刘岭武工队(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间成立)活动在丹江南，相机袭扰商县、山阳之敌。上级给商洛武工队的任务，主要是把前来“清剿”的敌人咬住，牵制敌人，环境再艰苦，也要坚持斗争。
　　十一月十五日，武工队和各区干部正在扫帚沟脑开会，王杰专员也参加了会议，研究如何进行反“清剿”问题。突然，南沟的老乡跑来报告：蔡沟南坡有敌人。武工队当即派出侦察员侦察，发现敌人是从洛南来的，兵力约一个营，想突然袭击我们。情况弄明后，我们立即休会，并派一连迅速上孙家山掩护武工队转移。
　　一连先敌一步爬上孙家山顶，连长张青山发现山坡上敌人黑压压一片，急忙命令火力阻击，并回头大喊：“敌人上来了，快走！”王杰专员和武工队几位领导，刚上到半山腰，被敌炮火封锁。这时一连指导员高凤山带一个班冲上南沟脑，勇猛还击敌人；蔡队长又带一个班从密林中冲上闯沟山梁，掩护部队转移。田申荣副队长被敌人分割，在白面沟山顶与敌人对打了一阵，吸引了敌人火力。在强火力掩护下，武工队大部转移了，在孙家山的一连连长所带一个班，却被敌人包围。敌人以为围困的是武工队指挥所，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均被打退。激战了两个小时后，眼看敌人步步逼近，我们子弹也打光了，一连长带领全班战士跳下山崖，甩开了敌人。
　　扫帚沟脑突围后，武工队先后转到白家庄、申家沟、八岔、黄柏岔等地。在这期间，洛南、龙驹寨的敌人又多路出动，搜查我武工队。但是，经过党长期教育的根据地人民不惜牺牲生命保护子弟兵。我们每住一家，房东就动员全家轮流放哨警戒，侦察敌情，传递情报。万一我们被敌人发觉，父老兄弟姊妹们便挺身而出，认作自己的亲人，有的遭受敌人百般折磨，死也不改口。尽管敌众我寡，环境艰苦，我们仍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尽量牵制敌人的兵力。在环境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常常还化整为零，三、五、八、十人不等，同群众结合，进行麻雀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速战速决，而后就走。这样，搞得敌人想打我们打不着，想走又走不开。
　　艰苦的战斗环境进一步促进了军民团结。武工队驻在黄柏岔的时候，群众常常是把房子让给我们住，一家人却挤在茅菴里。如遇敌人大规模的“清剿”，我们就钻山，在约一尺厚的落叶中睡觉、御寒。当时最主要的困难还是吃饭问题。住在村里，有老乡接济。一旦上了山，天寒地冻，既没野果野菜，又看不到野兔，全凭山下接济。如上山时间短，还可带一些干粮充饥；倘若时间一长，敌人又封了山，常常是一两天都吃不到任何东西。山下的老乡只要敌情稍缓和，便装作进山砍柴，把吃的送给我们。如果找不到武工队，他们就把写好的纸条塞进石缝，告诉存粮的地点。有时武工队也派人摸下山搞些吃的。如一天晚上，我们来到观音山半山腰仅有的一户人家，主人把留下的玉米种子拿出来，炒了一笼包谷花，熬上两桶稀糊汤，送上山来，糊汤已结成了冰块，大家用刺刀划成小块，就着包谷花吃。
　　为了更好地牵制和分化敌人，根据上级指示，工委给在敌军内部工作的地下党员李世华两次写信，要他公开身份，策动起义。李世华遂于十一月七日率商县突击大队三百七十余人在麻街起义，这对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是个有力的支援。
　　十二月中旬，为了摆脱敌人的重兵，武工队决定离开青棉沟一带向东转移。一个雪夜，我们到了双圪塔，部队就在附近的山沟休息，并派一连二班上山担任警戒。直到黎明，二班哨兵才发现与敌哨只有二十多米，待急忙下山报告时，敌人已向二班开火，一连长急带一班和三班顶住敌人。
　　双圪塔海拔一千四百多米，两个山头，一高一低。敌人不仅是先一步到此，而且他们占领了两个山头，用火力封锁我东进之路。   
　　这时，一连一排的处境很险：他们在山腰，迎面是一道陡崖，敌人在上面不住地向下投手榴弹，企图打掉我一排后冲下来。在这危急之时，我们一面令一排坚持战斗，一面令二连强攻另一个山头，牵制一排头顶上的敌人。当我们正在战斗，欲把前进的道路打开时，侦察员又来报告，说山下敌人很多，还有蔡川、留仙坪、油坊街的敌人也增援而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当即决定部队边打边撤，迅速从留仙坪与油坊街之间的空隙中插过去，向丹江以南转移。
　　当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过史家坪，再经小桥子沟，天已黑了。为不被敌人发现，我们传令：不准发出火光，不准有大的响声，队伍拉成一条线，一个紧跟一个前进。坎坷的山路，高一脚，低一脚，个个跌得冰雪满身，再加上越走天越黑，看不清道路，一不小心，或摔到，或踏进小溪里，裤子湿到膝盖，冻成冰筒。后来每人折根粗藤条，拄着走。就这样，走了一夜，黎明到达丹江北岸。过丹江后，找分区和刘岭武工队联系，结果都没找上，休整了十天左右，仍返回丹江北岸。
　　返回丹江北岸的第二天，武工队就在润沟寨子和商县保安团打了一仗，指战员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仗打得勇猛顽强，很多同志甩掉棉衣，勇敢地抢占山头。蔡队长亲临前沿阵地打冲锋，雷喜成把机枪架在李兆计的肩上，猛烈地向敌人扫射。一个机枪射手在爬山时丢了一个弹盒，就冒着敌人的炮火拣回投入了战斗，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激战一个小时，打得敌人丢鞋撂帽子，慌忙从鬼峪沟逃跑了。
　　第三次反“清剿”的战斗，就此结束。武工队忍受了艰难困苦，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基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
　　综观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的三次反革命“清剿”，敌人不仅没有消灭武工队，摧毁商洛游击根据地，反而在斗争中锻炼壮大了武工队，巩固发展了根据地。武工队由成立时的三、四十人，发展到四百多人；根据地也扩展到北至三要、古城川，西至北宽坪，南至长坪公路，东至豫陕边界，南北约百余华里，东西约三百华里的地区，武工队和民兵对敌作战三十一次，毙俘敌一百七十九人，缴获长短枪一百零四支，轻机枪四挺以及大批弹药。
　　六、商洛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商洛游击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有着艰苦曲折的斗争历史。早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就创建了鄂豫陕苏区，并在洛南县的三要以南、龙驹寨以北、商县北宽坪以东直到豫陕边的大片区域内，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我中原部队突围到商洛，与长期坚持斗争的巩德芳游击队会合，又建立了豫鄂陕根据地，并建立了芦洛、兰洛、商县等三个县人民政权和部分区乡政权。但是在部队撤离后，这些政权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
　　一九四七年十月，商洛第一、第二、第三武工队相继成立后，在上级领导和主力部队的帮助下，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游击战争，并开始了政权建设的工作。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在长坪公路以北、西到商县北宽坪、东至豫西的广大区域内，先后建立了七个区人民民主政权。
　　青棉沟行政村的建立，为后来的政权建设提供了经验。当时，在这里活动的第一武工队派黎涛、薛前引负责这项工作。由于当时敌保甲尚未摧毁，组织工作必须秘密进行。经过黎、薛二人活动，第一次骨干分子会议是在安沟的老游击队员刘生才家里召开的，经过小范围酝酿，推选刘生才为青棉沟行政村村长。不久，又成立了村农会、民兵、妇女等组织。因为处在敌后，组织暂不公开。
　　这儿的群众，对反动的保甲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渴望很快建立自己的政权。但由于前两次政权建设出现的曲折，有的群众担心武工队走后，政权保不住。对此，我们挨门走访，做思想工作。同时，我们还在青棉沟周围打击土顽、恶霸，特别是连窝端了留仙坪保的反动武装，干掉了保长孙棒棒后，这一带的保甲自行解体，一部分地主、土顽外逃，剩下的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斗争的胜利，使群众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涌现出一批新的积极分子，青棉沟的村政权也公开了。
　　青棉沟村政权的建立，震动了周围村庄，武工队趁热打铁，又帮助建立了一些村政权。不久，便以青棉沟为中心，成立了区政府，区长是黎涛。
　　此外，在东北活动的第二武工队，帮助建立了峦庄区人民政府，区长是李正文。还成立了三十余人的区干队，队长由李正文兼。在中区活动的第三武工队，帮助建立了白家庄区政府，区长是张东。
　　这三个区政权的建立，为夺取第一次反“清剿”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八年二月底，工委正式成立后，已建立的三个区级政权统归工委领导。此后工委两次召开会议，研究扩大政权建设和区、乡干部配备问题。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群众基础的差别，把根据地分为两类地区，采取两种不同的政权形式。第一类是中心区，即在我们完全控制的地区，建立公开政权；第二类是边缘地区，即敌我双方均有活动的地区，建立两面政权。另外，在敌人统治区建立秘密统战关系，利用国民党保甲组织来为我们做些工作。
　　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工委在石板沟召开扩大会议后，根据地内的区、乡民主政权，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这时，地委派王杰专员来指导工作，明确和解决了政权建设中一系列重要问题。鉴于工委不便公开领导各区人民政府，经王杰同意，刻制了“商洛人民民主县政府之印”，以县政府的名义公开行文、发布告、打条据，都加盖这枚印章。由于上级重视，地方干部的努力工作以及武工队的帮助，在第三次反“清剿”战争前，先后建立了六个区人民政府。第三次反“清剿”战争结束后，又成立了第七区人民政府。
　　这七个区共辖四十四个乡，近四百个村庄，一万六千三百六十一户，七万零七百三十口人。根据地理条件和便于对敌斗争的原则，区政府一律不冠地名，按第一、二、三……次序排列，称为第一、二、三……人民民主区政府。
　　七个区的具体情况是：
　　第一区，即留仙坪区，区长李正文、巩全照、霍振平(按任职先后为序，下同)，副区长刘生方。办公地点在青棉沟，辖青棉沟、留仙坪、油房街、大东沟、苗条沟、东西对峪沟等六个乡。
　　第二区，即两岔口区，区长薛前引，副区长杨青文。办公地点在白庙沟，辖两岔、菴底、蔡凹、回头山、蔡川、黄台等六个乡。  
　　第三区，即白家庄区，区长张东，副区长李霄汉。辖赵川、双槽、涌峪、白家庄、申家沟等五个乡。
　　第四区，即庾家河区，区长何史挺，副区长李端小。办公地点在窑沟，辖庾岭、十里吊、火神庙、北炉道、南炉道、石门等六个乡。
　　第五区，即峦庄区，区长李正文(兼)，副区长张自强。办公地点在上马石，辖峦庄、峡河、八岔、马家坪、蒿蓬沟、黄柏岔、荒草坬等七个乡。
　　第六区，即桃坪区，区长常维才。办公地点在灰池子，辖桃坪、灰池子、老林沟、七盘磨、腰庄、黎园岔等六个乡。
　　第七区，即北宽坪区，区长姚吉乔(民主人士)、吕成科。办公地点在葫芦七，辖北宽坪、小宽坪、大河面、韩子坪、广东坪等五个乡。
　　在边缘区，两面政权的工作也搞得很活跃。我们选了一些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打入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争取敌保甲长，建立秘密的关系，使他们明里应付敌人，暗里却为我们送情报、筹粮款、送物资等。如棣花保长李向端、雷方政，商镇保长彭英杰、惠庆杰、周新春等，都是经我们组织同意才当保长的。对于当地有影响的开明士绅和社会上层人士，按照党的统战政策，交朋友，拉关系，以他们的合法地位和身份为我们服务。如商县的王祥生、张孝骞，洛南的何秉山等，都为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发展做了一定的工作。    
　　七、根据地内的减租减息、组织民兵以及支前等活动
　　从人民民主政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注意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须同抗捐税、减租减息等斗争形式相关联。在我们的新生政权尚未巩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国民党反动保甲组织仍然时常派粮要款，抓丁拉伕。对此，我们曾开会研究对策，提出过“四抗”即抗粮、抗款、抗丁、抗伕。“四抗”活动，首先在留仙坪、青棉沟、北宽坪一带搞了起来。接着便扩展到边缘地区的老君、棣花、商镇、庾岭等地，在敌人十五个保的范围内，群众不仅拒出壮丁和拒出伕役，而且用各种办法顶住了敌人连续不断的粮款摊派。每当敌保甲人员催粮要款时，村乡干部就走村串户，发动群众用软磨硬顶的办法拒交。敌人逼的实在应付不下时，村长就一面派人送粮或送款，一面暗中把民兵组织起来，协助武工队中途截回来。
　　地主豪绅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是插在穷人身上的两把刀子。经过工委反复研究，认为在敌人不断“清剿”的情况下，游击根据地内尚不具备土改条件，只能够实行减租减息。当时规定定租减半，活租减四成，废除“驴打滚”的利息。为了照顾贫雇农利益，规定凡租用的地，地主一律不准收。在具体进行这项工作以前，首先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普遍的宣传教育，使他们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当我们把“双减”政策一宣布，群众的斗争情绪象干柴碰到了火苗，熊熊地燃烧起来。地主豪绅们虽然心里不服，但慑于人民政权的威力，口头上也不敢公开反对。如北宽坪的大地主姚家和峦庄的大地主阮家，开始有些抵触，经我们派人做工作，也同意了，跑到乡上说：“政府咋规定，我们就咋执行。”“双减”运动的胜利开展，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有的还添买了耕畜和农具。由于当时正确地实行了“双减”政策，运动的步子稳妥，不仅保护了佃农，稳定了中农、而且争取团结了开明地主及社会上层人士(如蔡川的陈山亭，上庄坪的陈维正，页岭的王维正，都为我们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对于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巩固游击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发展根据地内的农业生产，保证民用军需，工委先后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月、九月，多次召开区干部会议，研究解决有关农业生产中的若干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如在春耕开始后，对缺牛缺籽种的困难户，由乡或村负责调剂解决；对烈军属和家中无劳力的，由政府组织人力代耕；农具缺少，乡上就把铁匠组织起来，给群众打锄做镰；在有水田的地方，组织群众挖池塘、修堤埝、疏沟渠，等等。当农忙季节一到，根据地的乡村普遍用变工的方法互相帮助，做到了快种、快收、快打、快藏。为防止敌人的破坏，武工队和民兵实行劳武结合，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站岗放哨，用战斗保卫劳动成果。各区、乡政府还组织领导群众大力发展农副特产，如造纸、烧木炭、生产木耳等，用这些产品换取军民需要的棉花、布匹、食盐等物品，既增加了收入，又改善了生活。此外，有的地方还在阳坡坡地上试种了棉花，虽然每亩只收四、五斤，但毕竟是群众生产情绪高涨的表现。
　　处在战争环境之下的根据地，社会治安如何，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为此，我们广泛地开展了清除盗匪、改造小偷、反对赌博、打击流氓犯罪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充分发挥各种群众组织的力量，特别是农会组织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在各地公开宣传我军不断胜利的消息，宣传党的政策，揭穿敌人散布的种种谣言。对小偷、懒汉、二流子等，在加强批评教育的同时，由乡或者村把他们编入变工队，交群众监督改造。对民事纠纷，农会协同政府调停处理。对敌探、奸细、盗匪等，一经查明情况，及时上报政府，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惩处。工委规定：不管处理任何案件，严禁打骂，绝对废除肉刑；因经济问题或其它问题需要罚款和没收的，必须报请区上研究，再报工委和地委批准。至于杀人权，则更加严格，开始工委就可以定，后来统统由地委决定。  
　　此外，在开展上述活动的同时，还进行了群众性的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和陈规旧俗的宣传活动，在有条件的地方恢复和发展了乡村教育。
　　为了粉碎敌人的不断“清剿”，发展和巩固游击根据地，从各方面加强人民武装力量，以配合和支援部队作战，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当时，各区乡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其办法是通过对敌斗争，物色一批积极分子，经过宣传动员，采取自愿参加，然后逐步升级，即先参加民兵组织，再加入区干队，后到主力部队。在成立民兵组织时，一般每区成立一个民兵队，乡设民兵小组或民兵分队。区民兵队长由区上物色，上报工委批准，半脱产。乡民兵分队长或组长都不脱产。民兵的条件，要求政治上可靠，中农以下成份，年轻体壮。据回忆，当时七个区在三次反“清剿”前共组织民兵五百余人。民兵的教育训练，结合形势和任务进行，实行劳武结合，打起仗来，站岗放哨，配合武工队作战，如李双林等一些民兵英雄就是在反“清剿”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各区民兵队编制不一，有多有少，一般是三十至五十人。当时七个区除留仙坪和两岔口区民兵力量强，仍然叫做民兵队外，其他五个区都有区干队，共十七个班，一百七十多人，而且配有武器。
　　为了及时传送情报和书信文件，中心区各区乡普遍建立了哨站、通信站，形成了报警、通信网。哨站的位置，由乡或村具体规定，以便于村与村之间的相互联系为原则。哨站的领导，由村长直接担任。在边缘区，一律设暗哨，哨位有的固定，有的不固定，即为流动哨。不论哨站或通信站，按规定除老弱病残者外，按户轮流。如果站哨时不负责任，迟误了情报的传送，从严批评或者处理。哨站的联络暗号，统一由区上规定，遇有重要情况，甲站传到乙站，乙站传到丙站，保证了传递消息及时、通畅。至于通信站，早在中原部队突围进入陕南时，刘生才家就设过一个中心通信站。随着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人民民主政权的成立，各区的通信站都建立起来，到了一九四八年，不仅中心区设立了通信站，边缘区也设立了通信站，保证了公文、信件的传送。  
　　为了取得反“清剿”战斗的胜利，各级政府的支前工作也是做得很出色的。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清剿”期间，武工队吃粮困难，便由政府出面向中农以上的富裕户借粮。第三次反“清剿”开始前，工委根据合理负担的政策，自己制定了一种征粮办法，叫做累进计征，即按收获的多少，收多征多，收少征少，结合民主评议进行征粮。各区、乡均成立征粮委员会，村成立评议会，算是征粮机构。据回忆：一九四八年秋，共征收粮食五十三万四千斤。除征粮之外，妇女们经常给部队洗衣、缝被、做鞋袜，仅一九四八年冬，一次就给部队做鞋一千双。是年冬，武工队棉衣缺乏，工委曾派桃坪区区干队到西坪去找分区领棉衣，但在去的途中被敌特发现，区长常维才(党员)、区干队队长陶行川(党员)、一班长李明(党员)、司务长江喜有四同志遇害。为了解决部队穿衣问题，武工队曾采取夜“抢”商镇裁缝石福祥(石一九三八年入党，以裁缝职业为掩护做地下工作)的办法，于某夜派去一个班，故意鸣枪吆喝，连人带缝纫机一起“抢”了过来，在孙家山给部队做了一部分棉衣。
　　处在战火纷飞之中的游击根据地，当时一无医院，二无医生，三无药品。战场上下来的伤病员，都是区、乡政府把他们安置在群众基础好的偏僻山沟，用盐水、南瓜瓤等治疗。如在青棉沟、英王沟、陈寺沟、王沟、老林沟等地，曾掩护医治过不少伤病员。遇到敌人“清剿”，便组织转移，有时也安置在寺庙里。根据地的人民，为掩护伤病员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甚至流血牺牲，涌现出很多令人敬佩的人物。譬如，两岔口的杨保善，为掩护伤员被敌人抓住，受尽了折磨；青棉沟的谭菊芳，经常料理伤病员的生活，遇到紧急情况，她背着伤病员转移：申家沟的民兵张炳，发现武工队侦察员赵万负伤后从山上栽下来，他置尾追的敌人于不顾，冒着生命危险把赵万背上山洞，晚上又背回家中，细心护理，使赵恢复了健康；灰池子的李书富，为掩护两个伤病员，被敌人逮捕，敌人还抓来他的妻子，威逼他如不供出伤病员的隐蔽地点，就把他的妻子杀掉。他仍然不说，残暴的敌人把他的妻子杀了，他还是不说。敌人无奈，把他吊在树上，打得皮开肉绽，英雄的李书富始终一字未吐，保护了伤病员的安全，显示了崇高的革命气节。 
　　利用边缘区的两面政权和一些秘密关系，为武工队做事，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有的为武工队购买军火、布匹、棉花等物品，有的为武工队筹措粮款。诸如在敌保公所任职的韩树绩、惠景杰等，常利用合法身份为我们办事，老中医许佐善自己配药给伤病员治疗；小炉匠何进善给武工队修枪配件，不要一点报酬。商镇的大士绅张发祥，在我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利用他开设的“德义山货行”，掩护我党进行地下工作。这个行有五个股，其中有国民党乡长张仰之的一股，我们的两股，并派地下党员彭水牛在行里当店员。这儿不但车马盈门、客商不断，而且国民党的专员、县长也常来常往。张发祥则利用这个字号，掩护彭水牛搜集情报，还常派他的儿子张国玺到西安等地，给武工队购买物资。“德义山货行”白天开门营业，晚上秘密给武工队运送战时所需的物品，成了我们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和补给站。直到全国解放前后，该行还给我们分了六十块银元的红利。
　　八、解放洛南县城 
　　随着西北解放战场的不断胜利和商洛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武工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一九四九年三月底至四月初，武工队奉命参加了分区发起的西进战役(作战区域在竹林关至龙驹寨以西一带)。在商山战斗中，武工队抢渡丹江，勇猛追击，歼灭敌保安十二团的一个营；在高桥战斗中，武工队扼守制高点，完成了侧翼阻击敌人的任务。尔后，撤回根据地休整待命。
　　五月中旬，武工队移驻上庄坪，不断听到我各路解放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进蒋管区的消息。商洛根据地的形势发展也很快，敌人的正规军再也不敢出来活动，地方武装更加惶恐不安。五月下旬，由于没有接到上级指示，我们便在上庄坪小学召开工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如何行动。会议整整开了两天，大家一致认为：为适应新形势，应该主动向敌占区挺进。但是，从哪个方向打出去?要不要等待分区指示?认识还不统一。因此，武工队一面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面派组织股长黎涛带领一连去分区汇报请示。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黎涛带一连刚走，接到地下交通员姜自全、何新山送来的一份重要情报，大意是：西安以及咸阳、户县等县城已经解放，驻在洛南县城及其附近的国民党正规军仓惶西撤，洛南县政府准备外逃，县自卫团王离仙部也很恐慌。这个情报是洛南县参议长王作亭、参议员黄宪之写的。他俩都是县上有名望的绅士，早在一年前，我们就通过工委委员何史挺的父亲何秉山同他们建立了统战关系。而后，他俩曾多次向我们传送情报。这一次，是王、黄二人参加了县政府召开的所谓应急会议，并乘机窃看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给洛南县政府的一封密电后，将情报送来的。
　　事不宜迟，工委迅疾召开会议，认为这份情报是基本可靠的。于是，便果断地做出决定：不等待分区指示，立即进军洛南县城。但为了慎重起见，会议决定部队先靠山行进，攻占洛南城东的古城镇，而后威逼洛南，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如政治攻势无效或敌人顽抗，则坚决消灭之。会后，由蔡兴运、李守纯(武工队参谋长)负责部队的行军作战部署，当即给武工队第二连、第三连和第四区、第五区区干队明确了任务，并通知第七区区干队由北宽坪向洛南方向出击配合作战。陈效真、李正文对根据地各区干部走留的人选以及民兵配合作战、民工支前等进行了具体安排。
　　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武工队出发，急行军三个多小时，到达古城川道附近。
　　古城川道，北靠洛河，南依蟒岭，西接景村，东邻三要鸡头关，长约七、八十里，古城镇位居其中。这里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是洛南县东部的富庶地带，还是陕豫两省之间的一条交通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占据这块地盘，派兵长驻于此。如今，敌正规军已于几天前逃之夭夭，留下的是地方武装。
　　武工队行至古城镇附近的沙岭子，进一步对兵力做了严密布署：派侦察班进一步向景村一带搜索、侦察敌人动静；留一个排控制古城镇附近的沙岭子山梁制高点；对古城的东部和北部两个方向均派出警戒部队；所余大部分部队向古城前进。结果进军古城的部队却未遭到抵抗。原来，驻守古城的县自卫团大队长兼古城镇镇长董烈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又得悉武工队进军古城的消息，考虑只有弃暗投明一条路，遂向部属下达了不许开枪的命令。晚八时，董烈就通过何史挺和其父何秉山的关系，到武工队要求缴械投诚。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和鼓励。接着，武工队宣传股长高凤山，带领宣传队在古城街道和附近村庄刷写了标语，宣传解放军胜利的消息。
　　武工队解放古城镇并向洛南进军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古城川道。第二天上午，古城镇附近的三要、寺坡、页山河等几个乡镇地方武装头目，慑于我军的威力，一个接一个地找武工队投诚。至此，古城川道的广大地区俱告解放。 
　　二十九日午饭过后，武工队出发直逼洛南县城。途中，遇第七区区干队一个班把国民党洛南县县长何逸梦押来，并送来区干队队长任志英写来的信，原来何听到武工队出动的消息后，吓得惊慌失措，急忙带一部分人向北逃窜。当他们逃至官桥河时，正好与在此活动的我第七区区干队相遇。何逸梦带人进了潘家村，区干队队长任志英和副队长姚恩慈各带两个班给他来了个东西夹击，打得这伙人高叫饶命，唯有国民党团长出身的何逸梦，带了几个人和一挺轻机枪躲进一所房子，负隅顽抗。结果，仍被我区干队队员冲了进去，夺过机枪，抓住了何逸梦。
　　何逸梦，四十开外，身高体肥，是个反动透顶的家伙。他曾经狂妄地叫嚷过，不消灭武工队，不抓住蔡兴运，就不当县长了。如今，何口口声声“认罪”，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
　　武工队押着何逸梦，行进到景村附近的雄山岭时，交通员送来黄宪之从洛南写来的一封信，大意说县政府已乱作一团；县自卫团团长王离仙愿按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进行谈判。看罢信，蔡兴运让交通员传信给王离仙，限定他当晚派代表来景村谈判。   
　　晚间，武工队进占景村后，从各方面进行了谈判的准备。首先，在村周围察看了地形，部署了警戒。工委几个领导还对谈判地点、我方代表人选、谈判的具体条件及可能遇到的问题，一一做了研究。
　　晚上十一时许，敌方谈判人员陆续到达指定地点——景村小学。他们共来了三十多人，正式代表除和我们有秘密关系的王作亭、黄宪之之外，还有反动士绅殷古安、县三青团干事长杨鹏飞等。我方参加谈判的代表是：陈效真、蔡兴运、李正文、何史挺等。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谈判开始了。我方首先提出质问：对方代表中为何没有王离仙，也没有自卫团的人。对方回答：王离仙与共产党作对多年，王不来，是考虑他的安全问题。我方代表当即宣读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有关内容，严正指出：对于一切反动派，不问何人，不论罪恶大小，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真心实意地缴械投诚并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洛南解放，才能得到人民的宽大待遇。如果玩阴谋弄，明和暗抗，只有死路一条。接着，我方提出在武工队进军县城之前，对方应负责维护县城秩序，保护县政府机关资财和档案，不得有任何破坏、藏匿和外移。对此，对方都答应照办，唯有三青团干事长杨鹏飞一再要我方对王离仙等人的出路问题作明确保证。蔡兴运听后很不耐烦，几次拉着陈效真的衣角，不愿继续谈下去。谈判休息时，我方几位代表碰了个头，觉得尽管杨鹏飞为王离仙说话求情，但黄宪之等人确是真心促使谈判成功的，还是谈下去为好。谈判延续到深夜两点多，终于按照我方拟定的条件，双方签定协议，定于五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在景村南河滩举行王离仙自卫团投诚缴械仪式。
　　鉴于王离仙其人一贯反动，为防万一，我方代表于三十日早晨，向部队传达了谈判情况，要求大家做好两手准备：王离仙如来受降，我们表示欢迎；否则，就打进洛南县城去。传达完毕，蔡兴运和李守纯带领连、排干部去南河滩勘察地形，部署警戒任务和应变措施。队员们忙着擦拭武器。
　　午后两点到了，却不见对方有任何动静。又等了一刻钟，还不见一个人影。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王离仙于昨日夜带少数人逃离县城。这个消息并不使人吃惊，我们立即对部队作了简短动员，命令各连及区干队按原部署，进军洛南城。下午四点多，先头部队到达离县城东不远的兑山煤矿，并控制了县南的皇崇庙、馒头山制高点。此时，接侦察员报告，城内守敌均已溃散。   
　　洛南县城的解放，未费一枪一弹，武工队在成群结队的学生、市民的欢呼声中，开进城去。洛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站起来的这一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洛南县城解放了，新的更加繁重的任务是旧政府机关的接收和清理；新政权的筹备与组建；保卫县城和维护城内秩序；党的城市政策的宣传和市政管理工作等等。而我们既无任何实践经验，又没有接到地委和分区的指示，只得摸索着干。在工委临时领导下，陈效真、李正文、何史挺、薛前引等首先与各界人士接触，召集旧政府职员开会，阐明党的政策，责成他们暂守其职，积极协助我们办理接收和移交事项。其次，从武工队抽调部分干部、战士进驻县政府各机关，开始了接收工作。为了保卫县城安全，防止敌人袭击，部队的大部驻守在皇崇庙、馒头山一线，工委机关也设在城外的王墹村。蔡兴运和李守纯主要掌握和指挥部队，维护社会治安，查明洛南境内的敌情，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地委和分区接到洛南县城解放的报告后，派地委委员、军分区副政委李书全于六月七日到达洛南，同来的有严敏、陈寿益、倪耀堂等一批地方干部。同时，黎涛和他所带的一连也一起来洛南。他们到来的当天，便召开了干部会议，李副政委传达了地委、分区对洛南解放后的工作指示，宣布了新县委、县政府的组成人选和武工队番号变更的决定。地委指示以陈效真、严敏、何史挺、蔡兴运、陈寿益等组成中共洛南县委员会，陈效真任书记。县委对政权建设工作和部队实行一元化领导。县政府主要人选是：县长严敏、副县长何史挺、公安局长陈寿益、财政局长倪耀堂等。商洛武工队的番号改为洛南支队。县委、县政府组成了。武工队的番号变了，但仍然和以往一样，党政军不分家，是一个坚强战斗的整体。
　　六月九日中午十二时，党政机关和部队均移驻城内，在李书全副政委具体指导下，全面展开了城区各项工作。诸如：派出人员“铺摊子，搭架子，挂牌子”，成立新政府各机构，正式行使人民民主政府职权；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分头召开上层人士和各界代表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勉励他们根据党对工商业者的有关政策，继续正常营业；号召学校教职员工、医院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照常开课和就医等等。同时，对已解放的乡、镇，建立和建全政权组织，并做好夏粮征购工作。此外，为了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还派出宣传队，在城区和附近村庄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洛南县城及附近一些村庄便呈现出从来未有过的崭新面貌。 
　　九、剿灭残余反动武装的战斗
　　洛南县城解放了，但分散在县城北部和西部的大量反动武装还未消灭。据上级的敌情通报和我们的侦察，王离仙自卫团逃出县城后，已分散与乡保武装相结合，继续和我对抗；商县的腰寺、大荆的周寿娃匪部，经常出没在保安、永丰一带；渭、华一带解放后，敌保六旅及国民党第二、第八专署的残余势力窜抵两岔河一带，同周寿娃匪部勾结在一起；县北的石门和东北的伍仙地区的乡保武装与外逃入境之敌相结合等等。尽快地消灭这些敌人，不仅是彻底解放洛南全境、巩固新政权的需要，而且对全部解放商洛地区，配合西北野战军在关中作战有着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反动残余武装兵力却大于洛南支队十倍还多。
　　鉴于上述情况，分区首长率独立四团(五十五师一六三团改编)和独立五团(原陕南独立团)于六月下旬开进洛南，对政权工作作了指示，并决定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办法，消灭分散于洛南境内的残余反动地方武装。
　　按照部署，洛南支队的任务是剿灭洛南北部的敌人。六月二十六日拂晓，田申荣、李守纯带领一连、三连和一个区干队由县城出发，经过尖角、石门时，均未遇到敌人。下午四时许，先头部队行至杨氏城附近，发现敌人约一百余正在吃饭。我们猛冲上去，突袭敌人，俘虏十余名，其余敌人弃饭桶北逃。从俘虏口中得知，该敌是窜入洛境的华县保安大队。我们接着紧追不舍，至黄龙铺，敌人溃散钻山。当夜，支队宿营黄龙铺，并向该乡自卫队发动政治攻势，有十几个携带枪支向我投诚。次日，部队进至驾鹿，又有二、三十人缴械投降。第三日，支队以突然动作，包围了巡检司乡公所，守敌被歼。第四日，支队开赴石坡，敌郭博智等闻风逃窜。六月三十日，支队押着八十多名俘虏以及大批武器弹药凯旋回洛南城。
　　担负县城西部剿敌任务的独立四团，也严重打击了永丰、保安之敌，使两岔河、腰寺、大荆的敌人震动很大。独立五团一部出兵县城东部，剿灭了柏峪寺、灵口一带的残余敌人。
　　七月初，独立四团和独立五团因随分区机关执行其他任务，回师商县夜村。洛南境内的残余敌人又猖獗起来，有的明目张胆地扩充实力，抢占地盘；有的袭扰村镇，抢劫群众财物；还有已被击溃的残余势力又死灰复燃，妄图卷土重来。
　　面临这种情况，我们按照分区指示，研究确定了新的对敌斗争方案，决定由洛南支队抽调少数骨干，成立县公安队；在区政权比较巩固的地方，组建区干队和民兵组织，使之担负起配合部队剿灭敌人，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在剿敌部署上，本着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把敌人一股一股地消灭。
　　为了解除对县城的威胁，洛南支队决定先从实力较大的冀政昌头上开刀。冀是王离仙的部属，并兼任永丰镇镇长，手下有二百多人，长短枪百余支。连日来拉伕抓丁，派粮要款，偷袭我区政府等，并扬言攻打县城，气焰十分嚣张。七月上旬的一天，李守纯率三连、二连一个排和二个区干队，下午六时从县城出发，直奔永丰。据一名叫做何庚子的老乡说：冀政昌的人马现住在火烧寨的老爷庙，冀本人有时钻在家里，有时到附近的一个亲戚家，有时住在老爷庙，行踪不定，有时甚至一夜之间也要换几个地方。李守纯等分析研究认为，老爷庙是敌人的一个据点，冀藏在这里的可能性较大，随即决定：派二连这个排围抄冀政昌家；区干队到冀的亲戚家搜查；三连突袭老爷庙。当三连隐蔽接近大庙附近，形成了包围态势，正要派人勘察进攻路线时，被敌哨兵发现。敌哨兵刚喊了一声，就被三连干掉了。紧接着战士们冲进庙门，大喊：“不准动!”“缴枪不杀！”“解放军宽待俘虏！”睡在前屋的敌士兵赤身跪在草铺上，作揖磕头，请求饶命；躲在后殿的一帮家伙，凭借隔墙持枪顽抗。这时，三连长刘新治带领突击班猛扑上去，一颗手榴弹炸得敌人哭叫连天，抱头鼠窜。冀政昌见势不妙，拼命地闯门外逃。战士周安顺打了一枪，冀带伤滚下山崖逃走。战斗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敌一部缴械投降，一部从庙墙缺口逃走。过后得知，冀政昌逃命后，藏在西安养伤，以后被抓回处决。
　　永丰战斗结束后不久，两岔河战斗就打响了。逃窜到这里的敌保安六旅残部与周寿姓匪部相互勾结。实力达三、四千人，控制了大荆、腰寺至两岔河一带地区，为了剿灭这两股敌人，地委和分区特地派独立四团和独立五团与洛南支队联合作战。在军事上由军分区统一指挥，采取先歼灭保六旅残部，后瓦解周寿娃匪部的步骤。七月二十五日，商县、洛南的区干队和民兵，在板桥、永丰、保安、黑龙口、韩峪川及蓝田坝龙庙地区，积极活动，牵制迷惑敌人。分区令独立四团和独立五团绕道坝龙庙分别到达两岔河以西十里处和马角山集结；商县支队控制大荆以南地区阻敌南逃；洛南支队四个连和两个区干队，冒着倾盆大雨，于二十六日凌晨四时到达指定位置腰庄待命。晨五时半，发起总攻时间已过，还没听到上级的攻击信号。我洛南支队蔡支队长便带二连到前面察看情况，发现敌人对我警戒疏忽，便乘敌熟睡之机，毅然率二连冲入敌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接着洛南支队全部投入战斗。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及敌人的哭叫声混合在一起，震得山鸣谷应。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将敌保安六旅旅部、国民党第二、第八专署以及下属五个县府的残余势力三百余人全部歼灭，毙、伤敌副旅长姜炳功以下百余人。俘虏保六旅参谋处长孙英以下一百六十余人。二十七日，我洛南支队又在配合独立五团追歼保六旅驻黄川的一个团的战斗中，俘敌营长以下百余人。战斗结束后，分区领导率独立五团赶到两岔河，说明了因为夜间暴雨，四团和五团未能按时赶到。还肯定洛南支队机智果断，打得对，打得好。
　　尔后，洛南支队又奉命在腰寺、石板河、黑沟一带，发动群众，对分散隐蔽的敌人进行搜剿，许多敌人弃枪逃跑，我们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八月十五日，洛南支队回县城休整。没几天，又奉军分区命令，兵进伍仙地区，攻打张杰臣。张原是王离仙手下的大队长兼伍仙镇镇长。他凭借网罗来的三、四百残兵，自霸一方，与人民作对。我们曾派人劝其投降，他不仅执迷不悟，反而活埋了信使。八月二十二日，洛南支队分左、中、右三路，同时向伍仙进发。当日下午，中路和右路分别到达柴峪岭和柏峪寺附近，但发现张杰臣主力在李家山、南岭、李家河等地活动，两路便不约而同于晚十时奔袭该敌。中路攻击南岭之敌，右路攻击李家河之敌。敌人招架不住，乘夜色向桑坪方向逃跑，我两路分别进行追歼，抓了不少俘虏。这两路的战斗是迅速勇猛的，但在李家山两路的两个连(一连和二连)打了个误会仗，造成不应有的伤亡。八月二十四日，我三路分头到达伍仙周围，敌人不战而降，但是却没有见到张杰臣的踪影。为此，部队进驻寺耳街、柴家湾两地，展开了以瓦解伍仙地区残余地方武装和活捉张杰臣为目的的政治攻势。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残敌全部被瓦解，张杰臣本人走投无路，不得不向我投诚。
　　在洛南支队出兵伍仙期间，县公安队和三要区区干队还同敌人进行了两次激烈战斗。一次是王离仙部属倪长启、董家治带人袭击保安区政府，被陈寿益率领的县公安队很快平息，解救了被围困的区政府和区干队。另一次是投诚后又叛变的国民党三要镇长阎克仁，纠集一帮人攻打三要区政府后，逃至李家塬，被我三要区干队一网打尽。这时，企图以和谈为缓兵之计、顽抗到底的王离仙众叛亲离，潜逃在外。解放后，他在甘肃平凉被辑捕归案，处以死刑。
　　自此，洛南县全境俱告解放。九月二十三日，在县城西河滩召开了庆祝大会。十一月，洛南支队改编为陕南独立六团。
　　历史证明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建立武工队这种精干灵活的武装组织的正确和必要。武工队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游击根据地得以不断发展巩固，最基本的因素是，坚持党的领导，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党政军和各方面斗争的密切配合。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为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战友和群众，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
　　附记：
　　这篇稿件，是受曾在商洛游击根据地战斗过的一些老同志的委托，通过个人回忆和找有关同志座谈、访问，并参阅了一部分原始资料整理而成的。特别是李正文、李守纯、高凤山等同志还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作者
　　①陕南独立团的前身，原为商洛游击队独立一、二大队。一九四七年初，中原突围部队撤离商洛北渡黄河时，独立一、二大队编入中原部队第十三旅三十七团。一九四七年八月间，调出三十七团，编入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教导团。后在豫西陕县作战时，又从教导团调出，组成陕南独立团，共六百余人。
　　②商洛工委，系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相当于县委，属地委领导。当时，工委对根据地内的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