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简记
程藩斌
1947年3月，蒋介石进犯延安期间，我是西安空军基地供应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任西安空军第三供应处副处长)。现将国民党军进犯延安前后有关空军地勤活动的经过，略记如后。
扩修西安飞机场
1943年，美国因盟国关系，派空军在华作战，北战场以西安为前线机场，将其扩修为1800公尺，增修跑道一条和滑行、停机、疏散各道，机场可容两个大队约100架左右的飞机，B—24巨型飞机也勉强能够起落。同时又在鄠县修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辅助机场。
1946年4月，蒋介石下令将西安机场再延修500公尺，共为2300公尺，并翻修旧跑道、停机道。先后拨扩修工程费6亿元，至10月中竣工。为什么蒋介石要在这时花费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扩建西安机场呢?不言而喻，这是为了加强其空军在西北地区的储备力量，为进犯陕北解放区作准备。
空运部队增防榆林
陕北榆林是延安北面的门户，为一重要军事据点。当时驻防榆林的国民党军是邓宝珊部。邓非蒋的嫡系，一般认为他的动摇性很大，蒋介石对他很不放心。但榆林所处形势于邓颇为有利，蒋不敢贸然将他撤换。只好一面对他笼络，一面密令马鸿逵严密加以监视，防其异动。
1946年11月，当国民党军正在加紧进犯延安的军事准备时，为了增防榆林，戒备延安，并防范邓宝珊异动起见，蒋介石在征得邓的同意后，由胡宗南部抽调整编第二十八旅徐保部空运榆林。为了保守机密，不使延安方面知道，空运时特选择鄠县机场起运。12月下旬起运的前一天，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刘国运、司令部第三处(作战处)副处长李肇华和我偕同西安总站其他人员飞往鄠县安排空运准备工作。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也于同日由南京率领C—46、C—47型运输机20架飞到鄠县。他对我们宣布此次运输计划时说：“委员长命令，限三天内运输完毕，飞行必须避开延安上空，免使共产党知道我方军事部署情况。总站应迅速作好装运过磅准备，部队到达后，即行装运，不得迟延。”
部队是半夜赶到机场的。当地天气很冷，士兵饥寒交迫，机场也没有休息和避寒设备，他们全坐在又潮又冷的停机线上。经一排排的过磅后，就被赶着装上飞机。部队长为了防止士兵乘机逃跑，赶紧将机舱门关上。一些胆大的士兵，因闷得难受，大声叫喊：“这样还要不要我们去打仗?我们也是娘生的呀!”对此，我们也只有充耳不闻。据后来飞行员回来说：“到达榆林机场时，大部分士兵冻僵了，都是由飞机上抬下来的，真惨!”
这样连续运了两天多，用了80多架次，共运去3000多人。徐旅原是胡宗南部兵员比较充足的一个旅，至少有5000人以上，其他的兵到哪里去了呢?据担任联络的军官说：“兵在路上逃跑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未补充足额。”我们当然知道，国民党军的部队长吃空缺，原是习以为常不足为怪的。
进犯延安
1947年2月28日上午11时，蒋介石突然从南京飞到西安。下机后，迳至空军十一大队部，稍事休息，即召集国民党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绥署参谋长盛文、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刘国运等人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开至下午2时许始毕。蒋介石即飞返南京。
当晚，刘国运在空军司令部召集空军驻西安部队副队长以上、司令部副处长及作战处科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蒋介石亲自来西安所作进犯延安的军事部署要点。接着刘国运对空军出击作了详细部署，他说：“进攻延安是摧毁共产党的政治中心，消灭共军的有生力量，务必将陕北共军完全消灭在陕北地区内。这是委员长给我们的指示。我们要同心同德，忠于党国，方不负委员长对我们的教育。关于陆、空军的布置，陆军以刘戡、董钊两部为进攻主力；空军以协同陆军出战为主，必要时可以采取单方面出击。十一大队P—47战斗机在西安的有四十架，以担任侦察、掩护陆军攻击及陆空联络为主。九中队B—25轰炸机九架，以轰炸为主。由南京派来C—46运输机10—20架，担任空运。必要时再从南京、徐州调P—40及P—51战斗机到郑州基地参加作战。空军八大队B—24轰炸机调来后，可驻鄠县机场(在进犯延安战役中未参战)。太原方面的空军也同时参加作战。从现在起部队停止休假，至战事结束为止。十一大队从明日起逐日轮番派飞机至陕北各地进行侦察，发现敌情，立即报告。九中队整机待命出击。使用的炸弹，因延安没有大的建筑工事，无需重量炸弹，只需以杀伤为主的轻量炸弹。储存在汉中、宝鸡各站的油料和适用炸弹大部运来西安备用，能陆运者漏夜陆运，不能陆运者空运。运输力量，主要是集中西安区空军所有车辆应用，不够时由西安绥署调拨汽车协助。鄠县、临汾、运城、洛阳等各站辅助机场，应饬迅速加强准备。所有补给设备等事宜，统限3月10日以前集中完毕，如有延误，军法从事。”他并严令与会人员绝对保密，布置工作时，不准丝毫泄漏军事行动的机密。
从第二天起，C—46运输机十余架便开始从南京陆续运来油料，随即日夜不停地由飞机、汽车、火车运来各种作战物资。入夜，总站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汽车出入通宵达旦。
接连几日，从清晨到黄昏，战斗机不停地分批飞往陕北各地侦察。侦察任务都是派具有作战经验，熟悉陕北地理的分队长和参谋级以上的军官担任。据侦察报告，当时，国民党军到同官、韩城一带大军云集；延安方面，却未见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动迹象，延安城内安静如常，附近地区亦无特殊情况。直到最后两天，才发现有小部队行动。指挥部根据情况判断，认为延安方面，并未获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报，延安广播电台也没有透露我有进犯的征象。国民党军官员对此颇为高兴。有一天盛文对我说：“平日延安方面消息最灵通；这次因为我们部署迅速，行动机密，致敌人无从探悉，我们准可一举而下延安。”他说这话时摇头摆尾，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气。
空军在西安、郑州、太原等地集结各型飞机近百架，开国民党空军在一个战场上使用飞机之多的新纪录。3月13日胡宗南下达进犯延安的总攻击命令。3月14日晨，西安机场第一批B—25型轰炸机四架，满载炸弹，在P—47战斗机掩护下，向延安地区进行疯狂的轰炸，以配合地面部队进攻延安。接连一批一批的起飞，终日未稍间断。
连日的轰炸，经侦察照相证实，并没有炸到什么目标，仅地面有无数弹坑而已。陆军开始进攻后，除第三天在洛川以北与解放军一度发生战斗外，并无大的激烈战斗，可是前方报告，却说战事如何如何“激烈”，吹得天花乱坠，使得西安指挥部的高级官员，紧张了几天几夜；宣传机关也忙于发布“胜利”战报，以愚弄不明真相的人；后勤部则忙着征调军用物资，向前线输送；空军基地人员忙着加油、挂弹。整个西安市被所谓延安地区的“激烈战斗”闹得人仰马翻。
18日，战事进行到第5天，侦察机回来报告：“我军先头部队已进抵延安近郊，并发现延安以北有共军一部向陕晋方向转移，已通知部队追击。”19日拂晓据飞机侦察报告：“昨天发现的共军已不知去向，也无我军追击；我军大部队已围住延安城，城内街道上未见行人。”下午又据飞机侦察报告和前方电报，先头部队已进入延安。
胡宗南部在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的情况下进据延安后，大肆宣传，把“延安大捷”吹嘘得比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攻克柏林还要“伟大”。“捷讯”传到南京，奖金、慰劳品、勋章、升官状等也迅速飞来西安。胡宗南还在西安、延安专设招待所，招待中外记者和各界人士到延安去参观，并大开庆祝会，摆庆功宴，煞有介事地闹了许久。
胡宗南利用这次“胜利”极力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他下面的一批喽啰也争着冒充“功臣”，不可一世。在一次庆祝会上，胡宗南的总务处长蒋某得意洋洋地对大家说：“从此胡先生不会老死关中了，我们都有出路了。”
但是，这帮“英雄”们好梦不长。胡宗南部在侵占延安后一年的时间内，一个一个的整编旅、整编师乃至整编军相继被歼灭，到1948年4月，不得不撤出延安，龟缩关中；最后，仍逃不了其必然覆灭的命运。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供应处副处长。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一章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