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改变战略，胡宗南部重点进攻延安
范汉杰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所悍然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自1946年6月全面进攻起，到1947年2月止，其全面进攻的战略，基本上已为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所粉碎。乃被迫改取重点进攻战略，妄想集中两支主力，采取钳形攻势：即在东面由徐州略取鲁中烟台地区；在西面略取延安革命圣地，打乱革命神经中枢。然后进而夹击华北，求共军主力决战。
根据以上考虑，蒋介石除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于徐州设立司令部(代替原来全面进攻时失败的徐州绥署主任薛岳)，指挥三个精锐兵团向山东作重点进攻外，同时，秘密召唤胡宗南到南京，面授重点进攻延安的任务，当面指示机宜，命胡秘密集中其多年坐大关中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主力部队，务期一举攻占延安，歼灭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摧毁革命神经中枢，缩小解放区，以利尔后在华北、东北的作战。
先是，蒋介石于2月底已限定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一带的联络人员，一律于3月5日以前撤回延安。为了乘延安人心浮动的时候，便于减少抵抗，加强奇袭的威力，故预定于3月11日突然发起攻击。
我原任陆军总司令部副司令，从事部队的教育训练。3月初组织陆总徐州司令部，要我兼任郑州指挥所主任，当我正在郑州部署一切时，突于3月10日接胡宗南由西安派专机送来的亲笔信，大意是说蒋介石要我去西安协助他(指胡)进攻延安，任务是：专任蒋和胡之间的中继电话的传达和联络等事。因关系重大，务要我乘原机去西安。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使我毫无考虑的余地，乃于当日向徐州征得顾祝同的同意后，就于3月11日晨飞西安，是日胡已由西安出发到洛川去了。
那时，西安绥署和国防部一般参谋机构的联系，是由盛文负责的。我的任务只专负蒋介石和胡宗南之间的直接联系，为求通讯联络便捷，我就和王叔铭一起住在空军指挥所内。
蒋介石和胡宗南根据其主观设想的计划，事先已定好了逐日攻击到达的控制线，预计在陆空联合闪击的情况下，以七个作战日为准，一举攻战延安并进出于延安以北的预定到达线。原定3月11日开始陆空联合攻击，以空军轮番轰炸瘫痪延安方面的交通、联络和抵抗，于3月17日胜利进入延安城。
不料事不凑巧，3月11日那天，有由前美军总部空运的美国记者团赴延安访问，因蒋介石一贯捏造中国这次内战是由共军首先挑起来的，为了怕外国记者亲眼看到他主动进犯延安的罪行，就不能不把原定开始攻击的日期推迟。直到13日晨美国记者团离延安飞赴北平，胡宗南才按预定计划立即发起攻击，一方以空军对延安及其周围城镇要点疯狂的滥行轰炸破坏，并封锁黄河各渡口；同时，地面部队亦依原定计划，以广正面平行推进，满以为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不会遇到坚强抵抗的。胡并且预言要整编第一师第一旅首先占领延安，以提高其起家本钱老一师的威望。但一面又假装公道地颁布号令，说凡首先攻占延安的赏法币1000万元。
可是，事实并不朝胡宗南所想像的方向发展，当攻击开始的第二天，董钊军在临真镇、金盆湾一带，刘戡军在甘泉之大小崂(劳)山一带，受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强阻击，伤亡了好几千人。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控制线。胡宗南因此大动肝火，严责各部队迅速推进。各部队为了迎合胡宗南的意旨，从第三天起乃改变攻击方法，即以团为单位，齐头并进，采用钻隙迂回战法，实际上是迂回其名，钻隙其实，当乘隙渗入解放军阻击线后方时，即以快速度向延安挺进。这样一来，虽已按计划于19日中午攻入延安，但沿途并没有损害解放军多少毫毛，而所得到的却是一座彻底坚壁清野的空城，连一个老百姓也找不着。至于解放军的野战部队，共产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等机关的人员，则更是根本不知道他们向哪儿去了。董、刘两军进出于延安以北的东西线上，四顾茫然，一点情况也摸不着，竟不知今后应如何行动才好。此时胡宗南则忙于大吹特吹，说什么经过七昼夜的猛烈战斗，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一旅在摧毁敌之坚强抵抗后，于19日中午首先进入延安，共俘敌5万余人(原来胡宗南估计延安总兵力为4万人)。而且本来是整编第二十九军和整编第七十八旅首先进入延安，胡却以私心自用，硬把这项功劳记在整编第一旅的账上，以致引起对1000万元奖金的争执。胡不得已，乃各拨1000万元了事，但部队中都为此愤愤不平。
当空军方面根据其观察的结果，首先报告于19日正午占领延安的消息后，我吃苦头的时刻就到来了。因我的任务是专任蒋、胡之间中继电话的传达，在胡宗南几天以来“胜利”前进的情况下，一般都能按时得到他的情况报告，当然地面部队的情况一般比空军来的迟，但比较确实。这时，空军报告占领延安的消息后，陆军的报告还没有来，蒋介石便首先根据空军的消息打电话来问我了。他以掩饰不住的喜悦心情问我：“知道延安已经攻下了吗?”(因他不知道我同王叔铭同住在空军指挥所)我说：“已听得空军的视察报告。”蒋问我：“知道有哪些重要缴获吗?”我说：“陆军方面的报告还没有来，待我问胡宗南再说。”他催我赶快查问明白。但我问胡宗南时，胡却含含糊糊答不出，只说还在清查中，我也只好含含糊糊答复蒋介石。
这时的蒋介石，有如秀才待榜，怀着满腔的希望和焦虑的心情，不断地打电话追问清查的结果。不仅向我追问，也向王叔铭追问，问题的中心集中在“有什么重要的虏获?有中共首脑人物和重要的有关中共党政军文件没有?中共首脑人物去向何在?”所有这些，我也只能向胡宗南追问。可是天晓得，我问胡，胡也答不出。因为他们既没有虏获到什么人，也没有虏获到什么东西，更没有虏获到什么首脑人物。延安的空室清野很彻底，既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向导。不但处在第一线后方的胡宗南得不到情况，连董钊、刘戡他们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同样得不到情况。解放军和中共首脑人物究竟到哪里去了?谁也无法答复。尽管胡宗南谎报俘虏5万人，蒋自然知道是假的。蒋所要追问的是更为具体的情况。在蒋心目中的事，虽他并没有明白说出，我也知道几分。因为战事连连失败以来，多少有些顽固分子埋怨在重庆谈判时，不应该给毛主席以“龙归大海”的机会。现在蒋之如此关心中共首脑人物，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那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再三追问的结果，竟使他由失望而感到烦躁。为了掩饰他那种复杂的心情，他渐渐把追问的重点转移到“虏获了什么重要文书、档案、方案、计划、命令”等等上面，再三表示“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并着重指出“一定要查明共军的去向。”所有这些，我和胡宗南也都是苦心追求而不能答的，只好一概往后推，事实当然还是失望。我当时被卡在蒋介石和胡宗南之间，真是一问三不知，弄得非常尴尬，狼狈不堪。
我记得当时为了侦察延安附近解放军的去向，除在延安城郊由前线的地面部队派出许多搜索队，配合电台，直接进行地上搜索外；空军方面也派出了许多担任战略、战术侦察的飞机，进行中、远距离的搜索，对陕甘宁边区及山西各地都搜遍了，始终摸索不到中共中央首脑部门和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的去向。
同时，胡宗南还妄想欺骗共军潜伏在西安的情报人员，以便讹诈出前方解放军主力的踪迹。故意在西安用汽车把马思恭部伞兵总队向飞机场明里送去，暗里运回，一面在前方用降落伞投下许多木头人，异想天开地想因此讹诈出解放军的征候，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胡宗南为了伪造战绩，只好把自己部队的枪械，一捆捆的捆起来拿出去展览、照相，并把原来强迫编组起来的一些还乡团、地方团队及从陕南关中动员的运转部队和临时抓到的一些老百姓，统统伪装成为俘虏，还伪造了许多假坟堆，冒充战死者的坟墓等等，作为新闻记者采访的物证。同时把一个没有逃脱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当作活宝贝，把他送到各地去进行反共宣传。
董钊、刘戡两军，在攻占延安并进出于延安以北的东西线上，徘徊了好几天，因为得不到情况，不知下一步怎么走。这时，恰好为解放军故意在安塞附近暴露出来的目标所引诱，并经过飞机侦察证实。胡宗南即认为那是解放军主力所在，急令董、刘两军主力向安塞方面进出，结果扑了个空；而解放军主力却突然出现于青化砭，于3月25日一举把胡宗南留在青化砭的整编第三十一旅歼灭，活捉旅长李纪云。这是胡宗南进犯延安以来的第二次大损失。
这时，我在西安已整整住了15天，蒋、胡之间由延安到南京的长途电话线也已修通，已没有由我从中传话的必要了。同时，解放军“二野”部队已南下威逼徐州，并已截断陇海线，新乡已在被包围之中，东西的战局又紧张起来了，我就于3月24日飞回新乡。
(陕西省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郑州指挥所中将主任。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二章 胡宗南进攻延安，宁、青二马出动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