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前后
唐中和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为了达到独吞胜利果实、继续奴役人民的目的，决心投靠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反共内战，妄想消灭共产党。
国民党空军根据这一反革命的决策参照中共军队的分布情况，于1946年夏，将全国划分为五个空军军区，将所有空军兵力分驻在南京、上海、北平(北京)、西安、汉口、徐州六大基地，准备机动使用，配合陆军作战。
西安为空军第三军区，其辖区有豫、晋、陕、甘、宁、青、新七个省，地域最大，但其主要任务是配合胡宗南、阎锡山两部以及支援兰封以西陇海沿线开封、郑州、新乡一带的陆军作战，企图先打通陇海线、同蒲路，然后大举侵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搅乱解放军的指挥部署，从而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但由于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内战，再加国民党军内部十分腐败，矛盾重重，所以战争一开始，即处处挨打，空军虽竭尽全力支援，然战区辽阔，兵力分散，且解放军经常在夜间行动，无法侦察，无法阻击。所以胡宗南、阎锡山及沿陇海线的刘茂恩、王仲廉等部队，仍不免屡战屡败。我在国民党空军西安军区任职期间，亲身参与了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的活动，现将当时前后情况回忆如后。
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的组织及其所指挥的空军部队
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成立时以刘国运为司令，龚颖澄为副司令，赖逊岩为参谋长。司令部内分四个处。第一处管人事，下设有铨叙、任免两科；第二处管情报，下设有情报和反情报两科；第三处管作战，下设有作战、飞行安全、作战计划、空运、飞行等五科；第四处管供应，下设有补给和军械两科。此外，还有秘书室、督察室、财务科、总务科和通讯大队、气象大队及担任警卫的特务营等。司令部外面则有分布在辖区内各地的场站和归司令部指挥的高射炮兵团。
归第三军区指挥的驻西安空军作战部队计有；一个P—47战斗机大队——空军第十一大队，所属四个中队，其中有三个中队各有P—47飞机12架，另一个中队是P—40战斗机12架，共计48架。飞行员自中队长以下完全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成都空军军士学校训练出来的第一、二、三、四期毕业生，他们都参加了后期的抗日战争，已有相当的飞行作战经验。
还有一个隶属于驻汉口轰炸第一大队的B—25轰炸中队——空军第九中队，有飞机12架，是一个在抗日战争中属于中美空军混合团的有作战经验的轰炸中队。
此外，还有为了需要而临时调来的是属于南京空军第十大队或上海空军第二十队(两个都是空运大队)的C—47或C—46空运机一个至二个中队，飞机12—24架——最少时4—6架，最多时40—50架，经常轮流驻西安，归第三军区司令部指挥。
司令部的飞行科本身尚有大的小的“比契喀拉夫脱”各一架，L—5型飞机二架，担任联络。
进犯延安战役的空军兵力
1947年3月初，西安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已传闻将有一次重要战役使用大量空军兵力的消息。一两天后，事情逐渐明朗，是胡宗南部要向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要求空军大力协助。同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专派他的随从参谋(似乎是徐世庞，不能确定)至西安秘密传达此事。作战计划科即根据情报处所供给的在陕北的解放军有13个旅3个师共约10万人的情报和该地区地形，草拟了一个空军兵力使用计划：准备用在这一战役的有两个P—47战斗机中队，一个P—40战斗机中队，一个B—25轰炸机中队。这样，当时驻在西安的空军第十一大队，除了一个中队P—47已分驻太原和新乡两地外，其他三个中队及第九中队已全部投入这一战役，这在空军来说，兵力是十分充足的了。
从3月11日(记得大概是这一天)起，空军P—47、P—40、B—25就开始轮流不断地在陕北地区进行侦察，以支援洛川附近的胡宗南部队。
3月13日左右，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乘空运机赶到西安，并由上海第八大队调来B—24重轰炸机8架，同日到达西安南面鄠县(今户县)机场；又由南京第五大队调来P—51战斗机两个中队24架，到达西安机场。于是西安机场包括C—46、C—47、P—40、P—47，P—51、B—25将近有100架作战飞机。在一个机场上使用这么多飞机，这就急须加强指挥机构和基地勤务以及加油、挂弹、检修的能力。对攻击一个据点而集中使用这样大的空军兵力，国民党空军在抗日战争中也未曾有过，何况对手陕北的部队不多，地区不大，又没有防空能力，在作战处看来，已是小题大做，浪费兵力，但由此亦可想见国民党统治集团对这一战役的重视和极度凶残。
15日晨，据情报，解放军在甘泉集结，战况激烈，胡部要求空军支援，这天空军就使用了大量的战斗机和B—25轰炸机；16、17两日，空军以全力协助胡军向甘泉方面推进，同时以B—24重轰炸机对延安进行轮番轰炸。至19日上午10时，据空军侦察报告，胡军已侵占延安。
此役自11日起至19日止，空军所使用飞机共约300架次，据当时陆军报告的战果，解放军方面伤亡10000余，被俘2000人，侵占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王叔铭因此自诩这次战斗是他得意的“杰作”。
在胡宗南对陕北发动侵犯时，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其所以亲自到西安指挥空军作战，其中含有他和胡宗南的私人关系，他们原是黄埔一期同学。据说王自苏联学习航空返国之初，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但曾得到胡宗南等一期同学的援助。在1936年王任洛阳航空分校少校主任以前，还是一个中队长，抗战军兴后，他爬升得特别快，终于获得蒋介石的宠信，也是由于胡宗南、俞济时等黄埔一期同学及戴笠等人的支持，于是胡、王的私人交情很好。西安空军因不满胡以上级自居(空军第三区司令部与胡宗南长官部是平行机构)，工作中有不少摩擦，不大听胡的话，胡自然要告诉王叔铭的。所以在侵犯延安的战役中，王也就特别卖力，不但出动了多得出人意外的空军兵力，还亲自赶到西安指挥。
延安空军指挥所的设立与撤销
约在1947年3月24日或25日，空军据陆军方面的情报，解放军撤离延安后，在安塞、清涧、延长、瓦窑堡等地区集中，并说中共要人都在瓦窑堡。空军根据这一情报，又不断出动飞机向定边、靖边、瓦窑堡至绥德之线侦察，并向飞行员指明特别注意瓦窑堡和通向绥德路上的各种大小车辆。但均无发现。与此同时，胡宗南要求空军与他的陆军一样采取措施，至延安设立空军指挥所，派适当数量的作战飞机进驻该地。空军司令部表示同意，并要求胡宗南立即赶修延安机场，尽快建筑一所机场飞行指挥塔。约于26日，空军派L—5飞机一架，先去作了试降，并在修建工程上作了些指导。
4月，空军司令部派龚颖澄和我带了一个参谋去延安成立空军指挥所，派第十一大队中队长张省三率P—40战斗机八架进驻延安。胡宗南即将原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面与左侧的房子拨给空军使用，机场南端坡上一些民房经修改后作为空军站及油弹库。空军指挥所在延安连飞行人员、机械人员及场站人员共约40人左右。延安空军指挥所成立半个月后，龚颖澄就调回西安，改由我在该地负责。
胡宗南在侵占了延安以后，在各报记者面前表现出趾高气扬的神态，但他始终很怕解放军“出没无常”的行动，因此自延安设立空军指挥所以后，他要求空军出动飞机协助的次数更多了。有一天胡的副参谋长薛敏泉打电话给我说：“今天晚上胡先生要你去谈谈。”那天晚上，当我到达胡住的窑洞门口时，薛敏泉已在那里等候，进了胡的窑洞，只见胡一个人站着看墙壁上的插满了红蓝小旗的陕北形势图，见我进去，他只叫“好!好!”就到壁架上拿了一瓶威士忌酒说：“今天同你喝这一杯酒，我是不会喝的。”说完就一饮而尽，接着他问了问空军人员在延安的生活，有无要求?又说到他企图使用大兵力找解放军的主力决战，希望空军指挥所多使用飞机配合陆军的行动。我就对他说：“并不是空军方面吝惜使用兵力，实因有许多由陆军方面去的情报，从情况发生到传到空军指挥所，其中相隔时间太久，有多至十几至二十几小时的，这种情报在空军看来，已失去价值；空军方面要求时间不超过二小时(这是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美空军混合团，美方的空军指挥官是这样要求的，所以当时就以此作为根据)，因为空军拿到情报以后，即使立即采取措施，至少也要加上飞行前的准备时间和到目的地的飞行时间，这样情况可能又有变化。”胡听了再没有提出意见，只问在旁的薛敏泉：“为什么我们给空军的情报这样慢?”这就是当晚所谈的中心问题。
延安从建立陆、空军指挥所以后，西安、延安之间就不断使用空运机。有一个短时间(几个月)还规定了定期的班机，如延安的中央银行分行和它的大量钞票，都是由空运运去的；还空运了一个由国防部派出的以魏大铭负责的电台侦测组，据说是在侦测新华社电台的所在地。另外又给空运了一部分建造“蒋委员长官邸”的材料，那个建筑，花费很大，全部砖瓦都是由西安运去的，里面咖啡色漆的条木地板，沙发用具，一应俱全；平时锁着门，有专人看管，不让人进去。但委员长却从没有去住过一次。
延安空军指挥所是第三军区司令部作战处科长以上人员轮流前去负责的，惟因我曾在军校毕业，与陆军方面的关系较好，所以在那里负责的时间较长。大约1948年3月间，胡宗南在陕北的部队在一年之间被解放军逐次歼灭，非但不能再发动攻势，连延安外围甚至有时连飞机场都要受到威胁，因此，空军开始撤离延安返回西安。
延安空军的撤退工作，空军司令部亦派我前往负责。当时在延安的陆军人员及陆续迁去的陆军眷属，听说空军要撤退，人心十分慌乱，每当空运机到达机场时，他(她)们背着行李，携着儿女，赶至机场，要求空军让他(她)们搭机，每一次这样同时有几百人涌到机场，吵吵嚷嚷，争着要求先搭，秩序无法维持，因此空军只好决定在它本身所有机械及场站人员撤出延安后，这一工作即告结束(陆军方面人员也撤了一部分)。记得后来胡宗南的陆军指挥所撤退时，更是一片大混乱，在他们撤退途中空军还曾经派空运机去空投粮食(大部分是烧饼)，狼狈之状，可见一斑。
支援蟠龙的战斗
1947年4月底，胡宗南以为解放军主力已进绥德，又集中兵力，向绥德急进。空军方面派P—40战斗机四架为其警戒东西两侧，但抵绥德后，仍扑了一个空。
5月初，解放军一部乘胡宗南的主力北进之际，突向胡部驻守蟠龙镇之李昆岗旅攻击。胡宗南因其主力已不及返回解救，就近亦无部队可调去增援，焦急万状，连续电话要求空军支援，以待援军。约5月3日，西安空军自拂晓起连续不断派P—47战斗机B—25轰炸机出动。据第一批返航飞行员报告：“蟠龙外围，战况激烈，看来解放军为数甚多，且英勇异常，不顾飞机袭击，攻击前进，有的地点已分不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当日空军连夜又派C—47运输机彻夜在蟠龙上空侦察，企图借此威胁解放军。
4日晨起空军方面不断由胡宗南指挥部转去李昆岗的告急电讯，缺乏粮弹。空军当即派C—47飞机前往空投，一面又派战斗机极力支援。如此维持至4日黄昏，蟠龙电讯中断。当时据飞机侦察报告，镇之西端尚有零星火光。至5日晨又派飞机前往侦察，据飞行员返航报告：“战事沉寂，已经完了!”空军在这一战役中所使用的兵力包括P—47、B—25、C—47共约40架次，损失P—47一架，飞行员跳伞返队。
蟠龙战役将要发生的时候，解放军太岳部队已开始向晋西南的胡宗南部进击。在那一次战役中，时间长达近一个月，西安每日出动的飞机(P—40、P—47、B—25)至少有10—12架(平均)；被击落P—40一架，驾驶员副队长一人被俘，留在解放区约有两个月，后乘机潜逃偷渡黄河返回西安。他向空军司令部报告时，据说被俘期间备受优待，看管亦不严。问他既被优待，何必逃回?他说生活太苦。当时在晋西南战场上，虽然空军竭力支援，但仅约一个月，除了临汾、运城、安邑等几个较大的城市外，晋南其余地区全部被解放。此时，西安空军方面，认为胡宗南的战略有很大的失策，都说：“得了一个穷延安，失去一个富晋南。”
由西安逃跑的经过
1948年4月间，刘国运调升空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西安军区司令由总司令部第三署署长徐焕升接充。徐也是航校第一期毕业生，蒋介石对中共进行“围剿”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他都在空军部队，但对空军作战指挥缺乏经验，他在总部第三署时，大部分也靠其得力助手副署长毛瀛初(毛邦初之弟)。
徐到司令部后很少管事，甚至在每次作战会议上，只是听听，不出主意，可是对跳舞玩女人倒很起劲。
7月间，西安空军已得空军总司令部的通知，要将所有的空军眷属全部运往台湾，进行撤退准备。当时这一消息还不准对外泄露。但西安空军内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就人心惶惶，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各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去台湾吧!没有积蓄，到台湾后住房问题就无法解决，生活更不知如何，再怕以后流落异地，恐怕连生命也没有保障。不去吧!听说共产党手里容纳不了(刘国运临走前特地在司令部召集一次讲话中就是那样说的)。因此感到苦闷异常。这种思想在空军作战部队比较少，因他们认为自己是现役空军飞行人员，年纪又较轻，例如第九中队队长麦克登就开玩笑似地这样对我说：“不管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中国人，共产党总是要空军的，共产党来了，我们顶多换个帽花就得了。”空军总司令针对这些思想情况，对内部宣传说：“委员长特地拨给空军3000万银元，用飞机装运到台湾封存，给空军专用，空军人员及眷属到台湾后的生活已有保证。”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派他的亲信来传达指示，要求空军人员团结一致，不要三心二意，要大家服从命令云云。这样千方百计地用金钱、用政治压力等种种方法欺骗空军人员去台湾。其中最恶毒的一手，就是周至柔先把那些空军人员的眷属骗运到台湾去，迫使他们非走不可。
这个时候，我就把眷属委托空军第二十大队第十中队队长张长庚(系同学)自己驾驶的一架C—46空运机送到上海转杭州。我当时的打算是：一则杭州是故乡，亲友多，可以有照顾；再则航校在杭州笕桥，万一局势恶化到非走不可时只要我通知一声在航校的同学，他们立即可以把她们送上飞机运走，进退方便。不过我事前交代家里，即使局势到万分紧张，没有得到我的通知就不要走。
大局至此，原来气焰万丈的胡宗南也已经有点气馁了，但他还想作最后挣扎，企图保住西安。空军司令徐焕升也在司令部人事方面作了些调动，将我调任作战科长，韩参调副处长，刘荣光调空运科长。记得当时陕北的解放军已进抵郃阳、蒲城之线，胡宗南在西安的防守部队，已不能保障西安的安全，因此被迫着手先撤退空军作战部队的全部眷属及装备，接着又撤退空军司令部人员的眷属及作战物资。而空军作战部队则仍集中在西安使用，尽力协助胡宗南部队作战。
10月间，西安空军司令部为了准备在紧急情况下作最后挣扎和必要时能够乘机逃跑，将司令部由城内迁至机场，并特别加强了警卫，对外界人员，没有空军部门的许可，不准进入机场范围；在这样紧张情况中，副司令易国瑞送他的眷属到台湾了，接着司令徐焕升也把司令部工作交代给参谋长洪养孚，自己借口向总司令请示要公并送他的眷属跑到台湾去了。
从那时起，空军司令部的情报处已公开每天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原禁收听)，了解国民党军在各地惨败的情况，作为逃跑的参考。
此时消息传来，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全部被歼，整个东北已全部解放。而在沈阳的撤退中，最后一架撤退场站人员的飞机，几乎起飞不了。同时淮海战役已在开始进行。据空军情报，国民党军起义的起义，被歼的被歼，总崩溃的局面已是势所必然。此时，西安方面被包围得也越来越紧，于是空军司令部就决定除了作战科、情报科及其他各处、科个别人员外，分两路撤往台湾，一路经上海，一路先至桂林，再转台湾。一面派韩参去南郑，负责西北及西安撤往四川成都的汽车运输。在西安还有一批损毁的不能检修的飞机，当为废料作了紧急拍卖，原在西安以西的几个场站人员，均由兰州空运成都转往台湾。
司令部人员大大地减少了，在那段时间里，白天虽然很紧张，但我和参谋长洪养孚都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工作以后，每天晚上，驾车进城闲逛，以消愁闷。这个时候，我已得了一种寒腿病，在西安进行了中西医治疗都无效果，我已决心不去台湾。1949年1月底，我借口赴上海医病为名，只身离开了西安，我也就这样离开了国民党空军。
(浙江省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飞行安全科、作战科科长。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一章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概述)